我有病，跳广场舞也能治？听听艺术治疗师怎么说

脑子忘了的事情，身体却一直记得。“艺术治疗不是那么简单，不是光唱唱歌跳跳舞就能治病了，真不是。”

“比如说广场舞，它当然也有疗育作用，大妈们在同一个节奏里，做同样的动作，这种共同节奏，在舞动治疗里叫‘同频’，已经达到了舞动治疗最基础的功效了。但是有些更深层次的，比如创伤类的，或者身心疾病类的，长年累月的心理问题已经在身体上形成了一个变形，身体动作卡住，甚至给你的生活带来了长期困扰，在广场舞的层面已经没法解决了，就必须通过舞动治疗来帮助他们解决。”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2019年第8期

文| 本刊记者 邱苑婷 实习记者 聂阳欣

编辑 |周建平

全文约7180字，细读大约需要16分钟

用绘画表达感受也是经常被运用在工作坊中的手段

身体记住的创伤

心理咨询师王宇赤接待过一个膝盖疼的来访者。

女孩的膝盖长年累月地疼，但不是因为天气、风湿或者运动损伤。这疼痛总与女孩忽高忽低的情绪相连：和男朋友吵架了，膝盖会疼到走不了路；来例假之前，膝盖也隐隐作痛……膝盖的疼痛像她的好朋友一般，在她心情低落时便会倏然而至、陪伴左右。

陷入无底黑洞、挣扎着往上爬的感觉频频出现，女孩找心理咨询师求助，就这样找到了王宇赤。一开始，一切都是常见的咨询流程：在咨询室见面，聊天，彼此熟悉，了解情况。女孩提起了膝盖长期的疼痛感。

膝盖？王宇赤格外留了个心眼。

“那我们动动身体吧。”她对来访者说。

“动动身体”是王宇赤常挂在嘴边的话。她学习过舞动治疗，这简单的四个字里，对她来说，包含拉班动作分析、声音动作理论、切斯、镜像、凯森伯格、调频、共振、真实动作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舞动治疗中的各种理论、流派、工具。虽然仅是她众多心理学工具中的一种，但在来访者表现出明显躯体化的症状时，她通常会尝试运用舞动治疗中的所学。

问题症结并没有很快浮出水面。和女孩每周一次的心理咨询里，王宇赤都会安排一些动作的部分，让女孩先熟悉和自己身体的连接，彼此的信任也逐渐建立。大概进行到第八次，照惯例进行的舞动过程中，女孩突然感到腿特别疼，顺势双膝内弯跪在地上——这一跪，女孩竟然哭了。

边哭边跪坐在地上说“好痛啊”的女孩，断断续续告诉王宇赤自己记起了幼时的一个画面。三四岁时，有一次过年，女孩和爸爸妈妈、哥哥在广州逛花市，不小心摔跤，整个膝盖就这样跪在了地上。等女孩再抬眼，家人已经不见踪影。

肉体的疼痛、被抛弃的焦虑和惊慌，混在一起，攫住了这个小女孩的身体。

也不知在这样的恐惧中呆了多久，父母终于发现女儿不见、原路返回。看到摔跪在原地的女孩，母亲把她直挺挺地拎了起来，拍拍她说“没事没事了”。

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没有经过处理也没有经过询问，什么都没有。身体记住了经历痛苦时的疼痛与情绪，巨大的恐惧没有释放出来，全卡在身体里面，包括这种疼痛也凝结在身体里面。”王宇赤分析。

脑子忘了的事情，身体却一直记得。王宇赤找到了女孩的“药方”：在这个童年创伤记忆的重现场景下，作为治疗师的她要陪女孩把这段故事重写。她扮演“妈妈”的角色，蹲了下来，在女孩哭泣和倾诉的过程中不断回应她的情绪：对不起啊，当时把你一个人抛在这里，你一定很疼吧？一定很恐惧是不是？噢真的是。膝盖很疼吧？

情绪宣泄完，王宇赤让女孩感受自己跪坐在地上的腿。哪里最疼？稍微试着动一动。能不能试着只用一条腿挨地？再换另一条腿？

一点一点，女孩的双腿慢慢交替着动起来。能不能一条腿坚持的时间长一点？另一条腿也试试？一条腿能立起来了，慢慢地站起来，慢慢地走一走，慢慢地活动一下膝盖，伸着膝盖走，伸长一点走，再伸长一点走……

王宇赤 心理咨询师，注册德国舞动治疗师，心理咨询与治疗硕士、舞蹈教育学士

“感觉”背后的科学

用身体的动作去打破原来因创伤而“卡住”的状态，王宇赤这样解释。她蛮自豪，说那次咨询结束后，女孩的膝盖再也没有疼过。

王宇赤所运用的“舞动治疗”，属于艺术治疗（又称“表达性艺术治疗”）的一种。艺术治疗运用舞动、戏剧、音乐、声音动作等艺术手段达到心理疗育的作用，甚至用于临床心理疾患的干预或治疗。

第一次听说艺术治疗这个领域时，精神科规培医生洪云的想法是“不太靠谱吧”。作为一个在首都医科大学经历了七年制临床医学培养、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接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预备医生，洪云熟悉的是逻辑严密、诉诸认知层面的治疗诊断方式——检查身体各项指征，用数据、案例、学术文献和生物原理说话。她几乎不触碰“感受”。

但在舞动治疗工作坊，洪云到处听人在谈“感觉”。她被反复提醒，要“看到”自己的身体，感受身体的每个部位、感受空间、感受力度与流动、感受动作带来的心理情绪……她所参加的工作坊里，体验者并非病患，而是或多或少对心理学或某种艺术手段有兴趣、甚至有意通过系统培训成为治疗师的人。

从身体出发，真能抵达心理结构上的疗愈吗？

将信将疑中，洪云决定了解更多。彼时，洪云对精神科也陷入了某种怀疑和危机：明明从事着与人、人心最密切相关的医务活动，医生接受的训练却让他们习惯于冷冰冰地剖析病患，将之作为一具生物学上的躯体，而非活生生的人。

洪云开始试着了解、学习舞动治疗和戏剧治疗。无法量化的身体感受确实曾让她对这一领域有过怀疑，但类似这样的同行解释至少能给予她些许认知层面的信任——王宇赤以舞动治疗中最常见的“镜像方法”为例解释背后的原理。舞动治疗中，镜像（）简单地说就是通过动作的模仿与对方共情，若在团体中，让参与者互相镜像，也是团体热身、成员间建立关系的常用方式。

为了解释身体动作与情绪之间的关联，王宇赤提到大脑神经组织“镜像神经元”，这是动物在模仿其他个体行为时被激活的神经元，自1992年被提出后，一些认知神经科学与认知心理学学者认为，镜像系统为“知觉—行动耦合”提供了生理学基础。

“听音乐、舞蹈等艺术手段对于缓解焦虑紧张的情绪肯定是有作用的，它们能刺激多巴胺与5-羟色胺等神经递质的分泌。多巴胺能使人愉悦，5-羟色胺让人增强自信心、加强行动兴趣，这是有生物学基础的。”北京高新医院精神卫生专业执业医师徐杰并未亲身接触过艺术治疗领域，但他认为它和精神科里已被广泛接受的“工娱治疗”（通过适当的工作、劳动、娱乐、文体活动缓解精神症状的治疗方法）可能有相通之处。

可理解到这一步，对王宇赤等资深从业者来说远不足够。如果仅是这样，直接去唱歌、跳舞、绘画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一定要与心理学结合？面对诸如此类的质疑，王宇赤回答：

“比如说广场舞，它当然也有疗育作用，大妈们在同一个节奏里，做同样的动作，这种共同节奏，在舞动治疗里叫‘同频’，已经达到了舞动治疗最基础的功效了。但是有些更深层次的，比如创伤类的，或者身心疾病类的，长年累月的心理问题已经在身体上形成了一个变形，身体动作卡住，甚至给你的生活带来了长期困扰，在广场舞的层面已经没法解决了，就必须通过舞动治疗来帮助他们解决。”

邓肯动作分析工作坊

被困在语言中的人

的确，对于有些人，艺术治疗有它不得不存在的理由。

大屏幕上是两张孩子的脸部照片。一张露齿笑着，一张表情平静甚至略带严肃。“你们能分辨出这两个孩子中的哪一个遭受过创伤吗？”北美戏剧治疗协会前主席、戏剧发展转化法（DvT）创始人David 问在场的受训学员。

他又接着放了好几组类似的对比照。学员们发现，表情无法证明任何事：笑容可能是无忧无虑，也完全可能是遮蔽创伤的掩饰。

“用戏剧治疗来评估儿童是否遭受或目睹创伤事件”，这是David 带来北京的工作坊。群魔乱舞，若有旁观者偶然瞥见工作坊的场景，大概会这么评价。“现在，这半圈人要表演出很有威胁感的样子，然后一点点放大表演程度，用整个身体的动作去呈现出杀气！另一半圈，你们要表演被他们杀死。但是不要真的有身体接触，用表情、姿态和眼神！准备，开始！”在一片空旷、铺有地板的室内，人们有时围成圈，有时各自随意走动，时跑时跳时舞，有人在地板上打滚、叫喊甚至大哭，有人安抚，有人回避。

David在训练治疗师们的表演能力。这种戏剧治疗式的筛查方法针对三至八岁的低龄儿童。由于低龄儿童的语言能力发展有限，也由于他们尚不能完全分辨行为的正常与否，David寻思把戏剧表演元素融进儿童熟悉的扮演游戏中，在非真实场景下观察儿童应对不同场景的反应。在这种筛查过程里，咨询师要尽可能自然流畅地依次扮演六种角色，包括受伤者、冷漠者、瘾君子、引诱者、威胁者等。

David及团队的研究认为，如果孩子曾经处于类似的创伤场景，他在游戏式的筛查过程中更可能表现出非正常的反应，或者更自然地透露一些其现实生活的线索。David分享了一些实际筛查案例，比如在治疗师扮演一名醉酒的人时，经常目睹家长酗酒的孩子曾脱口而出：“我爸爸/我妈妈也会这样！”

从香港大学表达艺术治疗硕士毕业后，作为社工、治疗师的许德城也主要把艺术治疗运用在特殊教育儿童、青少年身上。在他带领过的一个以单亲家庭儿童为主的团体工作坊里，“来自单亲家庭”这种背景，不是孩子们会主动透露或轻易分享的信息。多数情况下，家长会告诫小孩：“不要出去说！”

直到工作坊进行到第四次，在讨论“小孩有没有压力”的议题时，有个男孩突然说：“我只有妈妈给我压力。”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爸爸。我爸爸自杀了。我妈妈说不能说。”

许德城能感到空气中有什么凝固的东西开始流动。这个小团体内的信任、安全感，在之前数次的舞动、绘画等过程中已然建立。随着男孩的分享，其他孩子也开始纷纷说起了自己的家庭故事。

许德城 香港大学社工系讲师，表达性艺术治疗师

在社工一线，许德城已经做了18年。他曾接待过一名确诊抑郁症的青少年，男孩有暴力倾向，在学校被同学欺凌、受老师责备，恨恨地告诉许德城：“我想杀死他们。”

如果搁在十年前，许德城会暗自发慌：“我该怎么办啊？”

如今许德城淡定多了，经验教他怎么分辨事实与情绪。他通常会观察对方的能量类型，选择放激烈或舒缓的音乐，用舞动、黏土手工等方式，先让其情绪通过身体充分地发泄。待对方累了、情绪也得到一定平复后，他再问：“你现在还想杀死他们吗？你觉得自己是真的想杀人呢，还是对他们的言行感到很不爽？”

男孩说：“不爽。”

“那你觉得自己可以怎么做呢？”

“以后当警察，把他们都关进去！”男孩想了想，给出了这样的答案。许德城笑，他觉得这已是更好的思维转向。

类似的案例做多了，许德城逐渐发现，这些被困在心理问题里的人们，其实许多时候只是缺乏一个被全然尊重、聆听、理解与接纳的机会。

舞动治疗师杨阳则在亲密关系工作坊里对夫妻情侣们的隔阂有了更多的理解。因为长期的沟通失效，语言对他们来说，并不是最合适的打开心门的那把钥匙。这时候，舞动、音乐、美术、戏剧等艺术方式，便成了一个更好的选择或辅助工具。按王宇赤的说法，“因为艺术本身就是人的本性”。

在怀疑与挫败中探索

作为工具，艺术治疗也有行不通的时候。在面对经历过重大创伤如性侵、家暴、战争等等的来访者时，艺术治疗能做的依然有限。又比如对于重度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等，药物治疗是必须，诸如艺术治疗等其他手段只是辅助。

重庆精神卫生中心重症病房护士长刘小林经常性地产生自我怀疑。她在繁重的工作之余学习舞动治疗。此前，刘小林接触过系统式家庭治疗等各种流派，但体验下来总觉得不太适合自己。直到参加了一次为期五天的舞动工作坊：第一天，导师让大家用脚打招呼，在房间里走走看看，她心想“搞什么呀”，想打退堂鼓；但第二天，在用身体去探索自己的安全空间的“安全之舞”中，刘小林发现自己的空间不停地被人入侵。事多又不善拒绝的她的确常犯焦虑。作为护士长，大到病房小到棉签她都要管，患者在她下班后咨询，她也有求必应，每天下班总是延迟。虽然心里得到了奉献的满足感，但久而久之，“特别累”。

艺术治疗工作坊中，导师正在带领受训治疗师们体验

意识到边界问题后，她开始尝试学习说“不”。疗育效果在自己身上体现了，刘小林想，这个不错，就这样一头扎进了舞动治疗的深水。

但无论是做个案还是带团体，只要在精神病房实践，难度系数总会呈几何级数增长。个案咨询时，她要试图分清对方说的是现实还是幻想，往往在听对方倾诉半小时之后才彻底意识到对方所说的全是臆想。常见的一种幻想是：“外面有人要害我，这么多人、车都是来抓我的。”

以前她会试图安抚：“不是呀，你看我们都穿着白衣服，是天使，是来保护你的。”但对方固执地摇头，拒绝相信。

舞动治疗的学习给了刘小林另一种方式。再听到病人这样说时，她会用身体动作和患者建立关系，通过身体共情，更好地去理解那个那么多症状支配的身体的害怕和不安等情绪，比如也学病人一样把身体收缩起来，紧绷肌肉：“欸，好像是很害怕哦。我觉得我身体有些地方有点酸，你呢？”对方听完会有意识地直起身子：“是的是的。”

真的有患者在做了八次咨询后症状好转很多，刘小林打心里高兴，但第九次家属就上来要求开“能上班的证明”了，她有点无奈。

刘小林也在医院带领舞动团体。一开始是在轻症开放式病房，参与者是诸如失眠、焦虑、强迫症、轻中度抑郁、轻度精神分裂症的患者，都有正常的交流沟通能力，与非患者团体唯一的差别是，他们在分享环节绝不会说“我是没有边界的”之类的话，只会说“像小时候一样好开心哈”“希望我们早点好起来”。

每次听到这话，她就开始怀疑：“这个真的治得好吗？”

等她被调到重症病房后，挫败感就更明显了。在重症病房再开展舞动团体活动时，她不得不多请两个工作人员协助自己。有暴力倾向、有明显逃院行为的患者显然不能参与，“稳是第一位的哈！”刘小林操着一口重庆口音的普通话反复强调。

最近刘小林开始带自己的第一个连续舞动团体，六人，连续五天、每天一小时，以青少年精神分裂症患者为主。她用拉班动作分析的元素来理解，精神分裂症在空间关系上是“连接”缺失、动作流动偏束缚，而阳性症状与阴性症状的动作又有不同的力量与速度特征。因此，她把“连接”和“稳定”设计成精神分裂症舞动团体的主要目标。

从报备活动、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到招募、找医生推荐合适的患者参与，再到说服患者及家属同意，没有一个环节轻而易举。第一道坎是，她首先得让医院领导、科室医生和护士、患者及其家属明白，舞动治疗到底是什么。

刘小林 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重症病房护士长，中德舞动治疗师（认证中）

尚未燎原的星火

刘小林在重庆精神卫生中心做过最累的一场团体工作坊，重症病房有四十多人参与，围成一大圈，全穿着蓝白相间的病号服。有人会突然从团体中走开，也有人经常走着走着就停在窗子前，望着窗外说：“外面的世界真好呀！”

现场十来位工作人员协助，一整场下来，刘小林嗓子全哑。“很伤我自己的。其实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这类功能较低的人群，带这么大的团体也不合适。”

要成为一名认证艺术治疗师，以中德舞动治疗师为例，要经过330学时的一二三阶受训、210学时实习，分别30学时的体验、督导、舞蹈，加上数次考试与40到60页的毕业设计，花费数年时间，且价格不菲，总共约5-10万。终身学习是必须的，此外，每位治疗师要定期接受心理督导。刘小林也会预约更资深的艺术治疗导师，50分钟就是1500元。但目前在医院，她带领的舞动团体基本是义务的，就算收费也是象征性的几十元——收费与否会大大影响到患者及家属的参与度，家属听说有活动，开口问的第一句话往往是：“要钱吗？”

为了得到更多理解和支持，刘小林曾面对院里上百号人演讲，介绍舞动治疗的种种。在国内，艺术治疗这一领域近十年刚刚起步发展，甚至没有在心理学、精神科专业领域内得到完全普及，哪怕在国外，艺术治疗也属于小众。王宇赤说：“在国外，精神科医生是第一流的，精神分析师是第二类的，艺术治疗师是第三类、不入流的。”

“而且光学舞动（治疗）是不行的，要有对人内心结构的理解。这么多年，就没有重样的。”她补充。

在从业十余年的王宇赤看来，好的心理咨询师需要30%甚至是50%的天赋。一个好的心理咨询师应该是其毕生所有知识、经验与人格的整合，通过观察动态生发出合适的应对方案，而不是强行在来访者身上机械套用某种理论流派。

不同的人，有时他们的躯体化表现看似完全相同，适用的处理方式却截然相反。王宇赤遇到过不少紧绷的来访者，比如双臂抱在胸前，有时她会引导他们慢慢打开双手，感受身体从收缩到开放的状态变化；但有人会直接拒绝。

她理解对方是个防御型的人，很快换个思路引导：“可能你不习惯打开，你觉得需要保护自己、需要防御什么，那我们就把这个铠甲再加固一点，再使劲，绷得更紧一些，这样是什么感受？”

“你能完全地和他在一起，才能够深刻地理解他，深刻地理解他的身体、深刻地理解他的感受。那个方法不是想出来的，而是在你深刻理解他的基础上，根据你多年的经验和已经自动化、内化的那些知识，直接从你的身体里生发出来的。”

刘小林也有困惑。舞动治疗目前为止没有量化评估其效果的工具，她为此在各种工作坊和课程上问过许多国内外导师，暂时没有得到明确答案。对在医学体系内工作的她，这会带来不小的困扰。但她也清楚，“必须慢，有速成的想法很危险。不可能治好，只能希望有一些改善，比如能够主动招呼医生了，能意识到发病情况并简单拍打自己、有把自己拉回到现实的基本意识和简单动作了。”

精神科规培医生洪云则说，从学习精神科医学知识，到学习艺术治疗的过程，像从确定走向不确定，从有框架走向无框架：

“在有框架和无框架之间，我们应该处于什么位置？戏剧疗育发展转化法的理论提出，世界是不稳定的，我们要降低对不稳定性的恐惧，而不是死死抓住那些框架。”

听起来，像是人类理解整个世界的变化轨迹。

（特别感谢李微笑对本文采访提供的帮助。除受访者照片外，其他照片由阿波罗创艺疗育国际峰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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