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人世界，一塌糊涂，不可救药 | 重读《朝花夕拾》

1、动的精神

鲁迅一向关心中国的儿童问题。很早他就写过《我们怎样做父亲》，后期也有《从孩子的照相说起》，其中说道：

但中国一般的趋势，却只在向驯良之类——“静”的一方面发展，低眉顺眼，唯唯诺诺，才算一个好孩子，名之曰“有趣”。活泼，健康，顽强，挺胸仰面……凡是属于“动”的，那就未免有人摇头了，甚至于称之为“洋气”。

中国的孩子们从小就是以“静”为培养的原则，非常反“动”。南宋时的朱熹在过去一千年里影响最大，他在《童蒙须知》里写道：

凡人子弟，须是常低声下气，语言详缓，不可高言喧哄，浮言戏笑。父兄长上有所教督，但当低首听受，不可妄大议论。长上检责，或有过误，不可便自分解，姑且隐默。

凡行步趋跄，须是端正，不可疾走跳踯。若父母长上有所唤召，却当疾走而前，不可舒缓。

凡喧哄争斗之处不可近，无益之事不可为，谓如赌博、笼养、打球、踢球、放风禽等事。

这是何等束缚人身和人心的教条呀！与儿童好动不好静的天性格格不入，长此以往，只会造成“缩小的成人”：“屏息低头，毫不敢轻举妄动。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装出死相，说笑就是放肆。”（《忽然想到（五）》）

鲁迅反对这些僵死的规定，他希望孩子们能动，能跳，会说，会笑。《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就充分地展示了一个天性活泼的孩子，怎样从无拘无束的自由天地逐渐走向拘禁和规训的过程。

△三味书屋

我们不妨先来数一数，《朝花夕拾》里面有哪些地方违背了朱子的教训？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有拔草、翻石头、跳石井栏；《琐记》里，有吃冰、打旋子；《五猖会》里，看迎神赛会。这些都是朱子所说的“无益之事”，小孩子是不能做的，比如说“笼养”。鲁迅有没有写过“笼养”？写过，而且不少。第一篇《狗·猫·鼠》里，讲到养在纸盒里的隐鼠。还有《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在雪地里张筛捕鸟，所得麻雀甚多，可是养不过夜，也都属于“笼养”之事。还有“放风禽”，他在《野草》的《风筝》里面说，他很后悔把弟弟所编扎的风筝踩碎了，这是一种对于弟弟精神上的虐杀。

长大以后，读了西方的儿童书，才知道原来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朱子的教训，无疑是对孩童精神上的虐杀。

好在我们中国的圣贤并不都是朱熹那样。同样是理学大师，明代的王阳明的《训蒙大意》就通达近人情，合乎现代精神。他说：

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

儿童的习性就是喜欢高高兴兴地游玩，而怕被拘束，就好像草木刚刚萌芽，如果你一味压制，就会萎缩下去。如果任其自由生长，就会枝繁叶茂。王阳明的教育思想，符合我们现代人的观念。我们现在都希望孩子们自由活泼，在身体上和心理上都能够愉悦。但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家，总是力主孩童们举动要严肃，思想要诚敬，形成最近一千年来中国主流的儿童“规范文化”。

但是，宋代以前，孩童教育却是另外一种情形。儒家的教育思想本来是非常健康的。比如《论语》中，孔子就感叹而且赞赏这样一种境界：“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一千年前的一千多年，是属于动的时代。

西晋左思的《娇女诗》，写他的女儿“驰骛翔园林，果下皆生摘”“贪华风雨中，倏忽数百适”，晚唐李商隐的《骄儿诗》，写他的儿子“青春妍和月，朋戏浑甥侄。绕堂复穿林，沸若金鼎溢”。盛唐大诗人杜甫的《百忧集行》自述道：“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笑闹不禁，嬉戏不绝，这才符合儿童的天性，也符合现代的幼教观念。读到《朝花夕拾》里关于童年的回忆文章，孩子们游戏，甚至淘气，疾走跳踯，生动活泼，充满动的精神，我们都会发出会心的微笑，想到古往今来，没有什么圣贤教训真的能把孩子们的手脚捆起来。

更为美好的是大人带着小孩玩。现代小说家汪曾祺回忆抗战时期在昆明的生活，有一篇随笔《泡茶馆》，里面写道：

茶馆的墙壁上张贴、涂抹得乱七八糟。但我却于西墙上发现了一首诗，一首真正的诗：

记得旧时好，

跟随爹爹去吃茶。

门前磨螺壳，

巷口弄泥沙。

是用墨笔题写在墙上的。这使我大为惊异了。这是什么人写的呢？

据说这是明代陈白沙的诗，后面却还有两句：“而今人长大，心事乱如麻。”这两句拿《朝花夕拾·小引》里的话说，“便是现在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这一本《朝花夕拾》，其实就是鲁迅从“记得旧时好”写到“而今人长大”，是一篇童年时光的“悲哀的吊唁”，是一篇《失乐园》。

2.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值得注意的是，儿童的生活里不只是嬉戏玩乐，长身体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长知识。废名是周作人的弟子，但非常崇拜鲁迅，他写过一篇《教训》，里面有一节谈的是“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我个人做小孩时的生活是很有趣味的，……我好读书而不求甚解，对于鸟兽草木都是忘年交，每每没有问他们的姓名了。到了长大离乡别井，偶然记起老朋友，则无以称呼之，因此十分寂寞。因此我读了孔子的话，“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我佩服孔子是一位好教师了。倘若我当时有先生教给我，这是什么鸟，这是什么花，那么艺术与科学合而为一了，说起来心向往之。

显然，鲁迅比废名强，他好奇而且有探索精神，从小就能把艺术与科学合二为一。为什么这样说呢？翻翻《朝花夕拾》就知道，里面比比皆是对鸟兽、草木、虫鱼的描写，植物有皂荚、桑椹、何首乌、木莲、覆盆子，动物有蝉、黄蜂、叫天子、油蛉、蟋蟀、蜈蚣、斑蝥等等。对这一切，小时候的他，就不只停留在感性的认识，他会去查资料，看这些草木鸟兽虫鱼的图鉴，比如《山海经》和《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还有《花镜》《尔雅音图》和《毛诗品物图考》，诸如此类。

△《山海经》（闽格古斋藏板，明郑煾校刻本）

他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在三味书屋里他会问老师，这个书上的“怪哉虫”到底是一个什么虫。甚至一些传说中的动物，比如拇指一般大，养在笔筒里，会舔墨的墨猴；又比如美女蛇，和能吸蛇的脑髓的飞蜈蚣，他都有强烈的兴趣想搞清楚。他在《看图识字》一文里写过：

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处，想到昆虫的言语；他想飞上天空，他想潜入蚁穴……

他这么说的时候，想到的一定是自己的童年。他从小就是把诗人的趣味和科学家的趣味结合到一起，也一直保持着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心。《琐记》里写他读《天演论》：

“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

鲁迅先进了矿业学校，又到了水师学堂，最后毕业于医学专门学校，掌握了矿物学、解剖学、霉菌学等学科知识，却弃医从文，是一个在感性和理性两方面都非常发达的人物。这个种子，我们读《朝花夕拾》就知道是什么时候播下去的。

鲁迅追怀儿童的时光，有一些非常动人的场景。比如，《朝花夕拾》里面有两处写到夏夜纳凉，既有艺术与诗的氛围，又不乏科学的趣味。鲁迅在《呐喊·自序》里，就写过他在绍兴会馆的夏夜乘凉，晚上会有槐蚕落到脖子上，冰凉冰凉。《朝花夕拾》里面也有两处，一处是在《狗·猫·鼠》里，写树下乘凉的时候，很庆幸故事里的猫没有教会老虎爬树的本领，否则现在树上会爬下一个老虎来，多可怕。一处是在《百草园与三味书屋》里，写到美女蛇，叫你你可不要应答。

鲁迅写这些的时候，伴随着光影和声音。他说猫从桂树上下来，沙沙地有趾爪的爬搔声；飞蜈蚣来了，沙沙沙！风雨一样的声音。儿童记忆中间少不了有一些恐惧，它们结合成为细枝末节缠绕起来的立体的文本。所以说，《朝花夕拾》对儿童时代的呈现，对小孩子心理、行为、话语的描写，非常全面、细腻、深刻，牵动着我们的心弦，所以才会引起一代又一代人的共鸣，承载我们的集体记忆。

3. 超自然的好奇心

这种恐惧、紧张，以及伴随着的期待、失落、失落之后的怅惘，在儿时的鲁迅身上有很特别的表现。他的世界里有一块地方，是今天的孩子们不大明白的，那就是一个鬼魅的、神秘的，甚至是迷信的世界。鲁迅在自然的好奇与科学的信仰之外，对超自然的东西也具有强烈的兴趣。有时候，我们甚至可以说，他被迷住了。在《二十四孝图》里，他说：

我的小同学因为专读“人之初性本善”读得要枯燥而死了，只好偷偷地翻开第一叶，看那题着“文星高照”四个字的恶鬼一般的魁星像，来满足他幼稚的爱美的天性。昨天看这个，今天也看这个，然而他们的眼睛里还闪出苏醒和欢喜的光辉来。

这眼睛里闪着的“苏醒和欢喜的光辉”，是对着“恶鬼一般的魁星像”而发的，除了“爱美的天性”，恐怕还有对鬼神世界的好奇和迷恋。

如果我们问同学，世界上有没有鬼？回答当然是没有。我们今天的教育有一个巨大的成果，就是把鬼神彻底从我们的思想中驱除了。唯物主义的小孩子们，已经彻底没有神与鬼的概念了，现代的社会生活中也找不到鬼怪的影子了。但鲁迅那个时代不一样，鬼跟人如影随形，玄幻跟真实往往混在一起。那时候城市都还像乡村，邻里关系很近，相互之间信息是共通的。这一个池塘曾经淹死过一个小孩，那一座屋子的梁上曾经有女人在上面吊死。大家口耳相传。那些人虽然在肉体上彻底消失了，灵魂还在这个世界上游荡。而且，举头三尺有神明，书有书神，灶有灶神。鲁迅二十岁时就写过文章送灶神、祭书神。现在我们当然就说，这是迷信。但鲁迅对于鬼神世界，那些阎罗天子、牛首阿旁、城隍、无常，就是有拦不住的好奇。

鲁迅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他是科学的，也是迷信的。科学是他一生的思想主干，迷信倒是点缀他感情和经验的枝叶。这些枝叶形成了厚重的阴影。他有一个通达的说法，说是内心朴素的农民，一年劳作到头，“必求一扬其精神”。喝喝酒，看看戏，拜拜神，就是让精神的压力释放一下。

鲁迅小时候喜欢看迎神赛会，喜欢看戏。《社戏》那一篇小说就是证明。我们的孩子们现在很难想象，在一百多年以前，人们的文化活动多么贫乏，乡间一演就是好几个晚上的大戏，哪怕演员很蹩脚，都是了不得的文化大餐，能给人以难得的享受。鲁迅最初的美育教育中，这样的社戏和迎神赛会占有很重的分量。

《朝花夕拾》就典型反映了鲁迅思想和情感中对神异世界的兴趣。《无常》这一篇，还有《五猖会》那半篇，都是写这个题目的。很多人对《无常》这一篇评价很高。

周作人说：“活无常的描写实在很是出色，真足够做他永久的纪念，此外只有一篇《女吊》可以相比。”夏济安在《鲁迅作品的黑暗面》里说：

鲁迅对其中的一些鬼魂甚至还悄悄怀藏着爱意，譬如，他对目连戏里的鬼魂人物就带着一种宠溺的偏爱。极少有作家能这样热忱地描写这种恐怖的题材，而鲁迅作为社会改革家，竟然对民间流传的迷信思想怀有同情，更是出人意料，也正因为如此，《无常》《女吊》两篇作品才显得愈发珍贵。

鲁迅对于鬼神世界的好奇，就在于这“同情”二字。同样是写神仙狐鬼精魅故事，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曾经得到鲁迅这样的评语：“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畸人异行，出于幻域，顿入人间”。“异类”有“人情”，“幻域”即“人间”。鲁迅笔下的鬼神不也是这样吗？《无常》里说他“在故乡时候，和‘下等人’一同，常常这样高兴地正视过这鬼而人，理而情，可怖而可爱的无常；而且欣赏他脸上的哭或笑，口头的硬语与谐谈……”。

无常是“鬼而人，理而情，可怖而可爱”，虽然是以鬼的面目出现，但有着人的七情六欲，而且合人世间的情，也合人世间的理。为什么过去的社会上有那么多迷信的人们？因为有苦无处说，有冤无处申，所以才把希望寄托在阴间的鬼神身上。

他们——敝同乡“下等人”——的许多，活着，苦着，被流言，被反噬，因了积久的经验，知道阳间维持“公理”的只有一个会，而且这会的本身就是“遥遥茫茫”，于是乎势不得不发生对于阴间的神往。人是大抵自以为衔些冤抑的；活的“正人君子”们只能骗鸟，若问愚民，他就可以不假思索地回答你：公正的裁判是在阴间！

裁判是严厉的，但又是通情达理的。鲁迅写无常很爽直，有人情，可以做朋友，所以才“可怖而可爱”。鲁迅在写无常、城隍，甚至美女蛇等时，都是一面很紧张，一面又很快活。他真懂得儿童的心理，要刺激，又害怕。大人有“对于阴间的神往”，小孩则只是好奇和迷恋。那种紧张的期待，那种刺激和害怕交织的辰光，鲁迅再也回不去了，所以他在《朝花夕拾》里，给了很大篇幅加以“悲哀的吊唁”。

△ 吴冠中，1997年油画《鲁迅的故乡》

四、成人的世界

“一塌糊涂，不可救药”

告别了蟋蟀们，告别了覆盆子们，告别了迎神赛会和社戏，《朝花夕拾》告别了美好的童年，写到了少年和青年。《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事实上已经从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离开了，他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世界也就越来越成人化，而成人的世界是离奇的、芜杂的、难受得多的。《二十四孝图》里说，“在中国的天地间，不但做人，便是做鬼，也艰难极了”。但是，鲁迅的批评并不是那么激烈，他觉得这个世界可笑的成分大于可恶。如果归纳一下，成人的问题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做事情马马虎虎，经常处于一个“不甚了然”的状态；二是到头来也没有一个解决办法，什么都没法改变；三是一种劣根性，喜欢背后发议论，那就是流言的“切切察察”。

1.“不甚了然”

《琐记》里面提到了一个青龙山的煤矿，把以前的技师辞退了，换了一个“不甚了然”的人，理由是原来的技师薪水贵了，而开煤矿并不难。“于是不到一年，就连煤在哪里也不甚了然起来……”“不甚了然”几个字很轻描淡写，但是却很关键。比如《琐记》接下来写到日本留学，大家都没有经验，就去请教一个早一年毕业的“前辈同学”——这是个生造词，自带讽刺意味。那个人就说，第一，日本的袜子不能穿；第二，要多换些他们的现银。结果到了日本，中国袜完全没有用，而且一块钱的银元日本早已经都废了。可见那位仁兄也是“不甚了然”。

《朝花夕拾》里，鲁迅对中国社会，对中国近代种种落后情况的批评，没有《呐喊》《热风》那么尖锐，主要是揶揄和不动声色的冷嘲。中国人的主要问题是不专业，不认真，凡事马马虎虎，总之是“不甚了然”。我们可以集中来看一看《父亲的病》。

中医在鲁迅的眼里，是中国人“不甚了然”的重灾区。《父亲的病》对中医的批评，就是在于他们没有科学的态度，说什么“医者，意也”，其实就是靠猜，靠碰运气。有一个病人，百药无效，一个叫叶天士的先生，只在旧方上加了一味药引，也就是梧桐叶子，只一服，就豁然痊愈。说什么梧桐先知秋期，故以秋气动之，就OK了。“我虽然并不了然，但也十分佩服。”

《无常》里写郎中，开了药方：附子、肉桂，外加牛膝。“第一煎吃下去，冷汗发出；第二煎吃下去，两脚笔直。”鲁迅在笑谑之间，就把一个中医的昏庸误人写出来了。《无常》引出的苗头，到了《父亲的病》就大写特写。

《父亲的病》出现过两位名医，“凡国手，都能够起死回生的”，开了许多稀奇古怪的药方，但最后父亲还是去世了。《父亲的病》里写到的两位老中医，其相同点与不同点，都很有趣。相同点是：第一个，出诊费都高，高到一元四角一次，当年是一笔巨款。第二个，态度都好。前一位讲话“极其诚恳”，后一位也“恳切详细”。

不同点是，第二个，用药怪。前一位已经很怪了，要经霜三年的甘蔗。后一位更怪，要一对原配的蟋蟀。为什么要原配呢？离了婚再结婚也不行吗？鲁迅在写的时候，已经是很冷静表达了，他只陈述事实，并不戳穿他们事实上无能的真相。

第一个不同点，就更有意思了：“前回的名医的脸是圆而胖的，他却长而胖了：这一点颇不同。”——没有比这个更辛辣的讽刺了，表面上却一点看不出来。鲁迅的意思是，除了高矮肥瘦不同，中医的水平是一样的，都是“不甚了然”的巫术，“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鲁迅用了皮里阳秋的语言，把中医损得不轻。

2.“无法可想”

“无法可想”简直是鲁迅的口头禅，在《朝花夕拾》里也出现得很频繁。略数一数，便有以下几例：“我想，这实在是无法可想了”（《阿长与〈山海经〉》）；“简直是无法可想”，“又有什么法子可想呢”（《二十四孝图》）；“但是，有什么法子呢？”“便也无法可想”（《五猖会》）；“呜呼，无法可想！”（《藤野先生》）；“一点法子都没有”（《范爱农》）。

鲁迅这么说，在儿童时代，是对成人世界的无奈，因为造成的压迫多于呵护。而在青年时代，他是看到了成人世界的一塌糊涂，不可救药，便产生了一种挥之不去的无力感。也可以叫作绝望。比如《范爱农》这一篇，开头写徐锡麟被捕，“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没有别的法子了，除了发个电报。范爱农在故乡被人排挤，走投无路，却期望着哪一天鲁迅来电报，叫他上北京，可鲁迅却没办法在北京给他找到事情做。整本《朝花夕拾》以这个结局作为收束，是很令人气闷的。这是一个“坏的故事”。

鲁迅在水师学堂看到的是一片乌烟瘴气；在东京的留学生中看到的是到处乱七八糟；在与范爱农一起时，看到的是虽经辛亥革命，但社会上其实一点都没有改进，内骨子依旧，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孔教会长后来也做了师范学校的校长。鲁迅不像胡适。胡适单纯而乐观，认为凡是旧中国的弊病，只要认真起来，就都有解决的办法。鲁迅看到的是国人的“不甚了然”，凡事敷衍，忽悠，自欺欺人，所以不容易找到解决办法，何况也懒得找。

在《父亲的病》中，第一个名医说，“我所有的学问，都用尽了”，第二个名医说，“我这样用药还会不大见效”，结果只剩下：“父亲的喘气颇长久，连我也听得很吃力，然而谁也不能帮助他。”一切都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但是，《父亲的病》里，与中医形成隐性的对立的，是西医。鲁迅在仙台学了解剖学、霉菌学，他知道西医有解决办法。

所以你看鲁迅1925年生病，看的都是山本医院。后来1926年，又看德国医院、法国医院。因为他不相信“败鼓皮丸”和“原配的蟋蟀”能有任何疗效，他是正宗学过西医的。但是，面对父亲的病无计可施的第二位名医，却坐在飞快的轿子里，行医之外，“正在和只长于外科的西医奋斗哩”。于是，鲁迅肯定又在摇头：这真是无法可想。

3.“切切察察”

我们能看得出来，《朝花夕拾》里，没有哪一个人是十恶不赦的。他们如果有什么阴暗面，能够给作者造成困扰的，就是他们喜欢背地里说人坏话。这就是流言，从第一篇的开头就出现了，而且一直贯穿到最后一篇《范爱农》。《阿长与〈山海经〉》里写得很形象：

最讨厌的是常喜欢切切察察，向人们低声絮说些什么事。还竖起第二个手指，在空中上下摇动，或者点着对手或自己的鼻尖。我的家里一有些小风波，不知怎的我总疑心和这“切切察察”有些关系。

《狗·猫·鼠》为什么花那么多的笔墨，游离于主题之外，谈一些名人学者，谈一些流言家？因为在1925年那些混乱的笔仗中，鲁迅吃了陈西滢等人许多流言的亏。所以，鲁迅为他们造出一个名词：“流言家”。

鲁迅对“流言家”深恶痛绝。但是，在《朝花夕拾》这样一系列书写很放松的回忆文章里，鲁迅的批判也温和得多了。他现在发现，大人的世界总是充满了流言。衍太太喜欢搬弄是非，说“我”已经偷了家里的东西去变卖了。最恶劣的是《藤野先生》里的那些日本同学，只要超过了60分，就不是你中国人的本事了，一定是老师事先透露了题目，等等。鲁迅受到极大的伤害，幻灯片事件之外，就数这种背地里的抹黑。

五、情感经验的根据地

“给我们的永逝的韶光一个悲哀的吊唁”

拉拉杂杂地讲到这里，现在我们要问，这十篇文章，都是散文或者说随笔，鲁迅只是顺着时间的先后依次写下来的吗？在《朝花夕拾》的小引里，他说过：

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与实际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文体大概很杂乱，因为是或作或辍，经了九个月之多。环境也不一：前两篇写于北京寓所的东壁下；中三篇是流离中所作，地方是医院和木匠房；后五篇却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的楼上，已经是被学者们挤出集团之后了。

“文体”在这里是指文章的形式。鲁迅是一个文体大师，写东西还会“杂乱”吗？但是，“杂乱”的确是给读者的初始印象。但是，如果一篇接一篇看下来，我们会发现各篇之间很有一些记忆的勾连，文笔的穿插与呼应。这说明，鲁迅在写作成文和编辑成书的时候，有一个整体的规划。

比如，《阿长与〈山海经〉》里面写的长妈妈，在《狗·猫·鼠》里已露过面。《无常》里面大写特写的迎神赛会，也出现在《五猖会》里。《父亲的病》写的医生或者说郎中，《无常》里同样有过。《琐记》开头的衍太太，在《父亲的病》的最后也掺和进来了。所以说，《朝花夕拾》里面的文章看似独立，其实经过巧妙的布置，文笔往往相互勾连，彼此映照。

这种勾连和映照，一篇篇地读《朝花夕拾》，感觉就会很分明。在《藤野先生》里，先生批评作者把血管移了一点位置，说解剖图不是美术，不能因为美观而牺牲了真实。作者嘀嘀咕咕说：“图还是我画的不错。”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再回去看，《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最后一段，写他“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了”，最成片段的是《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后来卖给一个有钱的同窗。还有《二十四孝图》，那是自己收得的最先的图画本子。《阿长与〈山海经〉》也写了自己搜集许多绘图的书。

这些都是有意无意的穿插与对照。我们对《朝花夕拾》做一个整体的回顾。在心力交瘁的1926年，鲁迅在某些时段，沉浸到对往昔的回忆中去了。无忧无虑的百草园，忧喜参半的三味书屋，横躺成一个“大”字的阿长，孩子们的“教唆犯”衍太太，还有五猖会的盛事。鲁迅用他极为生动的语言加以再现，“给我们的永逝的韶光一个悲哀的吊唁”。悲哀不只是现在来看，就连在当年，儿童的快乐里面也还有很多的凄凉。

《五猖会》第二段写赛会后的纪念品，一文钱买的一个哨子，用一点烂泥，几只小羽毛做的，“吡吡地吹它两三天”。在《二十四孝图》里，他说：“每看见小学生欢天喜地地看着一本粗拙的《儿童世界》之类，另想到别国的儿童用书的精美，自然要觉得中国儿童的可怜。”然而，当年虽然可怜兮兮，但逝去的时间毕竟是美好的，可惜永远不会再回来。

在故乡度过了童年，与“人生识字忧患始”的少年，然后是“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从少年到青年，鲁迅所经历的一系列乐事、趣事、伤心事以及糗事，鲁迅都一一做了回顾。但是情绪越来越低沉，心情越来越芜杂。到了最后一篇《范爱农》，简直是灰暗的人生，让人想起鲁迅的《在酒楼上》和《孤独者》。因为大环境没有什么改变，所以像《在酒楼上》里写的蜂子或蝇子，飞了一个小圈子，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像《孤独者》写的一匹受伤的狼，在旷野中嗥叫，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我们读《朝花夕拾》，一篇有一篇的读法，整本有整本的读法。而且，《朝花夕拾》与鲁迅其他的小说、散文和杂文，也形成了许许多多的勾连与呼应。我们读鲁迅，可以把这本《朝花夕拾》看成他情感经验的根据地。这是他出发的地方，是他“人穷则反本”的那个“本”。

本文摘编自

《天上深渊》

副标题：鲁迅十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