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中国古典小说的魅力

清代沈谦 《红楼梦赋图册·海棠结社赋》

清代佚名 《彩绘全本西游记》

[读书者说]

周汝昌先生课讲得好，早在四川任教期间即有口碑。当年的华西大学学生在回忆中说：“周老师上课时一口京片子，讲得抑扬顿挫，娓娓动听。有一次周老师说中国语言这个宝库，其中有无穷无尽的源泉，有魅力无比的珍宝。”“周老师用英语上课，一口流畅悦耳的英语，我们听得如痴如醉……”1954年北上调动之前，四川大学给出的鉴定公函，强调周汝昌先生是最会讲课因而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

周先生晚年讲学的风采神情，通过电视留下珍贵影像。北京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课》，即是根据先生央视《百家讲坛》讲座音像转变而来的课件文本。虽然讲课时的声音、手势、姿态、表情在文字文本中难再呈现，即兴式的漫谈风格，从容不迫的语气乃至言语中的神韵还在。音像节目经过先生的女儿伦玲女士的完整记录与出版编校者的细心整理，加上后来撰写的书前小引、课后小记、讲后感言的提示、扩充与归结，竟然转换成具有独立价值的专业著述，的确令人欣慰。

求信为本，信美结合的“文本”

周先生的央视讲座，以中国古典小说中的“四大名著”即《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为题目。整理后的文本，共有六讲。其中《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三书的分量仅有三分之一，先生的主业即红学研究的对象《红楼梦》一书占三分之二。然而给人的感觉，并无轻重不均之感。周先生在开篇“小引”中声明，讲座的重心不放在“传达知识上”，不讲一般性常识，只想“把听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调动起来，大家一起动脑筋，想问题，并引发出听众以前未曾想到的、新的意义和体会”。通览课件文本后所得到的体验，所获得的启示，所生发的感想，确已超出题目之限。

周先生一直被视为考证派大家，然而先生却极为重视观念的梳理。史官文化背景下的中国小说，与追求哲学之真的西方小说本不相同。先生在开篇第一讲，便提出文质之分、信美之别做学理铺垫。先生一再强调，史作为外史、野史、稗史的小说，以求信为本，历史真实基础上的艺术加工，方能使其成为文学作品。先生认为，用小说通俗形式，叙家国兴亡、人间恩怨与天国奇想，也是“四大奇书”称“奇”的缘由。从本源而观，即使在中国的小说传统中，《红楼梦》亦是一个特殊存在。《红楼梦》之所以成为“亘古未有之奇书”，成为中华文化史上一个最奇特“文本”，原因同样在于信美结合。

方法、观点与精神脉络

重视方法论，是周先生讲课的另一大特点。关于“四大名著”，周先生讲创作方法，讲研究方法，也讲阅读欣赏的角度与门径。众多方法中，先生最重视创作过程的关联、阅读的比较与研究的综合。周先生当然明白，“四大名著”并不在同一个层面，然给人的感觉，是不断强调四者之间的联系。讲《红楼梦》过程中，先生不时指出此书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三部小说的前后关联及相通之处。先生以为，《西游记》“石猴”得道与《红楼梦》“石兄”下凡故事有关联，天地人“三才”背景下的历史、社会与文化联系，也是联结“四大名著”的纽带。在与其他三部小说的比较中，先生特别看重《红楼梦》“波浪式”推进的结构特点，重视前三部小说的正面描写与《红楼梦》特殊笔法的区别。先生指出，三部小说正面阅读即可，解读用“一手两牍”笔法撰就的《红楼梦》，功夫主要在文字背后的考证与索隐。《红楼梦》前八十回真本与后四十回伪续的比较，是先生讲解的要点。《红楼梦》文本的翻译过程中语言比较，中西“悲剧”比较等，同样为先生所关注。融传统考据、义理、辞章之法为一体，对文本作综合性考论、分析、阐释，将史实考据，精神体悟与艺术赏会融会贯通，既是先生的治学之法，也是讲课之法。

观念梳理与方法提示之外，对一些关键性问题，周先生也有自己的解释。《水浒传》为爱国遗民之作，成稿于宋代，不能晚于元代，是先生结合文本语言、内容做出的考论。与其他三部小说在宋元以降民间积累基础上形成大不相同，《红楼梦》是个人自觉创作的结果，曹雪芹其书其人自然成为先生的讲论重点。先生讲《红楼梦》创作历程，尤其重视内证与外证的结合。说明作者曹雪芹家世背景、成书过程及文本内涵的同时，批书人脂砚斋也是讲论要点。1949年12月发表的《真本石头记之脂砚斋评》文中，周汝昌先生首次提出脂砚斋文本角色是史湘云这一观点。先生认为，作为曹雪芹的合作对象，脂砚斋不同于金圣叹；脂批并非一般小说评点，而是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芹一脂”，虽是天作之合，脂砚即湘云这一结论的主要证据则在佚失的“旧时真本”中，非经探佚钩沉难以认证。这一点，先生的讲论同样没有忽视。

分析“四大名著”读者阶层的不同社会属性，是周先生小说研究的既有思路。作为包含人生、家庭、社会、制度、伦理、道德、信仰等层面的集大成之作，《红楼梦》是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比起一般性泛泛常识性内容罗列，先生极为看重“四大名著”的精神价值。用小说“通俗”形式，为人间众生“说法”，是周先生关于《红楼梦》的基本认识，此一认识也可视为关于“四大名著”的论评。周先生以为，《三国演义》的“义”，《水浒传》的“忠”，《西游记》的“真”，归结为《红楼梦》的“情”，此一结论，也是理解“四大名著”的精神要旨。先生用《大唐三藏圣教序》“截伪续真，开兹后学”论证《西游记》之“真”，进而与《红楼梦》之“斥伪存真”贯穿起来，同样令人称奇。在周先生看来，《三国演义》中的“群英”，《水浒传》里的一百零八个绿林好汉，《红楼梦》“情榜”中的众金钗之间，存在明显的继承关系。以“才人”之“命运”做总结，也是周先生对于“四大名著”精神主脉把握的结果。

本土话语体系重构的典范

周汝昌先生的古代文学、古典小说学与红学研究，已然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然而先生还有另外的追求。1995年夏，周先生在《北京大学学报》第4期发表《还“红学”以“学”——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引起学界广泛关注。这篇曾经饱受非议的文章，实是先生基于学术反思而发的红学学科重建宣言。生于本土的“红学”与西方文艺理论指导下的“红楼梦研究”的区别，新时期之初即为先生所指出。《中国古典小说课》讲解中，先生再次提出“红学”在古典小说研究中单独成“学”的问题。课件收尾处，先生在“文化小说”归总的基础上，将上古、中古与近古三个历史时期与甲骨学、敦煌学、红学“三大显学”联系起来，背后的深意更耐人寻味。

近代以来，伴随着外来文化的冲击，华夏传统学术体系迅速崩解。包括“红学”研究在内的人文学术研究，从概念、范畴、观念、方法、问题意识、具体模型到论说方式，几乎全是模仿西方的结果。以“四部”之学为基本架构的中华传统学术在吸收外来优秀学术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实现转型，是时代的大课题。这项大课题在“五四”时期学衡派的逆势奋争中已提端引绪，在陈寅恪先生“新宋学”体系建构的设想中已呈现出大体格局。实际上，本土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构建近年来之所以成为热点，也有历史因缘与内在理路可寻。相对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虽也有一般性共相存在，以语言文字为基础材料的民族特色最为明显。学术体系乃至学科体系构建，均建立在本土话语体系建构的基础之上。相比于学术体系与学科体系建构，话语体系构建尤为关键。

一般认为，话语体系是通过语言符号建立起来的表达与接受、解释与理解、评价与认同体系，其中概念、范畴、表述、理论、逻辑等要素最为基本。其实即兴式漫谈与既有讲稿在先的区别，周先生一开始即有清醒认识。看似随意的漫谈，不仅思路清晰，对于语境预设、语词选择、言说方式把控，均成竹在胸。如此观，话语体系构建在周先生那里，的确是自觉行为。

《诗经》时代即已成形的汉语“雅言”，经过“五四”以来“白话”运动的冲击与欧化风潮的洗礼，本该形成通俗且科学的新的中华语言体系，然而经历过各种干扰之后，汉语的粗鄙化与僵硬化趋势日益明显。从学人代际角度观察，周汝昌先生无疑属于古今中西交汇时代成长起来的学人。先生一生屡经动荡，早年间形成的语言表达习惯并未改变。诗人之才、史家之学、儒者之心集于一身的周汝昌先生，不仅建构起自己的传统小说学研究和“曹学、版本学、脂学、探佚学”为主体的红学学科体系，学术语言运用也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作为老辈学人，先生讲课使用的是典雅的白话，又是通俗的雅言。随时化用的古语已变为有生命的今言，纯正的汉语在先生的口中又是可与英文对译的学界通用之语。如此灵动而富有个性的课堂语言，在先生是学术讲解、文化传播与精神启示的媒介；由讲课记录整理而成的《中国古典小说课》文本，则是隐含着学术体系、学科体系构想的本土话语体系重构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