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上述国家和地区广泛分布拥有M120的人们这一事实，再次充分证明我的华夏文明起源和迁

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的第一要义就是年代学研究，没有明确年代学研究的考古和历史研究都是自欺欺人的瞎忽悠。关于华夏文明起源和迁徙的考古及历史研究，突破口正在于年代学研究，而年代学研究的关键正在于中外学界一无所知的华夏观象授时绝技——以二十八宿为黄道坐标体系测定二十四节气。

一旦懂得以二十八宿为黄道坐标测定二十四节气，中文史料文献中记载的先秦时代大量天文历法数据就可以为华夏文明上古时代年代学研究提供无与伦比和无可置疑的铁证（参看文末所附《华夏文明上古历史年代学考证背景知识提要》）。

根据我的论证——

华夏文明上古时代的首个鼎盛时期就是颛顼、帝喾时代，这时的炎黄华夏集团统治中心在尼罗河流域，创建了举世闻名的“古埃及文明”，其中颛顼就是法老胡尼，帝喾就是法老胡夫。

帝喾后期，炎黄华夏统治中心北迁至两河流域。公元前2378年，母系为阿卡德人的虞舜取得炎黄华夏集团的最高统治权，建立起历史上第一个世界性帝国。

公元前2325年，炎帝集团的大禹取得炎黄华夏集团的最高统治权，建立夏朝，疆域更为扩大，万国来朝，炎帝集团的主体扩张至印度河流域，主导了以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为代表的所谓“印度河流域古文明”。

公元前1903年前后，建都幼发拉底河南岸乌尔的夏朝遭遇大旱，夏朝统治中心被迫迁徙至印度河流域哈拉帕。

公元前1599年，以阿卡德人为主体的商汤集团率领两河流域华夏诸侯国，穿越伊朗高原，以远征奇袭灭亡了夏朝。夏朝数万军民在决战之前携带夏天子传国祭祀重器，沿喜马拉雅山南麓“蜀身毒道”逃亡，经越南云南，北上四川。

商汤伐桀后，率华夏诸侯国军民经兴都库什山脉进入中国大西北地区，一路东进，商人最远到达了中国东北地区。

殷商直到公元前1400年前后，才从东北南下中原河南，扫荡了周边世代盘踞的三苗九黎。

以上是我从年代学考证构建的华夏文明上古历史大框架，这一框架不仅从天文历法证据得到无可辩驳的论证，而且从中国早期青铜器所含高放射性成因铅同位素矿料来源的考证得到无可辩驳的支持。

中国早期青铜器所含的异常铅在中国境内根本找不到矿源。这种异常铅有一组数据比值：铅同位素207和206的比值在0.70-0.78之间，铅同位素206和204的比值≥ 20，铅同位素208和204的比值≥40，凡是符合这一组数据的青铜器，其异常铅一定是采用同一矿源铸造，这一组数据就是异常铅的“指纹”，可以用来判定异常铅的矿源。

根据国内外学术论著和刊物公开发布的数据资料，我首先公开指出，中国早期青铜器所含的异常铅，甚至锡锭和金，都是来自于南非如意宝（）古锡铅矿。

坚持华夏文明是黄河流域“土生土长”的“本土起源论”或“中原中心论”、“满天星斗论”，都无法解释为何中国早期青铜器所含的异常铅来自遥远的南非如意宝（）古锡铅矿。

可是，按照我的考证体系，简直可以完美解释这个悬疑；而中国早期青铜器所含的异常铅来自南非如意宝（）古锡铅矿这一无可辩驳的事实，又反过来给予我的考证体系无可辩驳的支持。

有人说，还要更多的证据！我知道，对于肆意妄为的歹徒来说，任何证据都是无效的，再多的证据也是白搭。但是，对于横扫六合踏遍星空的脚趾头而言，更多的证据如雨后春笋，锦上添花。

这一次，我整理的是分子人类学的证据，确切地说是Y染色体单倍群的证据，再次精妙无比地验证我的考证体系。

必须指出，我整理的证据，主要是受到兵策儒剑（刘光保）先生的启发，在此表示感谢。刘光保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埃夏论”，我对此没有深入研究，但根据年代学研究的结论来衡量，刘先生这部分的论述存在重大缺陷，有待修正。

我认为，刘先生在学术上的重大贡献，是他坚持不懈地在分子人类学领域刻苦钻研，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考资料和线索。

刘光保先生钻研分子人类学，本意是为其“埃夏论”提供分子人类学领域的强有力支撑，即从人类基因的起源和分布情况，合理解释作为夏朝主体民众的古埃及人如何辗转迁徙到目前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

我的初步观感是，如果不能首先精确解决华夏文明起源和迁徙的年代学问题，刘先生的艰苦努力必然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我必须感谢刘先生的努力，他的努力给了我一把砍瓜切菜割喉无比顺手的利刃。

简而言之，从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来看，确切地说，从Y染色体单倍群Q1a1a-M120的起源和分布情况来看，精妙无比、无可辩驳地再次验证了我的华夏文明起源和迁徙考证体系。以下择要论述。

2019年6月，《人类生物学年鉴》（ of Human ）刊发了由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和吉林大学等博士联合撰写的一篇论文《Y染色体单倍群Q1a1a-M120的系统地理学研究：连接西伯利亚和东亚人群的父系血统》（ of Y- Q1a1a-M120, a in and East Asia）。

这篇论文指出，Y染色体单倍群Q1a1a-M120（又简称Q-M120）是东亚人群中广泛分布的父系血统，论文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该单倍群在东亚的起源和分布情况。

研究发现，该单倍群可能起源于西伯利亚古人群。距今5000年到3000年前之间，该人群在中国西北地区发生了“原位扩张”（an in-situ ）；具有高频Q-M120的古人群在距今2000年以前参与构成华夏先民的人口基础，最终成为汉族的父系祖源之一。

这篇论文列出了一份单倍群Q-M120系统发育和分布的时间表，右侧标灰部分是该单倍群在中国境内各地汉族人口中的分布情况——

从地域分布来看，以湖南、江西、广东为代表的南方地区拥有较多的Q-M120单倍群分布；以甘肃、山西、山东和东北为代表的北方地区也拥有较多的Q-M120单倍群分布；这两个地区在地域上相隔较大，似乎是南线和北线两条分布线路，而不是简单的从南向北或从北向南的分布。

从系统发育和分布时间轴来看，Q-M120这个单倍群是在距今7000年以前形成的，是F764的一个主要的变异分支。

但是，从上表时间轴来看，Q-M120这个单倍群大规模参与构成华夏先民人口基础的年代，在距今3600年前左右，即公元前1600年前后，我在表上用红线做了年代标记。

公元前1600年前后，是什么年代？众所周知，这是夏朝末期。

那么，参与构成汉族父系祖源的Q-M120单倍群古人群究竟分布在什么地方呢？

上面这篇论文的作者们指出，Q-M120单倍群古人群可能起源于西伯利亚，但目前在这个可能的起源地已经几乎找不到父系祖源为Q-M120单倍群的现代人，父系祖源为Q-M120单倍群的现代人集中分布在东亚。

同时，作者们明确表示——

Due to the limit of DNA,we know about the of with Q-M120 15kya and 5 kya.

由于古DNA的数量有限，我们对1.5万年前和5000年前之间Q-M120人群的迁移历史知之甚少。

上图的蓝色色标区域就是父系祖源为Q-M120单倍群的现代人的分布情况。

红圈数字标记的是出土拥有父系祖源为Q-M120单倍群古人的墓葬。有趣的是，在遥远的黑海岸边，克里米亚的一处墓葬，居然出土了拥有父系祖源为Q-M120单倍群古人遗骸。

如果单看上面这一篇论文，我们不禁要推想，Q-M120单倍群的古人群可能真的是如论文作者们所论，起源于西伯利亚了。

维基百科上一张Q-M120单倍群人口分布图（标黄圆点），似乎要加强这种印象。

然而事情竟有大谬不然者。父系祖源为Q-M120单倍群的人群在东亚以外的地方分布非常广泛——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吉林大学的博士作者们居然不知道？

《自然·科学报道》于2017年1月刊发了一篇论文《图解后冰川期的人口扩张：西南亚人种分布》（ Post- :The of Asia），该论文使用Y染色体标记与常染色体数据相结合，试图重建1.5万年以来西南亚地区的人口扩张情况。

论文指出，后冰川期即过去1.5万年以来，三个地区的人口拥有独特的常染色体遗传特征：（1）以黑海东岸为中心；（2）以黎凡特为中心；（3）阿拉伯半岛南部。来自这三个地区的现代人口具有最广泛的多样性，可能确实代表了西南亚新石器时代文化主体人口的最可能的后裔。

这篇论文后附录了两个Excel表格，其中表格2列出了父系祖源为Q-M120单倍群的人口分布情况。

父系祖源为Q-M120单倍群的人口在西南亚有广泛分布，这些人口无可置疑地与汉族有着共同的父系祖源——

刘光保先生近日在其博客文章中正确指出，以下这些地区都发现有M120：

阿富汗，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巴林，乍得，塞浦路斯，埃及，伊朗，伊拉克，约旦，科威特，沙特，黎巴嫩，利比亚，马耳他，摩洛哥，巴勒斯坦，叙利亚，突尼斯。

这就是说，包括两河流域、地中海、北非和中亚等在内的这些国家和地区拥有M120的人们，其父系祖先族群参与了构成华夏先民的父系人口基础，其父系祖先族群是汉族父系祖源之一。

华夏先民，现代汉族，与上述国家和地区拥有M120的人们“同宗共祖”，如何解释？！

另有一篇很好的论文，我暂时不透露其题名和来源，只展示其发布的图表——

这是论文发布的关于Q系单倍群全球分布情况的线路图。右下角我特别标黄的部分是M120的分布情况。我用红线丈量的时间轴表明，M120起源时间在距今4500年左右，即公元前2500年左右。

表中方形、菱形和圆形的色标，表示的是单倍群所在的地区——

那么，起源于公元前2500年前后的M120单倍群分布在哪些地区呢——

很显然，Q-M120按上表主要分布在南亚（蓝色菱形）和东南亚（白绿相间菱形）。

谁告诉你Q-M120集中分布在东亚？这些人为什么要告诉你Q-M120集中分布在东亚？

再来看看另一份图表，标记了Q1系单倍群的分布，Q-M120当然是其子集——

从上面这份图表来看，Q1系单倍群在棕色的南北美洲地区占到了超过75%的Q1系总人口，但是，剩下部分的Q1系人口却广泛分布于灰色地带的俄罗斯、黄色地带的中亚和西亚，以及蓝色地带的东亚、南亚和东南亚。

在这广泛分布的Q1系单倍群人口中，各地怎么可能完全排除存在Q-M120单倍群的人口。

实际上，综合前面两篇论文的调查检测数据来看，Q-M120单倍群人口广泛存在于西亚、中亚、南亚、东南亚和东亚地区，只不过中国作为东亚大国其Q-M120单倍群人口更多更集中而已。

凡是拥有Q-M120单倍群的人口，一定有着共同的父系祖源，该祖源可以追溯到距今4500年左右，即公元前2500年左右。

公元前2500年左右，在我的华夏文明起源和上古历史考证体系中，是一个什么特征年代？

——是颛顼、帝喾开启的华夏文明鼎盛时代，

——是帝喾后期华夏文明统治中心区域从尼罗河流域北迁至两河流域的时代，

——是黄帝集团（以帝喾之子、殷商先祖阏伯为代表）和炎帝集团（以夏人始祖实沈为代表）大分裂的时代，

——是炎帝集团进军印度河流域创建“古印度文明”的时代，

——是炎黄集团创建世界性大帝国、万国来朝、影响力弥远弗届的时代。

只要明白这些事实性的论述，我们就知道，Q-M120单倍群就是炎黄华夏王族父系基因之一，甚至可以简称为“伏羲基因”。

华夏先民，现代汉族，与上述国家和地区拥有M120的人们“同宗共祖”，如何解释？！

不用我的华夏文明起源和迁徙考证体系，上述悬疑根本无法合理解释！

只有用我的华夏文明起源和迁徙考证体系，上述悬疑才能得到近乎完美的解释！

而上述国家和地区广泛分布拥有M120的人们这一事实，再次充分证明我的华夏文明起源和迁徙考证体系近乎完美！

考古学界和上古历史学界在我的考证体系面前，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粉碎性崩塌乃至糜烂，要么凤凰浴火涅槃新生。

附录：华夏文明上古历史年代学考证背景知识提要

根据《尚书·尧典》叙录的“四仲中星”，可以精确论证“四仲中星”的实测年代就在公元前2485年到公元前2318年之间，也就是帝尧时代就在公元前2485年到公元前2318年之间，由此确证帝尧元年是且仅是公元前2477年甲辰年。

根据中文文献史料记载的华夏文明上古帝王王年干支、在位年数、天文历法特征等情况，可以精确判定自少昊、颛顼、帝喾至尧舜禹的王年断代——

少昊元年是且仅是公元前2711年。

颛顼元年是且仅是公元前2629年。

夋喾元年是且仅是公元前2551年。

唐尧元年是且仅是公元前2477年。

虞舜元年是且仅是公元前2378年。

禹夏元年是且仅是公元前2325年。

如此精确的王年断代，同样可以由其他方面的证据得到论证。

二十八宿和十二次。

例如，根据《汉书·律历志》所载的“次度表”，以二十八宿为基础重新划分的十二个天区（“十二次”）分别对应当年的二十四节气，即“十二次”是测定当年太阳周年视运动位置的“量天尺”，“日至其初为节，日至其中为中气”。

《国语·周语》叙录伶州鸠明确指认“十二次”是“颛顼之所建也，帝喾受之”，而“颛顼历”是“十月历”，阴历年以阴历十月为年首，阳历年以“立冬”为岁首，因此“十二次”的首“次”“星纪”在颛顼时代必然是星纪初度为立冬，黄经225°，星纪中牵牛初度为小雪，黄经240°。

韩国藏石刻本早期《天象列次分野之图》清晰地表明，牵牛初度起于恒星牛宿一，牛宿一为小雪点即黄经240°是且仅是公元前2629年的天文历法特征，因此确证颛顼元年是且仅是公元前2629年。

由此照样可以理出一份精确的华夏文明上古帝系王年断代表。

以此王年断代对比国际学界关于古埃及同时期的法老王年断代（如下图），综合出土文物、史料记载和语言学、文字学等多方面的证据材料——

少昊挚/左彻/峤极无可置疑地是且仅是法老左塞尔，

颛顼无可置疑地是且仅是法老胡尼，

夋喾/帝喾/帝俊/昆仑曲阜，无可置疑地是且仅是法老胡夫 knum khufu ，

三座大金字塔可无置疑地分别是且仅是少昊、颛顼和帝喾的大冢，

古埃及的所谓“卜塔神”hu-ka-ptah 无可置疑是且仅是华夏人文始祖伏羲之“敷教台”，

古埃及法老的母系尊神“Nut”无可置疑地是且仅是黄帝元妃螺祖/嫘祖/雷祖，

守护“昆仑”的神兽“陆吾”/leo/lion/luv 无可置疑地是且仅是大金字塔前的狮身人面雕像。

帝舜王年为公元前2378年到公元前2325年，统治时间长达53年。对比两河流域的“苏美尔王国”，有且仅有一位帝王、阿卡德帝国的“国父”萨尔贡一世（），王年断代、名字和统治功绩跟虞舜极为近似。从名字来说，，g发成后鼻音，或者不发音，则 的读音就是 舜。

疑为萨尔贡一世的铜像。

西方学界根据泥板书的记载，推测萨尔贡一世的统治时期很可能在公元前2350年前后，统治时间大约为56年。

我对比中文文献史料记载的虞舜、大禹和周人先祖后稷身世，推测后世阿卡德人将虞舜、大禹和后稷的事迹混合在一起。例如，周人先祖后稷就是一名“弃儿”，本名“弃”，而萨尔贡一世传说也是一位弃儿。舜是商人的始祖之一，更早的始祖当然可以追溯到帝喾、颛顼乃至黄帝；后稷也是帝喾的后裔，尽管中文文献的记载颇有混乱之处，但商周确是同宗共祖，上溯到颛顼帝喾是毫无疑问的。

由此，我又论证了虞舜之前的华夏上古帝王“尧”就是“乌尔”（Ur）。尧名“放勋”，“放勋”这两个字的古音就是“平阳”，“平阳”是传说中的“尧都”。我指出，“乌尔”，是阿卡德语；“平阳”，则是汉语。

《史记》记载，帝尧的骑乘是“彤车乘白马”，而著名的出土文物“乌尔军旗”（年代测定为公元前2500年前后）恰好出现了红色的车辆搭配白色的马匹。

舜为“有虞氏”，“有虞”还是“乌尔”。舜生于“姚墟”，“姚墟”还是乌尔。舜都“蒲坂”，“蒲坂”就是“平阳”，“平阳”就是乌尔。

大禹，都城平阳，当然就是乌尔；又都“安邑”，“安邑”的古音还是“乌尔”。

大禹姓名“姒文命”，其古音就是 Sumer（苏美尔）的音译；大禹“字高密”，实际上就是“苏美尔文明”传说中的半人半神英雄吉尔伽美什（），“字高密”是 的音译。

乌尔神庙，阿卡德语，意为“大光明”，其实汉语就是“明堂”。

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崇有德、章有道也，乃天子布政之宫。

不但如此，这是就是文献史料中最早的“中国”，在“昆仑”之南，其泉南流入中国，名曰“河”；“中国东南隅居其一分”，“中国东南皆际海”。

这里的“昆仑”，就是哥贝克力石阵遗址所在土耳其安纳托利亚高原，哥贝克力石阵遗址就是华夏先民祭祀的重要场所，即轩辕之丘、帝丘、商丘等。

如果幼发拉底是“河”，那么底格里斯就是“洛”。不过，我觉得这是文献搞混了。

根据文献史料记载的“夏仲康季秋九月辰弗集于房”，这次日食是且仅是公元前2267年10月19日两河流域可见的大食分日食，多个“大辰”——日、月、日食、日月合朔、水星、心宿大火等——不是汇聚在二十八宿的房宿天区，而是汇聚在二十七宿的房宿天区，因此证明夏朝使用的是二十七宿而非二十八宿，同时证明使用二十七宿的所谓以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为代表的“印度河流域古文明”是且仅是夏朝。

图中红色放射线标记的天区是二十八宿，蓝色线标记的是二十七宿。

从夏朝使用二十七宿，就能精确断定所谓的古印度文明，使用二十七宿的古印度文明，就是夏朝。

古印度文献记载，古印度使用二十七宿标记的冬至点在二十七宿的虚宿（但尼瑟陀）起点，而夏至点在二十七宿的柳宿（阿失丽洒）中部。

如上图，二十七宿虚宿的起点，几乎跟恒星天垒城一黄经值相近（图右）；而二十七宿柳宿的起点，黄经值接近恒星柳宿七（图左）。

当冬至点在虚宿起点，即天垒城一黄经值270°，当年的夏至点就正好在柳宿中部（二足）。

天垒城一黄经值270°，是且仅是公元前1903年。

所谓的“古印度文明”用二十七宿标记的最早的冬至点，居然在公元前1903年，比禹夏创建世界性大帝国的年代晚了422年，这说明古印度文明就是在夏朝文明影响之下生发起来的，这说明古印度文明是且仅是夏朝。

这同时说明，“伊洛竭而夏亡”——夏朝统治中心从两河流域流亡迁徙至印度河流域——最早的年代就是公元前1903年。

据《古本竹书纪年》，“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桀又居之”。按文献史料记载，太康是夏启的长子和继承人；太康死后，夏启的次子仲康即位，仲康在位期间，某年阴历九月房宿天区发生了日食，即著名的天文事件“辰弗集于房”。羿是夏朝的篡位者，夏桀则是夏朝的末代帝王，为商汤所灭。

根据文献史料记载，商汤伐桀采用了伊尹的“奇计”，“升道从陑，出其不意”，“陑”这个地方在山坳边上，又在“河曲之南”，“升道从陑”就是伐桀大军从“陑”这个地方向北进攻，“戊子日”战于郕，27天后的“乙卯日”战于鸣条，生擒活捉夏桀及其500人。“鸣条”在夏桀都城“安邑”之西，商汤大军活捉了夏桀之后，在“大水”流放夏桀及其团伙，夏桀乘舟从“大水”“南徙千里”，最后“同舟于海，死于南巢之山”。

又按名将吴起的说法，夏都安邑这个地方地势很好，易守难攻，所谓“左河济，右泰华，羊肠在其北，伊阙在其南”。

企图在目前中国境内指认夏都的人，无论如何也无法找出跟上述文献史料记载相近似的地形，也根本无法合理指认商汤大本营所在地。

但是，如果最后的夏都“安邑”在与乌尔同为北纬30°的哈拉帕，则此千古悬疑迎刃而解。

从地图来看，从摩苏尔出发的商汤伐桀的大军就是从伊朗高原的山褶子里冒了出来，突然出现在印度河南部平原上，北上进攻摩亨佐达罗和“鸣条”等地。

《吕氏春秋·简选》叙录：“殷汤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战于郕，遂擒推侈、大牺，登自鸣条，乃入巢门，遂有夏。”

公元前1599年3月23日“戊子日”，阴历二月初三，商汤大军一举拿下夏桀的南部重镇“郕”——我认为这就是摩亨佐达罗——接着继续北上进军“鸣条”。

孔安国称，鸣条“在安邑之西，桀逆拒汤”。“鸣条”在夏都安邑的西边，从清理逻辑上来推断，应该正好位于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的中段，即夏商两军的行军速度基本持平，因此会战于“鸣条”。

需要指出的是，郕（摩亨佐达罗）之一役，完全出乎夏桀意料之外，南部失守，夏都已无险可据，举国震恐，于是从公元前1599年3月23日“戊子日”开始，夏都军民就开始着手收拾打包夏天子传国祭祀重器，准备随时沿喜马拉雅山南“蜀身毒道”向东南进行“战略大转移”。

我早已指出，夏桀指令继承人率领数万军民举国搬迁流亡，搬运很可能在大禹时代就铸造的夏天子传国祭祀重器，沿喜马拉雅山南麓“蜀身毒道”，经缅甸越南入境云南，北上四川广汉。

夏朝亡国军民抵达四川广汉，应在公元前1599年秋天，粮草不继。当时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土著主体是石器时代的三苗九黎部落，多臣服于夏天子。

夏朝军民在广汉三星堆短暂驻扎，随着沿路追杀的楚兵的临近，被迫首次大规模烧埋传国祭祀重器，然后四散流亡藏匿。主力流亡军民随夏桀继承人沿长江东进，在湖南宁乡/安化一带再次大规模掩埋祭祀重器。

逃至湖北境内，数千军民和乐官世家被楚兵俘获，编钟等重器落入敌手。

夏桀继承人在湖北盘龙城短暂停留，随后乘舟南下，经鄱阳湖抵达江西赣江东岸大洋洲。在这里，绝望的夏桀继承人先杀死两个八九岁的孩子，然后自杀身亡，大批祭祀重器陪葬于大墓。

随行军民随后四散流亡藏匿，部分军民携带重器如牛尊抵达湖南衡阳境内。

华夏诸侯国纵兵劫掠夏都“安邑”（哈拉帕），一扫而空，携带战利品北上，经兴都库什山脉入境今天中国大西北地区，此后逐渐东进。周人后来进驻周原，商人等华夏诸侯国沿黄河一路东进，部分夏朝遗民被安置在山西。商人一直进军到东北，直到公元前1400年的盘庚时期，才大举南下，进军河南。

殷商于公元前1400年左右定都中原，扫荡了这里的三苗九黎土著。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