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出土蟋蟀罐的分期 DM
景德镇出土蟋蟀罐的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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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426年，28岁的朱瞻基继父位登皇位，世号宣宗，遂改年号为宣德，九年零七个月后，宣宗病逝，宣德一朝随之结束。 宣宗文治武功，延续了明王朝的兴盛，《明史》称其“蒸然有治平之象”，明史家盛赞仁、宣二朝为“仁宣之治”，比之于西汉的文景之治。的确，宣德一朝确实为有明一代最为辉煌的时期，其官窑瓷器的烧制也代表了明代官窑烧制的极盛。直到今天，宣德官窑还代表明清官窑烧制的高品位。宣宗才干卓越，且有许多雅好，如“尤工绘事”，“留神词翰”，其中尤为人道的是“好促织之戏”。明《万历野获编》载：“今宣德蟋蟀罐甚珍重，其价不减宣和盆也”。这里，沈德符说明宣德官窑蟋蟀罐在明代就已成为时人追捧的名品。 古代称促织又名秋虫，古今俗称蟋蟀或蛐蛐。宣德蟋蟀罐是专为宣宗斗蟋蟀烧制的官窑虫具。明代养蟋蟀成风，袁宏道《促织志》有“京师至七八月，家家皆养促织”的记录，当属这一真情的写照。斗养蟋蟀既为时俗又为民俗，沈德符尤以善记万历以前的朝章典故而闻名，但他关于宣德蟋蟀罐的记录毕竟不属正史，其所记是否可靠，必须具备真实的证据。然而，北京故宫收藏 宣德官窑瓷器八百七十余件，台北故宫收藏 宣德官窑瓷器一千七百七十四件，如果连同国内外各博物馆的同类藏品包括在内，也还有相当可观的数量，却无一件宣德虫具。因此，不过就是在十几年前，人们关于宣德官窑虫具的情况还处于疑惑当中。1982年和1993年，景德镇明御器厂先后出土经复原的 宣德蟋蟀罐计二十余件图一 ，这不仅证实沈德符的记录真实可靠，且为一向少见的宣德官窑虫具提供了实物资料。所以，刘新园先生经潜心研究，从虫具的溯源入手，结合相关史学、器物学、类层学、绘画工艺等多种学科，对这一问题作出多方面的探索总结，并出版了《明宣德官窑蟋蟀罐》这一专著。在这部书中，刘新园先生提出了古代关于“斗盆”与“养盆”之辨的问题，认为景德镇出土的这批蟋蟀罐是所谓“ 斗盆”而非“ 养盆”。
笔者多年从事史学及考古的学习研究，近十余年又热心于中国古陶瓷的学习研究，尤以元及明早期景德镇烧制为重点，且于明清时期的虫具情况饶有兴趣。1999年以来，笔者专往北京、景德镇观看展出的部分宣德虫具，并有机会向北京故宫、上海博物馆的专家讨教相关问题。这些年又有机会接触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山西等地的民间收藏，居然访见一件永乐斗盆图二 。尤其是多年以来，《中国文物报》重视古陶瓷科学，关注馆藏并充分运用其科学的物证以飨读者，同时又关照民间收藏并加以正确引导，推进专家同民间互动，笔者备受感召，故愿借贵报一角，就景德镇出土宣德蟋蟀罐的用途、定名问题提出个人看法，并就这批蟋蟀罐的分期问题提出商讨意见。不当之处，希望批评指正。
笔者访见的这件永乐盆，口径23厘米，底径21厘米，微呈底窄上宽式。该器连盖高19.5厘米，不连盖高11厘米，器壁与器盖皆绘二条衔花夔龙，器盖堆塑二龙戏珠，口与盖为子母式，底为平砂底，中心为一直径7厘米的微呈凹陷的釉圈，釉圈内阴刻花瓣式篆书“永乐年制”四字官款。该器内壁只少量挂釉，内底中心部分不挂釉，可以认为是为防止蟋蟀斗咬时打滑而有意为之。而且，该器去盖后，其口径较阔大，形状似盆，便于观看蟋蟀斗咬，其年代可靠，又同前人的记录若合符契，故依据文献称其为“永乐盆。”景德镇出土的宣德鼓式蟋蟀罐，口径皆为13厘米，高9厘米，形状不类于盆而类于罐图三 ，而且与文献所说的“蟋蟀罐”相符。这两件虫具形制不同，一为盆名，一为罐名，孰为斗盆，理当为先决问题。
古人从蟋蟀的捕捉、饲养直至斗咬，所用虫具种类繁多，且十分讲究。究其用途而言，大约可分为两类。一类为饲养用具，有关其名类情况文献记录颇详，却无“养盆”这一说法，故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围。另一类为斗咬用具；这当中最为重要的器具就是斗盆。斗盆顾名思义，是古代专门用于观看蟋蟀斗咬的瓷质虫具，因其形状类于盆而名，亦名“盆栅”，俗称斗盆。一般认为，斗盆的出现是始于宋代，宋贾秋壑所辑《鼎新图像虫经》刊出“宣和盆”、“平章盆”式样图四 ，明确其为斗盆，并且为宋代皇室斗虫所用名品。明刘侗《促织志》云：“初斗，虫主各内乎比笼，身等、色相合，而内乎斗盆”。这里，刘侗不仅就斗盆的用途作出具体说明，而且还是较早的关于斗盆的说法。自宋代至于明清时期，斗盆的形制既相传承，又有所变化，而以皇室专用斗盆最具代表性。清朱从延辑《王孙监·盆栅各式》云：“初用绝大蛩盆，名曰斗盆。继用圆栅，以纸为之，如帽笼式。……后改为长栅，亦曰方栅”。这是关于民间所用斗盆的演变情况。可见，斗盆无论方形或圆形，都是体积较大便于观看蟋蟀斗咬的器具，因其形状似盆，故有是名。自宋代讫于明代，皇室所用斗盆一直为瓷质圆栅式，民国李大羽中辑《蟋蟀谱》除刊出宋内府盆、宣和盆、平章盆与《鼎新图像虫经》所刊宋代皇室斗盆式样相似之外，还顺序刊出“元至德盆”、“王府盆”以及明“永乐盆”、“宣德盆”式样，这是关于宋元明三朝皇室所用的斗盆的珍贵史料。图二 永乐盆就是一件这方面的实物资料。目前虽然尚不见宣德斗盆实物资料，但可以证明“宣德盆”在历史上实有其物，而宣德蟋蟀罐并非宣德斗盆。
尤其难得的是，《蟋蟀谱》还对明“永乐盆”、“宣德盆”的具体尺寸作了记录，说明“永乐盆”、“宣德盆”高三寸，罗元九寸。罗元就是今所说的直径。古代尺寸小于今所说的尺寸，如以文献同图二 实例相互考证，这件永乐盆的尺寸同文献记录相合，年代可靠，可以认为是文献所说的永乐斗盆，而景德镇出土的蟋蟀罐则与文献相去甚远，其为斗盆的说法显然不能成立。刘新园先生所著《明宣德官窑蟋蟀罐》一书刊出一幅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明嘉靖青花大罐图片，显示该罐外壁三童围一方桌，桌上放置一体积较大的圆盆，其中的一小儿正在以芡斗咬蟋蟀图五 。从其中的人物同器物的比例关系来看，这一圆盆明显大于宣德鼓式罐，因此刘新园先生称其为“大大的罐子”，即文献所说的明代圆栅式斗盆。这与景德镇出土的直径仅为１３厘米的宣德鼓式罐不合，而与图二 永乐盆相符，又证宣德鼓式罐不属斗盆。 1886年上海出版的《点石斋画报》刊出一幅清晚期时人斗蟋蟀的线图图六 ，图中许多人在围观一方形盆，其中一人正用长芡挑逗方盆内的蟋蟀。这个方盆应是文献所说的“方栅”式斗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群观看蟋蟀斗咬的人群身后的多宝格以及案几上，堆放着多个筒式罐，这些筒式罐与宣德鼓式罐如出一辙这一情况应当注意：方栅既然已被确定为斗盆无疑，多宝格及案几上堆放的那些筒式罐显然不可能是斗盆。同样，与筒式罐相似的宣德罐也不可能是斗盆。另外，从这幅图还可以看出，斗盆的使用只有一个，而蟋蟀罐的使用却需要多个。这说明，斗盆的使用数量极少，因此难见实物。这也正是景德镇虽然出土多个宣德蟋蟀罐，但不见一件宣德斗盆出土的原因所在。宣德蟋蟀罐成堆出土，这本身就说明其不会是斗盆。退一步说，无论这件永乐盆的真实情况如何，宣德鼓式罐也不可能是斗盆。 通过文献与实物图二 相互参证，可以认为这件永乐盆就是文献所说的圆栅式斗盆，目前虽然尚未见宣德斗盆实物，但景德镇出土的宣德蟋蟀罐并非斗盆。
斗盆的情况已经明确，景德镇出土的宣德蟋蟀罐是不是就可以归之于“养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古器物要想获得科学的定名，不能脱离相关史学的合理解释。从文献来看，古人饲养蟋蟀用具皆为陶制品，不用泥制或瓷制器具，并且绝无“养盆”这一说法。所谓养盆之名是民国以来近世京城一带人关于饲养蟋蟀用具的称谓，同古代所用器具的称谓毫不相干。那么，古人关于宣德蟋蟀罐的用途及其定名情况如何﹖笔者以为，这正是刘侗所说的“比笼”，亦即文献所说的蟋蟀罐。
比，《说文》曰：“密也。二人为从，凡从为比”。意为比较、排选并兼珍藏之义。古代凡称笼之名，皆为竹编之属，随着历史的演进，其所用材质虽已为金丝银丝或瓷器取代，并非竹类，却仍沿旧名称笼。景德镇出土有著名的官窑虫具“宣德串”，亦名“过笼”，原因正在于此。比笼源于比匣，北宋时，人们以石匣贮藏参加斗咬的蟋蟀，凡斗咬之蟋蟀，须按身材大小，身体轻重是否相符，颜色是否相合等条件进行严格排选，合于上述条件才能被装入比匣，以备斗咬之用，故有“宝彼石匣，行伍武库”的说法。入明以来，比匣为瓷质蟋蟀罐所取代，俗称比笼或蟋蟀罐。刘侗关于这一情况作出具体说明，故曰：“初斗，虫主各内乎比笼，身等、色等合，而内乎斗盆。”这一做法直到清代还相传承，清陈昊《花镜》云：“初至斗所，凡有持促织而往者，各纳之于比笼。”其意是说，凡到蟋蟀斗场参加斗咬者，皆以比笼贮藏促织入场。可见，景德镇出土的宣德蟋蟀罐就是文献所说的比笼，是贮存斗虫的专用器具，为斗具之一，也称蟋蟀罐。
还有一个相关问题。无论是从文献还是以实物图二 来看，皆暗含着一个历史的隐秘，即成祖朱棣与其孙朱瞻基都有促织之好，并且都留有专为其所用的官窑虫具。如果这一历史情况属实，景德镇御窑厂极有可能留下证据。事实也正是如此。景德镇出土的蟋蟀罐共分三式，其中式一为圆腹坐盖式，圈足边沿较窄，足内无款；式二为圆腹坐盖式，盖底与器底皆书“大明宣德年制”单行楷书款。简言之，式一为无款罐，式二为有款罐。上述两式蟋蟀罐皆于1993年出土于景德镇中华路，并且有明确可靠的类层关系可考，证明式一蟋蟀罐年代较早，而且同1982年永乐后期地层出土的瓷器品种接近，而式二蟋蟀罐的年代晚于式一蟋蟀罐。特别巧合的是，式一同式二蟋蟀罐各出土青花樱桃小鸟罐与青花瓜瓞纹罐，即每对罐分别由式一无款罐同式二有款罐组成。二者相互比较，式一无款罐青花发色浓重，有明显的晕散，这与永乐青花器少款、发色浓重等情况相符，而且有明确的类层关系为证据，应为永乐器无疑。式二蟋蟀罐发色浅淡，少有晕散，并且有明确的纪年款，为宣德器物无疑。文献有关于永乐盆、宣德盆的记载，景德镇则有明确的类层关系以及出土的实物为证，因此我们有理由说，式一无款罐应为永乐器，有款罐则为宣德器，而且证明朱棣与朱瞻基祖孙二人皆有促织之好的记录属历史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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