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汤液经法图》》2

从《补中益气汤加减方证图》分析病症、方义：则是病为脾土五行中之木、土大虚并水弱，而金则亢，强克脾土五行之水、火、土及木，致因脾虚而口干多饮、多尿，恶心呕吐之“燥”症。黄芪为君：黄芪为火中土为母，扶助“土（我）体”之虚土。太子参、制半夏、橘皮、炙甘草为臣：太子参为木中土、制半夏为木中土、橘皮为木中木，承被克水“体”制之“土体”中之土、水；炙甘草为土中木，补扶“土（我）体”之虚木，经云：“承乃制，制则生化”矣。当归、白术为佐：当归为水中木、白术为水中土，被克肾水反侮“土（我）体”之金、水，使亢者、虚者收敛。升麻、柴胡为使：升麻为火中土、柴胡为金中木，以少量之“母”土、“子”木引路，扶助“土（我）体”大虚之土、木。此为脾虚夹实综合之症，治以补木壮土益水以制燥金之方药。

无闻居士戏言之：

以方解图者无中生有，以图读方者有亦是无；

有无大小凭机缘巧合，青红皂白侯同道评说。

HKC0207先生所言之五泻方：泻肝汤治惊“烦”不宁，泻心汤治心下“痞”满，泻脾汤治腹中“滞”胀，泻肾汤治心中“悸”动不安，而泻肺汤治胸中“烦”满，之“烦”字该如何解释？

感谢先生提示，使吾重新检视所填补的“痉”字是否为最合适？是否即为先生所言之“悸”字？还有其它更符合原著的字否？有鉴于此，致吾重读细读《辅行诀》与《伤寒论》，对两书所论述之病症再行仔细推敲，并重与家弟论证，力求所缺之字填补准确。

《经法图》圈外之五“症治”遗缺一字，造成此医古籍之缺憾。而《经法图》作为解释“汤液经法”的工具，作为解释“汤液经法”组方法则的结构模型，五“症治”如同五个模块，缺一模块就会严重影响该结构模型的正确使用。

无闻居士反复研读《辅行诀》与《伤寒论》，经从另一角度去思考、去探索、去分析、去推敲此五字所要表述的到底是什么？终于明白此五“字”的原始含义是什么，它所要表述的是什么？

陶弘景在《辅行诀》之大小补泻汤方证对五脏虚实病症的表述中，用的最多的字是“烦”、“燥”、“痞”、“满”、“滞”、“惊”、“悸”、“恐”、“怒”、“悲”等字（张仲景之《伤寒论》中对方证所述雷同，如太阳病，脉促胸“满”者，桂枝去芍药汤主之；服桂枝汤，大汗出后，大“烦”渴不解，劢洪大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发汗后，腹胀“满”者，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主之；亦如：烦躁、虚烦、燥屎、心下痞、心下悸等），其中“惊”、“恐”、“怒”、“悲”等为“七情”病症用字，那么剩下的“烦”、“燥”、“痞”、“满”、“滞”、“悸”六字表示的什么？是“病象”！是病症所产生的“病象”！无闻居士至此方明白：

《经法图》是以“病象”平判断“病症”进而“处方配药”的，中华医药先哲把“病象”放入“《汤液经法图》象”中，用以表达病症与方药之间之关系，《经法图》即是方症结构图是也。

诚如先生所言，“悸”，作为病象，也在此六字之内。但“悸”真的是病象吗？查《新华字典》：“悸，因害怕而心跳：悸栗（心惊肉跳），惊悸。”而隋·巢元芳之《诸病源侯论·风气诸侯》曰：“诊其脉，动而弱者，驚（惊）悸也。动则为驚（惊），弱者为悸。”因此，笔者认为，悸与惊同，“惊悸”二字同义，惊即悸，悸即惊，悸应归于“七情”病症用字，而不应归纳在“病象”中。如是，则剩余的“烦”、“燥”、“痞”、“满”、“滞”五字即是五“症治”所用“病象”之用字！如是，则所缺的字为“满”！经笔者把此字补入“大小补肺、泻肾汤”医方中进行验证，应该无误。

现把“满”字补入有关联的“小补肺汤”与“小泻肾汤”二医方中，顺便把二方证图贴出，以征先生之意，便于吾之纠错也。

治汗出口渴，少气不足息，胸中痛，脉虚者方：

麦门冬【土中金】五味子【金中金】旋覆花【火中火】（各三两，一方作牡丹皮，当从）细辛【木中金】（一两）

上四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每服一升，日三服。若胸中烦热者，去细辛，加海蛤【火中水】一分。若闷痛者，加细辛一分。咳痰不出，脉结者，倍旋覆花为二【六】两；若眩冒者，去细辛，加泽泻一分；咳而吐血者，倍麦门冬为二【六】两；若烦渴者，去细辛，加粳米半升；涎多者，仍用细辛，加半夏半升，洗。

解析：

肺虚则鼻息不利，胸中（闷闭而满——笔者加）痛，其病象曰“满”，必少气不能报息，耳聋咽干。《说文》曰：“满，盈溢也，从水，声”。

肺虚则鼻息不利，胸中痛，少气，不能报息，耳聋，咽干，方用补肺汤。

“肺虚，则汗出口渴，少气不足息，胸中痛”是病。

肺病用金体，是病为肺金五行中之金大虚，强克肝木五行中之木。“小补肺汤”方中麦门冬为土中金，五味子为金中金，旋覆花为火中火，细辛为木中金。以“金体”中之金补扶“金（本）体”之金；以“金体”之母“土体”之金补扶“金体”之金；以肝木“木体”之子“火体”中之火（木体之木生火体之火），承而制（化解酸金克辛木）之“金体”中之金；以“木体”之金反侮转化“金体”之金所克。

肺虚“〈体〉之金大虚，强克肝木五行中之木”是病则用“小补肺汤”是方，旋覆花为君药，麦门冬、细辛为臣药，五味子为佐使，化辛除满，治汗出口渴，少气不足息，胸中痛。是方一君二臣一佐使，方证见（图5—19）。

治小便赤少，少腹满，时足胫肿者方：

茯苓【土中水】甘草【土中木】黄芩【水中木】（各三两）

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顿服。

解析：

肾实则腹满，泾溲不利，面色正黑，其病象曰“满”，必小便赤少，少腹满，时足胫肿。《说文》曰：“满，盈溢也，从水，声”，肾实则腹满，泾溲不利，面色正黑；方用泻肾汤。

“肾实，则小便赤少，少腹满，时足胫肿”是病。

肾病用水体，是病为肾水五行中之火亢太过，土亦亢，而木则虚，克心火五行中之金、水。“小泻肾汤”方中茯苓为土中水，甘草为土中木，黄芩为水中木。以心火“火体”之子“土体”中之水、木（火体之金生土体之水、火体之水生土体之木），承而制（化解苦水克咸火）之“水体”中之火、土；以“水体”中之木补扶“水（本）体”之木，方证见（图5—21）。

肾实“〈体〉之火亢太过，土亦亢，而木则虚，克心火五行中之金、水”是病则用“小泻肾汤”是方，茯苓为君药，甘草为臣药，黄芩为佐使，化咸除满，治小便赤少，少腹满，时足胫肿。是方一君一臣一佐使。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谢先生之提示，使吾对《经法图》有更深的理解。先生真吾师也，先生认真而又严谨之治学精神，吾自愧不如，吾当习而效之。

是“痉”是“悸”是“满”，或是“□”它字，无闻居士翘首以待：

真亦假时假亦真，孰是孰非待君论。

pacious先生，谢先生之抬爱。“理论研究”≠“理论”，即使有“理论”，哪也是《汤液经法图》之理论，也是先贤陶弘景《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之理论是也，笔者只不过是作一点肤浅的研究罢了，哪敢将“理论”据为己有。

《经法图》是用中医辨证之五行（五脏）病症，以中药之五行药性来对症下药，是以五行生克制化之关系，来论述“针对病象，判断病症，处以方药”之用药法则总结。即《经法图》是将病理、医理、药理一起归总到五行之中，实行“统一规则与口径”进行辨证施治。因此，笔者曾作如下总结：

《经法图》即是中医方证结构图。笔者认为，《经法图》中已包含了病理、医理、药理在内。为传扬是书是图，笔者再把总结并补充后的“《汤液经法图》功能”贴之于下：

《经法图》是以“病象”平判断“病症”进而“处方配药”的，中华医药先哲把“病象”放入“《汤液经法图》象”中，用以表达病症与方药之间之关系，《经法图》即是方症结构图是也。

笔者在第八卷——“怎样解读《汤液经法图》”标题中已有说明，此乃“以方解图，以图读方”。在下在文中是“以药推理”来“以方解图，以图读方”的，因白沙游子不是中医生，只是一名“中医药爱好者”，所做的是理论研究，不是搞临床研究。

再者，《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之书名亦即是吾之研究目标：即只解析“用中医辨证之五行（五脏）病症，以中药之五行药性来对症下药”之“用药法则及要领”；即只进行“破解和解析”《汤液经法图》与《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而未做“《汤液经法图》临床应用”研究，如spacious先生有此想法，这是高抬笔者矣，笔者深为感激，只不过笔者能力有限，心有余而力不足，此项“《汤液经法图》临床应用研究”只能有待高人了。

不过，在下坚信《经法图》之功用，所以还是尽力而“明知不能为而强为之”。

再录《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之章节用以说明吾之解析。

“夫肝之病，补以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药调之。酸入肝，焦苦入心，甘入脾。脾能伤肾，肾气微弱，则水不行；水不行，则心火气盛，则伤肺，则金气不行，则肝气盛。故实脾，则肝自愈。此治肝补脾之妙要也。肝虚则用此法，实则不在用之。”

解析：

“肝病用木体，肝虚用补法。（以下所用为《内经》五行五味配属）补之以木，扶助以火，再用土缓之。此即“木体”中之木、土虚而火弱，强克脾土之土、水是病。方药用：木中木，木中火，木中土以补扶“木（本）体”之木、火、土；“木子”火中火扶助“母体”之火；“木母”水中土，水中水扶助“子体”之土、水；以被克“土体”之子“金体”之金中金，金中木承而制（化解酸木克甘土）之“木体”中之木、土；并以被克“土体”之土中土，土中水反侮转化酸木克甘土之木、土，使虚者收敛。”笔者认为，这既是药方又是方义，这其中已含有“医理”矣。《经法图》是中医方证结构图，如同现代之数学“公式”，以笔者现在之水平，也只能作此肤浅之解释。

当然，先生言之有理，如：“夫肝之病，补以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药调之。酸入肝，焦苦入心，甘入脾。脾能伤肾，肾气微弱，则水不行；水不行，则心火气盛，则伤肺，则金气不行，则肝气盛。故实脾，则肝自愈。此治肝补脾之妙要也。肝虚则用此法，实则不在用之。”这是医者对病症之按语，亦即是对病症所施行之“医理”，白沙游子将为此作出努力，谢谢先生，谢谢。

笔者重申：谨以此文作引玉之砖，期望能对祖国医药事业的兴旺发达起一点推波助澜之作用，也冀能得到专家学者之批评指正，共同探讨，与时俱进。

卷后附言

《词海》（1979年版缩印本）曰：“药性——中药学名词。见《神农本草经》。指药物的性味和功能，如四气五味、升降浮沉等。”

无闻居士以为，中药的药性与药味可分而述之，药性为温、热、凉、寒、平五气（为五气之静名），升、降、浮、沉四气（为五气之动势）等，两者合之即为双溪无间医者所谓之“中药本草动力学”是也，而药味则为酸、辛、苦、咸、甘五味。

《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曰：“陶隐居云：依《神农本草经》及《桐君采药录》，上中下三品之药，凡三百六十五味，以应周天之度，四时八节之气。商有圣相伊尹，撰《汤液经》三卷，为方，亦三百六十首：上品上药，为服食补益方者百二十首；中品中药，为疗疾祛邪之方，亦百二十首；下品毒药，为杀虫辟邪之方，亦百二十首。凡共三百六十首也。实万代医家之规范，苍生护命之大宝也。”

根据《神农本草经》之记载，中药之品质按上、中、下三品划分，按玉石部，草部，虫兽部，果菜部，米谷部之分部，并亦有酸、辛、苦、咸、甘五味之药味分类。

廖育群在《中国传统医药·药物知识》（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年8月版）中云：“到《隋史·经籍志》中，已著录……〈神农本草经八卷〉项下的注释中，便记有被列入这一体系的本草著作十八种；〈桐君药录三卷〉项下同样记有从属这一体系的各种药录、药法、药律、药对、药目、药忌类著作”。无闻居士复曰：廖君此言可以证明吾之推测，《桐君采药录》与《神农本草经》两书属不同之体系是也。而且，从《辅行诀》卷中所载二十五味药精之一的豆“豉”，《神农本草经》书中却没有收录，如此关键的一味药物，《本经》为何无记载，这只能有一个解释：《辅行诀》用药所依据的“本草”是《桐君采药录》，与《神农本草经》属不同之“本草”体系，这亦是两书属于不同体系之内证是也。由于前贤晋·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序》中曰：“伊尹以元圣之才，撰用神农以为汤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选论甚精，皆可施用”；而北宋·林亿在《伤寒论序》中则更进一步云：“夫《伤寒论》盖祖述大圣人之意，诸家莫其伦拟……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得不谓祖述大圣人之意乎？”致使后人无敢逾越“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之论断。

据《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之说，两者之共同点为，药物按上、中、下三品划分，按土石、草木、水（如井泉水、长流水、麻沸汤、甘澜水等）、动物、煅烧石等分类，有温、热、凉、寒、平五气之论说。而两者之异在何处？已知《神农本草经》体系把药味分为酸、辛、苦、咸、甘五味，而由于《桐君采药录》已失传，这一体系之特点已不得而知，但从《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书中二十五味药精之五行属性和《汤液经法图》之记载，无闻居士推测，该体系是将药物以五行属性来划分归类的。由于《桐君采药录》之佚失，以五行属性归类药性之法已无从考证，但从《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与《汤液经法图》中可略窥其梗概。

无闻居士进而推测，《汤液经法图》乃中药药（属）性向药味转变之关系式、转变过程之记录，是两者之间的“换算图”表（如现代度量衡之改制——从分、钱、两、斤换用克、千克之换算表）。中华医药典籍《桐君采药录》、《汤液经》与《神农本草经》和《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成书时间的先后顺序为：《桐君采药录》→《汤液经》→《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

无闻居士认为，对中药药（属）性归类，上古时代按上、中、下三品划分，按土石、草木、水（如井泉水、长流水、麻沸汤、甘澜水等）、动物、煅烧石等分类，中古时代演变提炼而成金、木、水、火、土五行，《桐君采药录》与《汤液经》大概就成书于该时期（东汉前）；以后根据临床实用进而演化补入酸、辛、苦、咸、甘五味，《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是该时期（东汉）的著作。由于五行归类法富涵哲理学问，原始意识浓厚，即该归类法比较原始，加上《桐君采药录》的失传，导致该归类法逐渐退出实际应用（历史舞台），而五味分类法更适合临床应用，所以，以五味分类法取代五行归类法势所必然。因此推测，《汤液经法图》之成图时间大约在“五行归类法”之末，“五味分类法”之初两者的交替时期，即《桐君采药录》、《汤液经》与《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成书时代之间，在图中既有“五行”，又有“五味”，是对《汤液经》与《黄帝内经》两书用药关系之诠释。《汤液经》按《桐君采药录》体系以药物的五行属性来组方遣药（即所谓的汤液经法），而《黄帝内经》则按《神农本草经》体系以药物之五味法来制方用药的。惜矣哉！“汤液经法”也，幸矣哉！有华阳陶隐居之《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之传世，幸矣哉白沙游子得传《商周乾坤图》也。

岳美中在《岳美中医论医话集》中云：“《伤寒》、《金匮》，察证候不言病理，出方剂不言药性，从客观以立论，投药石以祛疾。其质朴之实验学术，实逼近科学之堂奥，真祛疾之利器。”并指出“益坚信中医之奥妙原不在宋元以后。”岳美中先生一言中的，自东汉以降，中医药古籍之组方已不言（五行）药（属）性，且偏重于临床，而中药学已处于从属地位，中药也就丧失其灵魂——五行属性，致使《汤液经方》遗存——《伤寒杂病论》之组方法则无从破解，中医药之奥妙无法从理论上予以诠释矣。

白沙游子言：为何与中药同时产生的中医则不同，在临床症治中一直保留了五行（属性）学说？此乃重医轻药之故也，此乃古今中医药界以《本经》、《内经》体系为经典之故也。自《桐君采药录》失传，存世之中药古籍自汉·《神农本草经》至唐·《千金翼方》至明·《本草纲目》至清·《本草备要》等书中，已不见中药药（属）性“五行归类法”之蛛丝马迹矣。

惟清代中期以降编撰的中药书籍中有“五行归类法”之零星记载，如《药性通考》、《本草从新》等。现摘录《本草从新》（清·吴仪洛辑，曲京峰、窦钦鸿点校。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5月版）有关条文如下：

2、P39页，香薷辛散皮肤之蒸热，温解心腹之凝结，属金而主肺。

蝎甘、辛，有毒。色青属木。

以及《药性通考》（清·太医院著，李顺保校注、褚玄仁审订。学苑出版社2006年10月版）中：

2、P286页，桔梗味苦辛，气平，无毒。色白，属金，入肺气分。

5、P353页，葶苈味辛苦，大寒。属火，性急，大能下气等等，就不一一举例了。

药（属）性“五行归类法”自东汉至清代前期历经一千数百年间，除《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外，中药本草类书籍中已不见其踪，而在清朝中后期之药书中突然出现，据《本草从新·序》中言：“余先世藏书最夥，凡有意于民用者，购之尤亟。以故歧黄家言，亦多海内希见之本……是尽发所藏而精绎之……曰《本草从新》”

不知吴氏从何“希见之本”中辑出？或是为其自悟？抑或另有出处？令人费解也，今列之以存疑（笔者推测，此可能是从道教丹道医药中传出，其代表人物有张机、陶宏景、陈抟、张三丰、傅山等，其传世之宝即是史书记载而又无载之《龙图》——《商周乾坤图》，亦即举世以为失传的陈希夷之《易龙图》，斯图乃“易图”之祖是也。有关易《龙图》之详情，笔者另撰有“《商周乾坤图》应用系列之一·《【易龙图序】析解——陈抟著作及其学术思想研究》”一文）。

关于《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之真伪，白沙游子相信，诸君观此文后自有明断。

白沙游子无闻居士再言：

《汤液经法图》乃破解《汤液经》经方之钥匙，

《商周乾坤图》乃破解《汤液经法图》之钥匙，

白沙游子无闻居士撰于无闻书斋

二OO七年8月9日21时36分重订于浙江金华白沙之东，婺江之南。

案：本文为未成之草稿，或有不合实际之处，拜大家务必不要留手，重骂下来即可，这样我也才有一个反省订正的机会。谢谢大家。

在中医的学习之路上，不只一次听见老前辈对学习者的提醒：「要明白一味药的药性、药理、效用，若走上西方化学的『成分分析』这条路，就完蛋了。

那么，一味药的药性，自然就该照中国传统的看法：性味如何，归于某经……等论述了？这，就一般学中医的同好而言，是对的。但，如果是对于学「经方」也就是学《伤寒杂病论》的学习者而言，光以《本草备要·药性总义篇》的理论作基础，而详熟该书中的诸般药性，恕我撂下一句恶毒一点的风凉话：你对《伤寒杂病论》的理解，就会是「时方医」的领域，想不通的，就认为那是错字、错简，而与「经方派」的出手工夫有所出入。

时方派的本草学，和经方派的本草学，有着根本上不同的「认识观」，而讲难听一点，经方派之所以会堕落成今日的时方派，「本草理论」的改变，亦是其中最重要的几个因素之一。

即使去中国医药学院，也会听到那里的学生在说：「我们系的某某大教授说啊，光学《本草备要》是不够的啦，学药理还是要研习《神农本草经》才行！」讲得是得意洋洋，但是《神农本草经》的功夫，终究还是练不成。

因为，他们所学的本草学认识观，绝大多是西方研究的「有效成分」，那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垃圾；而少数几个有志之士，专心研究中国本草学，晓得「桂枝解肌、麻黄散寒」，晓得「以皮行皮，以枝行肢」、「清气出上窍，浊味出下窍」了……那仍是「时方药理学」，对经方中使用的「古典药理学」只沾上一点边儿。

所以不够。

这篇文章，便是讲一些不正经的杂谈，就当做与诸同道闲聊，来说说什么是经方中历然可见、而时方派蒙然未知的药理、药性。让初学的同好可以稍稍分辨其中的不同，而在学习的过程中有理路可循。

但是，虽然说是「和初学的同道」聊聊，如果有读者是还未读过《伤寒杂病论》的，JT还是觉得可以不用看，怕会徒增混乱。

JT的论点，大部份来自于清末唐容川的《本草问答》和邹润安的《本经疏证》，许多好朋友们对这两本书想必并不陌生。

中医分为经方派、时方派，这，不但中国人晓得，日本人也晓得。经方派在日本叫作「古方派」，而时方派在日本叫作「后世方派」，意思一样。

而不论是在中国还是日本，也都晓得，经方派和时方派的「分水岭」是什么──那就是所谓的「金元四大家」。

「金元四大家」虽然齐名并称，其实他们的生卒年是颇有差距的，并不是同生同死。而比他们更早出名的一位，相传是李东垣之师的人，就是张元素，也就是张洁古（易水先生，易老）。而，张洁古做了一件「功德盖世，罪恶滔天」的事情，造成了经方派从此变成时方派。而那件事情，就是现在学传统中医的人耳熟能详的「归经理论」──某某药入某脏某腑、哪一条或哪几件经。

归经理论是错的吗？不能算错，很多时候是很有道理的，临床上也大大有用，尤其是示人一条明径，使人更能掌握用药一事，对学习中医者而言，是甚有助益的。

但，它是对的吗？也并不全对。因为，它大大地「窄化」了一味药的药性。

同样是用中药，以「《神农本草经》、张仲景（或《汤液经法》的作者）所知道的药理学」创出来的方叫作「经方」，汉朝到唐宋，都还算是经方的时代。而以「归经理论」创出来的方，就叫「时方」，其中对每一味药的看法，都和经方是很不同的。

最古的《神农本草经》，其中提到的药性只有「性．味」，也就是「什么味道」、「温凉寒热如何」，而五色入五脏的概念，则是「稍微提及」，例入「五色灵芝各入哪一脏」，不是通盘性的认同。

而其后，魏晋的《名医别录》，唐代的《新修本草》、《日华子本草》、《海药本草》、寇宗奭《本草衍义》，或是宋朝具代表性的《证类》、《大观》二本草……诸多书籍，大都只是顺着《神农本草经》之后补入新发现的「效能」，却未曾对「本草理论」作更多的理论分析。（在张元素作大系统的归纳之前，入经药的论述，可散见于：汉·《神农本草经》大枣：助十二经。魏晋．《名医别録》甘草：通经脉。唐·《食疗本草》胡桃：通经脉、乳腐：益十二经脉、绿豆：行十二经脉。唐·《海药本草》阿勒勃：通经络。宋·《本草图经》瞿麦：通心经、苏叶：通心经。世纪末《史载之方》某方：宜行其肾经、清凉之药：解利肺经。宋．《本草衍义》天竹黄：凉心经、桑白皮：治小肠热。宋·《本事方》真珠母：入肝经。……等。至于引经药之记载则如下：《神农本草经》菌桂：为诸药先聘通使。《名医别録》桂：宣导百药、白附子：行药势、酒：行药势。5-6世纪《雷公炮炙论》绿蛇：令引药。唐·《食性本草》薄荷：能引诸药入荣卫、酒：引石药气入四肢。《本草衍义》泽泻：引接桂附等归就肾经。《本事方》椒：引归经、粥：引风湿之药径入脾经。宋·《杨氏家蔵方》酒：引药入经络。──尚未有整体性之论述。）

到了张洁古，他对古代的方剂做了一番整理，发现到「太阳病病到太阳、阳明之间时，会用到『葛根』这味药……，于是就以此归纳出了一句话：「葛根是阳明引经药，如果感冒太早用了，反而会引邪入阳明！」同样，对于柴胡，后人也看做是少阳引经药，说它会「引邪入少阳」（明．李中梓），而至于桂枝，因为有帖「桂枝汤」是治「太阳病」的第一主方，于是「桂枝」的归经也就变成是「太阳经药」了。石膏，他也说是「大寒之药，不可轻用」。

这，有没有错？从某个角度来说，复方「桂枝汤」的确是「会」作用在太阳经，而单味药的柴胡、葛根和少阳、阳明二经也有着密不可分的相关性。可是问题就在于：「不只如此而已！」后世的学者，因此就随随便便把某味药找几条经随意归类，做学问是简单化不少，可是却变成「见树不见林」，迷失了那一味药真正的本性。

可是，因为这种「时方药理学」方便好用又好记，而张洁古先生又的的确确是一位医术甚高明的医者，于是紧跟在他之后成名的「金元四大家」，也自然纳入了张洁古的这个系统，而有了相当好的成就，比如说李东垣自创的「补中益气汤」或是修改了宋朝陈自明《妇人良方》中的龙胆泻肝汤而成了「去男人下阴臊臭」专方的「东垣龙胆泻肝汤」，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也堪称「伟大之方」。

可是，归经理论，却是一套「反映了一部分真理却不等于真理」的不完全的理论。洁古本人、金元四大家都是苦读《内经》起家的，偏得还不太多，但愈用到后来，纰漏愈大，新创的方剂效果愈来愈差，「一剂知，二剂已」变成了今日的「你回去吃半个月再来看看有没有好，如果没好我们再换药试试！」

到了后来，当然有人觉得好象事情不对头了，想要扳回如崩墙倒壁般的中医「末法」劣化状况，明朝不少医家都在重注《神农本草经》，想要从这个大根头去重新寻回些什么。当然也都是小有成就，但效果并不明显。

明朝那一位「把之前有的理论、药性全都收录」而编成《本草纲目》而被倪海厦先生痛批的李时珍，其实不是中药学劣化的源头。源头在张元素。光是他以降的几句「葛根引邪入阳明」，「柴胡引邪入少阳」，「石膏大寒不可轻用」就把经方中这三味药封印了八百年。明明没有这么一回事儿的，太阳初感，证齐全了，就可以用葛根汤；傅青主也用柴胡汤小制其方治伤风初感而很有效，并不会因此引邪入里，石膏更只是「凉」而已，不用八钱到四两甚至一斤，很难显出药性。可是张元素之后，人人都跟着这么说嘛，绝大部份的医者，小心翼翼地就都「尽量不要用《伤寒》、《金匮》方」了。

直到清朝，事情才有了转机。如果以医术而论，陈修园、徐灵胎等人，因为临床功力够，其著作《神农本草经读》或《神农本草经百种录》都有卓然不群之见，但那是临床上的强而让他们得以重新明辨了历代本草的得失，并不是真正在本草理论上有所革新。

本草理论在清代得以翻身，主要的功劳，其实起自「儒家」。

清代的儒家，对四书五经有了很大的「革命活动」，原因是因为他们觉得古经典的注疏，绝大部分都被宋朝的朱熹垄断了，朱熹乱改原文，后代也只好照单全收；朱熹说某句如何如何解，后代也不好意思说不是。可是，总觉得有问题。

但，离先秦时代那么遥远了，连同一个中文字的字义都古今不同了，要如何平反才是？于是清代的儒者想出了一个办法：「用同时代的文献，做平行比对！」比如说《论语》中的某个字，朱熹说是这个意思，可是先秦时代的《庄子》、《列子》、《左传》、《诗经》、《尚书》等等其他书中出现这个字时，却都不是朱熹说的那个意思，于是他们就晓得：那是朱熹弄错了，那个字应当是某某意思才对。比如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的「习」字，先秦当时是「实践」之意才对（即使是现在的日文中也是『学到上手、会用』的意思，唐代传去的字义还在），「学到的常常能用在生活中，很快乐。」如照朱熹的说法，学了就一直温习，就会快乐了吗？正常人类怎会有这么一回事儿呢？

这么一种做学问的方法，一种新创的格物训诂之学（日本人也很爱用这一套），影响了中国少数几位由儒而医的医家，而其中有一系的传承，是：明．卢之颐《本草乘雅半偈》→清．刘若金《本草述》→清末·邹澍《本经疏证》→清末．周岩《本草思辨录》。

邹澍在《本经疏证》以及周岩《本草思辨录》用了「平行比对」的方式来注解《神农本草经》。而他比对所用的范本，就是中国医学史上唯一的一本「只要『证』合，药投下去，一定会好」，总有效率达到「神的绝对领域」的《伤寒杂病论》（用其他的书也不行，因为有时有效有时没效，未到『绝对领域』，比对会出错）。

他用「减法」来检证每一味药的药性，比如说，《伤寒论》中某一个汤剂比另一个汤剂只多了白芍三两，而这两个汤剂所治的主证却大不相同，于是，去推敲这两个主证之间病机的差异，就可以得到「这三两白芍在此处是做什么用的」之结论。而某几十个方用生甘草，某几十个方用炙甘草，慢慢减来减去，就推敲出了甘草生用炙用的药性之别

这样一点一点的「相减」，仿佛在玩「数独游戏」，渐渐摸索出一味药药性的不同层次……结果，说也奇怪！减出的一句一句，竟恰恰就符合了《神农本草经》那一句一句如天书般令人百思不得解的主治，于是，「三贲」（读死人不赔命的三本难书）之一的《本草经》之谜，就和《伤寒杂病论》的绝对领域之谜，在二者相互的帮助下，一齐渐渐地被解开了！

如果有些药味在《伤寒杂病论》中没有足够的出现次数可以相减，邹澍就会去找次一级，却也趋近于「绝对领域」的孙药王《千金方》、《千金翼方》等书，再去配合《伤寒杂病论》，一味一味相减，做分析……种苦工，光听也会知道有多可怕，可是竟然有人做到了，这真的是学问家的龟毛功夫，一般开业医生是没时间也没兴趣这么做的。

而另一位年代比邹澍稍晚几年的，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唐容川氏了。容川的理论，其《中西医汇通医书五种》中《本草问答》本身就阐释得非常完整，他的理学家思考所攀升到的本草学造诣，实堪与润安先生的《本经疏证》相互辉映，其金木药性相反、水火药性相反之论点，与敦煌出土的《辅行诀》竟然是相通的。

中医的大秘密「古典药理学」，终于在清朝的最后，得以重见天日。所以，生在民国时代而学中医的我们，可以说是很幸福的。

至于「时方药理学」呢？果真是害人之物吗？有时，我也觉得很难论断，或许该说是「看个人」或「有没有正确的理论与之配合」吧……一说张元素另有秘传，都学会了就会超强，也就是说，张元素如今传下的东西，就是一本被撕去后半本内容的九阴真经，所以时方家才会多半练成铜尸铁尸的等级？

有一位时方大家，他创的方剂，有效率几乎可以与仲景比美。如果仲景可称为「医圣」的话，这个人大概可以被叫做「医仙」了吧。这仙人就是与明朝皇室有着奇异的关联性，文学医学两得美名的傅青主（傅山），他的《傅青主男女科》也是家庭常备好书，尤其是妇女病，自己在家翻书吃药，比吃市面上一大堆中医开的药都好得更快。（其思想于清代陈士铎的著作中亦可窥见不少）。

傅青主以时方药理学，加上五脏相传补泻的道理，去搭建他臻于颠峰的医术，依此事实，如果换成今日，恽子愉前辈的「看西医检验报告、透视片」来开中药，彭弈竣先生的「不开经方」、皮沙士先生的「平易之方」却也都其效如神，其事实也就并不值得奇怪，可以放下门户之见而都虚心叹服了。

真的是「看个人」。

和人论医，有时会被反问一句：「既然你说经方派的方子这么有效，那为什么还会处在完全的弱势呢？怎么可能医生不晓得要用经方呢？

这当然有许许多多的原因啦……比说，「如果」如今是一个「经方盛行」的时代，若有医生开药吃坏人，保证可以被告翻。因为拿《伤寒杂病论》来一对，就会晓得他哪里诊断错误，没处可逃的。

可是，如今的中医是「百家横行」，于是乎曾在西医卫生署管事的JT的爸爸也曾笑说：「中医医坏了怎么告？除非是他开砒霜！」真的，毫无标准可言的，为了自身好存在，经方派还是消灭算了。这是略举一例。

不过，在本文中，我想专注在「本草学」领域的一个大因素。

一个人解释事物的标准，会影响到他看待事物价值的结果。

如今的「经方不盛行」，在「本草学」而言的原因，就是「医生变成诺贝尔文学奖评审」！

什么叫做「诺贝尔文学奖评审」？

就是，他们只会自己所熟悉的那一两种语文，任何外文作品却要英译了才能送审，你我们所熟悉的中文著作中，觉得好看得不得了的小说，或是动人得不得了的诗，哪一样翻成英语、德语还能维持它原来的文学力道的？不可能，中国人的单音节字所形成的声律美，译成外语就没了，于是，你译得再好，也是功力折损一大截。泰戈尔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诗集，还是他自己苦苦英译再请叶慈帮他改错字的哩！

所以，外语作品得文学奖的，什么川端康成、什么高行健，他们的作品，都是「蛮具有适合英译的特质」之作，却绝非该国家本国人最受感动之作。本国人看了，还是打瞌睡的人多些。

而这件事情，拿到中医的世界来看：就会变成这样──考检考、特考也好，上医学院科班出身也好，《伤寒杂病论》，也就是《伤寒》、《金匮》二书是一定会读的。可是，为什么读了，而在学习过程中自己试吃，给家人吃吃，也算是在临床了，却不会察觉出《伤寒杂病论》真的比《温病条辨》之类的其他书更正确、更有用？

这不也是个「谜」？

其实，也不是谜。

如果你拿起今日的《伤寒杂病论》的标准本子，也就是《御纂医宗金鉴．仲景全书并注》来读一读，再拿起其他必读之书《本草备要》、《医方集解》、《温病条辨》来读一读。因为你是第一次读嘛，不懂的地方，也就看一看它们的注解，参考参考其他书所论的方义、药性……然后，你就会觉得：《伤寒杂病论》这本书，真的是没什么了不起！什么号称「万方之祖」的「桂枝汤」，不也就和「参苏饮」差不多？浪得虚名，难怪后来被九味羌活汤和川芎茶调散篡掉！

这种「觉得差不多嘛」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最惨烈的一种感觉。因为在《医宗金鉴》和《医方集解》中注解桂枝汤方的注文，这种「将古书翻译给你听的语言」，就是那套一面倒、完全站在时方派角度解释事物的「时方药理学」！

你用那套阿猫阿狗的语言来看经方派的原典，结局就是那些阿猫阿狗会得到********！

那套「解释系统」本身就是一种偏见和侮辱。

重审桂枝汤．前言

找一首经方来看看吧。

「桂枝汤」如何？

「名曰桂枝汤者，君以桂枝也。桂枝辛温，辛能发散，温通卫阳。芍药酸寒，酸能收敛，寒走阴营。桂枝君芍药，是于发汗中寓敛汗之旨；芍药臣桂枝，是于和营中有调卫之功。生姜之辛，佐桂枝以解表；大枣之甘，佐芍药以和中。甘草甘平，有安内攘外之能，用以调和中气，即以调和表里，且以调和诸药；以桂芍之相须，姜枣之相得，借甘草之调和，阳表阴里，气卫血营，并行而不悖，是刚柔相济以相和也。而精义在服后须臾，啜稀粥以助药力。盖谷气内充，不但易为酿汗，更使已入之邪，不能稍留，将来之邪，不得复入也。

「此足太阳药也。仲景以发汗为重，解肌为轻。中风不可大汗，汗过则反动营血，虽有表邪，只可解肌，故桂枝汤少和之也。《经》曰：『风淫所胜，平以辛凉，佐以苦甘，以甘缓之，以酸收之。』桂枝辛甘发散为阳；臣以芍药之酸收，佐以甘草之甘平，不令走泄阴气也。姜辛温能散（散寒止呕），枣甘温能和。此不专于发散，引以行脾之津液而和营卫者也。麻黄汤专于发散，故不用姜、枣，而津液得通矣。」

这是《医宗金鉴》和《医方集解》的说法。

学传统中医的人，谁也觉得有道理。

但是，以经方药理的学习而言，这样，还差得太多。

现在让JT来当个导游，请读者诸君忘掉物理化学，搁下「有效成分」，进入「气功」与「巫术」这两门「科学」的领域，来再看一次桂、芍、草、姜、枣这五味药……看和时方医家所见到的有没有不同？

（不过，在此之前，我要先岔个题，讲些别的事，故事才能继续往下走……

中场休息的岔题：病毒究竟是什么？

我个人觉得：「科学」是一种慢慢「发现真理」的过程；在仲景《伤寒论》的时代，我们把病毒看做是一种「邪气」（中国人的「气」这个字就很有意思；「气」被中国人当做是「未知存在」的档案匣，凡是在该时点还不能确认的存在物，就被归于「气」类之中，等到科学渐渐发现它的存在了，就一一脱离「气」这个档案匣中，例如：空气、电气……，而到后来，电子显微镜发现了这种能通过陶瓷过滤器的微小「○？物」（介于生物与非生物之间的一组基因）。于是，也就「顺便」发现了病毒的机制：一组基因，进到人的细胞内，对细胞下一些乱七八糟的指令，或许也因此破坏了生物的机能，但至少达成了它自身的目的：复制它本身。

病毒这种东西，可往形而下走一步，也可以往形而上退一步：

往形而下走，就是人类仿制它的生命形态而创造出的「电脑病毒」──一串指令──会令电脑为它复制、传衍这组指令。

而形而上的，日本人的家常话叫做「烦恼」，中国人称之为「执念」──某些念头在人心中不断勾起人去重复动同样的念头，而对这个人的人生造成或大或小的破坏……种没意义的，具有自我保存、自我扩张之意图的，「无限耗能回圈」。

这种结构的存在物，它的本体，究竟是一种「唯物」的存在，还是在它背后，还存在着一种可称为「邪念」的东西在操控着？好比说，电脑病毒之所以能存在，是因为有设计它的人的「恶念」在创造它。

是形而上，还是形而下？这是一个尚待深思的问题。

先来跳开一下，谈谈另外两种东西的存在。

比如说宇宙好了，最近科学家计算出了「暗物质」的存在，我们这个有形可观测的宇宙，只占了真正「宇宙总存在量」的百分之四，只有百分之四而已！宇宙的其他大部分，都是未在三次元世界具现化的更高次元（形而上）的存在。我们所知的物质世界，只是「真正的宇宙」浮上海面的一小片投影而已。

最高级的科学家不得不承认此事实，而最低级的迷信者亦信鬼拜神。似乎在中间的一般人，也就不必硬要否定「看不到的世界」的存在了。

另外一样，同时具有「形而上」和「形而下」双重存在的证明物，就是「人体」了。

人的身上有「经脉」，循行于人体的表面，用「穴检仪（傅尔电针）」之类的机械来测量人类体表的电流量，会发现某两点之间的电阻特别小，把这些电子循行较易的点连接起来，就画出了几乎完全等同于古书的「经脉」图形。也有人去检查「经脉」那个区块的肉体，也会发现经脉上下的肉体细胞乃至于骨细胞，其排列会形成某种方向性（参见《人体使用手册》）；可是，要因此就倒果为因地说：「那些低电阻的路径是那些排列造成的」却不行。因为，只要人一死，全身经脉就消失了，测不出来了。简单来说，就是：人体的肉身，是不具有任何经脉得以存在的凭据的。

正如同宇宙背后有「暗物质」也就是天外之天，人类亦有可称之为「灵魂」之「身外之身」的存在。而经络，就是长在灵魂上的「灵体的器官」，它和肉体的诸脏器有极密切的关系，却不是「就完全等于」肉体的脏器。

这一点，也就是「物心不二」（佛教语是叫「色心不二」）的观念，是中医哲学所特有，西方心理学也承认，而西医却尚无能实践的观念。

光是用电阻测量、或能量照相的「科学」方式，就会发现人一「生气」，就立刻会共鸣到肝经上，而对该经络的能量和物质化的「肝脏」部分造成坏影响。哪里有病，哪一经的能量就会测得出怪怪的地方，中国人说「胆为中正之官，决断出焉」，你要说「胆这个小球球怎么会管到人体的决定权？」但胆经不对劲时，被胆经挟在中间的人脑下视丘，就真的也跟着变成有点疯疯的，而不能决定要发烧还是要降温……

再回题。

当「病毒」这个东西侵袭人体的时候，西方的医学会以微观的方式「看到」细胞在被病毒指使着去不干正经事而去造病毒。这是一个层面，不错，它存在。

但是，除此之外，在物质之外，病毒是有「本体」的，它的「本体」是存在于看不见的世界的，而且和「病毒的肉身」也就是电子显微镜看到的病毒是「分离」的。

这一点，「病毒」和「细菌」不同，细菌确确实实是一种小「植物」，灵魂不会脱体作乱。就算它有毒，它也不太会去「矫」它的存在环境，环境允许它生长就乱长，环境不允许，来了抗体或抗生素，它就死。并不比杂草更凶猛。

可是病毒不一样。它「霸道的支配意志」会显现在人体的侵占上。而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西药能杀灭病毒。因为病毒混入了寄主细胞核，等于是变成寄主的一部分，要杀就连寄主一起杀，药到命除病也除，死人是不会感冒的。

和病毒最像的东西，于人体，就是癌症了。有几种皮肤癌或子宫癌，西医也说那是病毒感染而细胞变质，恶化成癌细胞。

而倪海厦医师也说：「百病皆因风始，癌症医到后来，变成感冒，感冒能当场解决，癌症就会好，不能解决，癌症就会回来。」（风气即勾芒气，唯勾芒气其结构会形成不断复制自己的碎形图。详论于本文下篇再述。）

如果给西医听到，一定觉得有人要发狂了。但其实这事情并没有那么深奥。

有这么一个西医的实验：

一般而言，我们会认为癌症是「癌细胞吞掉好细胞」，想当然尔。不过，这个实验是：把癌细胞和好细胞之间隔着一片玻璃片（还是水晶片？有出处那本书我弄丢了，一直没再买回来），不让它们真的接触，可是，隔在彼端的好细胞，还是渐渐会被「带坏」而变成癌细胞。也就是所谓的「基因」，根本就可以因为磁场之类的「形而上」之力，而像录录音带一般「转录」过去。

癌细胞是「物质」，没错。但「癌症」也是一股「能量」，而且是有意志力的能量，这是第一点。

而这一类的「能量／物质」，进入人体，又是如何运作呢？

以病毒为例，它的传导，可以是从能量，也可以从是物质……

曾经有机会遇到台湾地位崇高的西医崔玖教授，JT问了一句话：「崔教授，您觉得病毒是能量还是物质？」崔教授马上正色道：「当然是能量！是一种『讯息』，不是物质！」

崔教授会这么说，是因为她有一次发俗称「蛇缠身」的「带状疱疹」，那是一种病毒感染，西医认为是「沿着神经节」传染的病。可是崔玖教授自身发过带状疱疹的经验却是：红疹在身上「画下了小肠经的图形」！人家是神经和经络的大行家，当然就会晓得：「那不是神经节！」JT的干哥哥也有一天晚上在家发蛇缠身，从后腰绕向前面，刚好是中国人奇经八脉中的「带脉」（如果从上背向下斜绕是神经，平绕是带脉），而家里没有药，我干爹就叫他吃「小建中汤」顶一顶，说也好玩：那条红线，就又循原路缩回去了！

不过，JT的西医朋友，却也跟JT说：他在西医院看到的，真的有人是沿着「神经节」长的。那，由此看来，病毒果然是一种物质了。

也就是说：病毒这个东西，真的是存在于「跨两个次元」的暧昧领域的：有能量、灵的部分；也有物质、DNA的部分。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也是这样，有人感冒，帮他切个脉，如果当时我们的体力不是很好，马上就会把他的病气吸进来，不要几分钟他的证状我也全套统统有，开给对方的药第一包得扣下来给自己吃……有潜伏期什么的，直接就过来了。这是「灵气」的病毒。

有些比较厉害的病毒，从「气」传的能力就比较差，比如说要防爱滋病，竟然一层保险套就可以挡下来。而像SARS，只要带原者没发高烧，就算你在他前面玩，沾到他喷出来的飞沫，或给他把把脉，也没事。而脑炎，西医自己也说了，感染到的人只有十万分之七会发病……

病毒就是这么一种奇怪的存在。

但是，当它感染到人体，发病了……那「灵魂」的部分，却都几乎都是依附在人体有电流循行的部分──经络或是神经──而它磁场影响的范围，则以「邪气」的存在方式进攻人体的部分。

用古书的例子简单来说，就是「太阳病」的「头痛、项强」，那是病毒依附在太阳经所造成的经病；可是全身性的「恶风」或「恶寒」，病机学说所谓的「风伤卫、寒伤营」的状态，则是它的触手「邪气」的影响范围。至于实际上一粒一粒的「病毒」在哪里有几只的问题，古方派或时方派中医根本不需要管它。

因为就大通则而言，只要把它的「灵」和「物」之间的「邪气」部分消灭，凭依在经脉上的本体（灵）就会被赶跑，物质化的「病毒」也会一下子都消失。于是乎，初感用桂枝汤、麻黄汤发发汗，把邪气逼出去，感冒二十分钟就好了，细胞中的病毒到哪去了哩？不知道，也不必知道。

正由于病毒有这样的存在方式和消灭它的方式，「本草药理学」的研究，就不能不正视每一味药作用在「气」的层面其功效。

只说「有效成分」，那是执着在「物」的层面；但只去分析它的能量、波动，那又太唯「心」论了。可是，「心」、「物」二元论本来就是西方人做学问的办法，他们会觉得：你如果不把心、物区隔开，灵疗、药疗混在一起，变因太多，没办法「科学而客观地观察」。

纯就西方式的研究，「物」的「有效成分」存在否？当然是存在的，比如说黄连、黄蘗中提炼出的「小蘗碱」，单用来止痢也很有效。可是「常山」的有效成分，却是提炼出来了也没效，一定要连植物煮下去才行；瓜蒂散亦然（化学研究说「瓜蒂散」催吐的成分在「甜瓜素」，可是把这个成分注射到血管，人不会吐，于是他们就以「此成分乃刺激食道方起作用」作为定案──殊不知百年前日本经方家森立之嫌此药太难吃，于是制成药丸来使用。根本不沾食道，一样是吐得一塌糊涂。）。或许，倪海厦先生所说的：「黄砂糖不伤身，精制的白砂糖就会伤。」、「天然的食品不补到癌症，合成的营养补充剂会补到癌症」等等事情，也和「形」「气」的问题有些关系。精炼太多次所留下的成分，或是化学合成的成分，比较不带有「灵气」，也就是「另一个层次的生命能」，没有灵魂的，「死掉」的营养，活人的身体认不出它，同属于「死气／阴实」（人的癌症，西医称做「Cancer」，也就是十二星压中的螃蟹座。螃蟹座那个天空的地方，有一团灰沉沉的星云带，中国天文叫它做「居尸气」，也就是「存在于尸体里面的死气、阴气」，是一种「生命能量的缺席状态」。──当然，这只是一个巧合。西医给癌症取名为螃蟹是因为觉得乳癌向外扩张的静脉样子很像螃蟹脚的缘故。／所谓阴实，即为有其物质的部分，却无活人该有的生命能「阳」充实其中的组织）的癌细胞，却物以类聚，大大方方地接收它了。这几十年，爱斯基摩人开始吃精制糖之后，糖尿病患者亦暴增四倍。

而，同样是西方人在研究的「同类疗法」和「花波疗法」呢？他们这种「喜欢凡事要清清楚楚」，内外不可相及的性格，就要删除掉「物」的层面来做研究。比如说同类疗法，把一小撮砷放到水里面，再把那水冲淡100倍，然后重复此动作，如此重复很多次，100的负n次方这样下来，水里的砷的平均浓度连一个分子也没有了，但那种「被砷加持过的，保有砷的波动的能量水」，却可以拿来治砷中毒。而花波（台湾俗称『花精疗法』，但为避免和『精油』类的东西搞混，在此依JT老爸的建议，称之为『波』。）也是，在太阳光下，用水去撷取花朵的波动，冲淡10的n次方倍，再拿来治病。可是，「同类」和「花波」这两种「唯心去物」的医疗产品，以临床疗效而论，会发现它用来做心理谘商「调理情绪」的效果，远远胜过「治肉身的病痛」。本岛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崔玖教授用「花波」、「同类」二法治疗爱滋病患者，二十几个病人，没有一个发病，没一个死，原本个性晦暗的也变开朗了，病毒指数节节下降，可是，完全转阴性的，没有。治都治到灵魂上去了，缺乏对肉身的作用点。趋近于《内经》「移精变气」的「祝由」之法。

走极端的二者，都有其力量上的限制。

而中医的药理学……，不只药理，根本在哲学上，就不是「心物」二元相对论，而是「心、气、物」三层统一论，练功的人会晓得「精气神」三宝，说白话就是「体、气、心」，这三样东西，虽然处在不同的次元，却是可以互相转换、不断交流的。（「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合道」三阶段修炼，丹道家称之为「三花聚顶」）「炼精化气」是把肉体的「质」转化成能量介体的「气」，「炼气化神」是把「气」能转化成「灵」能，而「炼神还虚」的「合道」状态，则是脱去一个灵魂「自我执着」的壳子，而变成宇宙法则（道）的一部分……

中医的领域，不是直接针对修行，而是把「病人」拉拔成「平人」的状态，不要被病苦拖住，这样才能够往「真人」的方向去进步、修行。所以敦煌遗书中的《汤液经法》才又被叫做《辅行诀》。

但，中医既然会动到「气」的层面，「心」和「物」的层面，就一定会被牵涉到。说中医的很多理论需要去「悟」的，和这也大有干系。同样在说「寒」或「热」，这是在说物质层面的「温度」？还是「气」的层面的能量感知？这是不一定的，因为我们三次元世界的人，所有形容的字汇，很难脱出五感的感受范畴，于是只好借用五感范畴的字汇去陈述形而上的东西，甚至是拿来作为借喻的「象征符号」。像是中医所说的「心」，很多时候指的都是灵魂的思考中枢，而不是西医所认识的「心脏」；而西医所说的心脏，在很多疾病的印证之下，和它相合的中医名词，常常是「心包络」而不是「心」。像倪海厦先生用厥阴经药「乌梅丸」去掉包住「心脏」的湿痰，那个「心脏」如果以十二经论，对应到的就会是手厥阴心包，而非手少阴心。

又比如说，唐容川说「命门」的功用是「小小火去煮滚一大锅水」，有人拿到中研院去发表，马上就会被围剿：「人体没有这个东西！」可是临床上有所深研的中医学习者，一定就会晓得：唐容川讲的是真的──只是说的不是物质世界的存在。

中国人之所以叫「中」国，就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人很晓得「不偏」的道理，很知道如何消除二元对立的难题，而且很实际，晓得「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最重要的是这套理论能「现在就」治得好病，而不是在唯心或唯物的层面兜圈圈，等兜完都死几亿人了。

重审桂枝汤．正文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一看一般所言的「万方之祖」，「桂枝汤」，也就是敦煌遗卷《辅行诀》中的「小阳旦汤」。

首先，这个病「太阳中风」是怎么得的呢？一般而言，会得「桂枝汤证」的人，常常是身体不很强健的人。也就是「腠理比较虚疏」的人，当他受到风寒的时候，他皮肤的抵御力不很好，风一吹，就像「吹绉一池春水」那样，风气的振波就透进皮肤，浸入肌肉里面去复制它自己了。

而人体中运行的「气」，在这里可以大分为两种，一种是保卫你的「卫气」，一种是滋养你的「营（荣）气」，而「营行脉中，卫行脉外」。这里的「脉」指的不是经络，而是血管。血管中伴随着血液一起流动的生命能，叫营气；而血管外的肌腠、组织之间的生命能叫卫气。而无论是营气或是卫气，都来自于两路大本源：一路是吸收食物的精华而传布至全身的脾胃之气，一路是经过命门之火灌注能量而具有生命能的，「足太阳膀胱经」中的「寒水」之气。

一般分辨桂枝汤证和麻黄汤证的二分法，就是说桂枝汤证是「风伤卫」，而麻黄汤证是「寒伤营」。风气是克土气的（风＝木，木克土），所以直接会欺负在肌肉上（肌肉属脾土），侵入人的「卫分」（「分」在这里是「份位」，也就是范畴、领域的意思。），而「麻黄汤证」的寒气是沉实凝重的，所以窜入人体时它不会像风气一样一大片松松地来，而是像针尖一样刺穿进来，或者直接穿入「营分」，或者直接「同气相求」，附着于属性同属于水、属肾的「骨节」之中。

简单来说，桂枝汤证就是风邪（五邪的属性，容待下一章再论及）传入了人体的卫气之中，也就是大约波及皮腠和肌肉的范围，而还没有穿透进血管、骨节的一种状态。因为卫气被搅乱了，已经不很强的卫气变得更弱，表阳虚，所以汗流得出来，不会像麻黄汤证那样汗被束住。而因为肌肉中已有了风邪混入，一再吹到风，身体就觉得「屋漏偏逢连夜雨」，感到很不爽快，也就是「恶风」。（这和麻黄汤证寒邪被束在里面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麻黄汤证的「恶寒」不只是怕受到寒，而是根本就觉得全身发冷，即使烧到39度半也要裹大棉被，而且骨节很痛，不像桂枝汤证仅是或许会有的肌肉酸痛而已。

而风邪打过了皮肤这一关，肺主皮毛，当然也会被带到，所以有时也会流鼻水、打喷嚏，但不会变成像麻黄系汤证那种「拟似肺炎」的症状（细菌感染的典型肺炎，白血球会增高，纯病毒的不会，所以叫「非典型」肺炎。这种病早就发生不知多少次了，只是前两年被西医纠出来，冠上SARS之名，闹得满球风雨。）

风气侵入肌肉，脾胃主肌肉，这两者是相通的，会互传，所以同样那种风寒之气也会压在脾胃上面，寒气会让胃寒，会反胃；而风气即是木气，风气压在脾胃上，刚好其能量状态同于《金匮》五脏传病所说的「肝（阳）虚则克脾土」，也就是肝乘脾的状态，这也会使人反胃。只是五脏的肝乘脾是把到弦脉，而外感受风，身体的抵抗力想往外推，所以呈现「浮脉」，又因为推出浮脉的「卫气」已经被风邪拖住了，所以浮脉也不会很强，软软的。换而言之，姜佐景所编的《经方实验录》说「桂枝汤证」是「肠胃系感冒」，而麻黄汤证是肺系感冒，其实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就他们的临床经验，吃「冰淇淋」一样可能导致「桂枝汤证」，从脾胃这里传到肌肉的也会变成桂枝汤证。

以上是用白话大概带了一下《伤寒杂病论》中「太阳病，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名为中风。」，「太阳中风，阳浮而阴弱，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啬啬恶寒，淅淅恶风，翕翕发热（发烧不发烧不一定，看其人当时抵抗力的状态），鼻鸣（据日本森立之的考证，鼻鸣即「打喷嚏」）干呕者，桂枝汤主之。」二条，不过，还有一样东西，在囊括了桂枝、麻黄二证的「太阳病总纲」：「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之中，还有项痛，脖子、后脑勺僵硬的症状，那又是什么呢？

「中风」的桂枝汤证，常常是会头痛（大约是太阳穴一带）的，后颈僵也是常有的，而这些，为什么听起来和前面「风邪传入肌肉」好象有点「风马牛不相及」呢？这要讲，就有点玄了。

感冒是一种「病毒性疾病」，前章也说了，病毒的本体是一种「邪灵」般的存在，它伴随着风气进入人体，但它本身不等于风气。风气攻人的「气」，病毒攻人的灵魂，而灵魂上的系统，就是「经络」。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想：因为营卫之气是发自于脾胃和太阳经寒水气，所以一旦营卫受邪，必定会共鸣在脾胃和太阳经上。而反作用在太阳经上的那一部分，就是病毒本体（形而上的本体）的进攻路线。人身的太阳经，四条干道走在督脉两侧，输送被命门火充过能量的水精之气（这时原本的寒水之气，灌过元气之后，已可算是「暖」水之气了）来引导全身的水分布和水循环，过夹脊，上头顶，再像下雨一样润泽全身，而后脑勺的「风池」、「风府」诸穴，正是人体的一大罩门，病毒可以直接从那里钻到人的膀胱经上。在营卫受风受寒的同时，也就是病毒凭依上太阳经的时候。营卫受邪，拖住太阳经的正常运作，水精之气上不来，从颈到头的神经就会「干掉」（「干掉」是一种象征的讲法，大约是在说氢离子不够，电流传导不良），于是，就会后脑勺僵、头上气不通而痛了。

而，这些症状，却是发在「太阳经」的路线上，看到这种种的证据，我们就可以判断病毒是侵入太阳经了，所以总称之为「太阳病」。病毒对人体所造成的破坏，正好等同于今日电脑病毒对电脑系统乱下的指令一样，它会握有一定的「权柄」去乱搞人体的「寒水气」所及的系统，所以刘力红的《思考中医》也讲：太阳篇的好多证和方，都关系到人体的「水」的分配！

那么，现在人体受到病毒的干涉，而机能混乱了。桂枝汤又能如何拆解这个局面呢？

桂枝汤的五味药：桂枝、芍药、炙甘草、生姜、大枣，我们来一味一味地看：

肉桂树这种植物，中国古代叫它做「梫」树，因为它具有一种「侵」的力量。在肉桂树的周围几公尺的范围，是长不出其他杂木的，「风气＝木气」会被它净空、排除。

而这力量有多强呢？中国人也做过实验：把肉桂木做个小木桩，钉到其他树上，那棵「被害树」第二天就死掉了。它可以把木气打到魂飞魄散，无法再留存于树中支撑那棵树的生命力。

那，这种「侵」的磁场，是正义的，还是邪恶的呢？我们来借一个西洋传说来看看：

肉桂树(cinnamon)在西方还有一个别名，叫「JudasTree」（犹大树），传说中背叛耶稣的犹大就是在肉桂树下上吊的。一个人，被鬼迷了心窍，做了坏事，好死不死走到这棵树下，他身上的邪灵被这棵树的磁场赶走了，于是就良心发现，上吊自杀了。肉桂树「侵」力的传说，在西方人的集体潜意识中，似乎也留下了痕迹。

而肉桂、桂枝的药性是辛甘温热的，质地是油润肥厚的，这种树的木头亦是鲜艳的橙色，它的气味嗅起来……比说加了肉桂粉的卡布基诺咖啡……人一种很开心、热情、不很理性的、情感洋溢的调子………些调性，正好就像人的「心脏」。所以，桂枝在入了脾胃以后，它的能量会先「同气相求」，而往「心脏」归并。（《伤寒论》治心阳虚亦是以桂枝、甘草二味药组成的「桂枝甘草汤」），而因为我们取的是它的树枝嫩尖，照中医的理论，一样药物入了人体，它灵魂的记忆，会使它的能量想跑回它原来的位置，于是，和心脏结合后，桂枝药性就会沿着动脉往人的四肢末梢冲去（如果小建中汤只是要治心悸，就不必用桂枝，像《汤液经法》就是用桂心的），而冲入脉管中的能量，自然就成为人体「营气」的一部分，其「侵」力令尚未侵入营分的风邪无法进入营分，这种预防的措施，也是仲景「治未病」的一种思考。其实，即使寒邪钻入了营分，桂枝辛热的药性也可以驱赶它，所以麻黄汤也需要加桂枝这一味药在营分中镇压，才能用麻黄开汗孔，再把它送出去。

桂枝，还有一个层面的药性，在论桂枝汤时不必提到，但和一些其他的方子有关系的，就是它「通阳」的特殊功用。所谓的「通阳」，就是把人体中隔绝四散的阳气，再重新打通贯、串起来。这，如果请读者想象前述桂枝的能量沿着脉管飞奔出去的画面，应该是不难理解。也因为这样，在《神农本草经》中，说到桂枝，会说它「治吐吸」。

所谓「吐吸」，就是一个人呼吸的时候，会感到自己的呼吸很浅，好象才才吸进一口气，就马上要呼出来了。这件事的运用，又可以就「病理」和「心理」两个层面来说：

西方心理学也晓得，人的肉体并不只是肉体，它同时也是和心灵有相关性的。当一个人有情绪压抑时，就会把一部分的能量封死在肉体的某一部分，而让那一块肉体变得紧紧的、死死的、失去弹性。所以这样累积的压力大了，人就会觉得身体这里僵那里紧。而在人可以主观感觉到的，就是觉得自己「呼吸变浅了」。其实一个人的呼吸，就纯解剖而言，也就是肺中空气一出一入而已，无所谓深浅。可是，如果一个人身上没有压抑的情绪，他一吸气，全身的肉都是活生生有感觉的，所以会觉得全身都随着呼吸在流动，庄子说：「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如果不论练内功练通了，真的气会通到脚底的那种典型范例，在此也是颇具象征意义的。如果是有压抑的人，因为他有很多肉都僵死、麻木了，所以他本人感觉到的呼吸一定会比较「浅」。桂枝系的补药，像桂枝龙牡汤、小建中汤之类的，多吃、常吃，如果是情绪有压抑的人，你一定会发现：原本的那个好好先生、好好小姐，变得愈来愈会发脾气了！当隐藏的封印被桂枝冲开时，就是会有这种现象。而一般所谓「少根筋」、很「两光」的神经质的人，吃了桂枝龙牡汤之后，你也会发现，原来代表「神经质」的脉象「肝脉分岔成两三条」，很快就归并成完整的一条了，可是，这个人，原来不怕、不气、不紧张的事，现在却变成会怕、会气、会紧张了。

不过，这其实都是好现象，和平的「假象」远不如「真」来得可贵。所以，若有人觉得桃园一带的某位医师怎么那么凶，那只是人家比较老实；有些一辈子赢得「好好先生」「好好太太」美名的人，会把脉的人一搭他们的肝脉，反而会发现其实这些人的脾气有多坏！

而就病理而言，一般说呼吸浅的人是「肾不纳气」，所以桂枝或肉桂「通阳」的药性，在这里也很有用。如果去翻翻《傅青主男女科》，就会发现：要直接补肾的药，傅青主多半会加一点炮附子，可是，放在大剂滋阴药队中用来「引火归元」的方，就一定是用「肉桂」。《神农本草经》也说肉桂这味药是「为诸药先聘通使」，除了本身温补肾阳之力之外，它「通阳」的效果亦为其他药物形成了一种「搭铁轨」的效果。这个药性的特征在桂枝汤本方不显著，可是在桂枝龙牡汤、天雄散、桂甘龙牡汤、肾气丸之中，就成了相当重要的主结构之一。最近皮沙士教JT用「保元汤」，一见其中有「肉桂」当反佐，JT就大赞：「哗～！好帅！好帅！」

如果把桂枝「通阳」的性质也考虑进来，《神农本草经》中，它主「上气」、「咳逆」、「结气」、「利关节」等效果，也就不难理解了。

如果把桂枝汤中的桂枝从三两加到五两，那就变成了治「奔豚」的「桂枝加桂汤」。一般说「清气出上窍，浊味出下窍」的道理，只是在说某味药的气味决定它进入人体后运行方向，可是《伤寒论》却会以人工调整的方式来改造一味药或一首方的走向。其调整的诀窍，就在「浓度」。当桂枝的浓度增加时，它在一帖汤中的比重就相对地变成「浊味」。于是，当心阳虚连带命门火衰，肾中的冷水闹叛变上攻心脏而形成冲逆之气时，加了浓度的桂枝，就不往上发表解肌，而变成一棵树倒挂下来的姿态，反过来向下去压制这股寒水气了。（《伤寒杂病论》中的其他浓汤、淡汤之法，则容后再叙。）

说了往外伸展的桂枝，再来就可以说说往内收敛的芍药了。芍药的收敛之力，甚至不必讲得那么形而上，有一部分是可以直接观察得到的：

芍药一进入人体，马上，构成大部分内脏（心脏除外）的平滑肌就会松开，于是原来在绞痛的症状就会立即缓解。肚子绞痛、胆结石剧痛是用芍药甘草汤，月经痛有当归芍药散（预防药也可用小建中汤）……些大家都晓得了。而在平滑肌松开的同时，其中的大静脉管也会一起松开，于是乎，就会把四肢中静脉里面原本流不回来的血液一起吸回来，原本瘀结不通的静脉血，就这样被扯通了。

所以芍药甘草汤治脚痛或是腿部静脉曲张一样是很有效的。只是病得不重的人不太适合拿它来做保养药，有病则病受之，没病的时候一吃，就会连续几个小时像是云霄飞车向下俯冲时「肚子突然空掉」的感觉，蛮难受的。

这样把血拉回来，不但是破瘀血，同时也等于把血拉回内脏中，所以四物汤用芍药来「敛血」。

也因此，芍药本身亦是养肝血、柔肝解怒的主药。它的别名有「解仓」、「甘积」、「余容」等等，一看就晓得是让人「肚量变大」的药。

桂枝沿动脉向外冲，芍药从静脉往内扯，刚好形成一圈完美的大循环。这是第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就比较形而上一点点了。先来说个民间故事罢：

相传华佗医术甚高，但一直不了解芍药这味药的药性，所以没用过它（从这里就可以知道这故事一定是捏造的，中国人早在华佗之前就很会用芍药了），有一天半夜，华佗就听到后院有女子哭声，出去一看，一位美女哭着跟他说：「我是你家种的芍药的花魂，你却不好好器重我，我觉得好冤，被看不起……后来又过了几天，华佗不在家，华太太月经痛，灵机一动挖了芍药根来吃，就好了。华佗回家得知此事，深悔自己学艺不精……云。

故事就只是故事，借它来打个比方而已。

其实，当到了中医，学会了把脉，对「气」就会有一种感觉、直觉，讲神话一点，和各种草木动物可以做出某种程度的沟通，也不是不可能的（如果是开悟的大圣人，根本用感应的就会晓得一味药的药性了？）。可是，在这个故事里，偏偏大神医华佗和芍药朝夕相处，却也「感觉不出」它的药性。也就是说，芍药这种东西，很会「把自己的气敛藏起来」。

这个药性，在临床上是真有其事的。如果以仲景方而论，三两芍药对三两桂枝，刚好可以把「桂枝汤」的作用范畴圈在人身的体表轮廓之内，让它不要太散。而如果是桂枝汤证误用了下法，邪气内陷而胸口胀满时，那就要用「桂枝去芍药汤」，解掉这一层封印，桂枝汤才会有冲力把邪气顶出去。但如果是到了《太阴篇》，风邪已完全入了里了，那就用「桂枝加芍药汤」，把力量都束回来，纯打内战就好。

而在补剂的「小建中汤」中，桂枝汤加倍芍药再加麦芽糖（饴糖），因为造酒的时候，是上面那层液体蒸馏出酒，所以酒可以「引诸药至至高之分」，而下面的余渣最底下可以提炼出麦芽糖，因此饴糖的药性除了补脾胃之外，更可说是把桂枝汤的药性粘住，然后压到腹部以及肚脐以下。原本入心的桂枝，就被拉了一些药性到小肠及丹田的区块，在小肠（小肠本来和心就是表里关系，小肠火来自心火）区块的桂枝「心火」药性大大帮助了人的消化能力。而丹田一暖，命门火也大大得助（关元通命门），同时补消化又补肾阳。

而加倍的芍药，搭上了桂枝，桂枝外散的力道被缩小，作用点又拉低了，就会变成从脾胃斜上去「平肝」（治肝虚乘脾），再加上芍药原本就有养肝血的功效，合起来就变成补肝了。所以小建中汤几乎是五脏皆补，很神，如果还要加强补肺，再加点黄耆、半夏，变成「黄耆建中汤」就得了。（前一阵子JT的表弟来家里，JT急着出门，换衣服，表弟看了说：『你这种从不运动的温室植物人，怎么会有胸肌！』JT很不屑地回了一句：『吃小建就有喇！』）

芍药的药性，说是「通阴」、「破阴结」也行，说「敛阴」也行，两个层面都是对的。

而合一些较燥的补脾胃药，例如白朮，亦可以把它的药性拉进来补到脾阴。如果脾阴已太多，会腹泻了，像真武汤在此时就要去掉芍药。

吃当归会上火的人，据皮沙士先生所教导，是因为当归会释出肝中所藏之血，平常体质寒而脉管偏窄的人，一下子容不了血量暴增，就会因此而牙龈肿了。这种人如果在当归剂中加一些芍药（可以比当归多一些，但不要多太多），再拉些血回肝脏，就不会上火，这个道理亦可见于四物汤之中。有不少人，吃当归会大上火，吃同样是大暖药的小建中汤却会上身清凉，口舌生津。

芍药其实不是酸的，是一种「有味道，但不知是什么味道」的怪味（真是死性不改，连味道都收敛起来！），《本草经》也只写做「苦平」，或许是它收敛的药性，恰与「酸」收敛的特质相同，所以后世本草才都说它「味酸」吧？

古时候的「强」字写做「强」，姜，就是一种很「强悍」的药，又被称为「御湿之菜」，可以「强御水气」，把身体诸系统中多余的停湿停寒打掉。所以有些体质寒的人吃白菜会没力气，炒白菜时放一点姜就没事。如果用得多，重大的「水毒」也能治（「水毒」是日本人辨证时用的字眼，相当于《伤寒论》说真武汤时的「中有水气」的「水气」，是一种欠缺能量的寒水之气，大概日本人发现这东西其实对人体很伤，故用「毒」称之，我觉得有道理，兹从之。）。

不过，生姜的药性比较「散」，可以用在补药中，本身却不是补药。李东垣就劝人「夜不食姜」，因为会散气。而治咳嗽也不用「生」姜，因为它会让人的气更冲上来，肺寒咳嗽用的是「干姜」，它晒干之后，冲力就会转化成热力，可以从脾胃把肺烘暖，烤干寒饮。

而在「桂枝汤」这个方子中，前面讲的生姜药性，只和脾胃受寒的「干呕」有一点关系，却还没有讲到真正的重点。如果读者是心细如发的名侦探，就会发现前面治「太阳中风」讲到桂枝、芍药，感冒要如何好？似乎还欠临门一脚，而这一脚，就在「生姜」。

中国本草书常说：「孕妇食姜，令儿歧指」，你看姜这个块根生新分支的方式就知道，都是从趋近九十度的角度横岔出去，所以，如果这种能量人体摄入太多，就会害胎孩的手指分岔，五枝长成六枝。

如果没有生姜，桂枝在动脉中的药性就一直沿着血管冲到底，离不开「营分」这血管之内的范畴，桂枝破风邪的「侵」之力再强，对嚣张于「卫分」的风邪来说，也像是过站不停的子弹列车，风邪站在月台笑着挥手说拜拜就好，打不到它哩。必须有生姜「横开」的药性，才能把桂枝的力量通到分支微血管及脉管之外，到达风邪所在的「卫分」肌腠之间。

所以，号称「通调营卫」的桂枝汤，其实「通营卫」的主力是在生姜和大枣（大枣后面会说）。有些人营卫不和，吃补药也会因为营卫不通而滞住药性，补不进去反而弹回来上火，很多补药都会叫人用「姜、枣煎」，就是在处理这个层面。当然，这种CASE，直接吃小建中汤也很好。

在「桂枝汤基本结构」的处方中，生姜和大枣相互之间的加减，可以对该方「矫」出「偏入营分（血分）」，或是「偏入卫分（气分）」的效果。

生姜加量的方，例如「新加汤」、「黄耆五物汤」……中新加汤，桂枝多载了人参（补气津）缓重的药性，又因为生姜加量清卫分凝滞之邪，二者皆分消了桂枝的冲力，所以「桂林古本」中要「去芍」（宋本是「加芍」），解除它对于桂枝的****，药力方足。而治「血痹」的黄耆五物汤，生姜加倍，以「身体易麻」为由，多将桂枝的药性带进微细血管以充肌肉中的氧气，原来也是要去一味药来解放桂枝的力道，可是通血的「芍药」于血痹有不可取代的功用，于是就去掉了使药性变缓的「甘草」（去甘草还有另一个原因，在下文『甘草』中再述）。

而偏入营分的桂枝系变方，最具代表性的，即是「当归四逆汤」，因为它的主要病机是血不足、血滞、血寒，所以姜减量而枣加量（基本变化由十二枚加至十五枚，《桂林古本．厥阴篇》中，尚有当归四逆加参附及加萸姜附二汤）。刘力红《思考中医》另有「群阳会」、「群阴会」之说，可参。而【妇人杂病】中的「温经汤」一方，虽不用枣，但属血分药，生姜亦减量。

《神农本草经》中说，生姜「久服去臭气，通神明」，生姜这味药，对于驱除日本人说的「水毒」所生的腐臭气是相当有用的（仲景用生姜的真武汤，基本上就比用干姜的《汤液经法》玄武汤功效更神妙）。基本的结构是「生姜、黄耆同用」可以去体臭。日本方面用「防己黄耆汤」（其中生姜比例相当大）治狐臭，据说大有效验。只是JT非常不擅长用「防己」这味药，随便吃一点点，连吃几天，就会胃寒到变成又头痛又反胃的吴茱萸汤证。所以也无法真的向读者推荐这个方，尚有待高手指点。

除非是特别要入肾，否则用「大枣」就是用「红枣」，不是黑枣。

大枣肉黄皮红，又甘润多汁，补脾而又能兼入心补心，是养营血的好药。这些功用，不必说经方家，会一点中药的人大都晓得的。

这个效果，在「桂枝汤」中，即是从脾胃之分（气分）补入营分，支援桂枝，做为桂枝行营分的后备补给。所以才说桂枝汤中调营卫的主力在「姜、枣」二药。

而它含有大量的综合维生素，吃大枣等于吃「克补」、「善存」，对病人也是有用的。

以上是最基本的必要药性。

而，大枣，另外还有几个层面的药性，在桂枝汤中也是有用的，我们再来看一看：

大枣虽然是甜的，但中国人却说它的皮「微带辛味」，既有「辛味」，便是略有「金」气，而这「金气」是哪里来的呢？

枣木是一种有刺的树。中国人对于有刺的树通写作「朿」，长得直而高的就写做「枣」，长得低矮而横向蔓延的就写做「棘」。

因为我们的基本理论是「物心不二」──有那个形体，就有那个能量──所以，有刺的植物，它的灵魂一定含有某种「锋锐之气」，它的磁场才会在这物质世界中「铸造」出那样的形体。最具代表性的大概就是「皂角刺」了，又尖又直，简直不像是树木，而像是铁工厂做出的钉子。而这味药当然也是「溃肿攻坚」的要药了。据李时珍《纲目》所载，皂角树要结皂荚的时候，最好在树身凿个洞埋一些铁粉进去，该它吸「铁精之气」，皂荚才会结得好。而如果在制这味药时，用了铁锅煮药或用铁铡刀碾药，那些铁器都会很快就坏掉，因为令「铁之所以为铁」的「铁精之气」会被这种药吸走。──以上是在岔题说皂角树，不是枣树。

而枣树呢，这方面和皂角树就有一点一样也有一点不一样。枣树虽然有刺，但不太尖，可是，它的木纹却是非常细致，可以做高级家俱的。枣树在开花结果之前，中国人发现，要拿刀斧在树皮上乒乒乓乓乱劈乱砍一通，结出的枣子才会肥润甘美。

也就是说，枣树的生态，和锋锐杀伐之气有关，可是锋锐杀伐之气却不是它的终极，而只是一个过渡期，到最后，它会吸纳那些锋锐杀伐之气，而把它化成极精致柔和的补养营血之力。

所以，中国人用枣子来「安神」，道理就在这里。《神农本草经》说它「主心腹邪气→安中养脾→助十二经／平胃气→通九窍／补少气少津液，身中不足／主大惊／和百药」等等的药性，和其他补药就有了一些些的不同；而它「和百药」的效果，也就不同于甘草的「解百药毒」。

最近，想到大枣的药性，就会忍不住联想到倪海厦先生的「用重摇滚来平定心情」其事。外刚内和之人，举措或同于此类欤？

所以，在诸药药性各异，而药性和邪气相刃相斗的当下，有「大枣」这味药在其中「化杀伐之气为补养之力」，岂不妙哉？对病人是很体贴、很有爱心的。

这一类「转化」的药性，在时方中还有一味不怎么重要的药味「楮实」可以一提。楮实在「还少丹」中可算是以此类药性做反佐之药。楮实子、楮树，台湾多得很，古时候的中国人，在种楮树之前，会先播麻的种子，等麻长高了，再一把火烧掉，这样子，紧接在后的楮树才会长得好，不然会又干瘦又易夭死。可是呢，长大的楮树，却是一种树汁多得不得了的树，割了一碗还有一碗……就是说，楮实具有一种「转火气为水润之气」的功用，在还少丹这种大剂补阳补火药群中，反佐此一味药做调节，亦是一种制方的巧思。

大枣本身，还有另一种物性，就是「榨不出汁」。你看美国加州蜜枣之类的东西就晓得，汁和果肉融成粘糊糊的一团，弄弄就变「枣泥」，不是果汁。而在桂枝汤的结构中，桂枝会助膀胱气化，生姜逐水气，芍药通阴以利尿，保湿的甘草只有二两，再多会拖住药性……某个角度而言，保水的力道尚嫌不足。有了「最榨不出汁」的水果大枣坐镇，脾胃区块的水分就稳住了，营养也比较不会流失。黄耆建中汤「腹满者去大枣」亦同此理。这是大枣的另一层物性。

而大枣这种「固脾胃区块之水」的效果，在「奔豚病」的证治中也可见一斑，前面说「桂枝」时也提到，桂枝加量可以反向下压，所以用「桂枝加桂汤」；除了桂枝加桂汤有大枣之外，奔豚才刚要发，尚在「脐下」时，对证的「苓桂甘枣」汤，亦是桂枝加到四两把方向转下，而大枣加至十五枚，把脾胃区块的水固定住，不要让肾区块抢去用来作乱。至于已经取道肝胆区块攻上来的「奔豚汤」证，水已经被抢走了，用大枣也是亡羊补牢了，没效了。于是就不用大枣，而用较多的生葛根（桂林本用葛根四两，《金匮》用生葛五两）去把水抢回来（葛根的药性，容本文下篇再述）。

而「入营」的药性，本来就是基本，前面「生姜」部分也已说了。那你说，大枣的药性这么温和，是不是不加也可以呢？感冒药还是感冒药嘛？这，民国初年陆渊雷的学生宋道援，在对证的前提下用大青龙汤而不加姜枣，两服下去，病人就死了。可见它并非可有可无之物。

甘草「生用泻火，炙用补中」，这个，看《本草备要》就有了。大家都晓得，用甘草泻火，和用苦寒药泻火是不一样的。甘草、黄耆、人参同用，那是「甘温除大热」，元气够，抵抗力好，自然就不会「发炎」也就是「上火」。而单一味生甘草的泻火，与其说它是「泻」，不如说它是「缓」。就好象西药中的类固醇那样，一投下去，细菌也变慢动作，身体的反应也变慢动作，大家都慢了，气氛就没那么火爆了。它消炎的作用虽很好，但副作用却也和类固醇差不多，大量久服也会变月亮脸。

至于它「解诸毒」的效果，也可以说一部分包含在「缓」的效果之中。另外就中医的思考，则与它的「甘」味有些关系。像日本人古时候，如果中了河豚毒，就要把人头以下埋进土里过一宿，说这种「土气」可以解毒。而地球这一大块「土」，的确，很多毒素埋进地下之后，过很多年，也就分解掉了。这是土的性质。而甘草是诸药中之至甜者，所以也具有这种「土性」。

各种力道猛烈的药，不论寒热，加了甘草（生炙皆有此效），它们的力量就会变温和一些，这是甘草的「缓」性调和于其中故。

而甘草又叫做「国老」，也就是朝近中侍奉过两三代君主的老臣。这种人，在故事中，多半是「和事佬」，总是在排解纷争。一帖方中加了甘草，它就会像个和事佬一般，居中做协调人，让桂枝做桂枝该做的事，芍药做芍药该做的事……尽其分而不相争。这个药性，相信大家也都晓得。

用炙甘草这味药，当然，也可以说是同时有用到它缓诸药、调和诸药、补中焦脾土元气……好几个层面的药性。不过，其实，在不同方剂不同的甘草用量中，可以看出该方所「取用」的不同层面。

伤寒方中，甘草有用四两的（甘草干姜、芍药甘草、甘草泻心、炙甘草汤等），有用三两的（理中、小柴胡汤、柴芍草枳汤〔四逆散〕），有用二两的（桂枝汤系、四逆汤、白虎汤、桔梗汤等），有用一两的（麻黄汤、调胃承气汤等）。

最简单可以看出来的是：如果只是要它「缓诸药」的药性，那放一两就可以了。

而如果主力是要用它补中焦，通常是三两起跳（当然还是有例外，如【厥阴】黄连茯苓汤，人虚者加甘草二两）。

于是，许多方剂中的「二两」就变得有些不可解了。是「要补又不能太补，要缓又不可太缓」的意思吗？当然这么想也是可以的。

但，在不少「二两炙甘草」的方剂中，更可以从中揣摩出甘草除了前述药性之外的另一种特殊药性──「定方位」。

什么是「定方位」呢？

就是，有了这二两甘草的「土」气，其他的药物，就会以此为座标轴，而分得清「上下」的方向，药性轻于甘草的就向上，药性重于甘草的就向下，整个方的作用点，会变成「先以脾胃为集合点，再各自出发去做各自的事」。

也就是说，二两及二两以上的甘草，使用的时机，多半是「能抓得准病邪的位置」的情况。如果某种病、证，是病位「不确定」或「不存在」时，甘草就有去除的可能。

病位「不存在」的代表，是白通汤和乌梅丸。之所以不存在，是因为「阴阳离决」（参考《整合中医学年刊》第五期），寒处大寒，热处大热，彼此各据一方不相接触，这种时候，刚好位在中间的甘草，踩在没人相斗的空洞区块中，则无所用武之地。

病位「不确定」者，简单来说，即是「有病则病受之」之方，让药自己去找病，不先给多余的方向提示，免得反而走错路。

因为没有甘草的方子太多了，在此无法一一列举，只随手捻几个例子来看看：麻黄汤只有一两甘草，所以，药的作用方向不确定，你要用来开肺也行，要用来宣肾治感冒并发急性肾炎、蛋白尿也行（皮沙士教的刘渡舟用法）；真武汤无甘草，其中药味可以自由排列组合，变成了「治病种类最多」的奇妙方剂（详细于本文下篇【五脏调律】再述）；治血痹的黄耆五物汤，它痹不一定是痹手还是痹脚，去甘草除了之前所述解除对桂枝的****之外，同时也解除了对特定作用点的限制；薏苡附子散，胸中湿寒之气压住心脏乃至闷痛，散剂的意义乃是要它一入喉就药力炸开，不得以脾胃做起点，故不用甘草；麻黄附子细辛汤以肾区块做起点，不用甘草（尚未入里时，则可用麻黄附子甘草汤）；受惊留下的伤痕「惊痰」可能在任何地方，故柴胡龙牡汤不定方位，让它自己去找病……

当然，因不欲其药性过缓而不用甘草的方，当然更是多了，只是这种的读者一看就会明白，故从略不提。

其实，桂枝汤本身并不是发汗药。桂枝汤服下后，除了啜粥充谷气以助汗之外，还要盖点东西，把汗微微逼出来，这样，经过前述五味药的力量，就可以以那几滴汗做媒介，而把风邪驱出体外。如此，就功德完满了。

这，与其说是「药效」，读者会不会觉得，感觉起来，也很像是一种「内功」呀？

桂枝、芍药画出了一个动脉出、静脉回的大圈圈，大圈圈中又包含了姜枣入营出卫的小圈圈，再加上甘草为这两个圈圈定出一条地平线……！果真很像是一个古写的「旦」字哩！难怪《汤液经法》桂枝汤的原名就叫做「小阳旦汤」！（这是JT的个人自由联想啦……

像张元素治外感的九味羌活汤，或更早宋朝严用和《和剂局方》治伤风诸经头痛的川芎茶调散，所显现的是另一种思考。羌活汤或茶调散，用的都是入诸经的驱风药，是「用药归经」理论的一种实践，这是时方派用药的主导性思考之一。

然而，桂枝汤，则是「辨证」必仔细推敲出病在哪一经，用药却不必随经，从营卫之气的这一头「脾胃」把药力从营分送进去，再由营入卫，解掉卫分的风邪，同时也就治好了卫气的另一头「太阳经」中的病毒（严格来说，好象是营血出于脾，而卫气出于太阳经？）。与曹颖甫齐名的伤寒家陈伯坛，于其《读过伤寒论》中言桂枝汤乃「从太阴底面以开太阳」，庶几得之，真乃卓见。

那么，你说，桂枝汤，到底入不入「太阳经」呢？有过两次，JT脚的小趾发痛风，想想小趾在太阳经上，就吃了点桂枝加桂汤，两次都是几秒钟就好了。我想，果然是可以循此路而调理太阳经的吧。

和读者一帖桂枝汤就讲这么许久，也真是辛苦读者了，不过，是否，再回头看看前前段《医宗金鉴》、《医方集解》对桂枝汤中诸药的认识，就会发现，经方派和时方派眼中的每一味药，真的颇有不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