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1细菌部队”幸存劳工回忆录

一

我叫左宪良，1922年出生在黑龙江延寿县。“九一八”事变以后，伪满政府对东北百姓横征暴敛。一是“粮谷出荷”政策，只有日本人能够吃大米，中国人吃大米白面就是经济犯，强制收缴农民粮食的。二是“勤劳奉公制”政策，无偿征召劳工，16岁以上男子都必须担负劳役义务，被抓劳工背井离乡，受尽苦难，许多人做了异乡鬼。

1937年我16岁了，为躲避出劳工，母亲在日伪“国事调查”时，给我瞒了两岁。从1939年起，我也和父亲一样，每年都要被抓去当半年以上的劳工，几年间先后做过修“国道”、建机场、垒屯墙、挖大壕、打“明子”(军用引火柴)等苦力。

1943年，根据日伪当局掌握的情况，我已20岁到了服“国兵”兵役的年龄。这年秋季的一天，实际与我同龄，已当了2年“国兵”，家住邻村的我堂兄妻侄魏驭文问我是否愿当“国兵”。一想要被征去当“国兵”我心里就充满恐惧。1941年夏的一天，我进县城卖瓜，亲眼看见一个外号叫“高回子”的日本军官，用带着刀鞘的战刀，劈头盖脑地猛力砍打一个脖子上缠着绷带的“国兵”，打得他绷带处脓血四溢，被打“国兵”还不停地“嘿嘿“和立正。每想起那一幕，我心里都很不是滋味，所以当魏驭文问我时，我跟他说最怕当“国兵”。

魏驭文告诉说，不想当“国兵”必须做到两条：一是体检测视力时要专向指针所指的相反方向指示，二是在体检后对不合格者进行责打体罚时，万不可招供实情。后来在当年年底“国兵”体检视力不合格后，我连遭三遍毒打。我坚持说真的看不清，并称越打眼晴越模糊，最终熬过了这一关。可我浑然不知，日伪凡重要、机密劳务，都要让“国兵”漏子去干，更不知两年后我会因此被抓去“731细菌部队”。

二

1944年春我得了伤寒病，暂且躲过了这一年的劳役。

1945年6月9日(阴历4月29日)，我在田间正做农活，伪区公所派人下达通知，命令我去“国境线”当劳工，没有期限。

在伪满时期，谁家接到这样的通知，就是祸从天降。因为凡是去“国境”当劳工的很少有人活着回来。父母和全家人放声大哭了一宿。我家10口人(父母、两个弟弟、两个妹妹、我和妻子，还有两个孩子)，我是长子，是全家的主要劳动力，我去当劳工，今后全家的生活怎么办？更何况这一年春天，我家藏在河套沙滩里的12袋口粮已被日军搜走，全家人连食都无着呢？但是如果不去，日伪当局要抓我坐牢。万般无奈只好任由人家摆布。与我同时被派去“国境”的还有本村的倪河。第二天，父母与亲友给我凑上20多元钱，全村乡亲们哭着将我二人送出10里多路，洒泪而别。那生离死别的惨景，让我终生难忘！

全县530名劳工到县城集合后，由伪县公署动员股股长苏耀官给大家训话，他高提着嗓门说：“你们这支勤劳俸仕队是去'国境'干活，没有期限，你们要有心理准备。不许往回跑，跑回来就是死罪，家属还要坐牢！”劳工们听完训话，痛哭一场，大家知道这意味着要和家乡亲人永别了。

接着，伪县公署用两天时间给劳工编队。全县编1个中队，辖5个小队，每个小队辖3个分队。小队100人左右，分队30人左右。中队长、中队副、卫生长等中队头头，都由县动员股指派，小队长、分队长则是由中队长从历年的劳工小头目中选用。

6月13日，编完队，用马车把我们送到珠河县(今尚志县)火车站，坐火车走四五个小时到了哈尔滨站，又南行到孙家站时，乘务人员让大家拉上窗帘，乘警警告大家不许扒窗帘往外看，否则就是死罪。火车又走半小时，到了平房站。下车后大家背着行李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老五屯。这里就是杀人魔窟日本关东军“731细菌部队”的一处劳工驻地。

三

老五屯有五座工棚，占地约1华里见方。东南方是一个大操场，北面不足200米处是面积大约40亩的劳工坟地。南面和西面半华里外的地方，也是劳工房，住着其它地方征来的劳工。正南大约3华里的大片地方就是关东军“731细菌部队”的营区、场区和工区。

为了防止劳工逃跑，在工棚区周围布设了铁丝网，铁丝网外有3米宽、2米深的水壕，壕里灌满了水。工棚区只有一个南门，设固定岗哨，由中国劳工站岗。外面设流动哨，都是荷枪实弹的日军。

日军规定，劳工岗哨发现有蓄意逃跑等可疑情况要立即逐级向上报告，报到日本劳务班，就抓起来处死。劳工夜间上厕所也得首先向岗哨打招呼，不然就按逃跑论处。他们还规定劳工不准给家人和亲友写信、不准在场区劳动时交头接耳、不准随意出工棚区、不准吃饭时说话、不准穿衣服睡觉、不准熄灯后说话。

到老五屯工棚后，给劳工每人发了一套绿色“更生布”（用破棉絮和破衣服纺出来的布）劳工服，帽子后边如日本军帽一样，带3条布带。第二天是端午节，日军命令全体劳工在操场上集合，集体照像，然后把个人的照片贴在劳工的身份证上，以便出入场区时检查验证。发完劳工身份证后，我们这个中队被编入“731部队”劳务班，当天就由中、小、分队长带队进入场区。

“731部队”是一个大院，周围有七八尺高的围墙，上面有高压电网，从外表看像是工厂，里面有一座二层方楼，有发电厂、锅炉房和许多车间、仓库，还有3个高烟囱。大门设两道岗，由日本兵端着三八步枪站岗，劳工从场区北门进院时不许往里看，每人先出示劳工身份证，由门岗日军卫兵搜身检查和验证。

在搜身检查和验证时，两名卫兵端着上刺刀的步枪、两名卫兵持十四年式手枪，一齐对着劳工的胸膛，那场面非常吓人。如果搜出一根火柴，就是死罪。一次一个小队长干活时身上沾了酒精，过门岗检查时，日军说他偷酒精兑酒喝，打掉他全部门牙，吓得劳工人人自危。走出场区东门就进入干活的工区。工区的四周也有铁丝网围墙。我们吃饭、睡觉和去工区劳动往返走路，都必须集体行动，不允许个人单独行动。

四

劳工们住的工棚，是两块木板人字形支起的棚盖，棚盖直接接地，板棚内中间向下挖出一条半米深、60公分左右宽的人行通道。通道两侧是半寸厚木板铺成的长铺。睡觉的时候大家头朝里，脑袋顶在棚板上，脚悬在床边。一座棚子住一个小队，棚长约40米，宽不到4米，棚两头各开一门，没有窗子，但棚板四处露缝。棚里阴暗潮湿，床铺四周长满青草，劳工们入住不到半月就都有生起疥疮、“绣球风”等皮肤病。

每天吃饭的时候，劳工们都要事先在自己铺位中间位置面朝过道盘腿坐好。劳工伙食班负责把1个饭碗、1个菜钵、1双竹筷在劳工面前摆好，并给大家盛好饭菜。尔后，站在棚门口的小队长冲着全小队百拾号人高喊日语“卡西哟木克道”，劳工们随着一齐高声复颂，同时双手合十举到额前作揖，双目紧闭，心中想着：这饭菜是天皇恩赐给我的。约2分钟后，小队长又喊“衣达达克麻丝”，劳工亦齐声复颂，然后吃饭。就餐过程中，只能听见“咝、咝”的吸食声，上百号人不能有一点说话声音。

日本人根本不把中国人当人看，对劳工如待猪狗。每天的日常饭菜：早饭是高粱米掺黄豆干饭半碗；午饭是发霉玉米面掺橡子面窝头两个；晚饭是高粱米掺黄豆稀粥半碗。所谓的菜汤，半碗是菜汤，半碗是泥水。100号人的小队做菜时的配比是：24桶水、2瓢盐、5大篓生菜。整锅菜没有一滴油。每顿饭都给发一点被日本人扔掉的变质咸菜。吃饭时有小队长和分队长监视，不许扔饭菜，甚至连菜汤中的泥水也要喝光。大家尤其不愿吃那发了霉的日本咸菜，可日本人又偏偏要求必须彻底吃掉，有的劳工吃时呕吐也要挨训斥或责打。

五

第一天干活我被分配到电锯场，加工木板和方子。这里的话又脏又累。日本人对工作效率要求很高，一点休息时间也不给。我是掌锯的，电锯切割木料要加水，机器一开，锯水、锯末溅满身满脸，可掌锯的必须睁着眼睛盯住锯口，不然一旦拉偏，就要遭受毒打，也有可能被日本人要了命。锯水和汗水每天都湿透全身衣服。在这种环境下高强度地超体能劳动，10几天后，劳工们全都皮肤收缩，头发逐渐脱落，经常感冒。不到1个月，我家河北邻村的一个姓景的工友，因累加饿得重病而死，年仅22岁。我染上了肺结核病，经常大口吐血。日本人不给医治，还要你照样上工干活。先期来的劳工对我们说，老五屯北面那片劳工坟，每天都有许多新尸埋葬。

在我们工棚区向东走不到1华里，紧靠劳工坟地边沿处，有一个专门收容患病劳工的地方。景姓的劳工就是送到这里后不久死夫的。他到这里，是小队安排我们4位工友架来的，我们原以为这儿是治病的去处。这个地方没有房子，从地面上看是个扁平土包。土包西侧有个半地下的窖门，进去后是个大地窖，门口很黑，往里走看见一排柱子上挂着数盏火光微弱的豆油灯。灯下是与劳工棚一样向下挖成的过道，过道两边地上铺着茅草是为病床，上边稀稀拉拉躺着些毫无声息的“病人“。窖里阴森、冰冷，让人不寒而栗。

我们几人走进不到20米，迎上来一个30多岁、穿着一身烂衣服的人，对我们说：“是送病号的吧，把他放这你们回去吧。”我们返回时，大家看见一个脸色蜡黄的“病人”鼻孔里爬出许多蛆来，我们惊恐地迅即离开那里，想必那人已死去多时了。据说，这里死去的人，在坟地里随便挖个坑，把尸首砸巴砸巴就埋了。

在电锯场的我们16名劳工，因无法完成每天的定额，被日本人调到木材场去搬运和堆放木料。瘦弱的劳工，2个人抬一根水曲柳大圆木，走起路来摇摇晃晃，腿直颤抖，但都得咬着牙坚持。日本人总在叫喊快干，还时不时地用鞭子抽打劳工。

有一天，我们在搬运木料时，发现在木料堆下有两只大眼贼(一种黄色野鼠)，劳工们立即围起来，将其踩死。大家万万没有想到，这件事惹下了一场横祸。管我们的日本工头关岗知道后，瞧着死鼠，对我们这些人大发雷霆，下令让我们全分队30名劳工紧急集合，站成一排。我个子高站在排头，关岗上前左右开弓，重重打我两个大耳光，打得我耳朵嗡嗡直响两眼直冒金星。然后命令我照这样打下个人。我下边是徐海山，我不忍心打他。这下可惹恼了关岗，他大声骂“八嘎呀路”过来重重地一连打了我10多个耳光，然后把我倒在地，一顿狠踢，我的头被踢肿，血流满面，当时掉了两颗牙齿，耳膜也出了血，遍体鳞伤疼得就地翻滚，不停惨叫。见此情景，大家被迫只得互打耳光，直到每个人都被打得鼻青脸肿才罢休。

后来关岗找来翻译对我们说：“今后见到老鼠要捉活的，不许跺死！”挨了这次毒打以后，我的左耳几乎全聋，牙齿全部松动，后来逃回家以后，换上了全口假牙。大家始终不明白日本人为什么对老鼠那样亲？多年以后我才清楚，老鼠是“731部队”用作培鼠疫菌的。

还有一天，来了一名日本军官，分队长让我跟他去。这个日本军官把我带进场区里的一个大车间。他用手势告诉我照他那样走，两眼只准往前看，不许旁视，我点头答应。进门一看，这个空旷的车间里有好几个像油罐形状的大机器，正在轰响运转，震得地面不停地颤动。只见有6个日本人穿着黄色工作服，带白色手套和口罩，正在看着机器。领我的日本军官进前与正在看机器的日本人不知说些什么，看样子好像问他们要不要我。那几个日本人都摆手拒绝。这时，我忽然想起先期来的劳工们说过的话：“日本人单独调去的劳工，都是有去无回。”想到这里，我精神立刻紧张起来，浑身冒汗。幸亏领我的日本军官见大家摆手不用，才让我回来。我走出车间，汗水已经湿透了全身衣服。回到工棚后，大家都说我命大。

六

7月17日，劳务班长官藤突然命令我们全中队500多名劳工，到场区东南300米处的空场上挖大坑。官藤欺骗我们说，这是为了防空袭。于是我们又起早贪黑地挖坑，每天都要干16个小时以上。虽然大家拼命地干，一个手拿木棒监工的矮个子日本工头(不知他的姓名)还嫌慢，连声喊叫；“快快地！快快地！”看谁慢一点，就用木棒毒打。这样，一直干到8月8日，共挖成三个五六米深，40×50米长的方形大坑。我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三个大坑，竟是后来“731部队”为了消灭罪证，活埋中国劳工及用作细菌实验那些人的墓穴。

后来我了解到当时“731部队”监狱里的关着四五百中国人，8月9日那天，关东军司令部命令“731部队”打开毒气开关，毒气顺着监狱通风管道把里面的人全部毒死了。尸体被浇上汽油放火烧，埋在这3个大坑。到解放后1957年，哈尔滨飞机制造公司建造家属楼挖地基时，挖出这3个大坑，坑中密密麻麻的白骨，清理出来装了3卡车。

七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天还没亮全中队就起床开饭，集合出发。到哪去劳工们谁也不知道，也不敢问。劳务班长官藤等20多个日本人都骑着高头大马，在队伍的从前到后一字排开跟进。路上，劳工们被驱赶着一路小跑。走了大约五六个小时，队伍来到松花江边。这时日本人分成前后两队，夹带着劳工过江桥，到了北岸西行至太阳岛(当时不知是太阳岛)对面停下。只见江面上浮着一圈红色漂浮物。劳工们都以为日本人要淹死大家，心里十分恐慌。

一会儿，被日本人召去开会的分队长回来传达说，皇军今天赏赐大伙洗澡，江面的红色浮标是界线，不能超过，越界者是死罪。说完命令劳工们脱光衣服，列队向水里走。见这阵势，大家不相信是洗澡，仍认为要被淹死，接近浮标时水深已快没脖，队伍有点要乱，这时听到岸上高喊；“向后转，自由活动。”至此劳工们才知道真的是洗澡了。

在水里不到1小时，既累又饿的劳工们就都游不动了，纷纷聚至水浅处歇息，但没有命令谁也不能上岸。日本人见状，命令大家上来吃饭，这时已过正午。不知为何日本人这次格外“开恩”，给每人发了2个小馒头。大家一阵欣喜，三口两口就吃完了。给吃白面食品这是唯一的一次例外，只可惜2个小馒头在饥肠轱辘的劳工们面前，实在是太少了。饭后，日本人宣布要搞一场摔跤比赛。20几个日本人全部上场，劳工每个分队至少要出3人，一对一的比赛。他们规定，劳工摔倒日本人，一次奖励一盒洋烟。比赛进行了近一个小时，每个日本人都先后摔过了三四个劳工，上场的劳工无一人获胜得奖。本村倪河牙咬着牙，奋力与官藤摔了两跤才被摔倒，算是日本人遇到的一个比较强的对手了，其他人输得都很惨。每次劳工失败，日本人都要一阵轻蔑地狂笑。这场“比赛”，实际上是在拿摔中国人取乐。连走路都打晃得劳工们哪里是这些肥吃肥喝的日本人的对手。

日头偏西，劳工队伍又如来时一般，一路小跑五六个小时返回工棚，许多人把腿盘起刚坐到铺上，没等端起饭碗就一头扎到地下过道里或歪倒在铺上晕过去。

八

8月9日，面带惊慌的日本劳务班长官藤，领着翻译，把2000多名中国劳工集合到操场上用日语训话。翻译说；“老毛子从牡丹江那边过来了，咱们把这里的建筑物都破坏掉，老毛子到这看没有建筑物就走了。老毛子走后，我们再重建！等把建筑物破坏完了，就用火车把你们送回家去。那时候，你们想要什么东西，可以随便拿！”

大家听说苏联出兵打日本，真有说不出来的高兴，私下里说：“这回小日本要完蛋了，咱们不再当亡国奴了。”这时，只见每个日本官兵都像丢了魂似的，满脸愁容，但对中国劳工却更凶狠。

当天晚上，吃完晚饭，累了一天的劳工刚要休息，劳务班突然命令我们全中队劳工紧急集合，跑步进场区装火车。原来日军准备逃跑。我们抬着沉重的长方形木箱(不知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跑步往火车上装，日本兵嫌干得慢，用枪逼着我们，连声吼叫：“快快地！快快地！”从9日晚开始，一直装到10日夜间，干了一天两夜也没休息，累得我大口吐血。最后日本人的家属也都上了闷罐车。这时，所有日本人，往日那种趾高气扬盛气凌人的神气都不见了，个个失魂落魄争先恐后地准备逃命。

我们装完火车，又累又困，进工棚睡不到两个小时觉，8月11日凌晨，突然来了一群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把工棚围住，一边吼叫，一边用枪逼着我们去场区里边烧仓库。场区里有几十个大仓库，在平常日子里根本不让中国劳工靠近。我们打开这些仓库一看，有的里面堆放着方形铁丝笼，笼中有老鼠、大眼贼、猴子，有的装着牛和马。当时也不知道这些动物是干什么用的(解放后才知是作细菌实验和细菌生产用的)。

日本兵个个像凶神一样，瞪着眼睛边吼叫边用枪逼着我们用最快的速度往仓库里扛木料，再浇上汽油和酒精，然后下令点火焚烧。火光一起，马、牛、鼠、猴乱成一团。大火共燃烧三天三夜，所有仓库全部化为灰烬。我们在烧仓库的同时，日本人就在场区里开始炸楼，那座不让中国劳工观看得非常神秘的四方楼、发电厂、锅炉房和各个车间，全被炸毁。实际上这是关东军崩溃前夕在销毁细菌部队罪证。

日本人手忙脚乱，惊慌失措，如丧家之犬。平素穿协和服的关岗等日本人，现在都穿上军装，佩带武器，挎着战刀，看见中国人，眼睛都红了。我们劳工也预感到日本鬼子肯定要垂死挣扎，杀人灭口，于是大家都萌生了逃跑的念头。

九

我们劳工中队的卫生长，就是前边提到的那位教我骗过“国兵“体检的魏驭文，是个有血性的汉子，他不想坐以待毙，要率领中队劳工逃出魔窟。13日那天，他秘密下令让大家都要把自己使用的钢锹磨快，锋利到能割断头发的程度。他说如果日本兵来追，咱们就用钢锹跟他们拼！

那几天总是下雨，我们已经连续干了几个昼夜没休息，又乏又饿，衣服全被汗水和雨淋湿，真是精疲力竭，经常有劳工晕倒，我接连吐了几次血。听说要逃跑，大家都来了精神，一切困顿和疲劳一下子全没了，我们都开始磨锹。

半夜里仍在下雨，从场区里不断传来爆炸声，把工棚震得来回摇晃。14日凌晨2时左右，魏驭文下令马上开始逃跑。大家惊恐、兴奋地立即行动。我们分队30多人，乘风雨交加的黑夜，冲出工棚，用钢锹劈开铁丝网围墙，互相手挽手渡过水沟，然后钻进高粱地往东北方向一直跑。到天亮已经跑出几十里路，这时候雨也停了，遥望“731”那里，仍然浓烟冲天。

大家走进瓜地吃瓜，忽然发现从东北方向的大道上，匆匆忙忙走来一个日本兵，到了近前一看，年纪在20岁左右，身穿黄大衣，背一个钢盔、一个背包，领章上是一个星，没带武器，看样子是新入伍的兵，掉了队。他看见我们这些手持钢锹的中国人，感到很惊讶，嘴里说些什么听不懂，只见他又行举手礼，又连连鞠躬，意思是央求我们饶他性命。当时我们这些人如果杀他，易如反掌。但是，这些善良的中国人，看他还是孩子，家里也会有父母在盼他回去，都不忍心杀他，大家以德报怨放他逃命。那个日本兵头也没敢回飞也似逃走了。

我们共走了5天5夜，终于逃出了杀人魔窟。到家后，听说日本政府已经无条件投降了，那不再当亡国奴的喜悦难以言表。我死里逃生回到家，与父母、妻子抱头痛哭一场。我的体重由走时的66公斤降到46公斤，此后经常大口吐血。在家治疗养病躺了一年，身体才逐渐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