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取中山与“代道大通” | 孙闻博

摘 要 战国中山地处太行东麓交通要地，“邯郸广阳道”与“太原恒山道”交汇于此。然而，赵取中山，《史记》唯强调此举对实现“代道大通”的意义，引人注目。赵在简子、襄子为宗主的奠基开创期，以晋阳为中心，注意向北侧代地发展。伴随君位继承斗争及其他因素，赵先后迁都中牟、邯郸，政治中心转至太行东侧，与代地悬隔疏远。赵武灵王行“胡服骑射”，绍述简襄遗志，重以代地为中心，开拓胡地。而攻略中山的战略选择，与当年简襄取代，又有近似之处。主父灭中山，“代道大通”，不仅建立邯郸与代地的直接交通联系，而且使赵国东北地与东南地贯通衔接、东部规整疆土首次形成，战略意义重大，并影响战国后期的政治秩序。秦在中山故地复置恒山郡，太行以东的南北联系，此后不断加强。

作 者|孙闻博，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

原 载|《文史哲》2021年第4期，第80-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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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中山地处太行山东麓今河北中部地区，向为华北平原南北间、东西向交通干线交汇之地。有意思的是，赵武灵王行“胡服骑射”，并倾全国之力攻取中山后，《史记》卷四三《赵世家》记： （赵惠文王）三年，灭中山，迁其王于肤施。起灵寿，北地方从，代道大通。

在后世最为主要的“邯郸广阳道”“太原恒山道”之外，司马迁唯独强调了赵灭中山对实现“代道大通”的意义。学界既往很少对此加以关注，并展开分析。然而，这不仅是战国重要的政治地理与军事交通问题，背后还反映出战国政治史研究中被忽视的历史演进线索和内容。本文立足政治地理与军事交通的视角，对这一问题予以考述。具体从赵国早期政治中心与赵、代关系，“胡服骑射”背景下的赵武灵王政治调整，赵攻中山与“代道”走向、功能，秦置恒山郡及秦楚之际中山故地的军事交通等方面，进行探讨，以期提供新的认识。

一、中牟·邯郸：赵国早期政治中心转移与赵、代关系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周王室命赵、魏、韩为诸侯。赵君称侯，始自烈侯而非献侯。而赵国的奠定与开创，实际又可溯至赵简子、赵襄子执政时期。二人，后来又被称为“简主”“襄主”。简子时期，赵氏政治中心在晋阳，发展重点在晋北部地区，即以晋阳为中心，欲北上攻取代地。无论梦往帝所“见儿在帝侧，帝属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壮也，以赐之’”，抑或“乃告诸子曰：'吾藏宝符于常山上，先得者赏’”，并进而“废太子伯鲁，而以毋卹为太子”，都反映了简子对赵氏发展的这一考虑。继位的赵襄子深秉父志，“简子既葬，未除服，北登夏屋，请代王”，并成功“阴令宰人各以枓击杀代王及从官，遂兴兵平代地”。晋阳北向与代地连成一片，后者成为当时赵氏经营的重心所在。值得注意的是，襄子最终将新获代地封给未能即位的太子伯鲁之后：“遂以代封伯鲁子周为代成君”。而且，此并非安抚性质的权宜之举。待娶空同氏女而有子五人后，赵襄子“不肯立子，且必欲传位与伯鲁子代成君”。即便当时代成君已去世，襄子仍坚持选立代成君子赵浣为太子。襄子死，襄子弟（一说子）赵桓子反对赵浣即位，“逐献侯，自立于代”。封君、自立事件背后，皆表明代地在赵国政治地理中的重要地位。

襄子之后，太子代成君子赵浣即位，后世称赵献侯。《史记》卷四三《赵世家》记：

献侯少即位，治中牟。

献子登基之初，就将都城迁到中牟（今河南清风、南乐附近）。其因由，一般认为“盖图谋向中原扩展”，“进入战国以后，面对列强兼并、逐鹿中原的形势，赵国统治者已感到继续将晋阳作为国家政治中心不利于参与列强间政治军事外交的角逐”，“新形势下各国对于土地人口的争夺已转移到中原一带，尤以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赵、魏、卫、齐、楚等国接壤地带为争夺的重点，赵国将统治中心移于山东地区，亦便利于参加中原的逐鹿”。所论固然不误。不过，赵桓子“自立于代”，恐是促使献侯徙治中牟的直接原因。襄子将完成先父夙愿而夺取的晋阳北地——代——封给伯鲁一系，并传位伯鲁后人，说明代地具有重要的政治地理意义。稍后，赵桓子驱逐献侯，即位代地，同样体现代地在赵国政治地理上的地位。这一情势下所发生的献侯“治中牟”，当有摆脱赵桓子一系政治影响的考虑。

那么，献侯又为何选择中牟而非他邑呢？学界以往偏重交通地理分析及具体位置考辨。关于赵氏勃兴并列为诸侯，袭取代地之外的另一发展线索，集中于六卿角逐：四家诛祁氏、羊舌氏，败范氏、中行氏与三家共灭智氏。不过，在简襄奠定开创期，赵氏内部的权力斗争，同样重要。这具体体现在晋阳赵氏与邯郸赵氏之争。自简子与范氏、中行氏相斗以来，当时还存在晋阳赵氏与邯郸赵夙子共孟后嗣赵午及其子赵稷的激烈冲突。邯郸赵氏亲范氏、中行氏。这一阶段，中牟一度叛赵脱赵。据《韩诗外传》《列女传》等文献记载，中牟重被收复，大体在赵襄子时期才得实现。由此推之，这里也当被襄子着力控制与经营。待赵桓子占据代地，赵献侯为团结原襄子集团的支持者而谋求立足，中牟便成为相对理想的选择。世家虽称“国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杀其子而复迎立献侯”，然从献侯子烈侯即位后，“烈侯从代来”，“番吾君自代来”，“敬侯元年……赵始都邯郸”的记叙来看，自献侯徙治之后，后世赵君很少再往代地及至晋阳主政。《竹书纪年》先后提到“晋烈公元年，赵献子城泫氏”，“晋烈公四年，赵城平邑”。按泫氏在今山西高平市；赵有两平邑，依《竹书纪年》“（晋烈公）五年，田公子居思伐赵鄙，围平邑”，此平邑当在今河南南乐。除了“纯是为着加强边防”的考虑之外，两城大体分居中牟西、东两面，或有围绕中牟构建防御进而加以拱卫的考虑。

献侯迁治中牟，对赵国未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赵国政治中心开始由太行西麓向太行南侧、东侧转移。赵国政治中心与代地的交通联系，逐渐发生变化。

献侯子赵烈侯主政时，三晋始为诸侯。《史记》卷四三《赵世家》记“九年，烈侯卒，弟武公立。武公十三年卒，赵复立烈侯太子章，是为敬侯”。《索隐》引谯周曰“《系本》及说《赵语》者并无其事，盖别有所据”。谯周，蜀汉、西晋初年人，距秦较远。“盖别有所据”，言说实较谨慎。陈梦家、缪文远、杨宽、范祥雍、熊贤品等学人以《纪年》无载，认为武公即位一事并不存在。所谓武公在位十三年，应划归烈侯，后者在位时间由此变为二十二年。

与此有关，司马迁又记：

敬侯元年，武公子朝作乱，不克，出奔魏。赵始都邯郸。（《史记》卷四三《赵世家》） 魏武侯元年，赵敬侯初立，公子朔为乱，不胜，奔魏，与魏袭邯郸，魏败而去。（《史记》卷四四《魏世家》） 魏武侯元年袭邯郸，败焉。（《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魏”栏） 赵敬侯元年武公子朝作乱，奔魏。（《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赵”栏） “朔”为“朝”字之误。杨宽以为“《赵世家》'公子’上原衍'武’字，今删。《六国表》作'武公子朝作乱，奔魏’，亦衍'武’字”。学界进而将赵公子朝叛乱事，判为误记。按《史记》世家、年表作“武公子朝”，确实不足以表明所记一定成立。如《魏世家》《六国年表》均载魏哀王一代，便非信而可征。《通鉴》记作“魏惠王薨，子襄王立”；《通鉴考异》复对哀王世之误，详加辨析，不取《史记》之文。不过，司马光虽然不采魏哀王一代记录，《通鉴》却载“赵烈侯薨，国人立其弟武侯”，“赵武侯薨，国人复立烈侯之太子章，是为敬侯”，实际承认武侯之立一事。在史料有限的情况下，这一问题还须研究。《通鉴》在上述基础上又提到“赵公子朝作乱，奔魏；与魏袭邯郸，不克”，虽在公子朝是否为武侯子问题上，处理谨慎；但所记仍然提示：关于公子朝叛乱一事，不宜简单判为误记。依《通鉴》所叙，赵国在烈侯弟武侯去世后、原烈侯太子敬侯继位不久，便发生公子朝之乱。公子朝与武侯可能存在的身份联系，仍可关注。上引《史记》等诸条，内容侧重不同，然互参对读，所记显为一事，大致经过为：赵敬侯即位当年，公子朝起兵争位，失败后逃往魏国；稍后，公子朝挑唆魏国出兵，发动第二轮攻势，袭赵邯郸，仍以失败告终。此背景下，“赵始都邯郸”的记载，大体可信。迁都的“宏观历史背景”，以往分析很多，一般认为“也完全是迁就地利的缘故”。不过，直接导因当与公子朝之乱相关。伯鲁一系本封代地，赵桓子自立于代后，伯鲁孙赵献侯徙治中牟。烈侯本治中牟，今公子朝发动政变，烈侯太子敬侯复都邯郸。前后事件，可相对照。除中牟临近魏地及动乱中或遭破坏等因素外，迁都邯郸应同样有摆脱公子朝一系政治影响的考虑。后世王莽、武瞾原都长安而议徙洛阳，历史背景有类似之处。经过“晋阳→中牟→邯郸”的变化，赵国政治中心逐渐向太行东侧发展，“因世之变，以长南藩之地，属阻漳、滏之险，立长城”的形势开始形成。然而，又由于这种变化，原本联结紧密的“赵都—代地”，变得日益疏远。赵虽在地近中原后，积极参与诸侯角逐，且时有开拓；但中山横亘其间，并与齐联合，对赵构成较大牵制。如何巩固已有基业，进而实现跨越发展，成为继统赵君的历史任务。

二、绍述简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政治内涵

战国早期，诸国出现过一轮变法热潮。魏、楚、韩、齐、秦之外，烈侯时期的赵相公仲连也曾进行政经改革。而赵武灵王即位，“出胡服令”，“变服骑射”，乃是赵国第二次变法改制。须进一步指出，入战国中后叶，如赵武灵王这般大力改革，在诸国之中实际已颇罕见。赵也因此得以疆土大辟，军力大增，一度成为山东抗秦主力。以往有关“胡服骑射”的研究，极为丰富。实施背景的认识大体可归纳为两类：一类认为源自北边游牧部族对赵国边地农业和民生的侵扰破坏，一类认为由于秦、中山等邻国所构成的军事威胁。

赵武灵王主政前期，当秦惠文王时，秦已日渐崛起。赵最初参与联军攻秦：武灵王八年（前318），五国合纵攻秦，为秦所败；九年，韩、赵、魏三国攻秦，“秦使庶长疾与战修鱼，俘其将申差，败赵公子渴、韩太子奂，斩首八万二千”。修鱼之战后，赵转入守势，秦攻入太行以西，蚕食赵地。十年，秦攻取赵的西都、中阳；十一年，秦攻赵，败赵将军泥（英）；十三年，秦樗里疾攻赵，取蔺，虏赵将赵庄（庄、豹）。还可指出，秦之侵犯，稍早实已发生。赵肃侯二十年（前328），“赵疵与秦战，败，秦杀疵河西，取我蔺、离石”。蔺一度被赵夺回，今再度失守。赵武灵王说大臣、宗室行“胡服骑射”，提及“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西有楼烦、秦、韩之边”，“以备燕、三胡、秦、韩之边”。《正义》曰“岚、胜以南石州、离石、蔺也，七国时赵边邑也。秦隔河也。晋、洺、潞、泽等州皆七国时韩地也，为并赵西境也”。按赵、韩宗主自为晋国公卿以来，关系和睦；立为诸侯之后，也很少交战。赵武灵王“五年，娶韩女为夫人”。故西南一线应主要防范秦人进攻。而且，秦已攻据西都、中阳和蔺，两国不复以河为界。武灵王还有“今骑射之备，近可以便上党之形”的论说，提高赵军在上党地区的机动作战能力，正为御秦东侵。这也是当时实行“胡服骑射”的直接原因之一。

不过，如将“胡服骑射”置于赵国崛起、发展的历史线索中重加审视，赵武灵王政治思想与施政路线的变动调整，还有更深层的背景与渊源。

简子、襄子时期，赵以晋阳为中心，注意向北侧代地发展。简襄的战略选择，大体包含两项考虑：一是攘胡取地，实现疆土拓展；二是控据胡地民众、马匹，增强军事力量。然而此后，赵统治中心不断南移东进，与代地悬隔疏远。至武灵王时，赵都邯郸，临魏近齐；中山在北，更为腹心之患。战国初年，中山文公、武公建国，后遭魏进攻，一度灭亡。至桓公时，中山复国。钱穆引《战国策·中山策》以“中山复立，赵必与其事，则无疑也”。不过，魏伐中山，须经赵地。没有赵的默许，魏的计划很难实现，故赵与中山并非睦邻。《战国策·赵一》《韩非子·说林上》载赵利（刻）劝赵侯借道，“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赵而有中山矣。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赵也”，赵始终觊觎中山国土。李零注意到，伐灭中山的魏将乐羊未被魏文侯封在中山，而改封灵寿；乐羊子孙世居灵寿；中山桓公复国所徙之都又正在灵寿，推测“中山尚未绝祀……只是把中山君迁到灵寿，由乐羊监守。中山大概就是由乐羊复国，所以复国后才以灵寿为都”。所论识见敏锐，多富启迪。中山是否得乐羊之助复国，因受资料之限，仍待考察；然所论对中山与赵、魏关系的理解，近于事实。桓公复国后，中山与赵的关系一直紧张，并时有交战。长平之战前，赵与韩、燕关系和缓，与魏、齐及秦互有攻战。中山与赵之敌国魏、齐关系密切，后期更与齐结盟，攻赵伐燕。由此，中山与赵在战略利益上冲突较大，一向对立。

相较于此前赵君专注争夺中原，《史记》卷四三《赵世家》记赵武灵王“三年，城鄗”，《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赵”栏同载此事，系于二年。鄗地北临中山，军事地位重要，两国曾在此激烈交战。赵武灵王继位伊始便加强相关防御，反映新君主政后战略重心的调整变化。“燕相子之为君，君反为臣”，“九年，齐破燕”。中山参与了此次攻燕之役，并侵掠不少疆土财富。“十七年，王出九门，为野台，以望齐、中山之境”，武灵王在地缘政治上，颇为专注于此。

赵武灵王欲取中山，在战略选择上与当年简襄攻代，有近似处。中山、代国均属北狄所建政权。前后赵君所行，皆属伐狄，以广土富国。代位于晋阳之北，属当时赵之北地。今中山也位于邯郸之北。前引《赵世家》有“灭中山……起灵寿，北地方从”语。李零认为《燕召公世家》“（齐宣王）因令章子将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众以伐燕”，《索隐》“北地，齐之北边也”的说法，或许有误。“北地”当指中山。按世家记武灵王“二十六年，复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北至”可与“起灵寿，北地方从”参读，对应灵寿以北，燕国、代地边界以南的区域。中山所处地域于当时赵国，也可称北地。世家载：“他日，简子出，有人当道，辟之不去……当道者曰：'主君之子，将克二国于翟，皆子姓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后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国于翟。’”吴荣曾指出《史记正义》解释相关文句存在谬误，“神人所说这两位赵君灭狄二国即代与中山”。有趣的是，文献也是将二者放在一起来讲。

更重要的是，赵武灵王的政治调整，包括对简子、襄子之志的继承：

简、襄之烈，计胡、翟之利。……今吾欲继襄主之迹，开于胡、翟之乡……而序往古之勋。（赵武灵王语） 且昔者简主不塞晋阳以及上党，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诸胡……而叔顺中国之俗以逆简、襄之意。（赵武灵王语） 今王将继简、襄之意以顺先王之志，臣不敢不听命乎！（公子成语） 按《通鉴》叙赵武灵王事，未记此类内容。武灵王为推进改革，其中不无借机加以联系的因素。但是也要看到，简子、襄子对经略代地虽多有设想，但实际操作为时不长，且随政治中心变动，为后主继承日少。今变服改制，蕴含对赵国政治路线的重大调整。相对于“革新”，在政治宣传及举措联系上，此更属“绍述”。武灵王欲继承简子、襄子之志，“计胡、翟之利”，“开于胡、翟之乡”，“以攘诸胡”，将战略重心重新转至攻取胡地以扩展疆土、获取资源的道路上来。而要实现“胡地中山吾必有之”的目标，须提高赵军自身实力。武灵王与肥义谋议时，提到此举有“为敌弱，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尽百姓之劳”的优益之处。具体而言，“胡服骑射”在军事层面涉及两方面内容。一方面，世家在“于是遂胡服矣”，“乃赐胡服。明日，服而朝。于是始出胡服令也”外，提到“遂胡服招骑射”。赵军改著胡服，提高作战的机动性；同时发展募兵，组建精锐骑伍。另一方面，世家又提到“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代相赵固主胡，致其兵”。顾炎武言“'致’云者，致其人而用之也”。杨宽指出“'林胡王献马’，就是表示从此归属于赵国。'代相赵固主胡’，就是从此由赵国兼管这个林胡部族，'致其兵’就是收编林胡的军队”。赵固所主之“胡”，是否仅对应林胡，尚可讨论；但赵无疑注意吸纳北边胡骑，以为有生力量。武灵王后来还收编了楼烦的军队，顾炎武复云“是以楚、汉之际，多用楼烦人别为一军”。 推行“胡服骑射”过程中，代地在政治地理上的重要地位，再次得以凸显。最初，“王北略中山之地，至于房子，遂之代”，并以代为据点，“北至无穷，西至河，登黄华之上”，招楼缓谋议。在“群臣皆不欲”胡服，公子成、赵文、赵造、周袑、赵俊明确反对时，代相赵固似未参与其中。而攻取胡地，收编胡骑，赵又往往是以代地作为前沿基地与经营中心。武灵王废太子章而改立太子何后，选择“封长子章为代安阳君”，后又一度“乃欲分赵而王章于代，计未决而辍”。武灵王晚年，传国于子惠文王，自号主父。世家称“主父欲令子主治国，而身服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专注于对外扩张。世家又记“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传位后的赵武灵王乃以代地为中心，开展攻略胡地的军事行动。

三、代道大通：赵攻中山的交通意义与秦恒山郡之置

赵武灵王“胡地中山吾必有之”的具体行动，始于十九年（前307）。此即前引“王北乃略中山之地，至于房子，遂之代，北至无穷，西至河，登黄华之上”。按房子在今河北高邑南，为中山南界所在。这实际是先行军至中山南境房子，然后北向迅速通过中山，抵达代地。之后，武灵王又以代地为据点，向北进至无穷。《战国策·赵二》武灵王语牛赞“昔者先君襄主与代交地，城境封之，名曰无穷之门，所以昭后而期远也”。此再次表明，以代为基地开拓胡地，是早年襄子确立的发展之策。“北略中山之地”，仅具侦查试探性质，意在探索太行东侧的南北向军事交通，并考察由代向西控据胡地的可行性。

《赵世家》复记：

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宁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代相赵固主胡，致其兵。 武灵王于次年复略中山，先行军至中山宁葭。按“宁葭，一作蔓葭。战国赵邑。在今河北石家庄市西北”。“西略胡地，至榆中”的行进路线，《战国策·赵二》提到“出于遗遗之门，踰九限之固，绝五俓之险，至榆中，辟地千里”。目前对此存在两种认识：一种以杨宽等人为代表，由宁葭西进，出井陉，一路向西，过晋阳北，度西河，而至榆中；另一种以金正炜等人为代表，倾向仍出无穷之门，西过九原，而南下抵至榆中。这涉及对“遗遗之门”的理解。顾祖禹、程恩泽、杨宽、何建章、缪文远、史为乐、魏建震等认为遗遗之门即挺关，在今陕西榆林西北，由此形成前种意见。横田惟孝云“'遗遗’之义未详，窃疑或'无穷’之讹”；金正炜《战国策补释》“疑即上文所云'无穷之门’，故书残缺二字，昔人于其间连注'遗’字以识之，与作'□□’例同，后人乃误并入文耳”，同时认为“'九限’本当为'九原’，又作'九阮’，误作'九限’”；范祥雍按“遗遗之门似是上无穷之门，其讹未详”，由此形成另外一种进军路线。

仅从《赵世家》文意理解，前种可能性大；然若仔细分析，前说疑点仍然不少。“挺关”，又作“糜关”，赵国货币作“干关”，即扞关，名称基本明确，是否等同遗遗之门，尚乏有力论据。辛德勇综合诸家之说，指出“古榆中的地理涵义，理解为今托克托至偏关间的黄河两岸区域”。如依前种认识，世家所云“西略胡地，至榆中”，西抵榆中前所经之地，实多为赵及中山地，而非“胡地”；《战国策》“出于遗遗之门，踰九限之固，绝五俓之险，至榆中”之中，出扞关即至榆中，中间似不必经过“踰九限之固，绝五俓之险”的艰难历程。按赵国货币又有“五陘”，“疑币文五陘即指井陉”，“一说'五’'苦’音近，'五陘’当读为'苦陘’”。苦陉在今河北定州南、新乐北、宁葭东北。“绝五俓之险”不应发生在苦陉一带。又，五俓对应井陉的可能性存在。不过，“出于遗遗之门，踰九限之固，绝五俓之险”中，“五俓”前“九限”如何解释，仍具疑问；且为何“出于遗遗之门”后，于段落偏后位置始提到“绝五俓之险”，不易疏通。前论“王北略中山之地，至于房子，遂之代，北至无穷，西至河，登黄华之上”中，“至于房子”实际发生在“北略中山之地”之前，且由房子北通代地的交通路线，需西向经今石家庄西北而北上至汉广昌（今河北涞源），进而抵达代地。由此而言，“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宁葭”中，“至宁葭”或同样偏指“略中山地”之前，且从位于今石家庄西北、鹿泉县北的宁葭向北至代，更显便利。相较于宁葭，代地至榆中地的交通选择，也更为顺畅，且符合“西略胡地”意。此外，“至榆中”使“林胡王献马”之后，具体由“代相赵固主胡，致其兵”，“盖林胡王献马表示归附，由代相赵固主管之而收编其兵，从而增强赵之兵力”,也体现了榆林与代地的联系。又，《战国策》“出于遗遗之门，踰九限之固，绝五俓之险，至榆中”前，本章提到“王破原阳，以为骑邑。……牛赞再拜稽首曰：'臣敢不听令乎？’至遂胡服，率骑入胡”。杨宽案“原阳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南，为秦、汉云中郡属县，在云中东北。武灵王破原阳以为骑邑。……胡貉之族善尚骑射，赵武灵王欲以骑兵为主力，方能攻取榆中而辟地千里”。由上言之，第二种认识的可能性，也许更大。

在摸清交通状况，并开展外交斡旋后，武灵王二十一年（前305），赵大举进攻中山：

二十一年，攻中山。赵袑为右军，许钧为左军，公子章为中军，王并将之。牛翦将车骑，赵希并将胡、代。赵与之陉，合军曲阳，攻取丹丘、华阳、鸱之塞。王军取鄗、石邑、封龙、东垣。中山献四邑和，王许之，罢兵。 这段史料还可细予分析。赵军多支部队参与了此次会战。杨宽、晁福林、黄绍雄认为“会合于曲阳（今河北曲阳西北），向北攻到恒山的华阳，向南攻到石邑、封龙（今石家庄西南）、鄗（今高邑东）等地”。魏建震认为是“赵军兵分两路：武灵王统率的左、中、右三军从南路进军……；牛翦统领的车骑兵和赵希统领的胡、代之兵会师于曲阳，从北路进军”。今参考其中“攻取……王军取”的表述，后说更为可取。赵军南北两路行动，大体以滹沱河为界。“合军曲阳”之“曲阳”，在今河北曲阳西，正位于北上通代的交通要道。攻取的丹丘、华阳、鸱之塞，多为自曲阳北上沿途需经之地。至于赵武灵王所统“王军”，其实主要在滹沱河以南行动，攻据中山城池。

世家记“二十三年，攻中山”，杨宽指出武灵王二十二年“攻取了榆中以北黄河上游河宗氏和休溷诸貉之地，设置了九原郡和云中郡。'命吏大夫奴迁于九原，命将军、大夫、適（嫡子）、戍吏皆貉服’（《水经·河水注》引《纪年》魏襄王十七年）”。世家又记“二十六年，复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由此，我们进一步注意到：赵国征战中，略胡地、攻中山并非先后发生，实乃相辅而行，是配合展开的。

二十七年五月戊申，武灵王将王位传于王子何，“自号为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国，而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实际是对赵国军政事务重作分配，自己专注于军事扩张。赵武灵王“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一度扮作使者，入秦探察，展现出罕有的勇气魄力。“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力其兵”，又成功收编楼烦胡兵。这两次行动，武灵王当以代地为基地，进而西向行动。巩固西北“新地”的次年，赵完成吞灭中山的最后行动：“（惠文王）三年，灭中山，迁其王于肤施。起灵寿，北地方从，代道大通”，行动仍由主父主持。中山城邑尽入赵国版图，中山末代之君尚被迁至肤施。

这其中，“起灵寿，北地方从，代道大通”语，尤需注意。中山之地的交通意义固然重要，然以往战国秦汉交通史研究，更偏重对其他道路的揭示。史念海提到“太行山东边有一条主要道路，与太行山平行，纵贯南北，赵国都城邯郸与燕国都城蓟就都是在这条交通线上”。王子今概括为“邯郸广阳道”，乃秦汉全国陆路交通网的重要构成之一。侯旭东对西汉全国主要交通线又有梳理，其中列有“邯郸（赵国治）—某置—襄国—柏人—柏乡—房子—元氏（常山郡治）—石邑—真定（真定国治）—新市—卢奴（中山国治）—新处—曲逆—北新成—范阳—涿县（涿郡治）—广阳—蓟县（广阳国治）”。《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秦灭赵后，“引兵欲攻燕，屯中山”，应是利用此路。当时南北向次要道路，还包括“蓟—信都”。而东西向的主要道路，是真定西出井陉而东至河东的一条，侯旭东列为“榆次—〔某置—上艾—某置〕—真定（真定国治）”。参前体例，此可称作“太原恒山道”。这些皆属太行以东的主要交通干线。那么，赵取中山，为何偏偏强调“代道大通”的实现呢？前论简子、襄子执政时期，赵北上取代，注意控据胡地以实现长远发展。此后，随着内部政争与角逐中原需要，赵国政治中心渐转至太行东侧的邯郸，与代地愈加疏离。武灵王继承简襄遗志，重以代地为中心，致力于开拓胡地。基于这一战略调整，赵军略地中山，不断探求邯郸北上通往代地的交通道路。至主父攻灭中山，自灵寿北通代地的道路，终于畅通。这一成就，具体意义有二。其一，“代道”建立起邯郸与代地更为直接的交通联系，有利于赵国在新形势下实现军事发展与对外扩张，从而在当时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更好与诸国抗衡。其二，伴随中山之灭，“北地”入赵，赵国原来向外伸展的东北地区（以代为中心）与东南地区（以邯郸为中心）贯通衔接，东部较为规整的疆土也首次形成，地缘政治环境与军事安全得以改善。而“代道”有利于促进上述东北地、“北地”、东南地的汇聚整合。由此言之，“代道大通”对赵国的战略意义重大，进而影响战国后期的政治秩序，故为太史公所重。

需要指出，这条道路在以往魏晋南北朝交通史、隋唐交通史研究中，也有涉及。不过，严耕望引“《史记·赵世家》，简子作宝符，藏于常山，曰'从常山上临代，代可取也’。是春秋末年已见有道从恒山北通代国。……大抵中山、代国间虽有高山之阻，但有通道，赵简子已有自常山北取代地之志”，还可斟酌。“从恒山北通代国”之道，是自晋阳至代，而非中山至代。谭宗义考察汉代陆路交通，所撰“曲逆（蒲阴）”条又提到“自此又可西北通飞狐道，至平城，亦如石邑之通井陉入太原，为此道之另一转折点也”，“又前引陈丞相世家，灌婴传，高帝出平城，经曲逆、东垣归长安，其自平城至曲逆一段，当取代郡飞狐道”，具体梳理为“石邑—真定—卢奴—曲逆—飞狐口—桑乾—平城”。不过，汉初刘邦“自平城至曲逆一段”，固然“当取代郡飞狐道”。然赵武灵王攻取中山所贯通的“代道”，却不一定折向东北，而经“卢奴—曲逆”。作为广阳道南端重要组成，后者通行固显便捷，然从赵取中山的军事经过来看，战国“代道”自南而北大体由灵寿至上曲阳，北上过倒马关，东北抵汉时广昌，复北上至代。其中“广昌—代”一段，后世谓之“飞狐道”。这条重要道路的畅通，主要实现于赵武灵王号为“主父”的时期。

“代道大通”，使邯郸赵地与北边代地建立起更密切的联系。秦灭赵后，于中山故地置恒山郡。作为太行山东麓的交通枢纽所在，秦恒山郡发挥联结邯郸郡与代郡的纽带作用。太行以东的南北联系，由此更为紧密。秦恒山郡治东垣，而非灵寿。相对于灵寿在滹沱河北侧，东垣位于滹沱河南岸，与邯郸交通联系便捷。秦末章邯东向进兵，曾“引兵至邯郸，皆徙其民河内，夷其城郭”。钜鹿之战后，“赵王歇复居信都”。待项羽入关灭秦，宰割天下，分封诸侯，所封之一为：

赵相张耳素贤，又从入关，故立耳为常山王，王赵地，都襄国。 《正义》引《括地志》“邢州城本汉襄国县，秦置三十六郡，于此置信都县，属巨鹿郡，项羽改曰襄国”。“王赵地、都襄国”，却以“常（恒）山王”为号，反映故秦恒山郡与南侧诸郡的联系情况及在故赵之地的地位。而章邯、王离围张耳、赵王歇于钜鹿时，陈余、张耳子张敖还曾北向收兵，以图解救： 陈余北收常山兵，得数万人，军钜鹿北。 张敖亦北收代兵，得万余人，来，皆壁余旁，未敢击秦。 上述进一步反映代地、中山与邯郸周边区域的联系。“张敖亦北收代兵”的实现，反映“大通”之后的“代道”已成为太行东麓南北交通的重要通道。

附记：本文于2017年7月24-27日提交西北大学历史学院主办“'区域视野下的中古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五届中国中古史前沿论坛”，并在会上宣读；修改得到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刘志平、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代国玺、中国历史研究院杜晓的帮助，特此致谢。

责任编辑 孙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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