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的历史：我们需要工作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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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人类的历史有30万年。如果要对这段漫长的历史划分阶段的话，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上半阶段是占据了95%时间，干最少的活就能保证自己过上好生活的前匮乏时代；下半阶段则是大部分人要为了生活日夜操劳的匮乏时代。那我们什么时候能进入珍惜空闲时间胜过金钱的后匮乏时代？这就是南非人类学家詹姆斯·苏兹曼 (James Suzman) 的新书《工作：从石器时代到机器人时代的深度历史》想要回答的问题。本文是对这本书的评论，文章来自编译，篇幅关系，我们分三部分刊出，此为第二部分。

划重点：

人类的根本经济问题不是稀缺而是饱足

经济增长的目的是维持工人就业和工资增长

生命的目的是死亡

停滞将标志着资本主义发展走向终点

如果你打算靠问大家偏爱什么来弄清楚为什么自己想要那些东西的话，大多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会嘲笑你到无地自容。就像苏兹曼所指出的那样，凯恩斯没那么草率。他对人类欲望本质的洞察具备了人类学的精明。他把欲望分为两种类型，他称之为 “绝对”的需求（"absolute" needs）与 “相对”的欲求（"relative" wants）。比方说，对于城市居民来说，绝对的需要也许包括洁净水、公寓、运动服公交车卡等。而相对的欲求指的是那些有社会地位含义的东西，如奢侈品和常等。不可能每个人都是上层人士，就像不可能每个人都高于平均水平一样。跟基于社会地位的欲求无止境不同，绝对需要是有限的。

事实上，历史悠久的技术进步已经让我们以这种方式满足绝对需要成为可能：手段越来越辉煌，需要的工作时间却越来越少。凯恩斯预言，到了他孙子的那一代，我们就将拥有很多的建筑、机器与丰富的技能，足以克服任何真正的资源匮乏，从而满足我们的需要。（包括像21世纪对智能手机这样的新需求）。

当然，我们还有很多欲求可能仍未满足。但在凯恩斯看来，欲求主要是对地位的渴望，而不是对财产的渴望。就算你给每人一双古驰休闲鞋也没用，因为一旦人人都穿古驰的话，那就没法成为地位的象征了。只有减少不平等的程度才能缓解整个社会对地位的焦虑，因为这样一来每个人的相对地位就没那么重要了。凯恩斯认为，随着生产能力的提高与绝对需要得到满足，大家就会那么沮丧，也不用那么卖力了。相反，人们会把多余的精力放到各种“非经济目的”上。凯恩斯继续指出，在未来的后稀缺社会里，大家也许会非常享受工作，而且每周只需要工作15个小时就行了。

在苏兹曼看来，凯恩斯对未来工作时长的看法纯属偶得。苏兹曼指出，凯恩斯“首次描述他的经济乌托邦时”，对狩猎采集者社会的研究不过是新兴的社会人类学里面的冰山一角。直到凯恩斯去世20年后的20世纪60年代，我们才了解到，在历史大部分的时间里，作为狩猎采集者的人类其实每周只需要工作15小时左右。凯恩斯对未来后稀缺时代的愿景，其实更像是前稀缺历史的复苏。人类的“根本经济问题”根本就不是稀缺，而是饱足。

2017年，苏兹曼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原始富足》（Affluence Without Abundance）。在书中，他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一旦日常工作对我们的身份不那么重要之后，我们可以向狩猎采集者的祖先那里学些什么？

他的续作《工作》这本书的关注重点正好相反。尽管内心告诉我们工作没必要那么努力，但为什么我们还是牢牢抓住自己基于工作的身份不放？在凯恩斯打比方的孙辈（他没有直系后裔）长大，变老，也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很久，我们还是得继续长时间的工作，我们消耗的东西越来越多，给生物圈带来的威胁也越来越大。显然，苏兹曼写道：“人类，还没有准备好申领共同的养老金。”那为什么我们不用不断增加的收入来换取更多的空闲时间呢？

《小康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这本书是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的作品，这是他在1958年对战后美国经济的研究成果。在书中，他为上面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看似合理的答案。他提出，有人在操纵我们，让我们把相对的欲求当作绝对的需求，凯恩斯低估了我们被操纵的程度。通过广告的手段，像德比尔斯这样的公司在我们身上制造出我们之前没有过的欲望，然后他们告诉我们，如果想要满足这些欲望，我们就得买他们的产品。由于我们买像钻石这样的高价物品主要是为了保持或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按照当时的流行说法，你得“赶上琼斯家”（keep up with the Joneses，比别人比阔）——可一旦有太多的人都有了这些东西，它们就会失去神秘感。然后，新的、更难得到的宝石必定会取代已经旧的、已经失去光泽的宝石。

加尔布雷思在1950年代写道，我们之所以会选择这种非理性的、无限度的生产观，原因很清楚：重点其实不是为了满足大家的需求（不管怎样，大多数其实都是制造出来的欲求），而是为了维持工人就业和工资增长。换句话来说，扩大生产起到了干扰的作用，这样大家就不那么关注经济再分配这个棘手的问题了。只要人人的收入都在增长，我们就不会那么关心谁比谁得多的事情了。

但在实际工资停滞不前、不平等加剧的时代，加尔布雷思的解释不再站得住脚。就像苏兹曼的解释那样，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看到的是 “大脱钩”的现象，也就是富人的收入增长出了加速度，但其他人的收入增长却急剧放缓。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本该引起对富裕国家无限制增长政治的质疑，可平均每周的工作时长并没有缩短——事实上，美国的反而延长了。

苏兹曼借鉴了一位同行的工作作为加尔布雷思的补充。在《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这本书中，已故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详细介绍了充斥在经济当中的大量毫无意义的工作。比如那些整天按按钮，勾选复选框的人，各种各样的应声虫，这些并不能给经济带来真正价值。可是，格雷伯提出，我们的经济非但没有淘汰这类工作，反而似乎播撒到每一个角落。格雷伯猜测，狗屁工作的扩张是经济金融化的间接后果。随着经济变得更注重抽佣而不是新的生产，社会看起来更像是新封建主义（neo-feudal）而不是资本主义，也就是说，精英雇佣了一堆没有用的下属，以展示他们财富。

对于这种为了提供就业而安排的工作（make-work）的非理性形式为什么会在经济当作扩散，苏兹曼有自己的答案，不过他是从一个奇怪的角度来审视问题的。他认为，自农业革命以来，我们之所以即便已经不需要工作也仍继续工作，是因为宇宙的自然法则使然。这个答案非常奇怪，因为它是从生命本身的背景条件来解释人类社会的最近趋势。基本上，苏兹曼的观点认为，就像对其他所有生物所做的设定那样，大自然也给我们设好了程序，通过把体内剩余的能量消耗出去来处理剩余能量。由于精力过于充沛，但有没什么可做的，我们就通过工作来释放在内心积聚的紧张情绪。

苏兹曼得出这个结论似乎是通过这个论据：既然不多干而把时间花在追求快乐上（比如跟朋友呆在，做饭吃饭，唱歌睡觉）是人类的天性，那既然我们现在并没这么做的话，一定有一些更深层次的机制在发挥作用，促使我们去干活，直到精疲力竭，而不是把过剩的精力用来追求快乐。在苏兹曼看来，这种更深层次的机制最终必定是处在生物学本身这个层面上。

在一段很容易让人到弗洛伊德对死亡冲动的描述的文字里，苏兹曼推测“生物系统”很可能同样是自发涌现的，因为“它们在耗散热能的效率方面比很多无机形式都要高。”事实证明，生命体就是一个创造熵，或者制造无序的省力装置，被物理系统用来加速宇宙的热寂。苏兹曼认为，生命更深层次的目的，也就是作为“熵，洛基（The Trickster God，欺诈之神）”的工具，正在以我们才刚开始理解的多种方式呈现出来。

比方说，自从达尔文做了研究以来，我们一直以为雄性孔雀那华丽的尾羽是为了争夺配偶的而进化出来的结果。可是，最近的研究表明，羽毛更漂亮的鸟类在跟和羽毛没那么好看的同类竞争时，并没有取得交配优势。苏兹曼断言，像孔雀尾巴这种耗能高的进化特征，除了为了消除能量过剩而“消耗能量”以外，别无他用。富足滋生卖弄。

在苏兹曼看来，人类生活也体现了同样的原理。人们在某些地质层中发现了大量的 “阿舍利手斧（Acheulean hand-axes）”。我们的祖先显然养成了一种习惯，那就是用力敲岩石，直到把一头削尖。早期人类在欧亚大陆和非洲各地制造并丢弃了大量这样的工具。问题是，作为手斧来说，阿舍利手斧其实是没有实际用处的。根据荷兰人类学家·科比（Raymond Corbey）与人合著的一篇很有趣的论文，苏兹曼认为，就像孔雀的尾巴一样，这些斧头的主要用途是为了消耗多余的能量。生命的机理对我们的程序设定就是这样，跟孔雀一样，当我们“精力过剩”时，我们就"按照墒之定律，去干活，把它给消耗掉"。

苏兹曼继续道，在农业的起源，以及后来“城镇与城市”的建设中，同样的熵定律也在发挥作用。那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性，也就是告诉我们到了一定时候就不要再工作的人性，已经被要我们干到死的更深层的天性覆盖掉了？

苏兹曼认为，就像弗洛伊德的“爱神”（生的本能）与“死神”（死的本能）之争一样，这两个定律也在争夺在我们内心至高无上的地位。他说，一方面，技术突破让我们越来越接近于完全的生产自动化，从而让大多数人都不再需要工作。这就是我们人性的一面，有突破到凯恩斯所谓的后稀缺社会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当今人类社会的政府还是像近代史的任何时候那样，仍对经济增长与创造就业不忘。”这种执念体现出了更深层次的生命力，可能会通过制造气候失控来毁灭人类。

有个问题令苏兹曼感到困惑，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至今仍未到达凯恩斯的后稀缺未来？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整整两代的经济学家。苏兹曼的回答尽管很有启发性，但到头来并不能令人满意。所有的生命可能都得遵从熵的旨意，去消耗掉剩余的能量，但人类肯定可以找到其他办法来做到这一点。比方说，人们可以围绕着举行聚会来组织自己的生活，而不是继续充当晚期资本主义工作机器的齿轮。但是社会之所以维持现状，肯定有别的原因。

我们最好从凯恩斯本人身上寻找答案。凯恩斯远没把一周工作15个小时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然进化结果。在写完关于他的孙辈的可能性的论文后，他把余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解释那些阻碍人类到达后稀缺未来的力量上。

凯恩斯认为，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增长速度已经没法维持对劳动力的高需求，这种现象被他的弟子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称为“长期性经济停滞”（secular stagnation）。凯恩斯说，在我们生产出的建筑、机器和设备还远未能满足全人类的需求之前，这些固定资产的投资回报率就已经低于能抵消给私人投资者带来的风险所需的水平。换句话说，在我们远未到达后稀缺时代之前，资本主义繁荣的引擎就开始失控了。其结果不是人人都不用工作那么多了，而是很多人都不能充分就业，而剩下的又工作过度。

鉴于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率就一直在下降，不难理解为什么现在有更多的经济学家认同凯恩斯的说法。由于到位的生产能力已经那么多了，购买新工厂与设备的回报率已经降到很低的水平。私人投资者越来越不愿意对经济扩张投资，所以出现了经济增长率下降，平均失业率上升。

各国政府面临让停滞不前的经济重回正轨的巨大压力。为了恢复经济增长率，一个接一个的国家试图通过加大支出、放松经济管制、减税等举措来吸引私人投资者加大投资。这种做法不仅增加了低质量工作的数量，并导致不平等加剧，可对于恢复经济增长的引擎却几乎没什么作用。

凯恩斯认为，停滞将标志着资本主义发展走向终点，有这种想法的并不是他一个人。但跟其他的悲观科学实践者不同的是，跟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一样，凯恩斯把停滞看作是一个机会，而不是一场悲剧。穆勒在19世纪40年代曾预期经济增长会结束。他认为：“迄今为止，所有的机械发明是否减轻了任何人类的日夜操劳呢？这是要打上问号的。” 一旦私人投资的洪流变成涓涓溪流，穆勒称之为进入“静止状态（stationary state）”时，社会也许就会开始利用自身的财富来改善普通的生活。为此，我们需要增加公共投资：提高工人的教育水平，减轻他们的劳动负担，并转变所有权结构，创造合作经济。

凯恩斯一度被误传，说他主张在出现停滞的情况下，通过政府刺激私人需求，可以让资本主义经济复苏。其实恰恰相反，正如经济学家詹姆斯·克罗蒂（James Crotty）所指出那样，凯恩斯承袭了穆勒的传统，自称为“自由社会主义者”。他设想在经济停滞后，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公共投资，从而取代私人投资成为稳定经济的主要动力。这种公共投资的目的不是为了吸引私人投资，而是通过直接提供公共产品来改善社会。

译者：bo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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