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第一贤相——子产》第三十章 晋铸刑鼎 仲尼讥之

作为多年的至交，子产理解并接受了叔向的善意，但对于不同政见，子产是不会委曲求全而“屈从”的，他是不会接受叔向批评而销毁刑书的。

叔向在与晏婴谈话中坦率承认自己国家已处于“多事之秋”，而郑国的情况他认为也好不到哪里。他给子产的信中说子产制作刑书，是因为郑国处于叔世（与司马迁的记载刚好相反）。如此“叔世”之说，其实暗含“诽谤”之意。叔向责怪子产不循“正道”、不按先王制度行政，既然已是“叔世”，还要那样胡乱作为，这不是要加速郑国衰亡吗？不是要把把郑国由“叔世”推入“季世”吗？因而他把子产“作封洫”进行经济改革、实行“丘赋制”提升国力军力等，这些本来有益于郑国的事，都作为“罪状”砸向子产，希望子产“悬崖勒马”。

子产对叔向这样无端指责、大肆“批判”，不但不计较、不分辩，反倒非常诚恳地感谢叔向出于私人情感上的关心。《左传》记载子产给叔向复信说：“若夫子之言，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既不氶命，敢忘大德！”意思是：



“正像您所说的那样，侨确实没有才能，不能顾及我的子孙后代。然而，我要以此挽救当前的世道啊。您的好意实难从命，但是哪里敢忘记您的大恩大德！”



子产回信中明言自己铸刑鼎的目的是“吾以救世也”。所谓“救世”，孔颖达注疏：“当时郑国大夫邑长，盖有断狱不平，轻重失中，故作此书以令之，所以救当世。”他认为子产铸刑鼎公布刑法，是让大夫邑长以此为准绳判断刑狱，惩治犯罪，以求社会公平。

“孔疏”如果可信的话，按正常逻辑关系推论，可以做出以下三种判断：一、郑国社会秩序、法治环境，并不像晋国、齐国、宋国等国家那样糟糕。司马迁说：“（子产为相）三年，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四年，田器不归（农具放到田里不带回家：无贼）。”子贡也说过“（子产治郑）囹圄空虚”的话。由此看来，郑国不仅不是叔向所暗指、讥讽的“叔世”，反而是“治世”。二、子产铸刑鼎针对的对象主要是“大夫邑长”，那是子产为他们制定、并公布于众的“断狱行为准则”。三、除为了让国民不分贵贱一体遵守同一种法律外，士民（至少是上层人士）也可以以此“监督”大夫邑长，减少“断狱不平，轻重失中”现象的发生。当然，除第二种，另外两种只是我们的推测，姑且算“合理想象”吧。若以司马迁的记述为据，第一种就不算“合理想象”了，那是历史真实。

这里，我们之所以把叔向之信很完整地奉献给诸位，还有一个原因：我们认为叔向之信代表了当时的“国际舆论”，反映了列国卿士大夫、宗室贵族对“传统”的固守、对“法治行为”的排斥。因为叔向可不是一般人士，在国际上享有很高声望，是一位“标志性”人物。公元前546年第二次弭兵会盟结束后，楚相子木对楚王说：“宜晋之伯（霸）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无以当之，不可与争。”

叔向在国际上影响力大与他在国内陆位高、声望高有关。晋悼公时，叔向被任命为太子彪之傅。太子即位，是为晋平公，叔向以上大夫为太傅。这个官位在当时是非常高的，需有渊博的知识与高尚的道德才能胜任。在叔向从政期间，赵氏、范氏、智氏、荀氏、魏氏、韩氏所谓“晋六卿”把持朝政，形成“政在家门”的局面。这种植根于深层社会政治经济关系上面的政治变革，还没有引起大多数有识之士的关注，而“政在家门”这一判断正是叔向做出的，可见他政治嗅觉极为灵敏。子产也说过晋国“政在家门”的话。历史的演进，证明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叔向性格耿直，为人也很正直，孔子对他的评价是：“叔向，古之遗直也。”（杜注：“言叔向之直，有古人遗风。”）叔向确实很耿直，从信中我们甚至可以读出他的“率真”。但在“法”的问题上，我们不得不说：叔向明显落后于时代潮流，他太保守了。

叔向以朋友身份致信子产表明自己强烈反对铸刑鼎，晋国另一位大臣士文伯则以近乎诅咒的语言进行攻击：“大火星出现，兆示郑国会发生火灾吧！大火星现在还没有出现，而用火来铸造刑器，上面包藏着引起争论的法律。大火星如果象征这个，不引起火灾还能昭示什么？”对于这段话，有点莫名其妙：大火星出现与否怎么会跟子产用火铸刑鼎发生关联呢？杜注解答了这个问题：“同气相求，火（大火星）未出而用火，相感而致灾。”杜预告诉我们，士文伯说的是“天人感应”。——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子产铸刑鼎在当时真的是一件大事，竟有可能惊动上天神灵！——以后郑国真的发生了火灾，上天真的“惩罚”了郑国，士文伯的话真灵验。但这二者之间有必然联系吗？看了后文就会知道，那场火灾是天灾，二者没有任何关系。

郑国和晋国是邻居，盟友关系，而且很亲密，晋国大臣接二连三强烈反对子产铸刑鼎，这是为什么呢？很有可能是害怕此等无“礼”行为波及晋国，有损自己“特权阶层”的利益与尊严，有违长期一贯的“人治传统”。晋国是盟主，也很霸道，来自盟主的反对意见非同寻常。而子产是有担当的人，不惧怕来自任何方面的压力。他不求“明哲保身”，逆势而上，就是要铸刑书以“救世”：通过这种方式让大夫邑长公平执法，让百姓民众明法、畏法，为国民创设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生存环境。

这里有个问题，很令人费解。子产首铸刑书，是件重要的法律事件，在中国法制史上意义非凡，现代人给以高度关注，反反复复地议论、评说，真个是“好评如潮”。在当时国际背景下，晋国却是“毁谤如潮”。“好评”也罢、“毁谤”也罢，有一个共同点都是议论“如潮”。可奇怪的是：在当时的郑国国内似乎并未引起什么“轰动效应”，这就是让我们一直感到不可思议的地方。

如何解释这一很现象呢？前面所述子产不毁乡校，让民众随便议论执政者得失，说明郑国政治清明，大家敢于议论、敢于对上评头品足，有一定的“言论自由”，时间久了，形成很正常的社会现象。对于“铸刑鼎”，大约在郑人看来：这是善政，公布法令律条让国人尽知是应该的；以这样方式惩治犯罪、震慑犯罪，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有趣的是，就在郑国铸刑书以后的第二十三个年头，反对子产铸刑书的叔向自己的祖国也发生了“铸刑鼎”事件，子产法治行为真的波及了晋国。前面所说晋人的担心不是无中生有，叔向他们并非“神经过敏”。

公元前513年，晋国重臣赵鞅（“赵氏孤儿”赵武之孙，就是打猎打出“中山狼”的那位赵简子）、荀寅征收四百八十斤铁铸刑鼎，铭文为晋国前相范宣子在“夷”地军演检阅时所制定的刑书。对于晋国这次“铸刑鼎”，孔颖达注疏：“范宣子制作刑书……今荀寅谓此等宣子之书可以长为国法，故铸鼎而铭之以示百姓，犹如郑铸刑鼎。仲尼讥之，其意与叔向讥子产同。”“讥”就是讥讽、批评。我们知道，仲尼就是后世帝王尊为大成至圣先师的孔子。这年孔子四十岁。《左传》记载了孔子针对晋国铸刑鼎所发的一篇长长的论述，足有一百二十四字之多。孔子修《春秋》，有人做过统计，每年的大事，平均不到六十七字。他那样“吝啬”，可这次却如此大气。

从孔子“有理有据”的分析批判中，可以知道：孔子主张“世守法度”，他认为晋国应世代遵守唐叔制定、流传至今的“法度”，以此为准则治理百姓民众。——唐叔是周武王之子，晋国始封之君，那时还不叫晋，叫唐。——孔子赞赏晋文公被庐大阅兵“以示之礼”，而铸刑鼎则必然失其“法度”（这个“法度”应是旧时礼乐制度），无以为国。

尤其令孔子不能容忍的是：“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孔子认为：对待官民的法律同在一鼎，是乱了纲常大道；“贵贱无序”，国家就不像个国家了。这反映了孔子思想落后保守的一面。孔子当时已经步入不惑之年，其人生观、价值观已经形成，他反对以法治国，应该是历史的局限吧。

《论语》记有孔子这样一段话：“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认为：用“政、刑”治民，民众会遵守法律免于刑罚，但是会失去羞耻之心；而用“德、礼”治民，民众不但会保有羞耻之心，而且其道德礼仪水平还会有所提升。孔子是崇尚“德、礼”而贬斥“政、刑”的，夫子这种思想也是一贯的。仅用“德、礼”治国就可以出现“治世”，天下太平，人人温良恭俭让，这实际上只是孔子的一厢情愿，是孔子个人的美好“理想”而已，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子产反对治国“不务德”，主张为政以德，主张治国以礼，但同时又铸刑书以法治国。就此而言，两位前贤识见之高下该是不言而喻的。

“铸刑书”在《左传》是第一次出现，尽管刑书即铭文内容，《左传》没向我们透露一个字，但子产以法治国的既成事实是毋容置疑的。子产在春秋时期是第一个倡导并践行“以法治国”的士大夫，也是我们国家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以来第一位倡导并践行“以法治国”的政治家。以法治国，是历史的选择，是时代的潮流，两千多年前的子产引领了以法治国的潮流，两千多年后的我们能不因此而对子产心生敬意吗？

铸刑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535年，子产又一次出使晋国。本不是医生的子产却为晋侯治愈了一场大病，因而获赐两尊方鼎。子产是特地为晋国国君看病的吗？请看第三十一章 归晋赐田 意在避祸。

《春秋第一贤相——子产》撰者长葛高根明（豫许昌长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