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时期，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和他的副手们
对勃列日涅夫个人而言，选中安德罗波夫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一职，堪称最为得当的任命之一。
2007年，普京接受采访时，曾被问到对当时的老上级看法如何，普京如此回答：
安德罗波夫是这样一个人物，他使人们联想到某种善良的东西，联想到使我们的生活更趋美好，似乎他有能力改变我们的生活。诚然，后来才明白，他所注重的更多的是浅表层次的变化，整顿秩序。
推翻赫鲁晓夫之后，安德罗波夫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更为重要的是，1964年5月中央主席团委员奥托·库西宁去世，此人自他们当年在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事以来就一直支持他。安德罗波夫作为负责社会主义国家事务的中央书记落得形单影只，不知命运将会如何。
他并不属于势力强大的谢列平集团；已成为主要思想家、地位举足轻重的苏斯洛夫对他缺乏好感；与政府新任主席柯西金的关系也十分糟糕。
安德罗波夫紧张不安，唯恐那些人与他彻底决裂。他全力以赴讨好勃列日涅夫，但勃列日涅夫一时尚未对这位负责社会主义国家事务的中央书记表现出特别的兴趣。
1967年“五一”节安德罗波夫被任命为克格勃主席，当他走出勃列日涅夫的办公室时全然发了呆。
在那个年代，由中央书记调任克格勃主席被视为贬职。他并未料想到，这个职务会让他成为全国最为声势显赫的人物之一，逐步将他送上总书记的位置。
当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任命安德罗波夫为克格勃主席时，安德罗波夫曾提出异议：我对这方面的问题搞不清楚，很难掌握这项困难的工作。
但是勃列日涅夫事前早已与政治局委员们商定，所以谁也没有回应他的话。
勃列日涅夫对人的了解非常透彻，能准确地分辨谁对他忠心耿耿，谁则不然。
一个月过后，安德罗波夫在中央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他成为贝利亚和伊格纳季耶夫之后第一位被授予党内高级职位的国家安全领导人。这是勃列日涅夫赠送的礼品，作为安德罗波夫所不情愿的这次任命的补偿，同时也是对前程的预支。
安德罗波夫对一切都有着正确的理解：关心总书记乃是他第一位的工作。每逢勃列日涅夫出行，他便费尽心机。安全部门工作人员不仅应当保卫总书记，而且要保护他避开那些纠缠不休的同胞，这些人可能用各种各样的请求打扰勃列日涅夫。
安德罗波夫是勃列日涅夫的忠实战友，从来不会怀疑正是勃列日涅夫应当 领导 党和国家。在各种争论中安德罗波夫总是站在总书记一边，并且监督其他人也要忠于勃列日涅夫。
政治局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格里申回忆道：
我估计，克格勃里一直在记录我们每个人-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央和地方其他领导人的档案材料。可以认为，这与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委员圈子里的一个说法有关：我手里有针对你们每个人的材料…
不单是电话遭到窃听。借助于技术设备，克格勃知道党和政府领导成员在住宅和别墅里所说的一切。
有一次安德罗波夫在私下谈话中说：
我有一些年轻姑娘专门从事电话和普通交谈的监听工作。有时候她们很难听清人们讲话的内容和家中所发生的事情，监听是昼夜不停地进行的。
勃列日涅夫对为他撰写讲话稿的鲍文非常器重。然而有一次克格勃截获了鲍文的一封信，他在信中抱怨，说他“迫不得已”在一些微不足道的人领导下工作，徒劳无益。
安德罗波夫将与鲍文友好的阿尔巴托夫叫来，给他看了那封信，解释说：不得不让勃列日涅夫看信，而勃列日涅夫准会把这些话揽到自己头上。
鲍文被逐出中央委员会机关，发配去了《消息报》。数年之后勃列日涅夫变恼怒为体恤，鲍文重新被召回为总书记撰写讲稿。出于补偿，还将他选为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代表。
勃列日涅夫信任安德罗波夫，尽管如此，还是让两名忠于他的将军-茨维贡和奇尼奥夫进入 克格勃 领导层，他们将安德罗波夫的一举一动都报告给勃列日涅夫。
他们与总书记实际的亲密程度，可以根据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加以判断：当勃列日涅夫离开莫斯科或者返回首都的时候，迎送者的名单中除了政治局委员和其他高级官员之外，必定会列入“苏联克格勃副主席谢·库·茨维贡和格·卡·奇尼奥夫”。
他们三人一起前往伏努科沃政府机场，安德罗波夫作为政治局委员，茨维贡作为第一副主席，奇尼奥夫则作为与总书记特别亲密的人。
同时，茨维贡和奇尼奥夫彼此不和，尤其是在茨维贡担任克格勃第一副主席之后，这同样让勃列日涅夫感到称心如意。
茨维贡热衷于文学创作，他物色一批甘愿代劳的人，很快出版了几部以他的名义写成的报告文学著作，后来还有几部长篇小说和电影剧本。他的书都能迅即问世，而电影剧本也总是很快便拍成大型艺术影片。
其中的大部分都是描写游击运动，在根据茨维贡的脚本拍摄的影片中，以他自己为原型的主角无不由著名的演员、当年的偶像人物维亚切拉夫·吉洪诺夫扮演。
茨维贡本人被视为英勇的游击队员，实际上他的经历全然两样。
茨维贡比勃列日涅夫小11岁。他1937年毕业于奥德萨师范学院历史系，在奥德萨州科德马市担任中学教师、校长。
1939年11月，他被调入内务人民委员部，奉派前往摩尔达维亚。战争爆发时他是南方方面军特务处的工作人员，1942年1月被调往内务人民委员部斯摩棱斯克州管理处，半年之后担任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第387步兵师特务处副处长。
1943年3月，他被派往远离前线的地方-南乌拉尔军区除奸部反间谍局侦查处。1946年将他调往基什尼奥夫担任摩尔达维亚国家安全部第二处副处长。不久之后，勃列日涅夫也来到这个共和国。
奇尼奥夫毕业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冶金学院。走出校门后在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工厂工作过不长一段时间，便和勃列日涅夫一样改做党务工作。
1939年，他被提拔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委冶金工业部领导人，并几乎当即被选为市委书记，而州委书记正是勃列日涅夫。
1941年他们两人都上了前线。奇尼奥夫被任命为炮兵团长，后来又成为加里宁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不同集团军的政治部主任。自1945年起在驻奥地利盟军委员会任职，1950年成为苏联方面的最高特派员。
1951年，奇尼奥夫考入总参谋部军事学院，毕业时已是斯大林去世和贝利亚被捕之后了。内务部清洗贝利亚的干部时，奇尼奥夫作为富有经验的政工人员被分配到军事反间谍机关。他前往柏林担任苏军部队集群特务部部长，在德国度过了五年时光。
有两年他领导克格勃军事研究所，而自1960年10月起则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三局（军事反间谍机关）任职。勃列日涅夫成为党的首领之后，他的官职节节高升。
奇尼奥夫将军是勃列日涅夫家中的常客，成了全家人的朋友。他操控克格勃第九局（政治局警卫队）。据说，他专门监察“政治上不可靠之人”——并非持不同政见者，而是那些被认为不够可靠和对勃列日涅夫不够忠诚的国家和党的官员。
奇尼奥夫逐步成为克格勃第一副主席、大将、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最高苏维埃代表、苏共中央委员。
在整个克格勃，只有奇尼奥夫一个人打电话时不自报姓名，而是要求下属根据嗓音辨别出他来。当第一副主席之后，他对克格勃的副主席们和普通将军们也常常大声喝斥。他不假思索便轻易断送别人的前程，委员会内的许多人都憎恨奇尼奥夫。
勃列日涅夫特别重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干部，亲自挑选派往那里的人员，抽出时间不仅与其领导人谈话，而且同克格勃常务委员会委员、各局局长谈话。
自然，勃列日涅夫总是亲自确定负责总书记和政治局委员的警卫工作的克格勃第九局局长的人选。“九局”局长直接服从于总书记，从他那里领受命令，再根据自己的理解报告克格勃主席。
前“九局”局长切卡洛夫作为谢米恰斯内的人，在更换克格勃主席之后当即被免职，提拔他的副手安东诺夫少将接任。
勃列日涅夫与斯大林当年一样，不喜欢政治局委员们背着他聚会，人们也一直唯恐激怒总书记。
即便是心爱的打猎活动，也都只能是要么自己单独去，要么与总书记同行。政治局委员们都不敢确信他们没有遭到窃听。更有把握的是恰恰相反——敏感的话题都得离开电话机远一点小声交谈，而且彼此间从不上门做客。
戈尔巴乔夫写道，他成为政治局委员之后，在一座与安德罗波夫比邻的别墅安家。有一个星期天他邀请安德罗波夫及其夫人塔季扬娜·非利波夫娜到他家吃饭。安德罗波夫谢绝了，并解释说：
如果我上你家去，明天马上便会议论纷纷。谁谁去了哪里，目的何在，都议论了些什么？我只要刚到你家，就会有人跑去报告了。
在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书记这最高权力的三个层级之间，不存在公务之外的关系，私人交往实际上是没有的。他们彼此都不喜欢对方，也绝对不信任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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