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时任长春市委书记的朱光奉命调任广州,在南下的途中,朱光特地路过北京,看望朱德总司令,在中南海的庭院里,两人边聊天边散步,氛围十分融洽,此时毛主席正巧迎面走来,见到朱光后问道:“你是哪个?”,“主席,我是朱光”,听到名字后,毛主席一下子想起来了。
“好你个朱光,还认识我吗?”,毛主席故作生气地问,“哪个不认识您,中外闻名的伟大人物”,“来到北京你为何看朱老总不来看我?就不怕我把你忘了?”,“您忘不了我,我还没有给您演出《奥赛罗》呢?”
朱光说罢,毛主席和朱德哈哈大笑,曾经的回忆一时间涌上了三人的心头。
1906年6月的一天夜里,在广西博白县的一个书香家庭,一个男婴呱呱落地,怀抱着光耀门楣的浓浓期望,父母给他起名叫朱光,作为朱熹的后人,朱光继承了先祖的书法天赋,自幼聪慧好学,能两个手同时执笔写字,写出的书法作品常被人追捧,但朱光却没有祖先的好运,他7岁时丧母,11岁时丧父,小小年纪便成了一个孤儿,只能依靠亲友的救济生活。
悲惨的命运并没有打垮朱光,反而让他养成了不服输的坚强性格,他从小便十分懂事,不管让他干什么,都从不叫苦叫累,自己默默坚持,过了这么久的苦日子,朱光对劳苦大众有着深深的同情心,心中早早便埋下了救国救民的种子。
1925年,朱光考入博白县初级中学,逐渐接触到了革命思想,他十分崇拜革命导师列宁同志,把自己画的列宁画像贴在床头,并经常钻研革命理论,犹如一扇新世界的大门缓缓打开,在长期的革命熏陶下,朱光明确了自己人生的方向,坚定地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这个念头在后来支撑着他走过了无数的血泪之路。
1926年,朱光加入共青团,在“四一二政变”后,朱光考入了广州国民大学,并担任共青团广州市委委员,正式走上了革命舞台,1927年底,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爆发,朱光带领200多名共青团员参加起义,并亲自率领十余名青年冲进警察局,缴了敌人的枪,并以此为据点,顽强战斗了两天时间。
1928年,朱光前往上海从事秘密斗争,在上海,他广泛发动群众进行革命斗争,曾两次被逮捕入狱,经历了敌人的严刑拷打,1931年,朱光出狱后入党,担任上海特委秘书长,他以学生的身份为掩护,成立了以宣传革命为目标的“上海艺术剧社”,多次慰问抗战前线的将士,同时作为我党的地下联络点,为我党在上海的斗争提供了极大便利。
淞沪抗战结束后,朱光来到苏区工作,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成立,朱光利用自己的绘画和书法天赋,绘制并印刷了苏区的第一批货币。
命运似乎并不眷顾这个可怜人,不久后朱光遭遇了人生中的又一次危机。
1932年,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和张国焘的指挥失误,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败,11月被迫向西进行战略转移,12月10日,红军召开战后总结会议,大家对张国焘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意见,朱光作为早期的革命者,一路看着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对我军的折损痛心疾首,在会上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对张国焘进行了尖锐批评。
小河口会议后,红四方面军的精神面貌和战斗力明显提高,川陕苏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不久后,张国焘便撕下了伪善的面具,他罗列名目,对在小河口会议上批评过他的同志们反攻倒算,进行了大肆迫害,包括曾中生在内的数百名红军干部被杀。
张国焘直接将朱光关进监狱,对其进行了严刑拷打,逼迫其写下“悔过书”,承认自己在小河口会议上的“错误”,不料却遭到了朱光的痛斥,张国焘考虑到朱光写得一手好字,还能从事画地图、印刷、出版等工作,没有取朱光的性命,仅仅被开除党籍。
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朱光和几名同志一起,戴着手铐和脚镣书写革命标语,进行出版和印刷工作,1935年4月,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四方面军决定长征,怀着对革命的无限热情,朱光戴着脚镣爬雪山、过草地,躲避敌军的轰炸,在两万五千里的征程中,从来没有掉过队。
直到一年后,朱光才被恢复了党籍,此时他的脚镣已经戴了三年多。
1938年5月,在叶剑英的极力推荐下,朱光前往太行山抗日前线,担任朱德总司令的秘书,并兼任秘书长,在太行山的两年时间中,朱光和朱德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这也是解放后朱光专程绕道北京看望朱老总的原因。
1940年,朱光担任第十八集团军宣传部长,他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为了提高战士们的体能,他白天组织战士们进行运动大会,晚上给大家举行文艺汇演,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当时的《新华日报》专门撰文称:“在敌后这种紧张的战斗环境中,举行这么宏大的部队运动大会,这在全国、全世界乃至人类历史上,都是一次壮举!”
朱光十分重视政治工作,为了规范连部的党务工作,他自行编写了《政治指导员工作暂行条例》和《连队党支部工作暂行条例》,发挥了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在这期间朱光和毛主席还发生了一件趣事。
1937年平型关大捷后,一位同志在奔赴延安的途中,偶然捡到了《哈姆雷特》、《李尔王》、《仲夏夜之梦》、《奥赛罗》等剧本和两本字帖,这在战时无疑是十分宝贵的,到了延安后,他将这几个读本送给了毛主席,不料却被朱光看到了。
朱光一把将剧本统统夺了过去,嬉皮笑脸地说:“见面分一半”,“岂有此理!”毛主席佯装生气,“我是南国社的元老,我有权决定剧本归谁”,朱光在上海时曾创办过“上海艺术剧社”,也被称为“南国社”。
“既然你有权,我只能服从,但你既然是南国社元老,你还能出演莎士比亚的话剧吗?”,毛主席反将一军,不料朱光随即朗诵出了《奥赛罗》的剧本片段,“那好,你演出《奥赛罗》时,我一定到场”。
这就是文首朱光所称“还没有给毛主席演《奥赛罗》”的缘由。
抗战胜利后,朱光被派到齐齐哈尔任嫩江军区政委,到了嫩江之后,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便消灭了土匪,解放了齐齐哈尔,组织上随即任命他为齐齐哈尔市长,朱光开始转到地方工作,齐齐哈尔也是我军最早解放的盛会城市。
在齐齐哈尔工作期间,朱光严谨和事无巨细的工作态度再次表现了出来,他详细制定了“三月计划”,以三个月为时间节点,立下了明确的目标和措施,大到城市建设、生产施工,小到喝茶卖报、清洁卫生都囊括其中,在他的报告里,只要事关群众生活的事,都能详细地找到解决方案。
解放后,朱光担任了长春市委书记,此次来到北京正是在开国大典前夕,朱光在和朱老总会面后,跟随毛主席来到了书房,看着满屋子的书,朱光搓了搓手,毛主席打趣道:“好你个朱光,你还想抢书?”,朱光回答说:“主席,我这次不要书,想要你的墨宝”。
随后毛主席亲手书写了一幅《长征》赠送朱光,在第二天临行之际,毛主席再次写下一封赠言:到南方去,同原在南方的同志们团结在一起,将南方工作做好,这是我的希望,朱光同志!
朱光大受感动,背着一条旧毯子,怀揣着毛主席的赠言,渡过长江和黄河,来到了广州,在此后的11年里,他廉洁奉公、无私奉献,为广州的发展鞠躬尽瘁,随后,朱光被调到安徽,担任安徽省的副省长,无论在什么岗位,他始终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兢兢业业为群众谋福利。
1969年,朱光去世,在他留下的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我最大的理想是做一名革命诗人,如果要当官的话,最好做一个连队指导员,身先士卒,冲锋陷阵。
有话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