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高瞻远瞩,真正将农业农民和农村三位一体纳入考量,明确 了乡村的现代化是整个现代化的重要载体。实现乡村振兴,要站在乡村自身、城市化发展层面去 精准施策。
文 | 刘守英
乡村振兴,首先要认识乡村。
中国从近代以来,我们对于乡村的基本认识就是农民是穷的、乡村是贫的、农业是苦的。在这种思路下,我们希望通过外力的介入来使乡村得到基本改造。但乡村发展出现的问题,或许正是由于外力过多介入所致。这种外力的介入导致整个乡村的结构出现不匹配,导致一些乡村发展迟缓。
传统的、健康的乡村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有机配合,农民从来就不简单的是一个单一的搞农业的人,同时还是一个工匠。这种双重身份,让乡土经济天然是农工混合的经济,乡村是一第3页共6页个超稳定的结构,同时由于农工混合,它的要素是在流动的。但现在,农业的利润率却越来越低、农业就业也越来越少,导致农业发展滞后于工业。
因此乡村振兴要从结构上做文章,而不是简单将人运回去、将城里人弄到农村去,或者是继续按原有的模式,大规模地工业化,扩大城乡差距。要在理解现实的基础上认识乡村。
当前的乡村有以下明显特征:第一,农民的分化首先是职业分化,真正靠农业收入的仅有15%;其次年龄分化导致代际理念不同,这个代际就是从80后开始的,农二代基本出村不再回村。因此在考虑乡村振兴时,要针对不同的人群制定不同的对策。
第二,对农业的消费需求变化。过去人们是吃饱就行,现在对于健康,对于安全,对于消费的质量都有了更高要求,这要求我们要重新研究什么叫作农业。如果对农业的基本概念就停留在粮食、种植业,我们的农业就只能解决温饱,这样农业是不可能有希望的。要改变对农业内涵的认识,拓展农业的功能,多元化发展特色产业。
第三,对村庄的理解有变化。首先村庄是整个乡村维系农民跟农民之间,农户跟农户之间,农户跟其他组织,包括村庄跟国家之间的一个关系网络。村庄的这个基本功能不灭,才能有乡村振兴。其次,村庄分为两类,一类是衰而未亡的村庄,一个就是现在活起来的村庄,未来乡村振兴实际是针对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村庄分类施策。对于衰落未亡的村庄,要搞活,让它体面,这就涉及到提高乡村公共治理能力,让房子等基础设施完善体面、老人生活水平有保障、公共服务补齐短板。其三,村庄形态发生变化,中国传统的乡村形态由农耕半径决定,但现在整个农业的发展方式有变化,随着科技发展、农业机械化,整个村庄未来的半径在扩大,制度也在演化。第四,城乡关系主动发生变化,从上一轮的生产要素单向从乡到城,到资本下乡寻找机会,到后来新的主体和新的人进到乡村,带来土地资源需求的变化,由此城乡关系从单向走向互补,从割裂走向了融合。因此,搞好乡村振兴,要理解这些变化,从趋势中找机遇。
找准乡村振兴的路径
农业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农业如果搞不出名堂来,三产融合无从谈起,乡村振兴就没有希望。
第一要认识到,重视农业发展,根本是要提高生产力、增加收入。工业化是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这种组合在城市可以做,乡村也可以做。因此,农业产业升级,就要让生产要素从低级到高级突破。为此,首先要制度创新为先,重新分配、组合要素。比如,土地资产化股权化、三权分置等,让新的主体对涉农资本拥有更完整的权能。新的主体进来发展以后,乡村产业就上去了。
其次,要聚焦产业发展。在产业选择上,要选自己最强的、最独特的;在产业发展过程中,不妨让农民、村庄和企业先吃螃蟹,接下来政府大规模地培植产业,培训农民,建设市场。最后要持之以恒,培植一个产业,尤其是农业产业,一般需要12年到13年,不能两三年一折腾。
第三,提高农业核心竞争力,使单位土地回报提高,报酬上升。比如寿光,原来的一亩棉花田收益800块钱,后来做成海鲜农场以后,收益累计2万4千块钱。单位回报率高了,农民就愿意干。
第四,“活业”方能“活人”。如果人不活,乡村振兴没有希望。但“活人”还要先“活业”,“活业”了才有人活,有人活才能“活村”。比如,谈文化资源、旅游资源,如果没有产业链,这个资源就没有抓手,只有做成产业链、向城市开放,才能激活资源。
刘守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教授
文章来源:四川日报2019年06月19日00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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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守英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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