炉边漫话之赵尔丰经边诸事（三十四）
赵尔丰经边诸事（三十四）
西藏平定后，主持四川方面军事的各大员认识到里塘、巴塘在经营西藏事物中的重要性，该地区正值由四川向西藏进行粮秣供应的冲途，有必要由四川方面对其进行节制。加之在战争过程中曾有将该地划归云南的动议，结果丽江土司就迫不及待地派员向当地人威声恫吓，令其归附云南，由此造成的事端一度影响川省向西藏的军粮运输，由此川、藏、滇之间明确边界和行政管辖分野的工作在战后被提出。1725年（雍正三年），川陕总督岳钟琪上奏称：“察木多之外洛隆宗、察哇、坐尔刚、柔噶吹宗（桑昂曲宗、衮卓尔贡觉）部落，虽非达赖喇嘛所管地方，但洛隆宗离打箭炉甚远，若并归内陆，难以遥制，应将原系内陆土司所属之中甸、里塘、巴塘，再沿近之得尔格特、瓦舒霍尔地方，俱归内陆，择其头目，给与土司官衔，令其管辖。其洛隆宗等部落，请赏给达赖喇嘛管理。”。此项建议很快得到清中央的批准，1727年（雍正五年），副都统鄂齐、内阁学士班第、四川提督松潘镇总兵周瑛前往巴塘察木多一带，指授赏给达赖喇嘛地方疆界。五月，抵巴塘，会堪巴塘、邦木、与赏给达赖喇嘛之南墩，中有山名宁静，拟于山顶立界碑。又喜松工山与达拉两界，山顶亦立界石。应该说宁静山边界符合了川藏双方的利益，它基本位于拉萨至成都的中点上，略*近成都，便利双方的行政管理。加之在清代相当长的时间内，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良好，在此后的近两百年中，西藏与四川对此边界都没提出任何异议。宁静山作为一条省级行政边界，成为双方尊重和维护的“宁静”的边界。
二清末西藏地方与中央、四川关系的新变化
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开始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的挑战。从道光到同治，英国完成了对尼泊尔、不丹、锡金、拉达克的侵略和控制，将目光投向西藏。1876年（光绪二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定《烟台条约》取得了进入西藏“探访路程”的权利，引起西藏民众的强烈反对。鉴于西藏民众的态度，清政府对英人入藏也持反对态度。为达到侵略目的，英国悍然于1888年和1904年两次武装入侵西藏。在抵抗英军的斗争中，西藏地方政府和僧俗民众都爆发出高昂的抗战情绪。但清政府却错误地撤换了积极主张抗战的驻藏大臣文硕，代之以庸懦无比的升泰。升泰到任后，对西藏僧俗的抗战不仅不予支持，反予压制。由此清政府自身威信下降，西藏地方政府和清中央之间开始产生裂痕。更为严重的是面对英国咄咄逼人的侵略态势，清政府在事实上也对自己的西藏政策进行了反省和检讨。清廷在1906年任命张荫棠“前往西藏查办事件”，张荫棠入藏后首先弹劾了以驻藏大臣升泰为首的一帮驻藏官吏的胡作非为，清廷很快按照他的弹劾对上述人等进行了严办，表现了对张荫棠的充分支持、信任和整顿藏政的决心。张荫棠于1907年正月致外务部电陈治藏刍议，他提出：“窃查印度政府意主侵略，开埠不过表面名词，亟应收回政权，迅筹练兵、兴学各事宜，以图抵制，而杜借口。”并进一步勾画了在西藏进行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各方面改革的措施。同年，驻藏大臣联豫在上奏中提出：“为今之计，自非改设行省不可，万无疑义。然政贵实行收效，不尚虚声，事以积久而渐非，难期骤革。藏中之事，惟有徐徐布置，设官驻兵，借防英、防俄为名，而渐收其权力。”张荫棠和联豫的意见基本上代表了清中央的意见，面对险恶的国际形势和国内民族关系的新的微妙变化，清中央认识到旧有的西藏政策与体制已不适应新形势，如不再进行变革，恐有落入英帝国主义彀中之虞。
就在此期间，西藏的东邻川边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1904-1905年，英人借通商要挟，自哲孟雄（今锡金）进兵，在江孜击溃藏军，进入拉萨，达赖走蒙古。英人当时力量不够，而拉萨留守的葛夏政府又推说无权签约，英国只好求助清政府和留西藏的班禅，签署了中英处理西藏事件的条约，条约把西藏对外贸易的特权全部交给英国。由于英人挑拨离间，而朝廷及一些驻藏大臣举措失当，致使原来坚持抗英的达赖喇嘛政教集团，转而成为亲英势力，令藏政更形险恶。
1904年，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在川边的巴塘重申雍正年间限制寺庙喇嘛人数的规定，以限制寺庙势力，减轻当地人民负担，从而引起引起当地上层喇嘛的嫉恨。凤全在巴塘被围攻和杀害。事件发生后，四川省调派提督马维骐、建昌道员赵尔丰前往镇压。这是赵尔丰参与藏事的开始。1906年7月，巴塘、里塘动乱平定后，清廷任命赵尔丰为督办川滇边务大臣，由此，川边疾风骤雨般的改革展开。
赵尔丰的确是那个时代少有的干练之才。四川总督锡良在上奏内廷保举他时，极尽推重之词：“忠勤纯悫，果毅廉明，公尔忘私，血诚任事。”就任川滇边务大臣后，赵尔丰敏锐地抓住了川边问题的关键，即残暴腐朽的土司统治，以及与土司统治密切相连的落后的农奴制生产关系。赵鉴于左宗棠的平定西域的经验，为防止英国对西藏的蚕食，决定把改土归流推行到西藏。在很短的时间内，赵尔丰以秋风扫落叶之势革除川边各地土司统治，派设流官，改革赋役，兴办卫生文教和各种产业。应该说这些措施是有利于川边各族人民的，也得到了受压迫民众的拥护。可其改革势必触犯土司和寺院集团的利益，从而遭到他们激烈的反抗。而赵尔丰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官僚，注定有其历史局限性，其个人的性格也是明显的暴躁严苛，习惯以强硬手段排除干扰与阻碍。又加之当时川边斗争的确具有艰巨性和复杂性，温和方式很难解决此起彼伏的武装叛乱问题。所有这些因素使毗邻的西藏当局对他产生严重的不信任和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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