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拒止性威慑的思想源远流长，作为一种军事战略的拒止性威慑具有广泛性、实时性和受挑战性三个主要特点。拒止性威慑的思路相比惩罚性威慑更具操作性，在信息化战争时代也更具优势。美国战略学界认为，在西太平洋地区中美实力日渐接近的情况下，对华拒止性威慑战略是较优选项。美国对华拒止性威慑战略兴于特朗普政府时期，其主要特点是加强军事系统弹性能力建设与发展新战区导弹防御体系。拜登政府则在“一体化威慑”框架下应用对华拒止性威慑，发展深度防御能力。美国对拒止性威慑战略的理解与应用已经突破了传统意义上偏重防御的拒止性威慑模式。该战略的目标是联合盟友阻止中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快速军事行动，维持和巩固在该地区的军事主导权。虽然美国对华拒止性威慑战略的实践受到了诸多内外因素制约，但其给中美带来的负面影响仍在不断加深，并对地区安全构成巨大挑战。中国需要主动培塑有利于军力发展的良好环境,发展新技术装备，应对美国对华拒止性威慑战略实践造成的军事胁迫，降低各类战略风险。
作者：陈曦，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葛腾飞，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 邮编：210039）
来源：《国际安全研究》2022年第5期。
关键词：拒止性威慑；军事战略；中美安全关系；战略稳定
引言
拒止性威慑是威慑理论的重要分支，拒止性威慑战略则是拒止性威慑理论指导下的军事战略。美国的拒止性威慑战略始自冷战，并牵引了冷战时期的大规模民防建设和弹道导弹防御技术研发。进入21世纪，导弹防御及新兴技术赋能常规武器议题在核大国安全互动中发挥的作用不断扩大。美国的威慑政策也更加突出以导弹防御系统和新型精确打击武器为代表的拒止性威慑手段的重要性。
奥巴马政府推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宣告了美国对威胁源判断的变化。此后，美国国内关于聚焦中国军力提升、扩展拒止性威慑应用范围的呼声不断高涨。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国内认为中国即将取得区域军事优势地位，并将美军挤出西太平洋地区(以下简称“西太地区”)的“悲观派”逐渐占据主流。他们提出，应将美国的军事战略和作战概念调整为拒止中国在西太地区几乎不受限制地行动的能力。特朗普政府的《美国印太战略框架》也指出，美国将主要拒止中国在第一岛链内的持续空中和海上优势，并主导第一岛链外的所有领域。拜登上台后，军事因素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不断加大。从美军调整动向看，拜登政府的对华拒止性威慑战略更加突出新质力量部署和盟友协同拒止。在美国的印太战略中，对中国实施拒止性威慑已经成为关键内容。美国对华拒止性威慑战略已经偏离了传统上以防为主的拒止性威慑模式，正朝着攻防一体的方向演进。这既是新军事技术发展的结果，也是冷战后美国一以贯之寻求绝对安全的必由之路。
拒止性威慑的内涵
“拒止性威慑”概念虽然较晚近才被提出，但威慑的拒止效用却古已有之。从伯罗奔尼撒联盟试图阻止波斯入侵的地峡长城，到法国在东部边境倾全国之力构筑的马奇诺防线，这些军事力量发挥的威慑能力主要体现在拒止效用上。
（一）拒止性威慑的内涵与特征
美国威慑理论家格伦·斯奈德（Glenn Snyder）在1961年的著作《威慑与防御》中依据威慑的生效逻辑，将威慑分为惩罚性威慑（deterence by punishment）与拒止性威慑（deterence by denial）。他指出，惩罚性威慑是指威慑方向被威慑方表明，如若被威慑方采取破坏现状的行动，威慑方既有能力，也有决心对其实施大规模破坏。为了使惩罚可信，威慑方往往威胁不计成本地报复打击对手的非军事目标，尽管非军事和军事目标之间的界限有时是模糊的。核时代到来前，在航空时代，一国的远程轰炸能力有时可以起到惩罚性威慑的作用。而在核时代，惩罚性威慑的承诺主要借助导弹核武器的巨大破坏力来实现，常规惩罚能力如数量庞大的远程打击武器有时亦可发挥作用。拒止性威慑则是指用常规手段粉碎被威慑方的进攻性企图，从而使潜在的侵略者丧失能够实现其目标的信心。威慑方以加强防御或威胁在战时精确摧毁对手进攻力量为目标，力求维持现状。总的来看，惩罚性威慑是一种计较成本的战略，而拒止性威慑是一种衡量收益的战略。
斯奈德对拒止性威慑的解释得到了大多数威慑理论家的认可并沿用至今。从斯奈德的经典定义出发，并结合作为军事战略的拒止性威慑战略的特殊性，得出拒止性威慑的以下三点特征：
一是运用力量手段的广泛性。区别于惩罚性威慑在核时代更加依赖的战略核力量，拒止性威慑需要的力量较为宽泛，既包括传统上用于防御和打击行动的实体兵器，也包括网络武器、电子战武器等应用于无形空间的作战手段。以前接触式、依靠兵器杀伤来争夺领土的作战形式，演变为非接触式、利用信息技术在多维空间作战的模式。因此，美国的拒止性威慑战略在力量层面更多依赖各类导弹系统和信息作战系统，美国开展防御行动的前沿地域也进一步扩展，从冷战时期注重本土防御转向在威胁源当面进行前置防御，但并未触及惩罚性威慑力量所瞄准的“大后方”。
二是威胁行动的实时性。通过拒止来进行威慑，不是像惩罚性威慑那样威胁在行动后对打破现状行动进行报复，而是威胁将在接近实时的情况下直接阻止、降级抑或拖延进攻行动，因此更强调精准打击和毁伤能力。为了达成在战场上迟滞对手的目标，威慑方需要有比惩罚性威慑更快的反应能力或更强的防御能力。威慑方在向被威慑方展示这些能力后，被威慑方会对行动中可能出现的阻碍与升级选项做出评估，并有可能放弃行动。而在威慑方拥有可用的核选项的情况下，拒止性威慑将更为可信。
三是威慑过程中的受挑战性。拒止性威慑所依赖的更多是常规武器，而在常规战争爆发前，向被威慑方可信地传达打赢冲突的能力对威慑方而言尤其具有挑战性，因为对手可能也希望通过尽快加强自身军事技术能力来击败威慑方的军队。上述情况确实给拒止性威慑的结果带来了不确定性，但在当前的体系战争时代，两个强国围绕单项技术或单个武器的竞争并不足以撼动威慑的稳定性。被威慑方的新技术组合及其推动的新型作战理念才是威慑方更需要注意的，而受限于技术成熟度，其转化成对拒止性威慑有效性的威胁还需时日，且威慑方也会追求达成技术上的平衡。因此，拒止性威慑过程中的受挑战性并不必然对其有效性带来根本性影响。
（二）拒止性威慑与惩罚性威慑的关系辨析
关于拒止性威慑与惩罚性威慑的区别，除了上文提到的在实现威慑的方式和威慑力量上存在差异，二者在实践效果、升级问题、所受限制上也都有所不同。
首先，在两种威慑模式的实践效果方面，大部分案例研究都认同拒止性威慑比惩罚性威慑更有效。保罗·胡思（Paul Huth）通过分析1885年到1984年的58个威慑案例发现，拒止性威慑的成功几率更高，其效果也要比惩罚性威慑更可靠。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在实践中，威慑方惩罚承诺的可信度始终存疑；二是拒止性威慑所传递的信号是十分清晰的，大部分被威慑方都会在收到此类信号后选择重新进行“成本—效益”评估。罗伯特·佩普（Robert Pape）通过对比研究发现，作为军事战略的拒止性威慑比惩罚性威慑更具强制性，但这也需要威慑方拥有足够的拒止能力。亚历克斯·威尔纳（Alex Wilner）对最新的拒止性威慑实践进行分析后认为，在西方大战略层面，拒止性威慑的影响远比人们普遍认为的要大。从实践看，美国在冷战中的政策也从未完全遵循过简单的惩罚性威慑。美苏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大致形成核均势后就迅速将竞争领域转向了战略防御，两国都有动力发展有效的防御手段减轻对手核打击带来的损害。只是在实践中，双方战略防御手段的发展受到了技术复杂性的制约。基于此，美苏在一段时间内相互妥协并签署了《反导条约》以维持战略稳定。
其次，在对待冲突升级的问题上，两种威慑形式的差别也很大。升级分为水平升级和垂直升级，前者是指在地理上或所涉及的利益方面扩大冲突，后者是指一国决心使用战略打击能力来试图扭转不利局面。拒止性威慑力求避免垂直升级，但有可能引发水平升级；而惩罚性威慑明显会带来直接的垂直升级风险。在实践中，即使被威慑方找到威慑方拒止力量的脆弱环节并拟定针对性的行动计划，冲突也不会迅速地垂直升级，威慑方可以选择水平升级来有效应对。尽管被威慑方还可以选择有限目标战略，在取得适度利益后及时收手，避免升级，但该战略实则很容易使进攻方陷入对其不利的消耗战，在实践中极少能够成功。
最后，核大国在长期互动中对惩罚性威慑的认识较为深刻，已存在大量共有知识乃至规范，在惩罚能力发展上也会受到政治约束，但拒止性威慑则不尽然，拒止性威慑受一国战略目标的影响更大。威慑方在评估双方实力后可以较为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优劣所在，如果威慑方的战略目标是追求优势，由于拒止性威慑受到的政治限制较惩罚性威慑更少，它会将拒止性威慑作为塑造强势军事能力的有效牵引。
虽然拒止和惩罚通过不同的机制发挥作用，但在实践中是相互联系的。从二战后美国的威慑实践看，美国不会单独应用拒止策略，而是倾向于将拒止与惩罚手段相结合。这主要是因为纯粹的拒止性威慑存在不足。一方面，与核威慑所面临的困境类似，由于对手的意图难以准确把握，拒止性威慑的风险计算仍然十分模糊。威慑方对对手的动机和自身防御质量的认知越不确定，如何调整军事战略以更好地威慑对手就越难做到。另一方面，新军事革命给拒止性威慑带来了诸多新变化，非对称打击优势在某些条件下已经可以实现。如果面对的是战略力量日趋上升甚至在某些能力上日益对等的大国，为了确保拒止性威慑的有效，威慑方必然会开发具有非对称甚至是断代性优势的武力，而开发这种能力的技术风险与（时间、经济和政治）成本都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在实践中，美国会借助惩罚手段转移维持有效威慑的部分压力，但这并不能解决拒止性威慑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三）拒止性威慑的力量要素与实现方式
依据上文的定义，拒止是为了使被威慑方相信威慑方有阻止其获得潜在收益的能力，这种能力的最好表现并非直接威胁给被威慑方制造巨大的成本，而是通过改变潜在收益来改变被威慑方的意图。据此，拒止性威慑的实现方式有以下两种。
一是威胁通过各类被动防御措施极大地降低甚至消除对手进攻取得的预期效果。被动防御措施主要用来加强自身军事能力的抗毁伤性，尽最大可能保存有生力量。中世纪的城堡、一战时期的堑壕等都属于被动防御措施，而在信息化战争时代，网络能力和太空资产的战场支持作用日益突出。被动防御措施除了囊括传统上的加强固定防御设施建设、保护关键基础设施等，也涵盖了增加本国指挥和控制系统冗余性、增强网络能力和太空资产的弹性等要素。这些被动防御措施在主要大国的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中的重要性正不断上升。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上述概念或手段偏重防御，但它们对大国的进攻性任务也起着重要的支持作用，是拒止性威慑战略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是威胁对等反击，甚至威胁在战争迫近的情况下抢先行动，以使被威慑方产生无法实现最终目标的担忧，进而放弃行动。这种手段更多强调的是利用有优势的常规作战能力来实现拒止性威慑，这是由拒止性威慑运用力量的广泛性和威慑过程中的受挑战性决定的。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拒止能力单靠威慑方一己之力是很难保持的。因此，有共同威慑目标的盟友和伙伴国会成为威慑方的重要合作对象。鉴于拒止性威慑的实时性和受挑战性，威慑方需特别防范的是对手的突然袭击。被威慑方会被突袭所创造的可能性所吸引，这种举措将使它们能够向威慑方展示实力，从而获得收益。但在信息化战争中，随着新兴技术特别是精确制导武器的持续扩散和使用，阻止被威慑方发动突袭的可能性会极大地升高。拒止性威慑将更多借助这类武器来提升可信度。而如果威慑方拥有了这样一支强大的常规打击力量，对手又不断挑衅威慑方先前的承诺，威慑方也可能会释放一些信号以威胁抢先一步行动，以此达到威慑效果。
美国对华拒止性威慑战略在组成要素和力量体系上都体现了上述两种方式。无论是专家学者的构想，还是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的实践，都高度重视攻防手段的有机结合，强调体系能力和联合作战的重要性。下文分析2017年以来美国对华拒止性威慑战略的构想与实践，梳理战略实施过程中的制约因素及对中国的影响。
美国对华拒止性威慑战略的构想与实践
“亚太再平衡”战略出台后，美国战略界的学者就开始讨论对华实施惩罚或拒止性威慑的可行性。基于拒止性威慑战略在理论和实践中的优势，诸多观点目前更倾向于将拒止手段列为对华威慑的优先事项。这些建议大多偏离了以防御为主的拒止性威慑模式，鼓励美国和盟友发展从被动防御到攻防一体的全面拒止能力。
（一）美国战略与安全研究界关于对华拒止性威慑战略的建议
美国支持对华拒止性威慑战略的专家学者认为，拒止强调了分散的、有弹性的区域军事力量的价值。奥巴马政府时期，支持对华拒止性威慑的代表人物是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安德鲁·埃里克森（Andrew S. Erickson）。他认为，面对未来中国对争议岛屿的控制，美国不一定非要打败中国，只需阻止中国达成其目标即可。为此，美军应该发展直接防御和区域拒止能力。但彼时美国在西太地区的军事力量较中国更具优势，不会完全采取这种防御姿态。不过考虑到“第一岛链”内美国军事目标的生存性在逐渐降低，美国也在寻求提升己方基地的抗毁伤能力，并推进针对中国的战区导弹防御体系建设。
特朗普上台后，中国成为美国定义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认为，中国军事力量的快速提升使其在西太地区的前沿存在变得“前所未有的脆弱”，“第一岛链”内的军事存在面临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切实威胁，位于“第二岛链”的支援和后勤保障部署，也因面临中远程打击的威胁而变得不再牢固。基于此，诸多曾在美国国防部任职过的安全专家认为，美国军事战略应更多从拒止性威慑的角度出发，以对手的军事能力为主要目标并加强自身防御。何理凯（Eric Heginbotham）提出，美国这样的全球大国不可能像中国那样将资源高比例地分配给西太地区，因而拒止是一种合理的妥协。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认为美国应利用现有西太地区的军事平衡，采取由三个要素组成的“主动拒止”战略：削减自身兵力、提升盟友拒止能力以及必要时支援盟友。雅各布·科恩（Jacob Cohn）等人建议，未来美国可以在日本、台湾地区或菲律宾部署中短程导弹，以达成拒止性威慑的目的。尤金·戈尔兹（Eugene Gholz）等人主张美国建立一套“同心圆”，依靠从日本到台湾岛再到菲律宾的众多小岛，建立更多分散的基地。路易斯·西蒙（Luis Simón）通过对美国主要战略文件的深入分析和对美国防务界官员的广泛采访发现，美国一直在努力调和惩罚性威慑与拒止性威慑。他认为美国应该专注投资惩罚性威慑，同时积极鼓励盟友发展拒止性威慑能力。
除了上述对拒止性威慑一直持肯定态度的学者，还有一些美国安全专家则从支持惩罚性威慑转向倡导拒止性威慑。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在2013年曾明确提出，奥巴马政府战略稳定的模式过于僵化，美国要想维持在太平洋地区的主导地位，就必须考虑首先使用核武器。在进入特朗普政府任负责战略与力量发展的助理国防部长帮办后，他继续强调上述观点并得到一众高官的支持。但科尔比在21年20又转向支持中美“有限战争”论，认为拒止性威慑比单纯的核威慑更有效也更必要。他提出，美国可以通过选择合适的盟友来联合威慑中国，削弱中国的行动能力。他还自信地认为，只要美国明确指向拒止中国的目标(指台湾地区)，那么中美安全困境应该是可控的，而且成本和风险都很低。
虽然美国学者在具体的政策建议上有差异，但他们对拒止性威慑战略实施的关注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美国在西太地区，尤其是“第一岛链”内如何加强自己的拒止能力；二是美国如何借助盟友力量并增强主要盟友的防御能力。他们的部分主张与2018年《国防战略》、2019年《导弹防御评估》等文件中提倡加强对华拒止性威慑的内容相呼应，成为美国对华拒止性威慑力量构建路径的重要参考。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拒止性威慑战略的主要实践
2012年奥巴马政府正式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官方层面，拒止性威慑成为应对所谓“中国挑战”的重要方式。其突出表现是美国加强了在亚太地区的常规力量部署，亚太地区的导弹防御系统部署整体上向东北亚集中，并兼顾了战术和战略反导能力。但出于维持中美积极合作关系的考虑，奥巴马政府的多份战略文件都宣称要与中国建立战略稳定关系，2010年的《弹道导弹防御评估》在对华拒止性威慑政策的宣示上表述也较为模糊，并没有刻意强调中国。在2015年美国国内对华政策大辩论后，美国的军事战略出现了部分调整。2015年的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报告无端指责中国在亚太地区制造紧张局势，强调要通过前沿部署的、轮换的和全球响应的部队，定期展示行动意愿和能力，随时准备直接阻止对手实现其目标。这表明，美国的对华拒止性威慑战略开始摆脱之前的游离状态。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中国拒止性威慑的意图逐渐清晰。2018年的《国防战略》提出，美军必须采取拒止性威慑的姿态，重点是首先阻止对手的进攻，而不是通过侵略后的惩罚承诺来威慑对手。总体来看，特朗普政府对华拒止性威慑战略的主要措施是在“第一岛链”内提升“区域拒止”能力，在“第二岛链”内重点加强后备力量保障和军事支援能力。
1. 加强军事系统弹性能力建设
美军强调的军事系统“弹性”，包括海陆空天网等多域能力，围绕威胁慑止、体系强健、系统重构、能力恢复等途径展开，可以理解为一种强化版的被动防御。
首先，美国着力构建和强化西太地区军事基地的弹性能力。对美国而言，由于其在西太地区的基地数量有限且远离本土，有效威慑很难在这些基地缺少弹性能力的情况下实现，因此美国着力在西太地区增强海空基地弹性能力建设，主要包括全域情报支援、基地扩建、海空力量整备等，意在使对手的进攻计划面临复杂化的环境。特朗普政府将重心放在了提升地面部队生存能力、扩展“第二岛链”后备保障能力上。美国空军花费了2.6亿美元扩建升级关岛基地，以容纳从“第一岛链”撤至基地内的海军陆战队，并将容纳更多的加油机、大型运输机和轰炸机。除了加强关岛的弹性体系建设，美国还计划开发天宁岛、塞班岛等岛屿上的旧基地。通过少而精的大型基地与多而疏的小型基地相配合的方式，美国极力打造更有弹性的西太地区基地群，从而遂行其分布式作战部署，强化其作战体系的抗毁性。新基地群因此也将成为美国实施对华拒止性威慑战略和维持太平洋地区霸权的重要支撑点。军种建设方面，作为美军中坚力量的海军，强调通过前沿部署分布式作战力量以提高对手打击难度。其核心是建设一支质、量并重的（有人/无人）舰队，以中小规模和高度机动的编队力量，部署在战略咽喉地带以遂行所谓“海上拒止”。海军陆战队也提出了新的“远征前进基地行动”（EABO）概念，旨在筹集资源持续强化西太地区基地与岛屿的“弹性能力”，谋求建立系列基地，灵活发射导弹（包括陆基中导），以形成拒止性威慑。
其次，美国在网络空间加强前置防御和弹性能力建设，同时发展强大的网络溯源与惩罚手段，两者相配合以最大程度发挥威慑力。美国网络空间的拒止性威慑强调防御和抵御攻击的重要性，其重点是保障和维护构成美国国家权力基础的政府资产，以及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关键基础设施。美国“网络空间日光浴委员会”发布的报告明确提出，美国将致力于构建多层次复合型的网络威慑战略。“分层网络威慑”战略的核心层即为拒止获益层，关键是加强网络韧性和防御能力。增强网络防御与攻击的一体化合作是美国推进亚太同盟网络安全合作的重要内容，亚太盟国通过参与美国“网络风暴”系列军事演习强化了网络空间的军事能力与协同。
最后，在天基拒止能力方面，美国大力增强太空系统的弹性和防御能力，以提升其太空资产的抗毁伤能力。早在2013年，美国空军航天司令部就呼吁增强太空资产的弹性，但彼时卫星大规模制造技术尚未成熟，因此“弹性”仅停留在概念阶段。到2016年，美国情报界认为中国反卫星能力又有所提升，而且美国的商业卫星产业逐渐兴起，微型卫星技术、在轨卫星机动性技术和卫星在轨检测与维修能力都得到大幅度提升，因此建设新的分散化弹性太空体系开始受到重视。美国也在当年重提“太空弹性”概念。2018年版美国《国家太空战略》又再度强调了“弹性”概念，认为需要加快变革，以增强太空架构的弹性、防御能力以及在遭受打击后的恢复能力。美国政府和太空军大力支持的由太空探索公司（SpaceX）提出的“星链”计划，就意图借助最先进的卫星制造技术和最经济的发射方式实现天基系统的弹性架构，辅助美军的通信、导航等任务。
2. 在西太地区强化战区导弹防御体系
特朗普政府对新的导弹防御体系可谓情有独钟，这一方面源于共和党对“绝对安全”的崇拜，另一方面也与中国导弹能力的迅速提升相关。美国认为，中国当前装备的先进巡航导弹是其实施“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的主要打击手段。而且，中国的高超音速导弹技术也在飞跃进步，美国当前的导弹预警系统对这些武器的探测难度很大。鉴于此，特朗普政府在《导弹防御评估》中扩充了导弹防御的任务，首次将巡航导弹防御和高超音速导弹防御作为导弹防御三大目标的一部分。
特朗普政府对损害限制的极大兴趣开启了美国推行新一轮对华拒止性威慑战略的高潮，并得到了国会的鼎力支持。美国2019财年国防预算支持美军到2023年，将组成海基“宙斯盾”区域导弹防御系统的舰艇数量从38艘增加到60艘，并采购美日合作研发的更先进的“标准-3BlockIIA”拦截弹。配备新型拦截弹的“宙斯盾”舰预计将主要在太平洋地区执行战斗任务。美国国防部还争取全面升级“宙斯盾”作战管理系统至“基线9”，该版本首次将“宙斯盾”系统的防空能力和弹道导弹防御能力整合在一起，成为美国海军一体化防空反导能力的核心系统。装备“标准-3”导弹的升级型“宙斯盾”舰可执行中段拦截任务，这将增强美国在西太地区的导弹防御能力。此外，特朗普政府还高度重视提升对巡航导弹的探测传感器性能，不断研发高超音速武器防御拦截技术。其主要思路是综合利用多域全平台多传感器协同探测，运用多层导弹防御体系拦截，同时寻求更经济有效的低成本武器投入作战应用，以此打造针对中国的分层多域导弹防御体系。
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与盟友的关系趋于紧张，但其同亚太盟国在协同反导领域的合作却不降反升。时任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哈里斯（Harry Harris）称，美国需要帮助提高区域盟友和合作伙伴的拒止能力，以便它们更好地保护其领土和履行其海洋权利。2017年底，日本决定从美国购买两套陆基“宙斯盾”系统，以应对中朝的导弹威胁。虽然项目最后因成本和技术原因被取消，但日本转而决定升级海基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并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美国出资帮助日本海上自卫队对“宙斯盾”“基线9”进行研发与系统整合，新系统安装在日本新一代“摩耶”级驱逐舰上，并能发射“标准-3BlockIIA”拦截弹。美澳反导合作在特朗普时期迎来了一个小高峰。澳大利亚决定为其最先进的“霍巴特”级驱逐舰安装“宙斯盾”系统。据媒体推测，在9艘新型“猎人”级护卫舰于2028年全部下水后，澳大利亚将拥有除美国海军以外最大规模的“宙斯盾”舰队。台湾当局虽不是美国的条约盟友，但特朗普政府对台湾地区拒止能力的提升高度重视。特朗普上台后不久就批准了对台出售预警雷达监测技术支持系统和“标准-2”导弹部件，年20207月又出售了“爱国者-3”系统的配套设备和技术。这一系列举动说明，特朗普政府在中国周边加强拒止性威慑能力，尤其是防空反导能力的重要方式，就是通过给盟友提供技术或装备支持来增强它们的拒止能力，进而共同威慑中国。
3. 快速提升陆基中程打击能力
在美国看来，陆基中导对于增强拒止性威慑具有多种显著优势。第一，数量庞大的陆基中导如果分散部署，将给中国的战略计算带来不确定性，有效消耗中国的各类导弹。第二，陆基中导有助于塑造美国的应战态势，进而增强其拒止性威慑可信度。第三，陆基中导的大量部署将使中国不得不投资昂贵的防御和弹性措施，而不是继续发展非对称能力，这可以对冲中国的区域拒止优势。
特朗普上台后，其决策团队将矛头迅速对准了束缚其拒止能力的《中导条约》。美国认为，中国庞大的导弹部队有能力在更远的距离上对美军实施快速打击，从而利用其战略纵深取得巨大优势。因此，特朗普政府认为，只要摆脱了《中导条约》的限制，美国就可以通过部署常规导弹系统，并将其分散部署在整个“第一岛链”或“第二岛链”的作战单位中，以此来实现中美在中导领域的平衡。
美国早在正式终止《中导条约》两周后就试射了射程超过1600千米的陆基“战斧”导弹。海军陆战队司令戴维·伯杰（David Berger）对此表示，如果陆战队装备了此款导弹，将可以帮助海军夺取制海权并遂行海上拒止任务。除了技术成熟的陆基“战斧”导弹，特朗普政府在退约后还加快了对精确打击导弹(PrSM)的研发试验工作，该型导弹基础射程达499千米。实际上，美国早在退出《中导条约》前就开始了该项目的预研任务。正式退约后，陆军的现代化战略将远程精确火力（LRPF）列为最优先事项。精确打击导弹也顺理成章地进入正式研发和生产阶段。2019年12月，该型导弹首次成功试射，之后又进行了多次改进和试射。尽管精确打击导弹是一款中程战术导弹，但升级改进空间很大，其灵活的部署方式也将带来显著的战略影响。
（三）拜登政府对华拒止性威慑战略的实践
拜登政府对华军事战略方针部分延续了特朗普时期的拒止性威慑。通过分析美国这一年多来的动向，可以一窥拜登政府的对华拒止性威慑战略实施前景。
1. 在“一体化威慑”框架下发展拒止性威慑能力
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报告提出，“一体化威慑”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石。美国致力于阻止对其及盟友、伙伴的军事攻击，并通过发展新的能力、行动概念、军事活动、国防工业倡议、更有弹性部队态势来促进所谓“区域安全”。所谓“一体化威慑”，就是通过统合美国及其盟友的主要作战装备和关键设施，同时利用新技术赋能现有军事任务，实现美军在西太地区军事能力的全频谱优势，从而提高整体威慑力。美国部署高度分散但高度联通的军事力量的目的，是为了增加威慑力量的弹性和灵活性，而利用新兴技术则是为了努力提升威慑力量的战场感知、投送能力以及打击效力。拜登政府对华军事战略的一个直接目标仍是综合使用攻防手段阻止和破坏中国快速的军事行动，并努力寻求将损害限制在美军基地甚至是盟友及伙伴国领土以外。拜登政府的新版《国防战略》情况简报也已经明示，《导弹防御评估》和《核态势评估》会共同纳入《国防战略》文本中。这说明拜登政府“一体化威慑”的核心目标是通过融合拒止性威慑和惩罚性威慑，整合现有可用的威慑手段，以使中国在西太地区的军事准备复杂化。
简要地说，“以拒止反拒止”已经成为当前美国对华威慑的主要手段。作为“一体化威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太平洋威慑倡议”（Pacific Deterrence Initiative）的首要目标，是保护美军基地及其他关键基础设施不受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威胁，保证美军拒止力量的生存能力，以维持美国在西太地区的常规军事优势。其基本内涵，就是通过投入重金，破坏和弱化中国以美国军队和基础设施为目标的打击计划和能力；或是在一场冲突的早期就能够压制中国，确保其拥有绝对军事优势，从而慑止中国军队以较低成本快速打败美军的念头。拜登政府在2023财年为“太平洋威慑倡议”申请了61亿美元预算，用于军事建设、关岛防御、导弹预警和跟踪架构等拒止能力的开发和升级。从美国国防部发布的2023财年“太平洋威慑倡议”预算申请表看，除去日常演习培训项目，“现代化和强化地区存在”与“改善基础设施以提升美军反应能力和弹性能力”两类项目将成为未来5年内“太平洋威慑倡议”的主要关切。这说明拜登政府的对华拒止性威慑战略将聚焦持续增强美军在西太地区的前沿存在，力图以优势常规力量提高在该地区的威慑力和反应能力，重点则是海陆拒止和导弹防御能力。
2. 推进新中导计划的同时寻求深度防御能力
为了发展可以拒止中国的精确打击能力，美国近年来一直在斥巨资购买新的精确打击武器并加快部署。始自特朗普政府的多个中导计划在拜登上台后得到了延续。美国印太司令部将构建“具有高度生存力、沿第一岛链的精确打击网络”作为其核心任务之一，并计划在“第一岛链”建立射程超过500千米的精确打击网。除了推动精确打击导弹快速落地生产，拜登政府还继续推进特朗普执政末期启动的新中导计划，寻求将海军使用的“战斧”导弹和“标准-6”导弹升级为陆基版本。为此，拜登政府克服诸多技术和资金障碍，试图将更多资源转移到新型常规精确导弹的快速研发上。例如，“标准-6”较短的射程和高昂的造价一度令美国陆军望而却步，外界也猜测陆基“标准-6”可能并不是首选。但考虑到该型导弹未来将是陆军多域特遣部队中程打击力量的枢纽，拜登政府仍坚持投入巨资以期尽快将“标准-6”集成到陆基移动平台上并形成战斗力。拜登政府在2023财年为新的中导项目申请了4.09亿美元，是特朗普政府在2021财年为该项目提供的初始资金的五倍。新中导项目的落地，将为美国海军舰艇的对地和对海打击能力提供补充，并威胁到中国防御纵深内的目标。美国退出《中导条约》虽仅有两年多时间，但受益于前期技术的积累，陆基中导计划的推进异常迅速，预计最快于2023年生成初始战斗力。在寻找到合适的部署地后，沿“第一岛链”的精确导弹打击网络将逐渐成形。
作为拒止性威慑方式的一部分，深度防御是指在一系列防守位置上抵抗进攻方，目的是阻遏进攻方在每个位置上的进攻火力。但该策略最显著的缺点是需要大量的资源，因此防御方更可能采用深度防御策略来保护一个特别重要的位置。在拜登的军事团队看来，这个重要的防守位置当前非关岛莫属。关岛目前的导弹防御任务由“萨德”系统和“宙斯盾”舰维持，但印太司令部认为这远远不够。拜登上台后不久，印太司令部前任司令菲利普·戴维森（Philip Davidson）和现任司令约翰·阿奎利诺（John C. Aquilino）就向国会表明了将关岛作为“第二岛链”导弹防御枢纽的重要性，并对陆基“宙斯盾”系统青睐有加。国防部随后要求导弹防御局进行先期研究。根据导弹防御局公布的信息，其为印太司令部设计的陆基“宙斯盾”系统将专门用来拦截中国的各型导弹，其装载的“标准-3”主要用来拦截弹道导弹，“标准-6”则用来拦截巡航导弹。拜登政府在2023财年国防预算中为加强关岛防御申请了8.92亿美元，主要用以提高导弹防御能力。
虽然“宙斯盾”已经是较为成熟的拦截系统，但印太司令部表示，待其他新型拦截手段研制成功后，相关导弹防御装备也将部署在关岛。美军大力推进“无人机载定向能武器”项目，意图通过在无人机上装载高能激光器，在导弹助推段进行拦截，以期最大限度地削弱来袭导弹的杀伤能力。事实上，随着定向能技术军事应用的不断成熟，定向能武器的功率得到提升的同时能够降低限制因素影响。其潜在优势如单发成本极低、弹药量近乎无限、可快速交战等特点，可为美军提供持续的战术及战略优势。2022年2月，美国国防部负责研究与工程的副部长徐若冰（Heidi Shyu）呼吁国防部将定向能列为保持美国技术优势的优先事项之一，并要求为此建立一个强大可靠的供应链。成熟的定向能技术如果被用于导弹拦截，导弹防御的费效比将大大降低，美国的对华拒止性威慑能力会实现质的飞跃。
3. 夯实盟友及伙伴协作基础以联合拒止中国
拜登政府上台之初就表示将致力于修复特朗普时期破损的盟友关系。“一体化威慑”战略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将盟友力量纳入其威慑体系。美军认为，受国防预算等因素影响，其在核武器系统现代化、先进武器装备采购和新兴颠覆性技术研发等领域面临不少困难，现有平台能力已无法有效满足战略威慑和日常军事行动的需求，因此需要借助盟友力量强化威慑能力。从这个角度上讲，“一体化威慑”实际上也是当前拜登政府重构新型盟友体系的一项重要举措。
完善精确打击网络是拜登政府构建“第一岛链”拒止性威慑能力的主要举措。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盟友对美国部署中导表态比较谨慎，但它们研发中导的热情却丝毫未减。21年205月，拜登政府决定终止《美韩导弹指南》，韩国将可以在允许的条件下发展各型导弹。澳大利亚则与美国在21年209月签署备忘录，拟参与精确打击导弹的开发进程。2022年1月，美日在“2+2”会谈后发表声明称，双方“承诺增加美国和日本设施的联合/共同使用，包括储备军火和共用跑道，并将致力于加强日本自卫队在包括其西南诸岛在内陆区的态势”。一旦美日完成相关工作，即可在台湾地区附近迅速部署和补充武器弹药。与特朗普一样，拜登在上台后也着手谋划继续提升台湾地区的拒止能力：2022年2月，批准对台出售价值1亿美元、为期5年的“爱国者”系统工程勤务支持；4月，宣布批准售台总价9500万美元的“'爱国者’项目人员技术协助案”。随着拜登政府加快构建对华拒止性威慑力量体系，未来可能持续向台湾地区提供部分关键拒止能力。
态势感知能力是美国拒止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考虑到盟友和伙伴国的区位优势，加深与它们的情报共享与合作成为美国对华拒止性威慑战略中的关键一环，也是拜登政府“印太战略”高度重视的措施之一。美国已经与日韩澳印四国建立了较为成熟的双边情报共享与合作机制，但拜登政府不满足于此，谋求更多的多边情报合作关系，其深层意图就是塑造针对中国的协作威慑态势并提升美国的拒止能力。美日澳充分利用三边情报共享机制，试图实现“无缝合作”，而拜登政府意欲通过四方安全对话进一步打造美日印澳四国的多边情报合作机制。2022年5月24日，美日印澳在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峰会后宣布推出“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IPMDA)，并称此举将提升太平洋、东南亚和印度洋各国的海域态势感知能力，以“维护自由而开放的印太”。不难看出，拜登政府此举实则是在为构建针对中国的美日印澳四边情报共享机制探路，在时机成熟的情况下，美国也可能拉韩国进入该多边机制。届时，中国的海上军事安全将面临更加复杂的挑战。
美国拒止性威慑力量建设面临的制约因素
特朗普和拜登两届政府的拒止性威慑力量建设虽然实现了一部分预期效用，但整个过程进行得并不顺利，在国内外都受到了相当多的制约。在西太地区，主要受盟友和伙伴国的安全利益制约；在美国国内，围绕如何更好地统筹拒止力量建设，包括国会在内的各方存在激烈争论和矛盾。
（一）地区国家对美国部分拒止能力部署的必要性存疑
美国的对华拒止性威慑战略高度重视与西太地区盟友和伙伴间的协同配合。理论上，在条约盟友的明示同意下，美国可以在其所辖基地内部署各种装备。随着美国对华威慑战略转向拒止性威慑，盟友的军事价值将得到大幅提高，这对美国及其盟友来说都是有利的。但目前来看，条约盟友对美国的拉拢仍较为慎重，没有让美国随心所欲地部署新装备，而是有选择地接受部分军事装备的进驻，拒绝可能急剧恶化地区局势的装备进入本国领土。以陆基中导为例，虽然美国自退出《中导条约》后就一直表达在西太地区部署陆基中导的愿望，但根据兰德公司的判断，只要美国五大条约盟友当前的国内政治状况和本地区安全趋势没有发生剧烈变化，盟友接纳陆基中导的可能性就非常低。盟友的主要考量在于担心接纳陆基中导系统在本国部署会被中国视为极具挑衅性的行动，进而加剧与中国的军事政治对抗。此外，美国的盟友也担心陷入中美两国之间但不直接涉及自身的冲突中。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美国在盟友基地内直接部署陆基中导难度较大，但仍存在通过技术合作推动盟友自产中导和其他精确制导武器的可能性。尽管美国盟友更想要的是技术而非武器本身，但对美国来说，转让技术只是其拉拢盟友或阻止盟友自己研发技术的一种策略，美国很难把核心尖端技术转让给盟友，而且从根本上说这也违背了美国国内军火商希望通过出售军火赚得巨额利润的根本意图。因此，在所谓的技术合作背后，美国与其盟友之间也会产生新的矛盾。
此外，亚太国家对中国的战略认知与美国存在差异，在对华政策方面与美国存在偏差，这会影响这些国家对美国的战略追随。即使未来盟友和伙伴国在美国的威逼利诱之下同意与其深化防务合作，这些国家也可能仅在表面上维持与美国的有限防务伙伴关系，向民众传递象征性的制衡信号，但不会完全按照美国的意愿采取实际行动来对抗中国，更不愿意投入过多资金来加速军事现代化发展。
（二）拒止能力存在的短板使军种间矛盾愈发复杂难解
事实上，美军在谋划对华拒止性威慑时已经暴露了一些天然的不足或缺项。美军认为，位置固定的军事基地是对手首轮打击的主要目标，因此其威慑力量必须依赖位置更远的基地，抑或是各类平台发射的射程更远、突防能力更强的导弹。但空海军基地的数量很少，且很容易被锁定。陆基中导虽然可以部分填补拒止能力的空白，但其数量有限且仅能有效打击特定类型的目标如舰船。作为水下发射平台的潜艇生存性虽然更高，但其搭载的弹药有限，在战场环境中也不可能轻易重新装载。唯有水面舰艇载弹量大且灵活性强，可以遂行反导反舰甚至是对地打击等多种任务，是支撑美国在西太地区军事存在的主干力量。但美国海军目前受主力舰艇数量不足、舰队架构改革缓慢、保障能力减弱等问题困扰。在战区层面，缺乏训练、后勤压力等问题持续给印太司令部带来困扰。印太司令部前任司令戴维森曾直言，作战需求高、维修迟缓、训练途径单一以及预备增援部队欠缺等问题限制了印太司令部的反应能力。因此，尽管美国的印太安全承诺和新军事概念都在不断更新，但拒止能力提升需要一个较长期的过程，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制衡能力当前仍显乏力。
在此背景下，美军各军种依其发展规划在围绕对华威慑的拒止力量建设环节更容易陷入激烈争论。美国海军是对华威慑力量构建者中的核心成员。在相对充足预算的支持下，为了补齐短板，美国海军在年2020推出了具有指导意义的新版“30年造舰计划”。但该计划一旦付诸实施，美军未来将不得不削减陆军等其他军种和驻外部队的拨款，以支付海军大幅增加的造舰费用。一旦其他军种的预算因造舰计划被削减，势必挑起军种间矛盾，持续多年的军费争夺战将更趋白热化。而海军节约经费的方案目前仍涉及各方的复杂博弈，美国国防部内部也一直在寻找替代方案，以反映新的国防战略和舰队架构需要，但目前这些方案的不确定性仍然很大。
长期以来，空海军认为自己才是印太司令部的主力，并宣称早就熟练掌握了整个杀伤链的整合流程，陆军应避免重复建设，但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绝不会“坐以待毙”。陆军参谋长詹姆斯·麦康维尔（James McConville）曾多次以应对“中国威胁”为由辩明陆军在地区冲突的重要作用，并欲联合陆战队验证新的作战方式。在国防开支相对有限的情况下，争夺拒止能力建设主动权已经成为美军各军种争取经费的重要抓手。它使空海军处于比陆军和陆战队更有利的态势中，但为了确保自身预算和军种地位，陆军和海军陆战队也会不断借重新技术或新战法争取预算，而由此引发的军种间在关键军事能力上的矛盾和争端也将不断上演。
（三）美国政界对拒止能力建设现状并不满意
虽然美军是拒止性威慑的主要执行者，但美国政界深度参与了拒止能力建设的全过程，国会议员也经常公开表示对拒止能力建设现状并不满意，政界与军方在预算申请、关键军事能力选择等问题上存在显著的矛盾。
作为拒止力量建设的重要环节，发展导弹防御系统愈益成为一项花费高昂且挑战巨大的任务。美国导弹防御局拟定的五年计划（2018—2023财年）预算高达467亿美元，比奥巴马时期的五年计划预算多出137亿美元。2022年3月28日，拜登政府向国会提交了总额为8133亿美元的2023财年国防预算申请，其中用于导弹防御的预算申请总额高达247亿美元，比上一财年增长20%，增幅巨大。尽管预算上已创新高，印太司令部仍希望国防部在西太地区的防空反导系统研发部署上追加投入，但导弹防御局的诸多预算请求都被国会以需要重新评估为由驳回。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计划为关岛的陆基“宙斯盾”系统拨款7680万美元。然而，国会最终决定去掉这笔资金，并要求对关岛的防卫价值进行研究。此外，国防部成本与计划评估办公室(CAPE)和净评估办公室也反对印太司令部“保卫关岛”的计划，它们认为中国的远程导弹不足以威胁关岛，并强调国防部应根据军事实际来部署部队。
面对逐年上涨的军费需求和不甚乐观的拒止能力建设情况，许多美国国会议员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众议院武装力量委员会主席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曾直言，2018年《国防战略》中的很多想法“过于雄心勃勃”，这些想法至拜登上台都没有实现。众议院武装力量委员会委员迈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则认为，国防部最大的问题是它没有必要的概念框架来确保国防开支产生所需要的拒止能力，并解决军种间的预算矛盾。目前来看，军方在拒止能力建设过程中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仍较难在短期内得到解决，这些问题的不断恶化也将加重美国政界对军力建设进展缓慢的担忧和不满，激化他们与军方领导人在预算申请、军种发展规划等问题上的矛盾。
美国拒止性威慑战略对中国安全的影响
美国对华拒止性威慑战略的根源是其在冷战后一以贯之的“绝对安全”理念，这会严重威胁中美本就脆弱的战略稳定性。如果美国的西太地区盟友持续配合其拒止能力建设，美国意欲塑造的“协作威慑”有可能转化为“共同胁迫”。这对中国积极塑造地区安全环境的努力构成了巨大威胁。
（一）美国“绝对安全”理念威胁中美脆弱的战略稳定性
美国对拒止性威慑战略的理解与应用已经突破了传统意义上偏重防御的拒止性威慑模式，其思想根源在于“绝对安全”理念。一方面，这是由美国的优越地理位置决定的。冷战时期，美国的拒止性威慑战略牵引了本土的民防建设、导弹发射井加固等被动防御措施，以此最大程度限制苏联核打击带来的损害，保全自身核力量。苏联解体后，美国本土不再受到任何来自主权国家的大规模军事威胁，因此美国将拒止性威慑战略的实践地由本土转向了海外，以前置防御的思路谋求将威胁限制在本土甚至是盟友领土以外。另一方面，作为世界霸主的美国一直声称其负有保护盟国安全，威慑潜在对手的责任与义务，这事实上构成了其自定义的安全疆域。美国的这种地缘政治想象将其在西太地区安全秩序中的“主导地位”纳入全球霸权之中。尽管对亚洲大陆的介入尤其是军事介入因形势不同而需慎重考虑，但美国的原则始终是绝不允许亚洲大陆强国挑战其控制权。据此，美国的对华拒止性威慑实际上是打着“维持地区军事安全与平衡”的旗号，漠视中国的核心利益，寻求自身快速的军事扩张以确保对地区态势和升级选项的绝对控制。
中美两国的战略稳定性本就存在一系列复杂的争论。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态度依然存在些许矛盾性。近年来，美国愈益从地缘政治利益出发谋求将中国拉入核军控谈判，但并没有承认两国事实上的战略稳定关系。不过，中国也在不断加强战略力量和能力建设，并通过多个平台寻求与美国进行战略对话，探讨危机管控与冲突降级举措。因此，从全球核稳定的角度看，中美之间存在着较为脆弱的战略稳定性。但是，美国近年来的很多拒止性威慑手段，如中导、反导系统、战略反潜、太空拦截等领域的发展，已经影响到中国二次核打击能力，进而对中国核威慑能力产生了实质性影响。
基于中美战略实力的不对称，自特朗普政府开始，美国就从技术分析角度出发将战略机会主义作为削弱中国战略力量的指导方针。战略机会主义是美国在综合国力较为接近的基础上压制中等核国家核报复能力的一种思路，旨在抓住有利时机实现最大程度的战略利益。为了保证自身的二次打击能力，中国很大一部分核常兼备的陆基导弹采用公路机动发射。但是，在发射过程中，发射车必须固定在阵地上，而这段时间内的发射车最为脆弱。由于此易受攻击的窗口时间很短，攻击武器要么必须离目标非常近，要么速度必须非常快。考虑到美国目前发展的各型中导飞行速度大多在3马赫以上，美国如果前置部署陆基中导，其对中国二次打击能力将构成巨大的威胁。随着近年来美国新兴军事技术的快速发展，其情报搜集、侦察、监视、精确打击能力迅速提升，提高了美国对中国实施损害限制的能效。美国一直在发展可以对导弹进行全时段跟踪的技术，旨在促进作战形式从纯粹的战斗机制向早期的拒止行动转变。随着弹性太空体系的成形及人工智能技术在多元情报融合分析上的广泛应用，美国有可能实现对导弹及其载具目标的实时跟踪。如果配以日益成熟的助推段和中段拦截技术，未来中国的核反击能力很可能被严重削弱，战略稳定的天平也会倒向美国一侧，这对中国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二） 美国前沿部署拒止能力会冲击中国塑造地区安全环境的努力
拒止性威慑概念中强调的“实时性”，以及使对手进攻行动无法展开的能力都要求威慑效果尽可能远离本土，将拒止效能强加于对手对收益的判断。基于此，在对手当面一线铺开拒止性威慑网络就显得十分重要。对美国来说，借重一线盟友可以很好地保持美国对华拒止性威慑的长期有效性。为此，美国甚至故意制造地区国家间的安全困境。以“萨德”事件为例，如国内学者所说，“萨德”入韩最现实的问题在于迫使中国将韩国等美国亚太盟国设为优先打击目标，损害中国与韩国的战略互信和合作。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部分转化成维系美韩联盟的驱动力，在短时间内驱动中韩两国安全困境螺旋上升。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的报告曾指出，美国使用导弹防御体系加强联盟关系，保护盟友和伙伴，也迫使美国盟友转而必须对付中国。美国在西太地区部署拒止能力的过程中对华态度强硬，不仅直接恶化了中美关系，而且通过影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间接地强化了中美之间的对抗格局，增加了中美两国间的危机管控难度。
在美国与盟友之间的战略互动中，拒止的逻辑越来越受到关注，一个重要的驱动因素是新兴技术的迅速扩散。美国科学家联合会（FAS）认为，高能激光器、低成本高空持久性传感技术、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可以被称为军事领域具有革命性的新兴技术。鉴于新兴技术在美国未来作战体系转型中的重要作用，美国不断冲破限制，以国际军控体系的稳定性和大国间的力量平衡为代价，塑造自己的优势地位。这预示着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技术扩散及与盟友的军事合作将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持续深化，盟友与美国合作的动力可能进一步增强，同时却缺乏足够的意愿去管控新兴技术扩散产生的风险问题。据此，亚太地区的常规军备竞赛存在进一步加剧的可能，这也给中国寻求联合周边国家共同进行冲突风险管控增加了更多的变数。
（三）美国极力追求对华胁迫的片面逻辑会从根本上危害中美战略互信
拒止性威慑和惩罚性威慑一样，其成功也有赖于与对手之间形成某种确认威慑效力的共识性安排，即与对手达成某种政治协议。在冷战时期战略稳定的形成过程中，以20世纪70年代的系列战略性军控条约为代表，美苏之间的这种政治妥协最终起到了关键作用。如今，对美国来说，其对华拒止性威慑战略要想取得真正效果，理论上的一大难题即在于如何在加强自身拒止力量建设和对盟友安全承诺的同时，避免过度刺激中国。但目前来看，美国不断强调拒止能力和力量建设，过分突出对盟友的安全保护或绑定盟友进行对华拒止合作，消极对待中国的地区安全关切，甚至极力施加对华胁迫，其威慑战略的“威慑”效果也就必然渐趋淡化。
以美日同盟为例，日本在制衡中国的问题上与美国有着共同利益，试图通过强化日美安全合作为日本在地区摩擦中获益。但双方的利益存在明显的不对称。一方面，美国希望尽可能不要触发对中国进行导弹攻击的门槛，极力避免与中国之间的冲突升级；另一方面，日本必须有效减少本土可能受到的导弹攻击，并要求美国第一时间介入。鉴于这种矛盾，日本一度质疑美国在所谓“遏制中国崛起”方面的可靠性和加入制衡联盟的必要性。为稳固安全承诺，美国转而突出以导弹防御合作为代表的拒止性威慑能力的必要性。在美国的支持下，日本加快了追求全面拒止性威慑能力的步伐。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增加了日本以“行使集体自卫权”为名干涉地区安全事务特别是台海事务的可能性。美国此举表面上是为了兑现对日本的安全承诺，实则是放纵其插足地区安全事务，以更好地配合美国进行“威逼”，但这加剧了西太地区对抗升级的风险。
攻守兼备的军事力量是美国推行全球战略的重要工具，也会促进美国追求保证自身绝对安全和随意插手地区安全事务的霸权目标。美国对华拒止性威慑的深层目的就是动用除了直接出兵以外的所有军事威慑手段，慑止中国实现完全统一，稳固自己在西太地区的军事主导权。但实际情势是，中国越是面临美国及其与盟国合作带来的军事胁迫，越有可能加大力度推进军事能力建设，致力于打破这种军事胁迫，从而使美国极力推进的拒止性威慑难以达成理想效果。这就是美国在印太地区前置推进拒止性威慑内含的最大悖论，也必然导致美国对华拒止性威慑的最终失效。
结语
从近年来美国战略学界的建议、美国的主要战略文本，以及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的实践看，拒止性威慑已经成为美国军事战略及其对华军事遏制的优先选项。“绝对安全”理念牵引下的美国拒止性威慑战略与传统上侧重防御的拒止性威慑早已大相径庭。美国所谓的地区防御事实上带有明显的进攻性色彩。美军主要依靠自身及盟友沿“第一岛链”强化前沿防御并部署精确打击网络，在“第二岛链”配置综合反导系统并优化后备力量，从而在西太地区维持分布式兵力态势以全面掌控地区形势。美国对华拒止性威慑战略的根本目标是阻止中国发动任何在美国看来会威胁其地区优势地位的军事行动，并通过改良和重塑拒止性威慑的主干力量来维持美国从技术到装备再到作战体系的全面优势。
当前，中国需要主动培塑有利于军力发展的良好环境，发展新技术装备，应对美国对华拒止性威慑战略实践造成的军事胁迫，降低各类现实或潜在战略风险。中国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和军事斗争形势变化，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在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的进程中，有力破解美国的拒止性威慑战略；多措并举遏阻美国在中国周边提升关键拒止能力尤其是反导防御网；中美两军应尽可能利用现有平台有效传递信息，防止误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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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U.S.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U.S. Strategic Frameworkfor the Indo-Pacific, February 2018, p. 7, /news/2021/01/indopac-framework.pdf.
[4]目前，国内在美国对华拒止性威慑问题上的研究成果总体数量不多，大部分是在分析美 国威慑战略的调整中提及中国。参见张业亮： 《大国竞争背景下美国威慑战略的变化：从“惩罚 性威慑”到“拒止性威慑”》，《美国研究》 2022 年第 2 期；罗曦：《美国构建全域制胜型战 略威慑体系与中美战略稳定性》，《外交评论》 2018 年第 3 期；罗曦：《美国战略威慑体系的 调整与中美战略稳定性》，《国际关系研究》 2017 年第 6 期。
[5]Glenn Snyder, Deterrence and Defense: Toward a Theory of National Security, Princeton: Princeton Press, 1961, pp. 14- 16. 目前， 国内对“拒止性威慑”概念的援引大多出于此。但笔者通 过查阅原文发现， 斯奈德的解释与部分学者的理解存在出入。斯奈德在定义中并没有明确指出拒 止是依靠防御性武器实现的， 而是认为常规军事手段可以影响敌人对实现目标可能性的判断， 进 而实现拒止。因此，这些手段是在广义的防御行动(被动防御与对攻行动)中发挥作用。
[6]有观点认为大规模经济制裁亦可实现惩罚性威慑， 但笔者认为，这种威慑手段的成功有 赖于与军事报复相结合。例如， 美国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前数月就频繁威胁进行严 厉的经济制裁， 但北约却没有任何军事层面的有效威慑，最后也未能阻止战争爆发。参见祁昊天： 《东线无威慑》，澎湃新闻，2022 年 2 月 28 日，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 16885004。
[7]关于防御是否具有威慑价值， 更多是一种说法上的争论。罗伯特 · 阿特倾向于称威慑有 劝阻价值， 是为了防止将防御和威慑混为一谈， 参见罗伯特 ·阿特：《美国大战略》， 郭树勇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5 页。托马斯 ·谢林则明确指出了防御的威慑价值，他认为防御 能够威胁使进攻的损失过于高昂， 因此是有价值的， 参见托马斯 ·谢林： 《军备及其影响》， 毛 瑞鹏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66 页。本文认同谢林对防御手段威慑价值的理解。
[8]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仅从威慑力量角度区分拒止性威慑与惩罚性威慑，二者的界限存在 一定的模糊性， 尤其表现在战术型核武器问题上。斯奈德认为， 如果威慑方威胁使用作为拒止手 段的战术型核武器， 那么冲突大概率会升级为全面核战争， 这又演变为一种惩罚性威慑。但实际 上， 动用任何核武器的战争， 都已经超越了战略层面的最高威胁。参见陈曦： 《美俄战术核武器 困境生成原因》，《战略决策研究》 21 年20第 1 期。
[9]Paul Huth, “Deterrence Failure and Crisis Escal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2, No. 1, 1988.
[10]Robert A. Pape, “Coercion and Military Strategy: Why Denial Works and Punishment Doesn’t,”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15, No. 4, 1992.
[11]Alex S. Wilner and Andreas Wenger, Deterrence by Denial: Theory and Practice, Amherst, NY: Cambria Press, 2021, p. 5.
[12]Keith B. Payne, “The Great Divide in US Deterrence Thought,” 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 Vol. 14, No. 2, 2020, p. 28.
[13]Elbridge Colby, The Strategy of Denial: American Defense inan Age of Great Power Conflic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1, pp. 211-214.
[14]有限目标战略是一种介于闪电战和消耗战之间的理想战略， 进攻方的目的是夺取某一特 定的领域， 同时尽力避免与敌军的主力交战。参见约翰 ·米尔斯海默： 《常规威慑论》， 阙天舒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1 年20版，第 39-48 页。
[15]陈小明： 《当代非对称军事思维探析》，《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2006 年第 6 期，第84 页。
[16]斯蒂芬 ·范 ·埃弗拉：《战争的原因：权力与冲突的根源》，何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版，第 8 页。
[17]约翰 ·米尔斯海默： 《常规威慑论》，阙天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1 年20版，第224 页。
[18]Andrew S. Erickson, “China’s Naval Modernization: Implica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p. 11, /meetings/AS/AS28/20131211/101579/HHRG-113-AS28-Wstate-EricksonA-201 31211.pdf.
[19]胡波：《中美在西太平洋的军事竞争与战略平衡》，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 年第 5 期， 第 77 页。
[20]李岩：《美国新一轮军事转型评析》，《现代国际关系》 2019 年第 7 期，第 15 页。
[21]Erica D. Borghard, Benjamin Jensen and Mark Montgomery, “Elevating 'Deterrence by Denial’ in US Defense Strategy,” Atlantic Council, February 4, 2021, / content-series/seizing-the-advantage/elevating-deterrence-by-denial-in-us-defense-strategy/.
[22]Eric Heginbotham and Jacob L. Heim, “Deterring without Dominance: Discouraging Chinese Adventurism under Austerity,”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8, No. 1, 2015, pp. 186- 188.
[23]Michael Beckley, “The Emerging Military Balance in EastAsia: How China’s Neighbors Can Check Chinese Naval Expans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2, No. 2, 2017, p. 117.
[24]Jacob Cohn, Timothy Walton, Adam Lemon and Toshi Yoshihara, “Leveling the Playing Field: Reintroducing US Theater Range Missiles in a Post-INF World,” 2019, p. Ⅱ, /uploads/documents/Leveling_the_Playing_Field_web_Final.pdf.
[25]Eugene Gholz, Benjamin Friedman and Enea Gjoza, “Defensive Defense: A Better Way to Protect US Allies in Asi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42, No. 4, 2019, p. 181.
[26]Luis Simón, “Between Punishment and Denial: Uncertainty, Flexibility, and U.S. Military Strategy toward China,”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Vol. 41, No. 3, 2020, p. 377.
[27]Elbridge Colby and Michael S. Gerson, eds., Strategic Stability: Contending Interpretations, Carlisle: U.S. Army War College Press, 2013, p. 71.
[28]Elbridge Colby, The Strategy of Denial: American Defense in an Age of Great Power Conflic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1, p. 37.
[29]U.S. Joint Chiefs of Staff, 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June 2015, p. 7, /Portals/70/Documents/nms/NMS2015.pdf.
[30]Mike Gallagher, “State of (Deterrence by) Denial,”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42, No. 2, 2019, p. 32.
[31]Seth Robson, “Air Force Base on Guam in midst of $260 Million Upgrades to Sustain 'Critical Missions’,” March 26, 2020, /theaters/asia_pacific/air-force-base-on-guam-in- midst-of-260-million-upgrades-to-sustain-critical-missions- 1.623726.
[32]桂畅旎： 《美国“分层网络威慑”战略的主要内容及影响分析》， 《中国信息安全》 年2020第 5 期，第 85 页。
[33]蔡翠红、李娟： 《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中的网络安全合作》，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8 年 第 6 期，第 76 页。
[34]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is Unveiling an America First National Space Strategy,” March 23, 2018, p. 3, /wp-content/uploads/2018/09/Trump-National-Space-Strategy.pdf.
[35]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Hypersonic Weapons: 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Updated October 19, 2021, p. 9, /crs/weapons/R45811.pdf.
[36]Department of Defense, Missile Defense Review, 2019, p. /Portals/ 1/Interactive/2018/11-2019-Missile-Defense-Review/The%202019%20MDR_Executive%20Summary. pdf.
[37]Arms Control Association, “Assessing the 2019 Missile Defense Review,” March 2019, /act/2019-03/features/assessing-2019-missile-defense-review.
[38]Top War, “US National Missile Defense: Capabilities and Deployment Locations,” February 18, 2022, /192239-nacionalnaja-protivoraketnaja-oborona-ssha-vozmozhnosti-i- mesta-razvertyvanija.html.
[39]“宙斯盾”作战管理系统的升级改进版本被称为“基线”。“基线 9”最大的特点在于 其开放式架构可使导弹具备远程发射(LoR)和远程交战(EoR)能力，即可以使用其他(陆海 空天)作战平台提供的跟踪数据瞄准来袭导弹。
[40]陈兢、赵飞：《美国巡航导弹防御系统发展现状与分析》，《飞航导弹》 21 年20第 6 期。
[41]Harry Harris Jr., “Statement before the Hous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on U.S. Pacific Command Posture,” April 26, 2017, p. 31, /meetings/AS/AS00/20170426/
105870/HHRG- 115-AS00-Wstate-HarrisH-20170426.PDF.
[42]Adam Muspratt, “Japan Launches New Destroyer with Anti-ballistic Missile Capabilities,” August 2, 2018, /naval-maritime-defence/news/japan-launches-new- destroyer-with-anti-ballistic-missile-capabilities.
[43]Max Blenkin, “A Bigger Shield—Aegis Baseline 9 for Australia,” May 1, 2018, https://adbr. com.au/a-bigger-shield-aegis-baseline-9-for-australia/.
[44]Scott A. Cuomo, “China’s Missile Program and U.S. Withdrawal from the Intermediate Range Nuclear Forces (INF) Treaty,” Texas National Security Review, Vol. 2, No. 1, 2018.
[45]“Commandant Justifies Request for Tomahawk,” FEDweek, March 12, 2020, https://www. fedweek.com/armed-forces-news/commandant-justifies-request-for-tomahawk/.
[46]U.S. Army, 2019 Modernization Strategy: Investing in the Future, p. 7,https://www. army.mil/e2/downloads/rv7/2019_army_modernization_strategy_final.pdf.
[47]The White House,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February 2022, p. 15, https:// /wp-content/uploads/2022/02/U.S.-Indo-Pacific-Strategy.pdf.
[48]Department of Defense, “Fact Sheet: 2022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March 28, 2022, p. 1, /2022/Mar/28/2002964702/-1/-1/1/NDS-FACT-SHEET.PDF.
[49]王联合：《美国“太平洋威慑倡议”：源起与影响》，《和平与发展》 21 年20第 6 期， 第 33 页。
[50]Department of Defense,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leases the President’s FiscalYear 2023 Defense Budget,” March 28, 2022, /News/Releases/Release/Article/ 2980014/ the-department-of-defense-releases-the-presidents-fiscal-year-2023-defense-budg/.
[51]Office of the Under Secretary of Defense (Comptroller), Pacific Deterrence Initiative FY 2023, April 2022, pp. 28-29,
/Portals/45/Documents/defbudget/FY2023/ FY2023_Pacific_Deterrence_Initiative.pdf.
[52]Paul McLeary, “Indo-Pacific Commander Delivers $27 Billion Plan to Congress,” Breaking Defense, March 1, 2021, /2021/03/indo-pacific-commander-delivers-27- billionplan-to-congress/.
[53]Peter Ong, “Land-Based Anti-Ship Missiles and the U.S. Marine Corps: Options Available,” Naval Times, September 27, 2020, /naval-news/2020/09/land-based-anti- ship-missiles-and-the-u-s-marine-corps-options-available/.
[54]Assistant Secretary of the Army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Comptroller), “FY 2023 President’s Budget Highlights,” April 2022, p. 31, /Portals/72/Documents/BudgetMaterial/2023/pbr/Army%20FY%202023%20Budget%20Highlights.pdf.
[55]陈曦、朱启超： 《美国陆基中导计划如何影响全球战略稳定》， 《世界知识》 2022 年第
5 期，第 42 页。
[56]约翰·米尔斯海默：《常规威慑论》，阙天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1 年20版， 第 37 页。
[57]Patty-Jane Geller, “Missile Defense for Guam Needed to Improve Deterrence in the Indo-Pacific,”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July 19, 2021, /missile-defense/ report/ missile-defense-guam-needed-improve-deterrence-the-indo-pacific.
[58]Joe Saballa, “US to Invest $900M in New Guam Missile Defense System,” The Defense Post, April 5, 2022, /2022/04/05/us-guam-missile-defense/.
[69]C. Todd Lopez, “Time for Guam Missile Defense Build-Up Is Now,” December 8, 2021, /News/News-Stories/Article/Article/2866855/time-for-guam-missile-defense-b uild-up-is-now/.
[60] “无人机载定向能武器”项目自批准后多次更名。2021 财年起， 该项目从导弹防御局转 到国防部负责研究与工程的副部长办公室，纳入“高能激光发展线路图”计划并加快推进。
[61]Peter Suciu, “Why Directed Energy Weapons are a Priority for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The National Interest, February 19, 2022, /blog/buzz/why-directed-energy- weapons-are-priority-department-defense-200700.
[62]Inder Singh Bisht, “US, Australia to Co-Develop Upgraded Precision Strike Missile,” The Defense Post, August 18, 2021, /2021/08/18/us-australia-precision- strike-missile/.
[63]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oint Statement of the U.S.-Japan Security Consultative Committee (“2+2”),” January 6, 2022, /joint-statement-of-the-u-s-japan-security- consultative-committee-22/.
[64]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Quad Leaders’ Tokyo Summit 2022,” May 23, 2022, /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5/23/fact-sheet-quad-leaders-tok yo-summit-2022/.
[65]Jeffrey W. Hornung, “Ground-Based Intermediate-Range Missiles in the Indo-Pacific: Assessing the Positions of U.S. Allies,” RAND Corporation, 2022,
/pubs/ research_ reports/RRA393-3.html. 在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美国可能加大对岸田政府的诱 导与施压，要求其配合美军在日本西南诸岛部署中导。
[66]Jacob Cohn, Timothy Walton, Adam Lemon and Toshi Yoshihara, “Leveling the Playing Field: Reintroducing US Theater Range Missiles in a Post-INF World,” CSBA, 2019, p. 30, https:// /uploads/documents/Leveling_the_Playing_Field_web_Final.pdf.
[67]凌胜利： 《亚太优先：美国亚太主导权战略探析》， 《东北亚论坛》 年2020第 2 期，第 54 页。
[68]Jonathan Holslag, “Self-Betrayal: How the West Failed to Respond to China’s Rise,”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Vol. 56, No, 3, 2021, p. 153.
[69]Philip Davidson, “Statement before 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February 12, 2019, p. 19, /download/davidson_02-12-19pdf.
[70]Joseph Trevithick, “Navy’s New Controversial Shipbuilding Plan Raids Air Force and Army’s Piggy Banks,” The Drive, December 10, 2020, /the-war-zone/38086/navys- new-controversial-master-shipbuilding-plan-raids-the-air-force-and-armys-piggy-banks.
[71]“Trump’s Defense Plan Would Boost Navy, Missile Defense, Boeing Plane,” Bloomberg, February 13, 2018, /news/articles/2018-02- 12/trump-s-defense-plan-boosts- navy-missile-defense-boeing-plane-jdkgs7wa.
[72]Department of Defense,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leases the President’s FiscalYear 2023 Defense Budget,” March 28, 2022, /News/Releases/Release/Article/ 2980014/ the-department-of-defense-releases-the-presidents-fiscal-year-2023-defense-budg/.
[73]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Conference Report to Accompany H.R. 6395,” SEC. 1650, p. 1756, December 20, 2020, /billsthisweek/20201207/CRPT-116hrpt617.pdf.
[74]Jack Detsch, “Pentagon Faces Tense Fight over Pacific Pivot,” Foreign Policy, June 7, 2021, /2021/06/07/biden-pivot-china-pentagon/.
[75]Mike Gallagher, “State of (Deterrence by) Denial,”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42, No. 2, 2019, p. 37.
[76]葛汉文：《岛链、空间控制与霸权——美国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政治想象》， 《国际 展望》 年2020第 3 期，第 63 页。
[77]李彬、胡高辰： 《美国视阈中的中国核威慑有效性》， 《外交评论》 2018 年第 5 期，第 40 页。
[78]Tong Zhao, “Opportunities for Nuclear Arms Control Engagement with China,” Arms Control Today, Vol. 50, January/February 2020.
[79]胡高辰： 《中美不对称核稳定与美国战略机会主义论析》， 《国际安全研究》 21 年20第 2 期，第 69 页。
[80]Missile Defense Advocacy Alliance, “Missile Threat and Proliferation: China,” /missile-threat-and-proliferation/todays-missile-threat/china/.
[81]Keir A. Lieber and Daryl G. Press, “The New Era of Counterforce: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the Future of Nuclear Deterren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1, No. 4, 2017.
[82]陈曦、葛腾飞、宋道青： 《智能化情报手段对大国战略稳定的影响评估》， 《情报杂志》 21 年20第 6 期。
[83]陈向阳：《“萨德”入韩对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影响》， 《现代国际关系》 2017 年第 4 期。
[84]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Cooperation and Opposition, April 3, 2015, p. 2, /sgp/crs/nuke/R43116.pdf.
[85]Christopher A. Bidwell and Bruce W. MacDonald, “Emerging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and Their Potential Threat to Strategic Stability and National Security,” FAS, September 2018, p. 4, /wp-content/uploads/media/FAS-Emerging-Technologies-Report.pdf.
[86]江天骄：《同盟安全与防扩散：美国延伸威慑的可信度及其确保机制》，时事出版社 年2020版，第 204 页。
[87]Jonathan Solomon, “Demystifying Conventional Deterrence: Great-Power Conflict and East Asian Peace,” 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 Vol. 7, No. 4, 2013, p. 134.
[88]黄钊、宋德星：《安全战略转型下日本导弹防御计划的二元取向与地区影响》， 《世界 经济与政治论坛》 年2020第 6 期，第 57 页。
排版 | 沈䶮
文章来源于《国际安全研究》2022年第5期。文章评译内容为公益分享，服务于学术科研教学，不代表国政学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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