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领袖、人生导师，二战后日本人对毛泽东的崇拜超乎想象
作为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首要领袖，无论是对战谋略，还是个人思想方面，毛泽东都以绝对的号召力在世界共产主义国家中影响深远。
但属于西方阵营，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给中国带来无数灾难的日本而言，其与毛泽东思想的联系，在当时的战争背景下，成为了被严重忽略的那部分。
从时间线来看，在旧时封建中国辗转腾挪于自身体制时，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也在同步进行着改天换日的思想斗争。
不同于印象中中日水火不容的发展态势，在思想界，日本一直都有意无意地尝试站在中国的起跑线上，用满分公式套用出心目中的完美制度。
而毛泽东思想，无疑就是战后日本所寻找到的最佳范本。
甚至，伴随社会不同发展时期对毛泽东思想的不同诠释侧重点，战后日本思想界还呈现出了对前者阶段式的思想认知。
尤其是日本青年学生，1960年代，毛泽东思想对其影响力之大，早已渗透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开端：从“天皇至上”到“学西受挫”
对自身“主体性”的初步审视，就是毛泽东思想传入日本思想圈的第一发信号弹。
日本二战落败前，“天皇至上”思想，一直被视为占据日本思想界统治地位的宏观精神模式。
自明治维新重提天皇这一概念后，天皇宗教政治化、天皇意识形态化，就已然成为无可撼动的发展轨迹，贯穿明治、大正、昭和三朝，影响力不容小觑。
思想家福泽谕吉，无疑是天皇思想式微后，拉起日本“国民乃国体存在之根本”旗帜的先锋派。
旁观封建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后的屈辱遭遇，再结合本土受制于西方强国的发展历史，福泽谕吉得出，想要追寻自身“主体性”，“天皇——臣民”的旧时体制就必须废止。
在此基础上，福泽谕吉振臂呼吁，应改“国家主体”为“国民主体”，将美英等西方国家列为文明国家，而本国则成为有待开化的、具有奋斗精神的半文明国家，以谋求更高发展。
而与之相对应的，当时尚且处于封建阶段的中国，因“闭关锁国”“割地赔款”等屈辱事件，已不再具备参考学习价值。
福泽谕吉表示，想要拯救日本未来，“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的国民塑造路径刻不容缓。
从世界局势发展的大环境来看，福泽谕吉“西方学习论”思想的出现，未必没有道理。
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在为本国探寻生存空间的愿景下，福泽谕吉也在一定程度上走入了“全盘西化”的路线中。
为了尽早将日本拉回发展正轨，思想家冈仓天心，及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幸德秋水，就曾先后对福泽谕吉的“西方学习”论调公开表示过批判意见。
顺接冈仓天心所提出的“亚洲源泉论”，幸德秋水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立论，将福泽谕吉所向往的西方文明拆解为暴虐的、贫富差距悬殊的无政府主义状态。
结果显而易见，在直接侵犯日本当局政治利益的情况下，幸德秋水的这番言论并没有得到重视。
直到一战以后，日本思想界才对幸德秋水的言论有所认同，试图将发展重心重新转回亚洲。
但是，自身诉求的错误发展，再加上紧随而来的战争影响，在1919-1948年间，日本思想界虽争议不止，但整体却仍处于停滞不前的发展状态。
久旱盼甘露，彼时空乏溃烂的日本思想界，急于寻找新的思想作为前进方向，但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机遇，原来竟藏在曾经的战争对手身上……
发展：从厌弃废学到模仿“人民反抗”
1945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
无法找到适合自身的发展路线，无法将思想理论与国内实际合理自洽，成了当时困扰日本思想界乃至政界的头号难题。
反观二战战胜国之一的中国，作为前期饱受亡国质疑的弱势国，历经混战而不倒，甚至完成了伟大的蜕变，这让邻国日本倍感意外。
加之战争时期各国媒体的宣传作用，毛泽东思想，渐渐进入了日本思想界的视野之内。
通过分析中日两国历史发展脉络，日本学者认为，无论是被侵略还是被夺权，中日两国都拥有近乎重合的命运轨迹。
与之不同的是，在侵略面前，中国选择了更为直白彻底的抵抗方式，这或许就是日本所缺乏的方面。
1945年，美军进驻日本本土，带给日本民众无法言说的屈辱与折磨。
由于海上航线被切断，没有食物供给，还没来得及从战败所带来的挫败感中回神的日本思想界，迅速陷入战后修复+殖民威胁的双重地狱中。
在这场动机明确的占领行动中，面对高傲自居于救世主地位的进驻方，日本民众的态度曾经历过由抵抗至服从的极端变化。
首批陆战队正式登陆后，为了保护自身家园，日本也曾做出一系列的反抗行动，“女子挺身队”，更是成为了当时直抵美军的一根利剑。
但在差距悬殊的作战力量面前，日本的反抗力度逐渐式微，且伴随美军“友好相处，拥抱自由和民主”的洗脑宣传，日本民众的态度也有了相应的软化。
在反抗受挫的背景下，包括日本思想界在内，整个日本都陷入自我催眠式的假想情绪中，将美军的洗脑宣传当做自身口号。
一位日本思想家就曾坦言，虽然曾在战时怀有对美方的愤恨情绪，且对其如今的占领行动无比排斥，但仍有一部分日本民众，呈现出了“卑躬屈膝”式的讨好与谄媚。
这种不合时宜的软化情绪，也波及到部分政要官员，促使他们不顾祖国立场，转而投入到积极推动美军扩大在日利益的叛国行动中去。
甚至，在进驻期结束，美军离开日本国土时，甲板上围观的日本民众还曾真情实感的对士兵表达自己的不舍，直言希望“救世主”能够将日本本土变为其“永久的殖民地”。
前后态度转变之快，让静立在一旁的日本裕仁天皇泪流满面，夜不成眠。
直到这段进驻史彻底结束，从屈辱中回神的日本，才一改从前的卑躬屈膝，敢于直面这段历史带给本土的真实伤痛。
与始终持强硬反抗态度的中国相比，日式“反抗”更倾向于不断委曲求全、麻痹自己的“奴隶式反抗”，最终效果也因此而出现天差地别。
在此背景下，日本思想界指出，想要依托自身摆脱受制西方的屈辱局面，就必须重申自身“主体性”的绝对地位。
毛泽东思想中的“反抗”精神，就成为了日本思想界借以发挥的重要方面。
可以说，通过转换主体得来的经验参照，是日本在二战之后的大环境下，与毛泽东思想所发生的最早借鉴。
而之后中国的作为，更是让毛泽东的伟岸形象屹立于世界之巅，引发日本民众的疯狂崇拜。
高潮：红极一时的风潮
1953年，中方抗美援朝战争取得最终胜利。
经由三年时间，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脱身的中国主动投入支援朝鲜、对抗美国的跨国战事中。
面对实力数倍强于自身的美国，无论从时机还是武器装备来看，中国取得胜算的概率都微乎其微。
带着十余年的战争创伤，投入另一场胜算渺茫的跨国战役，毛泽东的选择，固然有一定的自保成分，但更多的，还是对西方霸权资本主义的强硬反抗，与对弱势国的仗义相助。
对于刚刚摆脱美国残酷侵犯的日本而言，毛泽东的这一选择，无疑在极大程度上鼓舞了其“反抗到底”的对抗信念。
这场逆风翻盘的战役结束之后，不仅由毛泽东所引导的中国军队在世界舞台上威风大振，毛泽东思想也成为了困境中的日本的一根救命稻草。
在当时的日本思想界学者看来，毛泽东思想中的“反抗”，是以人民为主体的、对帝国主义霸权说不的热血反抗。
而其观点中对不正义世界秩序的强硬回击，及对周边弱小国的照顾意识，都让毛泽东的个人伟岸形象在日本无限放大。
特别是在美军进驻日本，大肆欺略日本民众的时代背景下，沉浸在屈辱情绪中的日本学者，更是将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所含有的，对资本主义批驳的观点无限放大，并将其向毛泽东“反抗”思想逐步靠近。
为了能顺利复制中国的逆袭神话，日本学者进一步放大国内舆论情绪，将民众对美国的不满持续发酵，试图重塑日本思想界。
在这一阶段，过于强调毛泽东思想中的反抗成分，甚至将毛泽东个人作为战斗英雄宣传，是使得毛泽东思想在日本国土持续蹿红的主要助推点。
思想家野村浩一，就是日本国内大力推崇毛式“反抗”思想的学者之一。
在野村浩一的理论架构中，将“反抗”思想的主体置换为了人民群众，认为只有击碎外来西方资本主义统治、摆脱自古以来甘为人下的奴隶思维，才算是理解了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内核。
在野村浩一的影响下，竹内好、近藤邦康等日本学者，都曾对“反抗”思想做出不同维度的顺延解读，将民意煽动至高潮。
再加上各路媒体对毛泽东的争相报道，越来越多的日本青年群众，跟随日本思想界的脚步，达到了对这个曾经“作战对手”的绝对信任。
不仅如此，出于对毛泽东人格及思想的热切崇拜，日本青年界还掀起了一场“毛学热”。
凭借着不同渠道，毛泽东的相关著作几乎一时间在日本青年群体中人手一份，人人传阅。
甚至，还有青年学生激动表示：在一定程度上，毛泽东俨然成为了其无比信任的人生导师。
面对扑面而来的人生挫折，当时的日本青年学生更倾向于在毛泽东的“老三篇”及相关哲学著作中寻找解脱方法，这在日本本土形成了一道奇异的风景线。
而与此同时，日本思想界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深切研究并未就此停下脚步。
作为不同国度的思想借鉴，纵使野村浩一曾数次声称自己是站在中国本土的角度来审视“反抗”精神，也会因缺乏相应的客观身份感而失去批判准头。
面对日本国内对西方帝国主义愈演愈烈的“绝对批判”，有过中国留学经历的日本思想家竹内实挺身而出，为当时左翼思想严重的日本学术界带来一股清流。
从抵触抗拒中国思想，到极端仇视帝国主义，将自身语境不断与旧时中国重合，竹内实认为，当今学者对毛泽东“反抗”思想的研究，未免都太过表层。
凭借着自己的中国留学经历，竹内实提出，包裹在毛泽东“反抗”精神下的，除去对西方帝国主义、入侵主义的反抗之外，其自身的能动意识也需要被看到。
在竹内实看来，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固然有不屈不挠的反抗意识发挥作用，但如果民众的能动性没有跟上脚步，结果必然事倍功半。
特别是在革命视角的审视下，依托自身国情而战、自觉能动探求可行性出路，成为了毛泽东“反抗”思想的又一可见光环。
“只要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日本革命的胜利是毫无疑问的。”
战争胜利后，作为世界瞩目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发表自己的思想论调，试图从剖析自身成长路线入手，带动其他各国实现相对解放。
顾名思义，马克思主义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才是毛泽东发言中的侧重强调。
相较于其他思想家的论调，竹内实发源于日本“反抗”意识的这种论调，其实更接近毛泽东本人不断重申的思想基石。
无论是前期的弃如敝履，还是后期对毛泽东思想的逐渐认同乃至寻求模仿，都是战后日本思想界的一系列变化，足以证明作为革命领袖、人生导师的毛泽东对其影响之深重。
结语
与国内不同的是，日本本土对毛泽东思想的转化与利用，实际上仍旧局限在“复刻成功”的思维模式中。
虽口口声声要将毛泽东思想本土化，但其实，日本思想界只是完成了将其思想寄托由天皇转至毛泽东的责任划分。
无论是率先将毛泽东思想引入竹内好、野村浩一，还是试图从毛泽东思想中分拨出本土化对抗方式的竹内实、近藤邦康等人，其实都未完成真正意义上的“结合本国实际”。
而这一真相，也在后来的日本思想界逐步出现。
竹内实就曾在其著作中承认，在中国传统语境，与中国话语和概念中来理解毛泽东思想，实际上更能道出毛泽东思想的真正革命意义。
归根结底，日本主体的寻找之谜，关键在于打破主体依赖，而非寻觅“可本土化”的现实思想。
虽说毛泽东思想在传入日本后，被其思想界错误地诠释为固化的“反抗意识”，但能够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引得日本学术界争相思考，就足以证明，作为革命领袖、人生导师的毛泽东，其思想之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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