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英之死

引言

勤务员陈义国打开门，走了进去，才发现田家英挂在屋梁之上，两双腿在半空中，还兀自轻微的摇晃着。

这一年是1966年的5月，这一年的田家英，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只有44岁。

01

出生于1922年的田家英，他真正的名字其实是叫“曾正昌”，至于“田家英”这个名字，其实只是他的笔名。

上世纪四十年代，一直在苏联生活的毛岸英回国后，由于在国外生活多年，讲着一口流利的俄语，但是中文说得不是很好。

于是，伟人就想给他找一个老师，专门负责历史和中文的教育。

想来想去，突然想起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当年这个小伙子在报纸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叫《从侯方域说起》。

这个侯方域，是明末的复社领导人，有着“明末四公子”的称呼。

田家英的这篇文章虽然只有一千来个字，但是文笔老练、沉稳，当伟人知道这篇文章居然出自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之手，也是颇为惊讶，“田家英”这三个字也就留在了他的脑海里。

这一次想找个家庭老师，自然而然地就想到了田家英。

1948年，随着伟人工作的变得繁忙，现有的秘书也有些吃力，这就需要再增加一位新的秘书了。

经过陈伯达和胡乔木的推荐，田家英转换了工作职责，成了伟人的秘书。

不过，和其他的秘书比起来，田家英所担任的角色，更多的是一位生活秘书，确切的说更像是一个“大管家”。

伟人的个人稿费、存折以及个人印章等等，这些很私人的物品都是交给田家英保管的，所以田家英就像是一个“大管家”的角色。

02

田家英是一个传统的读书人，他的身上有着读书人的优点，刚正不阿、嫉恶如仇，古时候有良知的读书人，理想就是以天下苍生为己任。

在左丘明所撰写的《国语》中有这么一句话：“直不辅曲，明不规暗，拱木不生危，松柏不生埤”，用这句话来形容田家英再为合适不过了。

客观的说，田家英是一个书生，不是一个政客，他丝毫没有城府，喜怒形于色，而且很是看不惯那些投机取巧，到处钻营的政客。

作为伟人身边的生活秘书，一个大管家，自然少不了会有人从他这里探听口风，获得一些领导的喜好。

对于这些人，田家英是嗤之以鼻，避而远之。

像陈伯达曾经就多次想和田家英拉好关系，但都吃了闭门羹，这就引来了陈伯达的不满，因此在工作中就处处敌视他，给他使脚拌子。

田家英这样的性格，自然无法和那些善于玩弄权术的人相抗衡，而作为一个读书人，一个有良知的文人，在受到冤屈的时候，他能做的就只能是“怒而以死明志”。

关于田家英的死因，他生前的好友李锐，曾特意撰写过一篇名叫《怀念田家英》，这篇文章于1980年发表。

在文章中，李锐提到田家英特别看不起那些追名逐利的人，还特意点名了陈伯达和江。

“他同陈伯达争锋相对，寸步不让，因此，陈对他恨之入骨”

至于两人之间恩怨的原因嘛，我在前文曾简单提及过，要说到具体的缘由，李锐在文章中就写得明明白白了。

解放初期的时候，陈伯达的权势还没那么大，这个被人称之为“老夫子”的人，自制了一个私人印章，上面镌刻着“野鹤闲云”。

陈伯达当时时常把玩这个印章，给人的形象就是不争不抢，超凡脱俗的文人。

不过，这都是表面现象，其实陈伯达和戚本禹一样，是有着一定野心的。

解放初期的时候，陈伯达的身份只是一名简单的政治秘书，无权无势，这不是他所想要的。如何察言观色，揣摩领导意图，这直接决定他往后的仕途和地位。

于是，陈伯达就故意接近田家英，向他打听领导最近读了什么书，生活中有什么要求之类的问题，这就让田家英很是反感，也让田家英打心里看不起陈伯达这种钻营的文人。

两人的关系就这么自然成为了“针尖对麦芒”。

田家英在去世之前，曾对自己的妻子说起过，他这辈子最大的敌人就两人，一个是陈，一个是江，还有一个躲在暗处的戚本禹。

戚本禹一直窥视着权力，在田家英离开人世之后，戚本禹就取而代之了。他一下就掌握到了很大的权力，成为了炙手可热的人物，他也得以完成了自己多年来的夙愿。然而，戚本禹自己也没想到，他也只在舞台上耀眼了不到五年的时间，就谢幕了。031966年5月23日，上午，田家英在“喜福堂”的小院子里，这里只有他一个人在，在这里他度过了自己人生当中的，最后一个上午。到得中午吃饭的时间，勤务员陈义国从外面办事回来，他走进院子里找田家英一起去吃饭。他一走进院子里就大喊着田家英的名字，然而没有得到回应，他想着人应该是在正房里面吧？可走进去也没看到人影。隔壁不远处就是图书室，田家英应该在图书室里看书吧？陈义国这么想着，就朝图书室的方向走去。等走近一看，图书室的大门从里面被反锁上了，陈义国试图推开门，却推不开。他喊着田家英的名字，还是没有得到回应。这时候，陈义国心里涌现出不好的感觉，他赶紧去找人拿来钥匙。门被打开了，陈义国一边小声喊着，一边寻找着人影，在走过了几排书架后，他突然“啊”的一声叫了出来。在两个书架的中间，田家英悬梁自尽了，这一年，他4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