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勤务员陈义国打开门,走了进去,才发现田家英挂在屋梁之上,两双腿在半空中,还兀自轻微的摇晃着。
这一年是1966年的5月,这一年的田家英,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只有44岁。
01
出生于1922年的田家英,他真正的名字其实是叫“曾正昌”,至于“田家英”这个名字,其实只是他的笔名。
上世纪四十年代,一直在苏联生活的毛岸英回国后,由于在国外生活多年,讲着一口流利的俄语,但是中文说得不是很好。
于是,伟人就想给他找一个老师,专门负责历史和中文的教育。
想来想去,突然想起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当年这个小伙子在报纸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叫《从侯方域说起》。
这个侯方域,是明末的复社领导人,有着“明末四公子”的称呼。
田家英的这篇文章虽然只有一千来个字,但是文笔老练、沉稳,当伟人知道这篇文章居然出自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之手,也是颇为惊讶,“田家英”这三个字也就留在了他的脑海里。
这一次想找个家庭老师,自然而然地就想到了田家英。
1948年,随着伟人工作的变得繁忙,现有的秘书也有些吃力,这就需要再增加一位新的秘书了。
经过陈伯达和胡乔木的推荐,田家英转换了工作职责,成了伟人的秘书。
不过,和其他的秘书比起来,田家英所担任的角色,更多的是一位生活秘书,确切的说更像是一个“大管家”。
伟人的个人稿费、存折以及个人印章等等,这些很私人的物品都是交给田家英保管的,所以田家英就像是一个“大管家”的角色。
02
田家英是一个传统的读书人,他的身上有着读书人的优点,刚正不阿、嫉恶如仇,古时候有良知的读书人,理想就是以天下苍生为己任。
在左丘明所撰写的《国语》中有这么一句话:“直不辅曲,明不规暗,拱木不生危,松柏不生埤”,用这句话来形容田家英再为合适不过了。
客观的说,田家英是一个书生,不是一个政客,他丝毫没有城府,喜怒形于色,而且很是看不惯那些投机取巧,到处钻营的政客。
作为伟人身边的生活秘书,一个大管家,自然少不了会有人从他这里探听口风,获得一些领导的喜好。
对于这些人,田家英是嗤之以鼻,避而远之。
像陈伯达曾经就多次想和田家英拉好关系,但都吃了闭门羹,这就引来了陈伯达的不满,因此在工作中就处处敌视他,给他使脚拌子。
田家英这样的性格,自然无法和那些善于玩弄权术的人相抗衡,而作为一个读书人,一个有良知的文人,在受到冤屈的时候,他能做的就只能是“怒而以死明志”。
关于田家英的死因,他生前的好友李锐,曾特意撰写过一篇名叫《怀念田家英》,这篇文章于1980年发表。
在文章中,李锐提到田家英特别看不起那些追名逐利的人,还特意点名了陈伯达和江。
“他同陈伯达争锋相对,寸步不让,因此,陈对他恨之入骨”
至于两人之间恩怨的原因嘛,我在前文曾简单提及过,要说到具体的缘由,李锐在文章中就写得明明白白了。
解放初期的时候,陈伯达的权势还没那么大,这个被人称之为“老夫子”的人,自制了一个私人印章,上面镌刻着“野鹤闲云”。
陈伯达当时时常把玩这个印章,给人的形象就是不争不抢,超凡脱俗的文人。
不过,这都是表面现象,其实陈伯达和戚本禹一样,是有着一定野心的。
解放初期的时候,陈伯达的身份只是一名简单的政治秘书,无权无势,这不是他所想要的。如何察言观色,揣摩领导意图,这直接决定他往后的仕途和地位。
于是,陈伯达就故意接近田家英,向他打听领导最近读了什么书,生活中有什么要求之类的问题,这就让田家英很是反感,也让田家英打心里看不起陈伯达这种钻营的文人。
两人的关系就这么自然成为了“针尖对麦芒”。
田家英在去世之前,曾对自己的妻子说起过,他这辈子最大的敌人就两人,一个是陈,一个是江,还有一个躲在暗处的戚本禹。
戚本禹一直窥视着权力,在田家英离开人世之后,戚本禹就取而代之了。他一下就掌握到了很大的权力,成为了炙手可热的人物,他也得以完成了自己多年来的夙愿。然而,戚本禹自己也没想到,他也只在舞台上耀眼了不到五年的时间,就谢幕了。031966年5月23日,上午,田家英在“喜福堂”的小院子里,这里只有他一个人在,在这里他度过了自己人生当中的,最后一个上午。到得中午吃饭的时间,勤务员陈义国从外面办事回来,他走进院子里找田家英一起去吃饭。他一走进院子里就大喊着田家英的名字,然而没有得到回应,他想着人应该是在正房里面吧?可走进去也没看到人影。隔壁不远处就是图书室,田家英应该在图书室里看书吧?陈义国这么想着,就朝图书室的方向走去。等走近一看,图书室的大门从里面被反锁上了,陈义国试图推开门,却推不开。他喊着田家英的名字,还是没有得到回应。这时候,陈义国心里涌现出不好的感觉,他赶紧去找人拿来钥匙。门被打开了,陈义国一边小声喊着,一边寻找着人影,在走过了几排书架后,他突然“啊”的一声叫了出来。在两个书架的中间,田家英悬梁自尽了,这一年,他44岁。
有话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