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不要叫女性去微笑｜世界微笑日

“笑一下！”摄影机背后的声音已经透着几分不耐烦。“你到底怎么了？得了托尼奖都不能让你笑一下吗？”

萨拉·鲁尔局促地站在镜头前。这位当今西方颇受关注的剧作家凭借戏剧作品《隔壁房间》，获得了托尼奖（美国话剧和音乐剧的最高奖项）最佳戏剧提名，她的作品《第二次别离》也曾多次在中国舞台巡演。在这样的高光时刻，微笑似乎本不需要理由，但萨拉·鲁尔没有办法微笑。

“实际上，我的确不能，我得了面瘫。” 医学上，萨拉·鲁尔提到的面瘫又叫特发性面神经麻痹，这是一种发病原因不明的疾病，会影响患者的面部表情。百分之九十的患者都能完全康复，但萨拉属于那不幸的百分之十。在回忆录《微笑不是唯一的答案》中，她记述了十年治疗路上自己作为病人、妻子、母亲和剧作家的挣扎旅程，更重要的是尝试回答，失去微笑的能力究竟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相较于无法用微笑表达内心情绪的空荡，萨拉·鲁尔愈发在日常的裂隙处感知到“微笑”背后的权力。她曾很多次在公开场合遭到陌生男性询问：“你怎么看起来不开心？要笑一笑。” 她回想到这样的场景在她20多岁时更是频繁发生，但当时的她出于礼貌都回以了微笑，而如今逐渐意识到男人让路过的女人微笑，不是想让女人变得多么快乐，可能是觉得女人没有注意到他，他有权力告知女人，她应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感觉。“我很难想象，我走在路上，看到一个陌生男人，告诉他‘你怎么愁容满面？笑笑啊’。”

十年间，失去笑容的萨拉·鲁尔得以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自我与外部世界。书中记述的这些故事，不仅关于她如何历经艰辛找回微笑，也在讲述她如何与自己和解，让身体遵从自己的本心。

今天是世界微笑日（5月8日），我们分享萨拉·鲁尔的故事，微笑的力量始终存在，但或许微笑从来不是唯一的答案。下文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微笑不是唯一的答案》，内容较原文有删减调整，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原文作者｜[美]萨拉·鲁尔

《微笑不是唯一的答案》，[美]萨拉·鲁尔 著，陈金玮，袁鹏飞 译，中信出版社 2023年4月。

失去笑容的那天

产后的一天，哺乳顾问来查看我的哺乳方式是否正确，我母亲抱着一个婴儿坐在旁边，我正在给另外一个哺乳。她耐心地教我怎么同时给两个孩子哺乳：像抱足球那样……那样很棘手……她教了很多方法，可是我都没记住。

之后哺乳顾问奇怪地看着我，说：“你的眼睛看起来有点往下垂。”

为了让她收回显然错误的判断和对我外表的评论，我调侃道：“是的，我的眼睛是有点下垂。”我又确定地说：“我是爱尔兰人。我的祖先大部分在喝了一两杯杜松子酒和奎宁水之后，就会看起来很困倦，他们的新月形眼睛就会眯成一条缝，而且看起来很沉重。”

“我不是这个意思，”她温柔而坚定地说，“去照照镜子吧！”

我到卫生间去照镜子，左脸耷拉着，眉毛耷拉着，眼睑耷拉着，嘴唇耷拉着，整个脸好像都僵住不动了。我惊恐万分，难道我患了脑卒中？照镜子之前我并没有感到脸有什么异样。照镜子前，我还是那个我，照镜子后，怎么就完全不同了呢？

我试着动一下我的脸，动不了。像完美切割的木偶脸一样，一边能动，一边不能动。我跑出卫生间，母亲看到我的脸很惊讶。我打电话给我的先生，告诉他我的左脸不能动了。他遇事总是异常沉着冷静（我之前有提过他是医生吗），他让我立即给产科医生打电话，他打给神经科医生。然后他说，“我10分钟就到”。

托尼是儿童精神科医生，是那种人们遇到紧急情况需要帮助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人，邻居、朋友甚至陌生人都跟我说，他的热情把他们的日子都点亮了，而且他是一个很好的聆听者。虽然他在电话那头的声音很平静，但我知道他认为我可能患脑卒中了。我是一个医生的孙女，一个医生的妹妹，两个医生的侄女，还是一个医生的妻子，所以我推测我要么是患了脑卒中，要么是得了特发性面神经麻痹。我虽然不擅长科学，但我有这方面的天赋。

也许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我母亲在她50岁左右得过特发性面神经麻痹，所以我和她都知道，这种病是什么样的。

电影《燃烧女子的肖像》（2019）剧照。

一位神经科医生过来了，一个在那之后我逐渐鄙视的人，虽然他当时足够善良仁慈。他让我试着扬起眉毛，我可以扬起一边，另一边不行。他问我左耳能不能听到铃声，当我说左耳可以听到的时候，他似乎舒了一口气。他的结论是我得了特发性面神经麻痹。

显然，脑卒中的人可以抬起额头，但是不能笑或者张开嘴，而特发性面神经麻痹不能抬起额头。特发性面神经麻痹患者听力会减弱，听到的声音很小，或者突然恢复正常，就会觉得声音嘈杂难忍。

我问这位神经科医生特发性面神经麻痹能否完全恢复，他说有时能有时不能，他也不确定。这个结论显然不会让人感到一丝欣慰。但庆幸的是，我没有患脑卒中，还是松了一口气。这位身材矮小、高效的医生给我开了类固醇处方，给了简短的治疗建议后离开了房间。

托尼赶到的时候，所有的医生都离开了。此时我们的双胞胎在育婴房里，除了我和先生没有别人，房间里异常安静，而屋外暴风雪正肆虐。

那天晚上，我在病床上痛哭失声，托尼抱着我。我哭倒在他的怀中，他的胸怀是我的避风港。“我不想在你面前变丑。”我说。我认为我先生是个非常帅的男人。

“你绝不会变丑的。”他紧紧地抱着我说。

面纱下的面神经麻痹

查尔斯·贝尔先生是一位著名的解剖学家、艺术家和外科医生，19世纪20年代发现的特发性面神经麻痹（又称贝尔麻痹）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有独特的方法诊断此病。也许作为画家他具有敏锐的观察能力，因此他对面部表情的研究十分透彻。虽然作为一位外科医生医术普通（他给士兵做截肢手术时总是犯错），但他在神经学领域的研究贡献显著，甚至研究出了一个基于面部表情特征及其与上帝关系的神学系统。

但是，贝尔并不是第一个描述面神经麻痹的医生。希腊人、罗马人、波斯人——他们也都注意到了前额不能皱起的情况，从而发现了面瘫。罗马人盖伦写道，瘫痪影响了“嘴唇、眼睛、额头皮肤、脸颊和舌根”。古罗马医学家凯尔苏斯在公元1世纪就记录道，“关于脸部发生感染的症状，希腊人称之为‘狗痉挛’，此病往往由急性发热开始，嘴唇因特殊的动作牵引而歪到一边”。

在现代西方医学领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治疗特发性面神经麻痹，医生一般开一些类固醇，之后就是等着神经慢慢恢复正常。现在还不清楚特发性面神经麻痹是由病毒引起还是由压迫神经的生物力学过程引起的，比如怀孕。

后来我了解到，一个经验丰富、考虑周全的医生在患者发病初期会开抗病毒药物（许多特发性面神经麻痹病例实际上是由疱疹病毒引起的），也会测试是不是患有莱姆病（大部分特发性面神经麻痹病例，特别是在美国东北部地区的患者是由莱姆病引起的），或者用治疗莱姆病的方法防止症状加重。这样的医生也会给患者做一些物理治疗，告诉他们要吃大量的抗氧化食物，而我的医生什么都没做。不管有没有治疗，特发性面神经麻痹有时能完全康复，有时不能完全康复并留下后遗症，有时它根本就不会康复，医生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电影《燃烧女子的肖像》（2019）剧照。

特发性面神经麻痹很神秘——无论是发病原因还是治疗结果都带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医生不知道你为什么得特发性面神经麻痹（虽然产后经常得），也不知道你怎么好的——这就是医学上所说的特发性疾病。医生也希望患者像多数病例一样能够迅速自我康复。

结果越不确定，患者越爱胡思乱想，我就在不停地想象，也许三个星期就完全康复了，也许一边脸永远瘫痪下去了。

“不要叫女性去微笑”

接下来，除了这些抑郁的事情，有一个好消息从剧院传来。

这个时候谈到剧院，感觉剧院像是一颗相隔遥远的星球。我的戏剧作品《隔壁房间》获得了托尼奖（美国话剧和音乐剧的最高奖项）最佳戏剧提名。这个让我内心有点小狂喜的消息，似乎从那颗遥远的星球传来，我被这个消息包围，好像泡在一个怪异而又孤寂的泳池里。第二天，《名利场》杂志（美国老牌生活杂志）将为提名托尼奖的获奖者拍照。我斗争了很久到底要不要去，不知道是不是必须去。我想那感觉一定很糟，他们会让我微笑。在我踌躇不决的时候，我的经纪人说我必须去，所以我也只能去了。

他们让我站在类似红毯一样的地方，有大约30名摄像师从不同的角度拍摄。我想起诗人伊丽莎白·毕肖普曾说过，“摄影师、保险推销员和葬礼主持人是一生中最不想见到的人”。我站在一群陌生的摄影师面前。

“微笑！” 他们喊。我艰难地尝试微笑，尽量展示我的笑容。

“笑一下！”他们再次大喊，都要冲到摄像机前面了。“你到底怎么了？得了托尼奖都不能让你笑一下吗？”

“实际上，我的确不能，”我说，“我得了面瘫。”

他们盯着我，喃喃地道歉，然后给我拍了照片。我也感到非常抱歉，就像我跟他们开了一个恶意的玩笑故意揶揄捉弄他们一样，就好比一个孩子在操场上跟另一个孩子说他的妈妈跑得非常快，而另一个孩子已经准备回复“我妈没有腿”。

我20岁那年，在英国学习了一年。为了赚点零用钱，我在牛津大学拉斯金美术学院当人物绘画模特。有意思的是，比起着衣微笑于镜头前，脱掉长袍却让我不再那么在乎自我。那一时刻，专横的绘画老师也吟咏道：“天鹅！”

当我未着寸缕的身体被画出来后，我的特征远比被冷冰冰的相机复制的要好。当一位艺术家要给我拍照时，我拒绝了他。

当人们当裸体模特时，为什么通常不会露齿而笑？微笑是不是身体自身裸露的体现，如果裸体时再微笑，是不是多此一举，有点画蛇添足？孩子们赤裸的时候咧嘴笑并不会觉得奇怪。成年人裸体的时候咧嘴笑难道不奇怪吗？

无论如何，得特发性面神经麻痹前，我本来对拍照就没有什么耐心、觉得别扭。得了病后，我对拍照就更恐惧和厌烦了。我讨厌那天《名利场》给我拍的黑白照片。我认为我的脸就像一股水流顺着山势陡然下行，突然停住，似乎凝冻成了冰锥。我确实看起来很痛苦，虽然那本是欢欣雀跃的一天。如果我不在乎我的脸，我会认为这张照片的效果很有趣。但是，很显然我很在乎我的脸，所以我认为这张照片很糟糕。这张照片像是违背我的意愿拍摄的，就像我觉得我的微笑违背了我的意愿一样。

我决定再也不照相了。

《名利场》杂志为萨拉·鲁尔拍摄的照片。（出版社供图）

当然，我不是第一个被陌生男性告诉要微笑的女人。2014年，布鲁克林的街头艺术家塔蒂亚娜· 法兹拉扎德画了一幅《不要叫女性去微笑》的壁画，意指公共场合普遍存在的女人总被要求微笑的性骚扰事件。

我也不是第一次被男性强求微笑。20岁左右的时候，这种情况时有发生，有时候走在路上，脑海中正在构思一首诗，眉头微皱，陷入沉思，过来一个男人就会说“嗨，你怎么了，宝贝？笑一笑”或者“喂，你怎么这么不开心？笑一下”。我常常本能地报以微笑来满足他，而不是说：“我在思考呢，混蛋！我思考的时候表情就是这样。”

我意识到男人让路过的女人微笑，不是想让女人变得多么快乐，而是让女人注意到他正向她走来。男人觉得女人没有注意到他，觉得有权力告之女人，还想走进女人的内心世界，告诉她应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感觉。我很难想象，我走在路上，看到一个陌生男人，告诉他“你怎么愁容满面？笑一笑”。

我想起希拉里·克林顿在竞选过程中赢得一次主要的胜利后，主持人乔·斯卡伯勒对希拉里·克林顿说：“笑起来，这是属于你的重要日子。”不得不说，女人该出现笑容的时候不仅男人会让你这么做，其他女人也会让你这么做。

伟大的体操运动员西蒙尼·拜尔斯，在一次舞蹈比赛中被一位白人裁判告知要多笑一笑，她的回答闻名于世，她说：“微笑并不能为你赢得金牌。”

不可否认，有色人种的女性在面对强制微笑时，有着更为复杂且沉重的历史原因。达伊玛·穆巴什尔在那部非常精彩的剧作《希望之光举足轻重》（The Immeasurable Want of Light）中写道：“我微笑是因为人们希望看到他人微笑，人们需要看到微笑，否则，会伤害他们。当他们看到我不开心时会伤心……微笑，在你不想笑的时候是一个艰难的动作……你的生活充满微笑吗？你记得每个微笑吗？……我的母亲……害怕我啥也干不了，因为我不想微笑的时候，只想让这张脸该休息就休息、该放松就放松……”

让脸得到休息和放松的女人有什么风险呢？没有表露自己高兴的情绪？没有表现自己的热情？我们能认出自己的脸吗？能认出其他女人——我们的女儿、姐妹、母亲的脸吗？

电影《燃烧女子的肖像》（2019）剧照。

告别“杜乡的微笑”

夜里，我梦见我能笑了。在梦里我笑得毫不费力，仿佛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笑得轻松自然、天真烂漫。

然后我惊醒了，赶紧去照镜子：脸还是硬的，表情还是僵的，跟昨天一模一样。

已经3个月了，按照我那位得过面瘫的演员朋友的说法，我也应该好了，可是还没有任何恢复的迹象，我去找她的理疗师，他正在一个高端健身房里（但我不是去高端健身房运动）。这位理疗师与我打招呼的第一句话是：“你看起来是一个不错的特发性面神经麻痹患者”，这句话气得我脸都白了。他接着说：“我的意思是，你应该看看其他特发性面神经麻痹患者！”他给我的颈部做了一会儿按摩，然后让我做我几乎不可能做到的脸部动作，就像我照镜子时一样，之后告诉我每周去一次。

第二周，我又去找待在高端健身房里的那位理疗师，他见面就问我：“你觉得这周你的脸怎么样？”这让我措手不及，不知道如何回答。

“呃……我看是不是好一点了？”我反问道。

“真的吗？”他说，“你整个左脸看起来仍僵硬无力。”

“噢！”我说。

“试着张嘴。”他说。我试着把嘴张大，但是嘴却倒在一边。“试着眨眼。”他说，可我根本就眨不了眼。

在健身房里照镜子练习面部表情，在这么少的观众面前也无法完成简单的动作，让我感觉羞辱和沮丧。理疗师的朋友走过来看我练习，他有些大惊小怪，那种表情都扭曲了。他朋友说：“伙计，这太疯狂了！”然后他捧腹大笑，甚至没经我允许就用手机拍我。我有点像我喜欢的一部电影《雨中曲》中唐纳德·奥康纳饰演的科斯莫，里边有一个场景是他做了一个让人震惊的奇怪的鬼脸——“逗笑他们，逗笑他们！”但是我做鬼脸可不是为了取悦谁。

理疗师替他的朋友向我道歉，但是照相这件事让我觉得被侵犯了，我决定再也不去那里理疗了，我也确实这么做了。

我以前从来没有特别珍惜我的微笑，但现在我意识到我曾经有相当好的笑容，笑起来脸型对称且饱满。我开始感到，不能用微笑对陌生人来表达我愿意说话，或者表达我愿意亲近，又或者表达我已充分理解是多么遗憾。我也意识到我们每天至少要100次依靠微笑这种微妙的密码。

我依稀记得，“9·11”恐怖袭击后不久，我在鸡尾酒会上遇到一位隐约认识的女士。我们讨论起旅行的变幻莫测，她说：“我经常在飞机上对潜在的恐怖分子微笑，我认为如果他们也对我笑了，那就不是恐怖分子。如果没有对我笑，但是我给了他们友好的微笑，也许他们就会决定不通过炸毁飞机的方式实施恐怖袭击，因为他们已经跟陌生人建立了联系。”

“你怎么知道该对谁微笑？”我问。

“如果他们的胡子足够长，让他们看起来似乎爱上了上帝。”

“爱上上帝有什么问题呢？”

“嗯，如果一个人爱上了上帝，却仍以愤怒的方式行事。”

“噢，”我说，认为她对种族相貌的认识很古怪。“那你认为通过对恐怖分子微笑挽救了多少生命呢？”

“成千上万。”她说着大笑起来。她那魅力无限的红色口红反衬着她亮白的牙齿，然后她走了。我想到了所有我没有拯救的飞机，因为我没有对陌生人微笑，但是这些飞机连同陌生人仍然被拯救了，那一定是他人的微笑拯救了飞机。

最近，在翻高中学校年刊的时候，发现了一张我咧嘴笑的照片。那时涂的口红是露华浓黑管口红，色号是“Toast of New York”，我和我的朋友在伊利诺伊州的沃尔格林超市发现了这款口红，我一直涂它，涂上就感觉自己长大了。这款口红是深红色的，我根据口红管上“Toast”这个单词想象它是棕色吐司的颜色。显然，来自美国中西部的我对文字纠缠的思想广泛到连支口红都不放过。

在照片中，我露齿而笑，留着空气刘海，头稍偏向一侧。摄影师告诉女孩子们头要倾斜一点并略带微笑，告诉男孩子们照相时少露牙齿，直接看向镜头。当时女孩子们可能不知道，她们正在试着做“杜乡的微笑”；歪着头微笑，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是顺从的意思。

高中时的萨拉·鲁尔。（出版社供图）

“杜乡的微笑”是以法国人吉拉姆·杜乡（神经学家）的名字命名的，杜乡在19世纪通过绘制精神病院患者的脸谱图来研究面部表情，他的研究显示：人真正的微笑是不受意志控制的眼部肌肉的自然反应，这种反应是真正乐于微笑、真心享受微笑的黄金标准，是由内而外的优雅。

杜乡描述了自主微笑与非自主微笑的不同：首先自主微笑是遵从内心的，其次自主微笑是由灵魂深处甜蜜的情感引发的。他把自主微笑时眼部会动的那块肌肉称为“善良的肌肉”。

高中的时候，有一年我决定对在公共走廊里遇见的每个人微笑，来看看他们会不会回以微笑，结果是绝大部分的人都对我回以微笑，这让我非常开心。

我刚到纽约的第一周，正20出头的年纪，我在地铁里对坐在我对面的男士微笑，他把这个微笑当成了我邀请他坐过来的信号。他真的过来把耳机摘下一只放到我的耳朵里，我歪着头看他，然后被迫听了一首歌。这件事让我明白，一旦我对别人微笑了，再说“不”就晚了，我的笑容代表我同意了。我记得一个老婆婆从旁边经过，瞅着我摇了摇头。

有一套不需言明的复杂规范指引女性在公共场合的微笑。不管她是否微笑，笑多长时间……晚上笑还是白天笑……对陌生人微笑还是对新邻居微笑……在自己的工位笑还是在会议室笑或是在银行笑……她的笑容可以起保护作用，是护身符，是可以保留或者给予的。

我失去了笑容，开始寻找其他奇怪的方式表达我的认可和友好。比如，当我看到我喜欢的人时，我会做一个奇怪的手势。更多的时候，我会发出“咯咯”“哼哼”的声音，但是却很难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只是肚子在笑，而嘴不能完全张开。总之，明明在笑但又没有笑容多少是有点尴尬的。

我马不停蹄地向家人、朋友和以前就认识我的人寻找表达内心的方法（在我脑海中，我将我认识的人分成面瘫前认识的和面瘫后认识的），但是与患面瘫后第一次见面的人交流就难多了。他们对我没有过往的印象，也没有办法想象我以前的表情是什么样子。所以遇到陌生人的时候，我内心就开始斗争：我要不要解释一下我的脸正在做恢复治疗，所以可能看起来没有那么友好或者对话题没那么感兴趣？或者因为眼眉不能动，我要不要用稍微强烈一点的手势来表达兴奋和对话题的兴趣？我分情况来处理。有时我解释一下，有时我做一些奇怪的挥手动作，来对操场上和孩子一起玩的其他父母表达友好，多说一些 “噢”来表示非常感兴趣。我常常觉得我就像个过分热情又笨拙的美国游客，来到了语言不通的国家旅游。

1979年，幼时的萨拉·鲁尔在家中的后院。（出版社供图）

我和我那位演员朋友一起吃午饭，她在我生完双胞胎不久后来看我，她是个极具表现力的人，而同这样富有表现力的人交流，显然我的表情没有回应会让气氛非常尴尬。当她绘声绘色地给我讲故事的时候，我只能发出怪异的“嗯嗯”声。

如果一个人频繁对我发出无懈可击、有魅力且友好的微笑，对我来说简直是折磨。我试着回以微笑，这时脸部不对称的悲剧就出现了，只有一半脸在笑，实际上看起来更像是在做鬼脸。我想还是不要做什么表情为好，还是毫无表情地多说一些“嗯嗯”更好一点。

据说很多女性在产后出现的忧郁和失落，在见到孩子第一个“社交笑容”的时候会得到缓解。我的确非常喜欢看到我的宝贝们笑。威廉的笑容从刚出生起就有一种恶作剧的感觉，霍普的微笑则显得平静而自我陶醉，安娜的微笑看起来像是正在跟我分享一个秘密。

不能百分百回应孩子们的微笑，让我十分痛苦。

在对微笑的所有渴望中，我最想对我的孩子们微笑。

本文内容经出版方授权选自《微笑不是唯一的答案》一书。原文作者：[美]萨拉·鲁尔；摘编：申璐；编辑：导语校对：王心。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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