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国“都”“县”关系再认识
史籍记载战国时期燕国实行郡县制，并无都制。然而燕国印玺中习见辞例为“某地+都+某职官”的铭文，地名往往与县级地方政区有关，故“都”“县”之间的关系这一学术问题，越来越受到学界重视。由于对传世文献与出土资料解读存在差异，前辈学者目前有“都”为县城说、介于郡县说、燕国未设县而以“都”为“县”三种说法，未有定论。
前人诸说辨析
“都”为县城说。此说以李家浩《先秦文字中的“县”》为代表，提出“睘小器铭文称方城为‘县’，而古印称方城为‘都’，似乎反映了‘都’与‘县’的对立，‘方城都’可能是属于‘方城县’的‘都’，也就是‘方城县’的县城”。实际上，燕国“都”与“县”同为政区组织名称。《古玺汇编》收录不少燕国“都+职官”形制的印玺，如“都司徒”（《玺汇》0010）、“都左司马”（《玺汇》0050）、“都司工”（《玺汇》0085）、“都丞”（《玺汇》0121）、“都市”（《玺汇》0292）、“都右司马”（《玺汇》5543）、“都遽驲”（《玺汇》5551）、“都封人”（《玺汇》5553）等，这就意味着“都”是有一整套官员进行地方管理的政区组织。燕国的“县”亦是如此，燕国渔阳铍铭“王立事，渔阳令瞿卯、右库工师司马命，冶得执齐”（《新收》1481），“令”为县令，与右库工师、冶等都是县级政区职官。而同一县中不可能普遍存在两套职官系统，特别是“都封人”职掌典守封疆，《周礼·地官·封人》“掌诏王之社壝，为畿封而树之。凡封国，设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春秋时期郑、楚、宋、卫等国，战国时期的燕国均设此官，单纯管理县城不需要设立类似“封人”之类处理封疆事务的职官。从职官称谓和职责看，二者有交叉且不重复，可见“都”“县”并非对立。故此说似难成立。
“都”介于郡县说。此说以李宇峰《东北郡县制始于燕国的考古学观察》为代表，其根据《周礼·小司徒》“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的记载，认为“战国时期的都，是介于郡与县之间的行政区划单位名称”。然而该文所引文献中“都”为邑制的最高级，并无“郡”，甚至《周礼》全篇都没有“郡”制，这与燕国地方组织以“郡”为首的情况不符。此外，学界对《周礼》成书年代存在争议。故此说赞同者不多。
未设县而以“都”为“县”。后晓荣《燕国县级地方行政称“都”考》指出“不能说明燕国置县”，“战国时期燕国县级地方行政单位称‘都’而不称‘县’”。此说与史籍所载不符。《战国策·秦五》“赵攻燕，得上谷三十六县”中上谷郡下辖数县，《战国策·齐五》“胡人袭燕楼烦数县”、《史记·乐毅列传》“下齐七十余城皆为郡县以属燕”等文献也可证燕国置县。此外，《集成》10414—10437收录出土于河北易县的24件睘小器，辞例皆为“某地+睘”，《集成》10980收录有燕“渊行還”戈，“睘”“還”均读作“县”，从出土文献的角度可证燕国置县。
都制即县制
笔者认为，都官印与睘小器所载地名一致，地理位置均属文献中战国时期燕国疆域范围，故“某都”即“某县”。兹举四例以证。
武垣都即武垣县。北京杨广泰文雅堂藏有一燕国长条形朱文玺，铭“武垣都市鍴”，《集成》10427铭“武
睘”，印文与彝铭中的地名写法基本一致。《说文·土部》载“
，籀文垣，从
”，“
”为“垣”的异体字。《史记·赵世家》载：“（孝成王七年）武垣令傅豹、王容、苏射率燕众反燕地。”武垣本为燕地，不知何时被赵所夺，公元前259年，武垣令率众人叛赵返燕，说明武垣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属燕。战国时期，县万户以上为令，令为县级长官的称谓，武垣令当为武垣县的县令，武垣为县级政区组织。
方城都即方城县。燕玺有“□坓都司徒”（《玺汇》0016），《集成》10423铭“方城睘”，二者地名写法基本一致。印文首字阙释，学界有“方”“丏”等不同隶释，“丏”为明母元部字，“方”为帮母阳部字，二字古音极近，而细析铭文上部有点，释“方”更合适。吴振武《古玺文编校订》认为印文第二字从山，应附于山部而非土部，释“坓”误，当改释“城”，故玺文读为“方城都”。《韩非子·有度》云：“燕襄王以河为境，以蓟为国，袭涿、方城，残齐，平中山。”又《史记·燕世家》曰：“（燕王喜）十二年，赵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可见至少在燕襄王到燕王喜十二年之间，方城为燕国属县。
平阴都即平阴县。燕玺有“平阴都司徒”（《玺汇》0013）、“平阴都司工”（《玺汇》0085）、“平阴都遽驲”（《玺汇》0187），《集成》10425铭为“坪阴睘”，地名写法基本一致。“坪”通“平”，郭店楚简《老子》丙简写作“安坪大”，王弼本则写作“安平大”。战国代地有平阴，《史记·赵世家》载：“代地大动，自乐徐以西，北至平阴，台屋墙垣太半坏。”代地处于燕赵之间，两国多次争夺，一度曾属燕，《汉书·地理志》载：“（燕地）西有上谷、代郡、雁门。”考古工作者在今辽宁、吉林等地发现大量“平阴”布币，均说明平阴在战国时期归属燕国。
黏蝉都即黏蝉县。燕玺有“
（黍）□都司徒”（《玺汇》0018）、“
（黍）□都左司马”（《玺汇》0055）、“黍□都司工”（《玺汇》5545）。首字从水从禾，前辈学者多读为“黍”，而刘刚《释“染”》指出“战国文字中较确定的‘黍’并没有写作从水的”，应读为“染”。印文首字为左右结构，周家台秦墓简《病方及其他》简354及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189“黍”均为上下结构，而同篇的周家台简315与帛书《养生方》059“染”从水且为左右结构，故其说可从。次字原书未释，“单”见于《陶文图录》3.36.4，字形与印文极为相似，其上半部的三角形和下半部的“仐”形均与印文基本一致，中部的“田”则被简为“丅”形。燕系文字中的省简现象比较常见，如将“日”形省略为一横，或“器”省略下部的两个口，故第二字可释为“单”。“染”为日母谈部字，“黏”为泥母谈部字，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读音极近；“单”“蝉”同为禅母元部字，读音一致，染单即黏蝉。《集成》10426释为“
单睘”，但首字木旁上部稍有左拐，应从水从禾，而非从水从木，当隶为“
单”。《汉志》乐浪郡有黏蝉县，《读史方舆纪要》云“黏蝉城，在平壤西南”，《史记·朝鲜列传》载“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鄣塞”。燕昭王时秦开率军袭破东胡，略地千里，燕国进入全盛期，黏蝉县或于此时所置。
先秦文献中“都”“县”可互换，且形制相同，应为同一事物的不同称呼。其证有三：一是《左传》昭公十三年“若入于大都而乞师于诸侯”，而《史记·楚世家》则作“且入大县而乞师于诸侯”。又《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始城绛都”，而《左传》襄公三十年作“绛县”。二是《左传》隐公元年载祭仲谏曰“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而《逸周书·作雒解》云“大县立城，方王城三之一；小县立城，方王城九之一”，“国”与“王城”、“都”与“县”文异实同。三是《战国策·赵四》“今王能以百里之地，若万户之都”，《汉书·百官公卿表》“万户以上为令。减万户为长。县大率方百里”，银雀山汉简《田法》载齐国“[大县]百里，[中县]七十里，小县五十里。大县二万家，中县万五千家，小县万[家]”，“都”“县”面积在百里之间，人口为万户左右，规模基本一致。
综上所述，燕国之“都”为县城说、介于郡县说、未设县而以“都”为县三说皆无法成立。从传世文献以及出土文献等资料看，战国时期燕国“都”“县”并存，县级行政区划既可称“都”，也可称“县”，都制就是县制，二者名异而实同。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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