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论》经文以条文398条的形式撰写而成,言简意赅,集理论、经验和技术于一体。其诊疗方法,对疾病的认识,全赖于临床的仔细观察,其方证植根于中医临床的土壤,有古今医家临证实践和经验的支撑,其显著的临床疗效亦令古今医家折服。《伤寒论》是张仲景诊治疾病、阐述理论的原创性成果,是中医临床辨证论治的奠基之作,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具有着原始性思维、野性思维的思维方式。
《伤寒论》辨证的方法就是方证辨证。方证辨证,即有是证,用是方的辨证方法,又称之为“方证对应”、“汤证辨证”,此为《伤寒论》辨证施治的一大特色。很多疑难重证,从方证辨证的角度出发,就能得到高效方药。当代不少中医学家称《伤寒杂病论》“治疗疑难病的专书”、“经方能起大病”等。经方大家胡希恕老先生更是提出了“辨方证是辨证的尖端”,其一生的医疗实践证实了《伤寒杂病论》的方证辨证体系的科学性和实用性。方证辨证体系的主要内容虽由“方”和“证”两方面组成,但其关键和核心在于“证”。即:首先要病者身上确实有客观存在的“证”,才能去讨论相应的“方”;客观的证决定了主观的方,有是证,才立是方;有是证,才用是方。因而,会辨“证”,才会用“方”。
《伤寒论》方证治法是中医学的核心,是《伤寒论》的特色和优势所在,也是当代中医研究的重点和关键所在。只言方药,不看其证,就会背离《伤寒论》的精神。方证治法是《伤寒论》的精华和灵魂。方证,是《伤寒论》应用某一方剂的临床指征,反映了患者综合的、特异性的病理状态,它不是理论的推导,更不是现代医学所言某种疾病出现的专指症状,也不是经动物实验所得的结果和数据。它所说的证,可以是一个病或多种病共见的症状,是一个宏观综合症状群,不论何病只要其证符合应用的方剂,就用之无疑,效如桴鼓。方证治法经得起重复,经得起临床实验和历史的检验,历久不衰。证,是张仲景总结出的先贤们,在长期治疗疾病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客观和主观的综合病理状态,有与之相应的治疗方药。临床应用时,既要知常,又要识变,知变识变,动态辨证,方能运筹帷幄。
《伤寒论》方证治法是一个动态施治过程,直观易学,简便快捷,操作性强,有是证,用是药,有是证,用是方,随证治之,以法治之,无神秘玄奥之处。但又不是刻舟求剑,按图索骥,对号入座,须融会贯通,学活用活。以桂枝汤为例,在其条文中有典型的适应证、主证、兼证、变证,以及适应证的病机、治法、禁忌、方药的加减变化。《伤寒论》涉及桂枝汤证条文22条,涉及桂枝汤变证及加减方药的达19条。桂枝汤的用法加减变化,即有一定的原则性、规律性,又有一定的灵活性,其间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头痛、发热、汗出、恶风是桂枝汤的适应证,汗出、恶风是主证,兼证是在主证基础之上,没有主证,无从谈兼证。学习《伤寒论》应注意前后条文贯通,因条文中有以方测证,以证测方,以脉代证,以证代症,详略互用。应执掌握执简驭繁,返朴归真。
《伤寒论》方证治法给人以规矩,给人以标准。现代医学在分析思维影响下,诊断疾病以定性、定量为标准,影像诊断的标准看得见,能用大小测量,各种检验的标准以数值来表达。《伤寒论》方证的证,可以称得上是古代诊断疾病的金标准,其标准是在宏观整体思维影响下形成的。如桂枝汤应用的指征是头痛、发热、汗出、恶风;小柴胡汤应用的指征是胸胁苦满、咽干、目眩、嘿嘿不欲饮食、寒热往来;白虎汤的应用指征是身大热、大汗、大渴、脉洪大;四逆汤的应用指征是脉微细,但欲寐、四肢厥逆,自利不渴、小便色白;乌梅丸应用指征为上热下寒所见的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痛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吐蛔等等,这些都是诊断用方的标准,每方各有其证,每证各有其方,证变方变,方随证变。临证需熟练掌握其诊断标准,只不过古今的标准表达视角不同。在应用《伤寒论》方药时,就要以《伤寒论》所定标准为佳。若用现代检测的各种数据标准及现代病名,选择用方,则无从入手,效果肯定极差。因《伤寒论》看的是宏观的、综合的、整体的,动态变化的患病的人;现代医学注重的是局部的,具体的,微观的病因和病理变化,追求局部的最佳或某一系统的变化,重视患者的病。
《伤寒论》方证治法是古代一种传统的治病方式,彰显的是一个医生面对一个病人的治病方式,面对病人出现的各种症状,选择对应的方药。和现代教科书的中医辨证论治理论不尽相同;与现代医学面对局部器官或一个系统,诊疗疾病更是大不相同。所以,不学习《伤寒论》辨证论治的方法,就难以成为中医临床大家。
一一李书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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