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第一贤相——子产》第三十四章 子产知礼 以礼安邦

晋平公去世后第二年，公元前530年三月，郑简公谢世了。郑简公五岁登基，为君三十六年。他父亲僖公君位五年（鲁襄公二年——鲁襄公七年），被权臣派人趁黑夜暗杀，不能寿终正寝。其子比其父幸运！更幸运的是，后世对郑简公评价甚高。经学家宋儒高闶，称颂郑简公为“春秋之贤诸侯”。理由两个：一是郑简公即位后，确立“从晋”国策，“遂息诸侯之兵”：中原各国从此再不因其从楚而讨伐、侵犯郑国。二是“子产相之，薰然慈仁，民蒙其惠，蔚为春秋之贤诸侯。”意思是：在子产辅佐下，简公仁慈之美德像和煦的春风，沐浴着整个国家，百姓民众都承受了他的恩惠。

其实，从《春秋三传》的记载看、从其他典籍看，简公五岁坐上国君宝座，终其一生，好像并没有什么大的作为。这与齐景公倒有一比。历史上另一位经学家名叫家铉翁的说：“齐景贤君，每欲有为，辄为近幸小人所阻，优游不断，以逮终老，而国非其国矣。”家铉翁断定齐景公是位“贤君”（就是“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那位齐君），但是齐景公每次打算有所作为，都被宠幸的近臣、亲近的小人阻拦阻挠。因此终其一生，国家根本就不能成为他自己的国家。（晏婴此时是辅佐大臣）

齐景公可悲，郑简公可幸。齐景公欲有为却不能遂愿，郑简公无为却胜似有为。郑简公的“无为”，是他“垂衣拱手”无为而治；郑简公的“有为”，在于他始终信赖重用子产。郑简公在位期间，国内政局稳定，国际关系融洽，郑简公之被誉为“春秋之贤诸侯”，实与子产真心辅佐且政绩颇丰有关。子产有功，功不可没。我们称子产为春秋第一贤相，也与子产辅佐郑简公使其成为“春秋之贤诸侯”这一历史性功绩有关。试问：春秋时期，数百年间，被后世经学大师尊为“贤诸侯”的有几位？春秋有“五霸”，“五霸”有盖世之功，但“五霸”是“贤诸侯”吗？古人认为：“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宋元人注四书五经《春秋三传·春秋卷首》）

春秋时期弑君现象非常普遍，从某种程度上说，一部春秋史就是弑君现象连篇累牍的历史。子产深明大义，谨遵君臣大礼，君臣之间相处谐和，郑国也因此政通人和，呈现一片太平景象。只可惜简公只有四十一年的寿命，正值壮年就魂归地府了。

子产尊重国君，维护国君权威，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吗？不是，孔子说子产“有君子之道也四焉”，其中就有“其事上也敬”。这在《左传》中也有反映。例如：子产流放子南之前列举子南罪状时有这样的话：“今君在国，女（汝）用兵焉，不畏威也”，意思是：现在国君正在国都，你竟敢在国都动用兵器，这是对君主不敬畏。惩罚的是子南，维护的是国君的权威。

子产不仅对简公非常恭敬，对其子定公也是恭敬有加，一如既往维护少主权威。前526年，郑定公刚刚即位四年，晋相韩宣子趁访问之机向郑国君主“索贿”（见后文），子产对子大叔、子羽解释不献玉理由时说：“大国之求，无礼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为鄙邑，则失位矣。”对于“失位”的话，孔颖达注疏：“若晋之大夫求无不得，则郑国乃为晋之边鄙之邑，不复成国，谓失国君之位。”子产此举，是既要维护国家尊严、也是在维护少主定公诸侯之位。论辈分，子产是简公叔祖父，定公是子产曾孙。他们都是郑穆公后裔，子产对二位少主恪守君臣之礼，并未见史书子产妄自尊大的记载。

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主幼国疑”似乎是一种常态，权臣乘机作威作福专权跋扈也成了一种常态。春秋乱世，甚至“陪臣执国命”，子产却“一反常态”，对幼主“事上也敬”，这正是子产知礼、守礼的表现。

由其父扯到了其子，把后话也掂了出来，罢了，说一件与葬礼有关的事情。郑简公下葬日子快到了，需要清除送葬道路上的障碍物。恰好游氏祖庙也在清除之列，有关部门派人通知要拆毁。大臣游吉让他手下清道的人拿着工具站着，暂时不要毁掉自己的祖庙。游吉断定子产会权宜行事，他对清道的众人说：“子产上朝一定经过这里，如果问你们为什么不动手，你们就说：'实在不忍心拆毁祖庙。既然您有命令，那就赶快拆吧！’”果然不出游吉所料，子产问明情况以后，就让清道的人避开祖庙。

道路绕庙而修，经过一段路程以后，前边有一些民房当道，是掌管公墓的大夫其徒属之家，相当于后世老百姓的“居民区”“棚户区”。拆了它，道直，可以在早晨下葬；不拆，则须绕道，要等到中午才能下葬。游吉请求拆了它，理由是：不能延误时间而嫌得慢待各国宾客。子产不同意游吉的说法，说：



“各国宾客既然能够前来参加我国葬礼，难道还会担心迟至中午？既不慢待宾客，又不危害百姓民众，为什么不做这样两全其美的好事呢？”



最终没有拆毁民房，直到中午下葬。这个故事叙完之后，《左传》评论道：“君子谓子产于是乎知礼。礼，无毁人以自成也。”“君子”不仅称许子产“知礼”，还说：“礼，不能毁坏别人而成全自己的事业。”这句话从反面讲出了“礼”的本质：不能损人利己。“君子”赞扬子产的同时，分明对游吉也进行了批评，不过是含蓄的。

这个游吉大夫，自己祖庙不忍心拆，拆起民房来却一点也不心慈手软。游吉既知子产又不知子产，知子产：子产知礼不会毁其祖庙；不知子产：子产执政会以安邦宁民为上，“民生为贵，丧礼次之”。也正是这个游吉大夫，此事以后，想必如同鲁贤臣孟僖子一样愧而学礼，并成为行家。如其不然，为何会在若干年后出使晋国，根据子产制定的“教学大纲”给赵简子上那么一堂生动的“礼之教育课”呢？竟使赵简子感叹道：“甚哉，礼之大也！”——礼的作用太重大了！

两年前的晋平公之葬，子产懂得霸主新君居丧期间不宜接受各国使者拜贺之礼，更知道国家财力不可肆意糜费，执政者要爱护民力，珍惜国家资财；今年的郑简公之葬，子产既知礼、不毁人祖庙，又维护下人利益使民众得以安居。“礼为天经地义民之行”，子产不仅明白其中的道理，而且身体力行。可贵的是，子产“以礼治国”并不是偶而为之，而是一以贯之。前边所述，“子产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的政治改革，子产以“国之大节”为据宣判子南五条罪状而放逐之，都是用实际行动，贯彻“礼”、维护“礼”，以使国家社会保持稳定，充满“和气”。

尽管古人对礼之功能有“拔高之嫌”，像子产那样竟视其为天地之经纬，但我们不能苛求古人，更不能走另一个极端：漠视、忽视礼的作用。于古，讲“礼”总比侈谈武力、迷信暴力要好得多；于今，讲究礼仪也是文明人必不可少的基本素质。“不知礼，无以立。”言之有理，不可不慎！我们现在常常会说我们中国是“礼仪之邦”，并为此而感到自豪和骄傲。而这“礼仪之邦”的名誉正是我们的先人，诸如子产这样的贤者及广大民众，一代一代，用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一点一点铸就的。犹如雄伟壮观的万里长城，是用一块一块砖石、辛辛苦苦筑就的一样！



上章说过，晋平公葬礼刚结束，各国使臣欲朝贺新君而未果。那么何时方可呢？按礼：必须等到新君（当时还只能称“子”）守孝期满后，才能选择吉期举行登基庆典，各国诸侯才能派员或亲自朝贺。届时，郑简公去世后的公元前530年夏天，子产辅佐少主郑定公赴晋国朝贺新君。

晋君要举行国礼中最隆重的“享礼”，招待同时而至的齐侯、卫侯、郑伯，可是子产却拒绝晋人邀请，不让定公参加“享礼”，晋人也答应了。《左传》说：“晋人许之：礼也。”人家盟主给这么大的面子，你却要拒绝；晋国君臣不但不因其拒绝感到难堪、反而很痛快地答应，左氏还说这是合乎“礼”，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刚刚过世的郑简公还未下葬。其父还未举行葬礼，其子参加喜庆典礼，这在那个年代就违背了人伦大礼。那前面所说“日中而葬”是怎么回事呢？孔疏：“葬时下棺于圹之事”，这是整个国葬之礼的一部分，叫“安厝”，是一种临时性措施。之前，一定会举行可能类似后世“追悼大会”或“遗体告别仪式”的祭奠仪式，正式下葬“入土为安”，根据周礼规定：诸侯“五月而葬”，必须满五个月才能举行安葬仪式进入坟墓。

既然郑定公还在服丧期间，为何还要匆匆忙忙赶赴晋国贺喜呢？这不是与礼不合吗？这确实是个问题。孔颖达给我们解开了这个谜团，他说：郑偪近于楚，郑国既然坚定地与晋结盟，所以尽管郑简公尚未下葬，还坚持赴晋朝贺，是不得已而为之，“于情可许也”。不过，他又说：“享礼”有歌舞表演之类的娱乐节目，“未葬不可以从吉，故辞享为得礼”。意思是：郑简公还未举行“五月而葬”的葬礼，其子定公就不能参加有歌舞娱乐节目的喜庆活动，所以说拒绝出席“享礼”是合礼的。



子产“铸刑鼎”，以法治国；子产知礼，以礼安邦。子产治国，借用今天的话说是：“法”“礼”两个轮子一起转。



郑简公于公元前530年去世，紧接着，公元前529年，春秋历史上又发生一件有名的大事件：平丘之会，也叫平丘会盟。（《左传》记载：“甲戌，同盟于平丘。”甲戌之前，可称“平丘之会”；甲戌之后，可叫“平丘会盟”。）这次国际会盟，子产提出一个问题，与霸主发生激烈争辩，从中午一直争到黄昏时分。子产提出的是什么问题、他因何敢向霸主晋国进行抗争、结果是福还是祸呢？请看第三十五章 平丘会盟 子产争承。

《春秋第一贤相——子产》撰者长葛高根明（豫许昌长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