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几位农民在挖掘沙土的时候,发掘出了一段象牙。当地政府得到消息,很快就安排组织了挖掘工作,出土了一具完整的大象骨架,这就是著名的“黄河象”。黄河象是一种早已经灭绝的古象,因为象牙长达二米,所以又叫剑齿象。它在中国十分有名,在小学语文教材中,就收录有一篇课文专文描述了黄河象的故事。
虽然在今天的中国,野生的大象只能在云南的少数热带雨林才能看到。但是在蛮荒时代,现在的中原地区还有很多象的存在。考古发掘证明了距今3000多年前,黄河中下游流域地区就有大量的野象分布。
殷墟卜辞中“今夕其雨,获象”,这就是最早狩猎大象记载,表明在商代的中原地区可以轻易找到大象。在殷墟遗址中,考古人员发现有象、犀、水牛等亚热带动物遗骸。吕氏春秋记载,“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由此可见商朝有一支霍霍有名的象兵编制。在华北平原北部燕山山脉,当时还有野象的种群分布。直至西周初年,这一地区由于仍有大面积的原始森林存在,为野象、犀牛、虎、豹等亚热带或热带动物的栖息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
周武王时期,在兼并中原周边五十余方国的过程中,曾“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可见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野生动物开始向周边山林迁徙,这也跟中原地区的森林退化几乎是同时期的。但是到春秋时期,中原地区还是有相当数量的象群活动。这一时期,史书中多载有楚人等用“象战”的事例。各种史料综合分析,当时中国野象分布的主要地区,逐渐由华北黄河流域地区南移到秦岭、淮河流域一线。不过,这时黄河流域地区的野象虽热较以前少见,但仍有一定数量的野象时常返回到这一地区活动。
魏晋六朝时期,大象活动的北界在黄河至长江流域一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公元579年,在兖州发现大象,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吉祥之兆。而同时期的淮南,则还有相当规模的象群活动,屡有“坏人室庐”的记载。
公元962年,“有象至黄破县(今属武汉市)匿林中,食民苗稼,又至安、复、襄、唐,践民田。北宋初年在荆襄地区的象患,波及湖北武汉、安陆、天门、襄阳和河南唐河、南阳。这么大规模的象患,在商周之后第一次出现。其原因正在于宋元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典型的温暖时期,因此大象活动范围也随之北移了。
至于当时长江流域以南地区,有关象群活动的记载更多,仅《宋史》本纪、志、传中即有几十处。北宋淳化二年(991年〉四月,据宋太宗的诏书中说,岭南“雷、化、新、白、惠、恩等州,山林中有群象”。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潮州尊地经常还有“野象数百食稼”“漳州漳浦县,地连潮阳,素多象。往往十数为群,然不为害。惟独象遇之,逐人蹂践”
在西南地区,正因为唐宋时期仍然有茂務的原始森林,且草甸相间。故唐代刘恂的《岭表录异》中,就有当地用象“负垂致远”、野生犀牛时有出没的记载。史书中载有今四川西南黎州邛部川蛮部族向朝廷以“犀角、象牙”等珍禽异兽上贡的历史实录,这些记载表明,这一地区当时犀、象数量较多,有稳定的野象、犀牛群体生存,故有较多数履的犀角、象牙,也才能入贡。滇南西双版纳一带,当时更是森林稠密,为热带森林动物提供了良好的生活栖息环境,故有“象大于水牛,土俗养彖以耕田”的现象。原来古书中记载的大舜“象为之耕”是有事实依据的。
直至明代中期,岭南地区仍有不少的象群分布,因而有象群经常害稼的现象发生。直至清乾隆年间,广西灵山那暮山一带的野象,“每秋熟,辄成群出食,民甚苦之"。道光以后,这一地区随着当地人口的增加与开发速度的加快,象群的数量有不断减少的趋势。据《廉州府志》,道光十三年(1833年),原来明末清初时“大廉山群象践民稼,逐之不去”的现象至这一时期已变为“象……间有”。
可见,这一地区的大象至19世纪20年代以后已渐首稀少,20世纪以后更是少得难觅其踪迹。我国大象的分布地区至清朝后期已发生较大的变化,以致此后我国仅有云南西南部才有象群少量分布残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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