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窍脏腑相关学说及源流

​官窍脏腑相关学说及源流 官窍脏腑相关学说是以五行学说、脏腑经络学说等为基础，来研究眼、耳鼻咽喉、口齿唇舌等诸清空器官生理病理及其疾病防治规律的学说，是五官科最重要的基本理论。”官窍脏腑相关学说”是我国著名中西医结合耳鼻咽喉科专家谭敬书教授所提出来的专科学术理论，这对于提高和发展中医五官科学理论水平，更好地指导专科临床、教学与科研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一、官窍脏腑相关学说的基本观点 官窍脏腑相关学说的基本观点包括：整体结构论、机能协调论、症症归属论、脏腑证治论。 1、整体结构论 官窍脏腑相关学说强调眼、耳鼻咽喉、口齿唇舌诸窍器官与整体，特别是与脏腑在结构方面的统一性和完整性。祖国医学认为，心肝肺脾肾五脏，与人体的六腑、五官九窍、四肢百骸、肌肉筋脉等，具有主从、阴阳、表里的关系并由脏器的连续和经络内外纵横的广泛联系，构成了以五脏为中心的有机整体。其中，各官窍与脏腑之间的整体结构关系主要反映为五个方面。 其一，五行相属关系。五行者，木火土金水。根据五行学说，耳与肾同属水，目与肝同属木，舌与心同属火，口与脾同属土，鼻与肺同属金。 其二，五脏开窍关系。开窍者，在内之五脏，开于在外之孔窍。目为肝窍，耳为肾窍，口为脾窍，鼻为肺窍，舌为心窍，以舌为非窍，寄窍于耳，故耳为心肾之窍。 其三，表里相应关系。即在内的脏腑通过在外的官窍之色泽、形态等表征反映于外。这种关系主要是某官窍与某脏的相应关系，所谓”五官者，五脏之阅也。”鼻为肺之官，目为肝之官，口为脾之官，舌为心之官(苗)，耳为肾之官，以咽为肝之使等。另外，尚有某窍不同部位与脏腑的表相应关系，如鼻面部，耳部，眼部等。 其四，脏器连续关系或系属关系。如喉与鼻属肺之系，以其为气道，与肺相通；咽属胃之系，以咽为食道，与胃相通；中耳属肺之系，以中耳有窍通于颃颡(颃颡亦为气道，当属喉，为肺之系)中耳黏膜为呼吸黏膜分化而来，而相延续，二者的细胞与分泌物成分一致。 其五，经络经属关系。如十二正经，全部循经或络于耳部(中)，十一条循经咽喉，八条循经鼻部，八条经脉到达眼部等等。 2、机能协调论 祖国医学认为，人体生命活动的动力均来源于五脏六腑的功能，人体生命现象如视、言、行、呼吸出入等，无不与脏腑功能密切相关，而五官分别受五脏六腑之精气所注，才得以各司其职。其中，各官窍生理与五行相属或开窍相关的脏腑关系尤为密切，具有特殊依赖性。如《灵枢·脉度》说：“肺气通于鼻，肺和则鼻能知臭香矣；心气通于舌，心和则舌能知五味矣；肝气通于目，肝和则目能辨五色矣；脾气通于口，脾和则口能知五谷矣；肾气通于耳，肾和则耳能闻五音矣。”同时，各官窍生理功能对五脏六腑、十二经脉等也具有普遍依赖性。如耳司听觉，尚与心肝脾肺、十二经脉有关，以心主血脉，心血奉养于耳；脾为气血生化之源，上奉于耳；肝主藏血，疏泄气机；肺主声，令耳闻声；十二经脉之别气走于耳而为听。又如鼻司嗅觉，亦与心脾经脉有关，以心主嗅，故令鼻知臭香；脾主升清降浊，鼻窍得养而通利，则香臭可辨；而十二经脉之宗气上出于鼻而为嗅。又喉主发音，亦与五脏六腑、经脉气血有关，如《仁斋直指》指出其与心脾肾的关系时说：“心为声音之主，肺为声音之门，肾为声音之根。” 3、病症归属论 官窍脏腑相关学说在病理学方面，强调脏腑经络失调对官窍病变发生发展的主导作用，对官窍病症，注重从脏腑经络病理认识、归类。因此，认为官窍病症无不可以归咎于某一或某些腑腑经络的失调；某一官窍的病症或官窍的某一病症可归咎于一个或数个脏腑经络；多个官窍病症可以归于同一个脏腑经络。这种归咎，一般以脏腑官窍之间的整体结构关系与机能协调关系为主要依据。 从整体结构关系认识官窍同症。如耳科，《保婴撮要》卷四说：“耳者，心肾之窍，肝胆之经也。心肾主内症，精血不足，肝胆主外症，风热有余。”如鼻科，《严氏济生方》说：“夫鼻者，肺之候，欲常和，和则吸引香臭矣。若七情内郁，六淫外伤，饮食劳役，致鼻气不得宣调，清道壅塞。其为病也，为衄、为痈、为息肉、为疮疡、为清涕、为窒塞不通、这浊脓，或不闻香臭，此皆肺脏不调，邪气蕴积于鼻，清道壅塞而然。” 从机能协调关系认识官窍病症。如声音由气而发，而肺为气之主，了之源，肾为气之根，肝主疏泄气机，心为君主之官，声音的清亮或强弱与肺脾肾关系密切，声音的有无，与心肝关系密切。故声音嘶哑，语音低沉，归咎于肺脏失调，脾肾亏损；而暴喑无音，言语不利，歌喉失音，归咎于肝失调达，心气内损。又如耳司听觉，与五脏有关。故耳呜失聪，新病多实，咎于肺失宣肃，肝郁肝火太过；久病多虚，咎于精血亏损，肾心肝脾不足。 4、脏腑证治论 官窍脏腑相关学重视脏腑辨证，在防治学上注重以调整相应脏腑经络的气血阴阳、寒热虚实为防治大法，注重脏腑用药式和窍脏结合用药式。 五官科的辨证，以八纲辨证为基础，而以脏腑辨证为主要形式，这是五官科最重要的辨证方法。官窍疾病从脏腑辨证的规律较多。一般说来，功能减退病症，多从与该功能有直接生理机能协调关系的脏腑辨治。如前所述，听觉与五脏有关，因此，临床上对听觉障碍，耳呜耳聋，虚证多从肾心肝脾论治，益气养血填精；实证多从肝肺论治，清、疏、宣、泄，调理肝肺。嗅觉与肺心脾有关，因此，不闻香臭者，治在肺与心脾，宣肺肃肺清肺，补心补脾通窍。又口主迎粮，而脾气通于口，脾和则口能知五谷矣，故食欲减退，治在健脾，等等。而各官窍的病变，多从与该官窍有整体结构关系的脏腑经脉辨治。如同为外感邪毒，火毒上攻，热壅气血，局部红肿热痛，或有分泌物黄浊，但病变部位不同，治则治法及药物选择有所不同，如在耳部，多从肝胆辨治，在鼻部多从肺胃阳明论治，在咽喉多从肺胃论治，在口舌多从心脾论治。又如目之为病，常根据表里相关系，(亦称五轮学说)，病在白睛治肺，黑睛治肝，胞睑治脾，两眦治心，瞳神治肾。总之，五官病症，除外伤等特殊情况外，无不从与之有整体结构关系、机能协调关系的脏腑经络辨证论治，关系越密切，从其辨证的机会越多，可能性越大。 在治疗原则方面，根据脏腑证治论，补益脏腑，清泄脏腑，宣疏脏腑(肺肝胆)，以及其他调理脏腑之法，是五官科临床上最常用的基本法则。 在用药式方面，根据脏腑证治论，一般按脏腑用药式。如清肺以黄芩、桑皮、鱼腥草之类；清肝胆以栀子、胆草、夏枯草之类；清胃以石膏、知母、生大黄之类；补脾以参术苓草之类；补肝肾以熟地、当归、山药、山茱萸之类等等。因此，很多方剂，如龙胆泻肝汤、六味地黄汤、归脾汤、补中益气汤、参苓白术散等等，由于具有较典型的脏腑用药式，故为五官科及其他和科所常用。同时。也特别注重窍脏结合用药式。如心为声音之主，又主嗅觉，寄窍于耳，藏神，目为之使，故凡音哑失语、歌喉失音、鼻塞失嗅、聋呜失聪、目睛不明、视近怯远等，皆宜酌情选用石菖蒲、远志之类，是谓开(通)心窍。又如凡鼻塞不利，或流涕之症，皆可酌用辛荑花、白芷、苍耳子、菖蒲之类，是谓芳香通窍，化浊除涕；耳呜耳聋，皆可酌加远志、石菖蒲、磁石之类，是谓开窍聪耳；声音嘶哑，皆可酌加诃子、蝉蜕、凤凰衣、木蝴蝶、远志、石菖蒲之类，是谓开音；凡眩晕者，皆宜选用天麻、白蒺藜、之类，是谓定晕止眩；凡视力障碍，皆可酌情选用谷精草、密蒙花、杭菊花之类，是谓明目，等等。按照窍脏结合用药式组成的方剂，成为五官专科用方，在病种的适应症上受到很大的限制。 二、官窍脏腑相关学说的源流 官窍脏腑相关学说的原理起源于春秋战国之际，初步形成于《内经》，并在历代得到不断充实和发展而趋向完善。 春变战国时代，对人体发生学的探讨，产生了官窍脏腑相关学说的萌芽，并在《内经》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内经》中，以五行学说、脏腑经络学说来认识和阐述了官窍与脏腑经络之间的生理病理关系及耳鼻咽喉疾病防治与脏腑经脉的某些关系，从而初步形成了官窍脏腑相关学说。历代医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官窍脏腑相关学说的理论。 1、肾耳相关论 《内经》认为：肾主耳，在窍为耳(《金枢真言论》)；肾者，耳之官也(《五阅五使》)；足少阴之络入于耳中(《缪刺论》)，肾气通于耳，肾和则耳能闻五音矣(《脉度》)；又指出：精脱者耳聋(《决气》)；髓海不足，则脑转耳呜(《海论》)；又说：肾者主为外，使之远听，视耳好恶，以知其性(《师传》)。因而从生理病理等方面阐述了肾耳相关的基本观点。隋·巢元方继承和发展了《内经》理论，并大大地充实了肾耳病理相关的认识，认为耳的大多数病症与肾有关。如《诸病源候》说：“肾为足少阴之经，而藏精气，通于耳，耳宗脉之所聚也。若精气调和，则肾脏强盛，耳闻五音；若劳伤血气，兼受风邪，损于肾脏而精脱，精脱者，则耳聋。”其论停耳候：“耳者宗脉之所聚也，肾气之所通。足少阴之经也，劳伤血气，热乘虚而入于其经邪随血气至耳，热气聚则生脓汁，故谓之停耳。”巢氏的论述显然提倡了“耳病在肾”的观点，对后世影响颇大。如宋代《严氏济生方》说：“若疲劳过度，精气先虚，于是乎风寒暑湿得以外入”，认为“暑湿燥热得之于外，应乎肾”，主张“六淫伤之调乎肾，用苁蓉丸”。严氏对六淫外感与肾气内损共同致病的认识，进一步发展了耳病在肾的观点，但在治疗方面的主张则失之偏颇。所以杨仁斋主张对外邪所伤之耳病，应先祛邪，后安肾，于严氏之法显然有所纠偏之裨。如《仁斋直指》在论述了各种耳的病症病机之后，概括地指出：“前是数者，肾脉可推，风则浮而盛，热则洪而实，虚则涩而濡。风为之疏散，热为之清利，虚为之调养。邪气屏退，然后以通耳调气安肾之剂主之”。可以认为，继《内经》之后，由于隋代巢氏、杨氏等医家的论述，在耳科领域确立了耳病从肾论治的主张，使之成为耳科重要的学术观点。但当时对不同病症的病机认识还比较笼统，也没有严格的虚实之别，病因病机与临床治疗用药尚不很一致。因此，耳病从肾论治的观点有待进一步发展与提高。自金元时代起，耳科学术理论的发展，正适应了这一趋势。其一是常把心肾病机并提；其二是把耳病机分为内外症和虚实症。对耳病内症，多从或心肾论治，而对外症或实症，逐步脱离了这种“从肾论治”的规范。现代，随着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发展，进一步发现肾脏和内耳中的一些细胞在生理功能、形态结构、以及某些酶的含量与分布方面，具有相似的特性；肾脏与内耳在对疾病与药物的反应方面，也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发表。有人通过实验研究，以耳蜗微音电位和听神经电位作指标，发现醛固酮具有增强内耳功能的作用，因而提出醛固酮是中医“肾”与耳联系的物质基础之一的观点。这一研究与发现，从现代医学生理学方面，为肾耳相关理论进一步提出了科学依据，并证实了这一传统理论的正确性。可以认为，随着中西医结合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肾耳相关理论的研究将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2、心耳相关论 《内经》指出：南方赤色，入通于心，开窍于耳(《金匮真言论》)；又说：心脉微涩为血溢，维厥耳呜，颠疾(《邪气脏腑病形》)。初步提出了心耳相关的论述，晋代皇甫谧和唐代孙思邈则认为是肾与心水火相济，阴阳交通的关系。如皇甫氏《针灸甲乙经》说：“心在窍为耳。夫心者，火也；肾者，水也。水火既济。心气通于舌，舌非窍也，其通于窍者，寄在于耳。”隋代杨上善和唐代王冰等人，认为心开窍于耳是二者之间经脉相通的关系。如王氏云：“舌为心窍，当言于舌，舌用非窍，故云耳也。缪刺论曰：手少阴之络会于耳中。”这些认识从生理方面充实了心耳相关的理论。但心耳相关理论直到金代才初步运用到指导临床上来。如刘完素《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指出：“耳者，盖非一也，以窍言之是水也；以声言之金也；以经言之手足少阳俱会其中。有从内不能听者，主也；有从外不能入者，经也。”指出了把耳聋之症分内外两大类的观点。刘氏并进一步根据“亢害承制”的理论，指出：“水火之阴阳，心肾之寒热，荣卫之盛衰，犹权衡上则必一下”，“水虚则火实而热，亢极则害，承乃制。”认为耳聋之病属肾水虚而心火实。这当是指耳聋“从内不能听者”言，也是对皇甫氏、王氏关于心肾水火相济与耳关系的理论在临床上的首次运用。明代薛铠进一步发展了刘完素的认识，用内外两大类症概括各种耳病，并强调心肾病机在内症方面的作用，指出：耳者心肾之窍，心肾主内症，精血不足，或聋聩，或虚呜者，禀赋虚也，宜用六味地黄丸(见《保婴撮要》)。由于刘完素和薛氏等人的论述，明清至今，把心肾失调作为耳病内症或虚证的主要病机认识，仍具有一定地位。如清代陈士铎《辨证录》指出：“凡人心肾两交，始能上下清宁，以司视听，肾不交心，心不交肾，均能使听闻之乱。”又说：“虽耳属肾，而非心气之相通，则心肾不交，反致阻塞。故必用补肾之药，使肾之液满于心；即宜用补心之剂，使心之气降于肾，心肾之气既交，自然上升通于耳矣”。 3、肺耳相关论 关于肺与耳的关系，《内经》认为手太阳之络会于耳中(《缪刺论》)；又说：肺病者虚则少气，不能报息，耳聋嗌干(《脏气法时论》)。初步指出了肺耳相关的认识。《难经·四十难》又从脏腑与官窍的开窍关系和五脏配五行的生克关系，指出了肺令耳闻声的观点，指出：“耳者肾之候，肾者北方水，水生于申，申者西方金，金者肺，肺主声，故令耳闻声”。金元时代，刘完素、李东垣等人很重视这一理论。如李东垣说：“耳者上通天气，肾之窍也，乃肾之体而为肺之所用。盖肺长生在子，子乃肾之舍而肺居其中，而能听音声也。”元代陈瑞生在注释《难经》时指出了不同的认识依据，认为耳者肾之窍，声音为肺所主，肾之脉上肺，故令耳能闻声。明代李梃《医学入门》认为：“肺主气，一身之气贯于耳，故能声。”对肺耳相关的认识，在古代文献中以生理方面的论述为多。关于病理及临床治疗方面，刘完素最早指出“耳聋治肺”的观点。如《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说：“假令耳聋者，肾也，何谓治肺？肺主声。”但未述及具体治法与用药。李东垣《医学发明》曾论述了“肺虚耳聋”及治法，惜内容已佚。明代李梃、清代沈金鳌等认为，治诸聋必先调气开郁。尤在泾《医学读书记》认为：“耳聋治肺，自是肺经风热，痰热闭郁之症。肺之络会于耳中，其气不通，故令耳聋。”又说：“肺之络会于耳中，肺受风火，久而不清，窍与络则为之闭，所以鼻塞不闻香臭，耳聋呜不能闻音声也。”现代对肺耳相关的研究及应用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进展。一是从中西医结合方面的认识，提出了中耳属肺之系的认识。其依据则是现代医学研究证实，中耳之咽鼓管、鼓室内表面均为呼吸黏膜上皮所覆盖，咽鼓管的黏膜是由呼吸黏膜分化来的真性黏膜；呼吸上皮由鼻腔延至支气管、肺泡和由咽鼓管延至鼓室及乳突气房，它们的细胞和分泌物成分的变化是一致的。而中医则认为“肺主皮毛”，所谓“皮毛”，不仅指人体外表面的皮肤毛发，也可包括肺系内表面的黏膜上皮。由于中耳黏膜是呼吸黏膜，并与呼吸黏膜具有一定的连续性，故当属肺所主。由此也能更好地解释为什么肺气虚以及肺系(如鼻、咽等)病变往往会导致(中)耳病。二是从中医方面，初步全面地探讨和总结了肺脏失调的种种病机对耳病的影响，并丰富了临床经验。如当代中医耳鼻喉科老前辈干祖望教授指出了耳聋与肺气失宣、肺失肃降、肺气不足的关系及其辨证要点，立宣、肃、补三大法则。可以认为，现代的研究进展把肺耳相关理论的认识及其应用价值提到了一种新的高度。 4、耳与少阳相关论 《内经》关于耳与经脉关系的认识，是官窍脏腑相关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灵枢·邪气脏腑病形》认为：“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其血气皆上于面而走空窍......其别气走于耳而为听。”十二经脉直接循行于耳的有七条经，而以少阳经脉与耳的关系最为密切。因此，《内经》特别重视少阳经脉与耳的病机及其治疗关系，并在《素问·热论》把耳聋症状的轻重，作为伤寒病势进退的重要标志之一。从文献看，汉代至北宋时代，经脉理论运用于耳科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见于论述“伤寒”之类外感病少阳病证中。如张仲景《伤寒论》指出，少阳中风，两耳无闻，宜用小柴胡汤主之。二是在某些耳病专论中。如《诸病源候论》唐宋时代的一些医著，论述了耳病与经脉的某些联系，但所述基本内容或基本观点，较之《内经》并无大的发展。金元时代，刘完素的论述使得经脉与耳关系的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刘氏认为，耳聋之症，“有从外不能入者，经也。”主要指手足少阳经。元代朱丹溪认为：“耳聋皆属于热，少阳厥阴热多，当用开痰散风热，通圣散，滚痰丸之类。”上述二氏指出了少阳、厥阴经脉与耳聋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明代薛铠指出；耳病，肝胆主外症，风热有余或胀痛、或脓痒者，邪气客也。若肝经风热，宜用柴胡清肝散，肝经怒火者，加味逍遥散(《保婴摄要》)。从而创立了耳病外症归属肝胆(经脉)的观点。其后陈实功指出：“耳病乃三焦肝风妄动而成，大人有虚火实之分......实火者，耳根耳窍俱肿，甚则寒热交作，疼痛无时，宜柴胡清肝汤治之。”自陈氏后，临床医家每以虚火、实火分耳病，并认为厥阴、少阳主实火病症。如清代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说；“体虚失聪，治在心肾；邪干窍闭治在胆经。”又如今人秦伯未说：“耳病，以与肾、胆、三焦的关系最为密切......大概新病多实，偏于经；久病多虚，偏于脏。” 5.鼻与肺和阳明相关论 官窍脏腑相关学说在鼻科比较突出地反映为鼻与肺和阳明相关的认识。《内经》指出：“西方白色，入通于肺，开窍于鼻”(《金匮真言论》)；又说：“肺主鼻......在窍为鼻”(《阴阳应象大论》)，“肺气通于鼻，肺和则鼻能知臭香矣”(《脉度》)。并认为，在循行于鼻的经脉中，以阳明经脉与鼻的关系更为密切。同时也注意到了鼻病的病机、治疗与肺脏和阳明经脉的关系。从而，在生理、病理及临床等方面提出了鼻与肺和阳明相关的理论与实践依据。《内经》之后，在汉代至北宋这段时期，比较重视鼻与肺和阳明的关系。如《诸病源候论》在对鼻病的论述中，几乎总是提到肺的寒热病机。及至南宋以及金元时代，一方面，对《内经》之后关于鼻肺相关认识及其发展情况作了初步小结，如严用和《严氏济生方》说：“夫鼻者，肺之候，职欲常和，和则吸引五臭......其为病也，为衄，为痈，为息肉，为疮疡，为清涕，为窒塞不通，为浊脓，或不闻香臭，此皆肺脏不调，邪气蕴积于鼻，清道壅塞而然也。治之之法，寒则温之，热则清之，塞则通之，壅则散之，不越于斯。”表明宋以前，对鼻病病机的认识，主要是责之于肺的失调。另一方面，对鼻病与经脉的关系，又逐渐得到重视。如刘完素认为，鼻窒塞属“热客阳明”，喷嚏属“心火邪热客于阳明”。元明清时代，鼻肺相关论和鼻与阳明相关论都得到了相应了发展。如朱丹溪《脉因证治》说：“鼻为肺之窍，同心肺，上病而不利也。有寒有热。寒邪伤于皮毛，气不利而壅塞，热壅清道。”故明清时代，鼻病肺的病机亦多从寒热两类来认识。明代，方贤首先把鼻病肺与阳明病机相提并论。如《奇效良方》说：“鼻窒与嚏痒者，热客阳明胃之经也；鼽涕者，热客太阴肺之经也。盖鼻者，足阳明胃经所主，阳明之脉左右交，注于鼻孔；又鼻者肺之窍，而肺气通于鼻，其邪热干于二经，发于鼻，故为窒塞鼻涕之症证......治法观邪所中之何经治之，则不失矣。”尔后，虞抟、皇甫中、徐春甫、孙一奎、李时珍等医家，都从新的病症、病因病机和临床治疗方面，充实和丰富了鼻与肺和阳明相关的认识。至张景岳，对这些新的进展又进行了一次小结。如《景岳全书》说：“鼻者肺之窍，又曰天牝，乃宗气之道，而实心肺之门户。故经曰：心肺有病，而鼻为之不利也。然其经络所至，专属阳明；自山根以上，则连太阳、督脉，以通于脑。故此数经之病，皆能及之......总之，鼻病无他也，非风寒外感则内火上炎耳。外感者，治宜辛散；内热者，治宜清凉。知斯二者，则治鼻大纲尽乎是矣。”从此，鼻科领域中，鼻与肺和阳明相关的理论及其应用，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如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说：“是知初感风寒之邪，久则化热，热郁则气痹塞矣。治法利于开上宣郁，如苍耳子散、防风通圣散、川芎茶调散、菊花茶调散等类。先生则佐以荷叶边、苦丁茶、连翘之属，此外感宜辛散也。”反映了对鼻病治肺的治则治法认识的新进展。又如徐玉台《医学举要》说：“鼻中之病，手太阴手阳明主病......辛芷散统治鼻病。以白芷一两，散阳明之风，辛荑仁散太阴之风，苍耳仁散巅脑之风，并能祛腐止渊。薄荷叶气味俱轻，能上行至商之分。”高度地概括了鼻病之肺与阳明病机及其治则治法。现代医家也十分重视肺与阳明病机对鼻病的影响。如秦伯未《临证备要》指出：“鼻为肺病，职司呼吸；又因阳明之脉交于頞，循鼻旁，故鼻病以肺胃两经为主。”又如欧阳琦《证治概要》亦说：“鼻为肺窍，肺主呼吸之气，而气通于鼻......若风寒袭于外，侵及肺之所合(皮毛)，痰火逆于上，郁于肺之清道，则皆可使气息不利，产生鼻塞；鼻内有痈肿，鼻痔，息肉等阻塞，亦可使清道被阻塞而鼻塞不通。前者虽病在肺而症见于鼻，后者虽病在鼻而实发于肺。盖鼻痈，鼻痔，鼻生息肉，亦多由肺热上壅，郁于阳明经脉，日久结聚不散所致。”近年来根据鼻的组织解剖学，生理病理学(呼吸的生理病理，鼻肺反射，鼻对肺防御及其病理)与肺的关系，进一步从现代医学方面提出了鼻肺相关理论的科学依据。 6.咽喉与肺胃相关论 官窍脏腑相关学说在咽喉科最主要是“咽喉为肺胃之所系”说，它是研究咽喉生理病理及其疾病与肺胃关系的理论。《内经》对咽喉的论述颇多，涉及多个脏腑经脉。对其生理，认为“喉主天气，咽主地气”，“咽喉者水谷火道也；喉咙者，气火所以上下者也”，说明其与肺胃的关系为密切。《内经》之后，隋至宋代，是祖国医学咽喉生理学说发展的重要时期。首先，《诸病源候论》认为：“人阴阳之气出于肺，循喉咙而上下也。”同时又特别重视“咽喉者，肺胃之候也。”因此，对于咽喉的病因病机多认为是“风毒客于喉间”，或“脾胃有热”。唐代，孙思邈把咽门与喉咙分开，认为咽门为肝胆之所候，喉咙为脾胃之所候。至宋代王怀隐才正式提出了咽喉为肺胃之所系的认识。如《太平圣惠方》说：“夫咽喉者，生于肺胃之气也。咽者嚥也，空可咽物，又谓之嗌，主通利水谷，胃气之道路，故为胃之系。”从而成为后世关于咽喉为肺胃之所系说的主要理论根据。宋代陈无择《三因极一病症方论》：“夫喉以候气，咽以咽物。咽接三脘以通胃，喉通五脏以系肺。”《仁斋直方》亦说：“咽者胃之系，喉者肺气之所通。咽以嚥物，喉以候气，理一而分殊也。自其风邪客于喉间，气郁有热，则壅遏而为咽疼；自其热气生于肺胃，风毒蕴隆则肿结而为喉痹......”。但在宋代，咽喉为肺胃之所系说，主要是咽喉生理学的认识的观点，还没有很好地运用于对咽喉病因病机的认识和临床辨证施治的指导。宋代以后，主要是从明代开始，对咽喉病肺胃病机及其从肺胃论治的认识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如明代方隅《医林绳墨》说：“咽喉之症，未有不为肺胃二经为病也。”清代吴谦等《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决》中对咽喉病机有肺胃积热、胃火蒸肺、肺经风火、肺经郁热等认识及其相应的治则治法。唐宗海《血证论》对咽喉病症亦有肺火、胃火、肺胃虚火的认识及其相应的治法。所有这些，从临床方面大大地充实和丰富了咽喉为肺胃之所系说的学术理论。 以上，仅就官窍腑相关学说在耳鼻咽喉科各科中的主要方面进行了介绍。除此之外，耳鼻咽喉与其他脏腑经脉在生理病理及疾病防治方面的关系，也是官窍相关学说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有其历史发展源流的问题，但不占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