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道教法器的葫芦里边究竟是什么？

道家与道教并不是一回事，但二者却有密切的关系。先秦的道家哲学，是道教的思想基础之一。要搞清葫芦与道教关系的源头，有必要先看一看葫芦与道家的关系。道教奉老庄为其始主，并把老庄的著作作为自己的经典。在老子的《道德经》里，我们并没发现葫芦的踪影。但在庄子的著作中，却多次出现了'壶'、'瓢'的字样。最著名的，当然是《道遥游》中的一段论述了。

惠子谓庄子日:'魏王贻我大瓠之种，我树之成而实五百，以盛水浆，其坚不自举也。剖之以为瓢，则瓠落无所容，非不枵然大也，吾为其无用而掊之。'庄子日:'夫子固拙于用大矣。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不 纩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聚族而谋日:'我世世为讲 纩，不过数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请与之。'客得之，以说吴王。越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 之;能有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 纩，则所用之异 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忧其 瓠落无所容，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

　唐代成玄英解释云:'刺庄子之言不救时要，有同此言，应须 屏削也。'认为惠子以大瓠作比喻，意在讥讽庄子的思想大而无 当，没有什么实际用途。在惠子看来，葫芦虽然很大，用来盛水， 却不够坚固;剖开为瓢，又形平而浅，受水亦零落难容，只能算是无用之物。惠子注意的是葫芦的实用价值，并没有包含其他的 含义。惠子是名家的代表人物，主张'合同异'，认为事物的差别 都是相对的。他在这里强调葫芦的实用价值并不是偶然的，表现了先民早已形成的葫芦观念。庄子对惠子加以驳斥，是说惠 子'拙于用'，并没否定葫芦的实用价值;恰恰相反，他以为可用 大瓠做成小船而游于江湖之上，虽说意在表现他的人生理想，却 同样是基于葫芦的实用价值。

有的学者认为在《庄子》《列子》中出现过一个名叫'壶丘子林'的人物，又称'壶子'，是列子的老师，似乎可以与道家挂起钩来。在《庄子·应帝王》里，壶子是个'凝远神妙，难知本迹'得道极深的'至人'。但'壶丘'是复姓，而不是人名，有人把他说成是以葫芦作为别号，不过是臆测之词。

让我们再来看《韩非子·外储》中的一段话:'齐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谷见之日:。谷闻先生之义，不恃仰人而食。今谷有树瓠之道，坚如百，厚而无窍，献之。'仲日:'夫瓠所贵者，渭其可以盛也。今厚而无窍，则不可剖以盛物;而任重如坚石，则不可剖而以斟，吾无以瓠为也，曰:。然，谷将弃之。'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无益人之国，亦坚瓠之类也。'这里反映出的观念与庄子《逍遥游》几乎是相同的。韩非子虽然被司马迁在《史记》中与老、庄列入同传，但人们普遍认为他不是道家，而是法家。由此也可以看出，在先秦时朔，即使哲学观点不同的人，他们的葫芦观念却是完全相同的。这说明了什么呢?

在远古时代，葫芦在人们的生活中曾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我们知道，《诗经》有多处提到葫芦，但都是说的葫芦的食用和器用价值，而没有其他。如《小雅·南有嘉鱼》说:'南有 木，甘瓠累之。'朱嘉注日:'瓠有甘有苦，甘瓠则可食者也。另外《诗经·小雅·瓠叶》还说:'幡幡瓠叶，采之亨之。'幡幡，枝叶茂盛的样子。亨同烹，烹调的意思。这句意为将长得很茂盛的葫芦叶子摘下来，烹调成美味的食品。到后来，葫芦的吃法愈来愈多，元代的王祯《农书》说:'匏之为用甚广，大者可煮作素羹，可和肉而作荤羹，可蜜饯作果，可削条作干……又说:'瓠之为物也，累然而生，食之无穷，烹饪咸宜，最为佳蔬。'

可见古人是把葫芦作为瓜果菜蔬食用的，而且吃法多种多样，既可以烧汤，又可以作菜，既能腋制，也能干晒。葫芦开口做成各种形状的器具使用，也是葫芦的最早用途之一。首先是用来盛酒。古代酒器繁多，葫芦便很自然地被加工成酒杯。

《诗经》上说:'酌之用匏'，匏就是指的这种葫芦杯。古代有祭天之礼，也是使用葫芦酒杯，称为'鲍 爵'。《周礼》云:'其朝献用两著尊，其馈献用两壶尊。'后代封建 王朝行郊祀礼，承古法仍用匏爵。古人为什么如此看重'壶尊' 呢?《礼记》说:'器用陶、匏，贵其质也。'陶为土质，象征大地。匏，《说文》解释云:“从包从夸，声包，取其可包藏物也。”古人认为“匏”与“包”音，取其可包藏东西之意，象征上天容纳万物，博大精深。用陶、匏祭祀天地，寄托着祖先希冀上天赐福于他们的美好愿望。

至于葫芦作为其他日常用具，更是人们所熟知的。总之，人们对葫芦的最初认识是与它的实用价值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葫芦似乎还没有产生抽象的其他方面的涵义。

有的学者把先秦典籍中对葫芦的记载理解为一种崇拜，并且认为是一种生殖崇拜，鄙意以为大可商榷。对葫芦的崇拜确实是存在的，但并不是因为曾经存在着“葫芦生人”的观念，而是因为远古时代葫芦的实用价值给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二、葫芦与道教的最初联系

人们公认道教的真正创立是在东汉时期。也恰恰是在此后，我们发现葫芦与道教渐渐发生了联系。《后汉书·费长房传》有如下一段记载: 费长房者，汝南人也。曾为市掾。市中有老翁卖药，县一壶于肆头，及市罢，辄跳入壶中。市人莫之见，唯长房于楼上睹之，异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长房之意其神也，谓之曰“子明日更来。”长房旦日复诣翁，翁乃与俱入壶中。唯见玉堂严丽，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饮毕而出。

费长房是大了《神仙传》的，是著名的道教人物。他与葫芦的这段神奇关系，可能是葫芦与道教拉上关系的最早记载。《后汉书》最后成于南朝范哗之手，但自东汉为未亡时就已经官修了记载本朝历史的《东观汉记》;三国之后，又陆续出现了多种记载东汉历史的著作，或日《后汉书》，或日《续汉书》，或日《后汉记》。范哗的《后汉书》是以《东观汉记》为蓝本，杂取各家而成的。《后汉书》虽为正史之书，但它出自私人之手，取材又杂，所以其中掺入了神异的内容。这种情况当然不止《后汉书》，《史记》、《汉书》乃到至前代的《左传》等，都是如此，所以并不奇怪。《费长房传》中出现的这段葫芦故事，很明显是小说家言，肯定不符合历史。问题是，是什么因素使葫芦在这里与道家开始发生关系?范哗的这段资料来自何方?

我认为，《后汉书》上的这段葫芦的神奇故事来自佛教，是借鉴了佛经上的有关故事。佛经的汉译始自东汉，此后便对中国的文学艺术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志怪小说尤甚，这是人们熟知的事实。佛经中的《杂譬喻经》东汉时就己经翻译成汉文，其中有一篇题为《壶中人》的故事，尤其值得我们注意。这个故事说的是一个王子久居宫中，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外面的世界十分热闹，便偷偷出了宫门，入山中游玩: 时道边有树，下有好泉水。太子上树，逢见梵志，独行来入水池浴。出饭食，作术，吐出一壶，壶中有女人，与于屏处作家室。究志遂行卧。女人则复作术，吐出一壶，壶中有少年男子，复与共卧。已便吞壶。须臾，梵志起，复纳妇著壶中吞之，已，作杖而去。

这位王子回到宫中后，又准备了饭菜，把道人(即梵志)请到 宫中表演了一番。王子的用意是要在国王面前说明情爱的不可 避免，劝国王让宫中受到禁锢的宫女自由离去。

如果将此故事与上引《后汉书》中关于费长房的记载加以对 照，就会发现二者有几个相同点:

I·作术而进入葫芦的都是神异之人(卖药翁与梵志)。

2·故事主人翁者都是旁观者(费长房与王子)，而且都是在 高处偷看的(一在楼上，一在树上)。

3·故事中的人物都进入壶中，餐饮而返。

不同点是，梵志变化出了男女，王子始终只充当了旁观者; 费长房则随卖药翁进入壶中，也成了壶中人。

东汉是道教的形成期，宗教研究者公认，佛教的传人对道教的形成曾产生过促进作用，道家借用某些佛教的东西不但是可能的，也是必然的。葫芦后来与道教结下不解之缘，我以为正是对《杂譬喻经》这段故事借鉴的结果。

《后汉书》的作者借鉴这段故事的初衷是什么呢?如果再进一步探究，我们会发现这种借鉴可能只不过是由两个巧合引起的。一个是佛经故事中的“壶”字，一个是原译文将梵志译为“道人”。在《壶中人》里，“壶”并没明确指为葫芦，陶壶、瓷壶都是壶，更可能是指后者。

因为在佛经故事里，类似壶的盛具还有翁、钵等，都与葫芦无关。如《杂譬喻经》中还有一个《瓮中影》的故事，谓一妇人打开酒瓮，发现瓮中亦有一妇人，便怀疑是丈夫“金屋藏娇”，实不过是自己的影子耳。另外在《百喻经》里还有一篇《骆驼与瓮》的故事，说一个骆驼把头伸进瓮偷吃谷子，结果头卡在里面出不来。一个自作聪明的人想出一个办法，先把骆驼的头砍掉，然后砸破瓮。

问题解决了，骆驼也死了，瓮也破了。看来佛家颇喜欢在壶、瓮中演绎故事。根据故事内容，我们可以肯定佛经故事中的瓮或壶并不是葫芦。但在《后汉书》中，因为神人是卖药老翁，而且壶是随身携带的，显然只能被理解为葫芦(因为葫芦在古代的写法是“壶卢”或“壶”)，而不会是其他壶。也即是说，这里出现了一个偷换概念的手法，佛经中的“壶”，在不知觉中变成了葫芦。我们不知道这种变化是出于偶然的误会还是有意识的行为，但是自此之后，葫芦成了道家的一个重要法器。

其二，佛经中的“道人”是指有道之人，实际上指的是佛家;《后汉书》写的费长房是道家，称为“道人”正合适，所以佛家的“道人”又摇身一变而成了中国道家的“道人”。

妙的是，这两处改变因为借助了上述巧合，所以显得天衣无缝。道家一开始就相信炼丹能使人长生不老，在创教过程中，不少道士将医病作为传教的手段。《后汉书》记张角谓其“自称贤 良大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而以葫芦作为盛药的器物，显然在人类的 早期就已经出现了。因为葫芦干燥而体轻，密封性能又好，既防 潮又保温，可以保证药物不会霉坏变质。所以葫芦在很早以前 就成为医家的标志。

费长房见到的既然是卖药翁，那么他身边 挂个盛药的葫芦是顺理成章之事。因此，《后汉书》对佛经故事的借鉴并不是凭空而为，实际上还结合了医家的实际传统。正因为如此，这种借鉴愈显得巧妙，真可以说是天衣无缝。

模仿《壶中人》而创作成中国式的故事并不止《后汉书》，不过有的作者在借用时并没有完全抹去原来的痕迹，如东晋苟氏的《灵鬼志》中有一则也是据《壶中人》变化而成的，但却写明了主人公是外国道人，开篇就说:“太元十二年，有道人外国来，能吞刀吐火，吐珠玉金银。”

作者为什么要写明是外国道人呢?这是他的诚实之处，说明他也是引自佛经故事。后面的故事情节有所变化，原来故事中的壶不是改成葫芦而是改成了笼，外国道人钻进笼里，极尽变化之能事。吐出妇人并与之共食等情节则全同《壶中人》。

南朝吴均的《续齐谐记》中也有一则，题为《阳羡书生》，把道人改成了一位年轻的书生，其他情节则与《灵鬼志》完全相同。《灵鬼志》中的故事直接来自佛经的可能性很大，而《阳羡书生》则可能是据《灵鬼志》又加以改写的。

魏晋时期的志人小说受佛经影响很重，故事人物、情节的模仿触目皆是，《壶中人》故事不过是其中一个。当然，这几个故事(包括《费长房传》)谁先谁后，还难以肯定，因为《后汉书》虽然写的是东汉历史，而成书则是在南朝，使用的材料从东汉至南朝的都有，所以我们不能肯定地说《费长房传》的记载是最早的。但不管孰早孰晚，是直接还是间接，有关葫芦的情节是来自佛经，则是没有疑问的了。

三、“壶天”与“壶中日月”

从理论上讲，葫芦与道教的关系如果已经确定下来，那么将葫芦作为自己的身份的标志应该是道家比较普遍的做法。但我们注意到，《后汉书》中记载的道家人物甚多，与葫芦有关系的却只有费长房一人，那么原因何在呢?我以为，这正说明葫芦与道教的关系还刚刚处在萌芽状态，它还要经过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由个别到一般，由偶然到必然的变化过程。如前所述，葫芦成为医家的标志应该是很早以前的事，但它仅作为盛药的器具而存在，并无宗教的含义。

但在《费长房传》中，葫芦除了可以盛药，还变成只有神人可以出入的洞天福地，它的作用被神化，它的宗教含义被突现出来，而且后来越来越显著。葛洪的《神仙传》写费长房事，干脆直接把卖药的老翁改成“壶公”，进一步突出了葫芦的作用，将葫芦与道教更紧密地拴到一起，二者的关系从偶然走向必然。所以类似的壶公后来出现了不止一个，《水经注》记有一个王姓的壶公，《三洞珠囊》记一个姓谢的壶公。唐代《云笈七签》中亦有一则记载:“(施存)学大丹之道……后遇张申为云台治官，常悬一壶，如五升器大，变化为天地，中有日月，如世间，夜宿其内，自号‘壶天’，人谓‘壶公’。”这些“壶公”们其实都是“壶中人”的变种，都是来自佛经故事。

自从葫芦成为道家的法器和特殊标志后，它的作用变得越来越神秘，担负的功能也越来越重要。后来又逐渐变成神仙之境的代名词，成为道家终生追求的理想境界。秦汉时，无论正史还是野史，虽都称海中三山(即方丈、蓬莱、瀛洲)为神仙所居之地，并千方百计以求之，但与葫芦并无牵扯。但到了东晋，王嘉的《拾遗记》就开始改称三山为“三壶”:“三壶，则海中三山也:一日方壶，则方丈也;二日蓬壶，则蓬莱也;三日瀛壶，则瀛洲也。形如壶器。此三山上广、中狭、下方，皆如工制，犹华山之似削成。”

而且他还说“三壶”的说法出自西汉东方朔的《宝瓮铭》，不过后一点我们缺乏资料证明。既然葫芦己经有了“仙气”，将这三座山都说成是葫芦形，真正的寓意是把它们比作仙境。至唐代，葫芦与道教的特殊关系进一步为人们认可，葫芦又被人称为“壶天”或“壶中日月”，成为诗人们常常吟咏的神仙之境。如张乔:“洞水流花草，壶天闭雪春。”

李白:“何当脱屣谢时去，壶中自有日月天。''壶中日月存心近，岛外烟霞入梦清。”白居易:“谁知市南地，转作壶中天。“宋陆游”:葫芦虽小藏天地，伴我云山万里身。”

从此之后，葫芦在道教中的地位便真正确立下来了。后世的画家画道家，总不忘画个葫芦，葫芦里装的是济世救人的灵丹妙药;寿星老也是葫芦不离身，因为在“壶天”里肯定是长寿的。

与葫芦的宗教意义相联系，葫芦还是文人隐士们的精神寄托之所。那些仕途上不得志或科举失意的文人，不仅寄迹山林之间，而且总不忘身边带个葫芦以示清高，葫芦的含义便也愈来愈玄虚了。像明末浙江秀水的文人王应芳，因不满于现实，便弃官归里，以种梅匏自娱。

另一位著名文人巢盛明，也是个明末遗民，对满清的统治不满，便回到家里盖了几间草房，以种桔治匏聊度晚年了。他们都是以弄葫芦来显示自己不与人同流合污的清高孤芳之志。其中虽然也有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安贫乐道的意思，但更主要的还是道家的出世之想，欲在“壶天”里寻觅一种理想的或者说是虚无的境界，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