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读书】经典话语的再阐释与阐释主体的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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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读书】
经典话语的再阐释与阐释主体的再思考
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 程 志
经典作为文学再生产的文本总是成为反复被提及、被论证与被阐释的对象。它们无论对于形构民族文化还是构筑民族认同，乃至形成共同体式的心理范式和文化表征，都有着恒久而又不可撼动的力量。同样，文化也是在经典的历代阐释中，通过迭代话语系统来形成历史纵览和现实思考，从而实现不断发展。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经典代表着“不变的持久力”和“变革的创造力”。在此双重视域下，经典便能在时代的发展中不断阐释自我并生产自我。故而，当我们今天回望经典时，才会发现其中有一些已经浸润到日常生活和我们的血液之中，成为民族的性格，以某种心理踪迹拓印成我们彼此认同的基因密码。
基于此，当笔者阅读王登峰和陶继新两位学者就“经典”这个话题展开论述的文字时，才会有如此多的共鸣。这本《培根铸魂话经典：王登峰、陶继新对话录》是当代读书人对经典的又一次回眸，并借由这次回眸谈论诸多与经典阅读相关的问题，比如对“国学热”的思考，对中小学经典课程建设的观察，对《论语》等经典著作的现代理解等，尽管二人拥有不同的观察视角。王登峰现在是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还是北京大学心理学院博士生导师，同时拥有官员和学者身份的他，始终对经典问题既有一线考察实践的认知，又能够从学理认知的角度展开深度讨论。而陶继新作为教育媒体人和古代经典研究者，同样长年关注着经典、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的传承与发展问题。
一
毋庸置疑，对经典问题的探讨都是从“经典”这一概念谈起的。对“经典”这一概念的界定素来众说纷纭，其中以卡尔维诺的定义广为人知。而从词源学进行考证，经典一词源于希腊文kanon，为“尺度”之意。“从公元2世纪起，kanon一词被用作'信仰的准则’之意。”因此，不难看出，经典带有某种“标准性”意义，很大程度上是人们所共守的价值基座，即经典必然伴随着时间维度上的恒定性，且始终拥有一种被重拾、被阅读的“吸引力”。它们伴随着人们对人文历史的思考和对现实世界的认知，共同组成了经典的时代性与“地层感”。从卡尔维诺的认知而言，通俗意义上，人们会认为：“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因此，从这个意义而言，王、陶二位学者的对话是基于各自“重读”意义上的探讨，是带有各自知识世界的“认知偏差”的。尽管如此，也正因为“认知偏差”的存在，才造就了对话空间的延展和二者相互补白的“和谐之音”。
从本书题目可以看出，“话经典”是手段，通过二位对共同熟知的经典进行阐释才能进一步明晰民族之“根”和民族之“魂”之所在。当然，民族的文化根脉其实就在我们几千年来所积淀的那些被反复重读又被反复解构的范式性文本上。以《论语》为例，在笔者目力所及的范围内，就有多种对《论语》进行阐释的文本，而这些再阐释的文本也有再度被奉为经典的，比如古人朱熹之《四书章句集注》、张居正之《论语别裁》，近人钱穆之《论语新解》、杨伯峻之《论语译注》，今人南怀瑾版本之《论语别裁》、李泽厚之《论语今读》等，不一而足。恰恰是因为一代有一代之“论语”，所以才造就了今人对《论语》理解的丰富性，而以《论语》为代表的传统经典则成为解构民族文化密码的入口。唯有当我们了解自身的传统文化时，我们才能更好地锚定自己的价值坐标和历史方位。正如1988年75位诺贝尔奖得主齐集巴黎时声称的那样：人类要解决21世纪面临的问题，就应当到东方孔子那里去寻找智慧。是的，诚如古希腊智者所言，“认识你自己”，唯有清晰地认识自己，才能清楚脚下所站立的这片土地，而这份清醒的认知便是哲学意义上的“本体”意义。只有当自我本体与这片大地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和文化共振时，我们才能真正识别自己的文化基因，才能更好地走向世界、悦纳自己并融入“他者”文化。
二
解读这本书的第二个关键词，笔者认为应该是“对话”。什么是对话？对话是一种公共精神的建立，也是一种基于自我认知基础上的相互确认、彼此认同的实践方法。在书中，王、陶二位学者始终在用一种文化体认的方式展开彼此对经典的解读。而“对话体”正好也契合了书中大量引用的一个经典文本——《论语》的体例。所谓对话，应该是一种平行的话语方式，二者处于一种复调状态，彼此相互独立而存在。根据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可知，“语言的整个生命，不论是在哪一个运用领域里（日常生活、公事交往、科学、文艺等），无不渗透着对话关系”。因此，对话其实是人类公共生活的基本形态。没有对话，人们将生活在精神的孤岛之中。而对话局面形成的基本条件，就是允许“两个声音”的同时存在。人们在对话生活中，标识的不仅是语言上的交流状态，还是更为宽泛意义上的包括言语交际行为在内的意识形态、审美心理、文化范式上的互动与交流。
《培根铸魂话经典：王登峰、陶继新对话录》这本书，就是建立在海德格尔所言的“前文化心理结构”基础之上。他们试图用“对话”的方式勾连不同时代人们对民族共同文化符号的编码与解码过程，从而达到主体间的“理解”与“共识”，而“对话也就发生在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理解过程中”。比如正是在二者的探讨中，才发掘了中华经典的两大特质：人文日新与立己达人。为何会对中华经典特质有如此阐释？难道不是因为二者在复调同步的对话中就同一个问题达成了共识吗？比如陶继新从孔子思想核心“仁”出发阐释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与“人本情怀”，而王登峰则从《易传》《周易》和《礼记》等经典文本中找寻案例来佐证中国文化的“人文性”。可见正是基于不同知识结构，但又建筑在共同文化记忆基础上的交流，才达成了公共对话的可能。
三
当我们将经典作为对话的基础并得出各自或同或异的看法时，这一行为本身便是对经典进行解码。而当我们通过解读文化甚至通过课程建设的方式让经典文本成为课堂文本时，其实也是在进行文化编码。当然，也可以称之为某种意义上的“文化再造”，是独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系统再生产的过程。无论是本书中所提倡的“读经典之书”，还是“育有根之人”，一个重要的途径便是解读出属于这个时代的“文化经典”。所谓亲近母语，既是传承意义上的亲近，更是创造意义上的“亲近”。从语言嬗变的角度而言，每年都会产生属于这个时代的“语词”，而这些语词的生产不是无中生有的，而是从时代性的现实文化生活中产生并通过媒介得以传播开来形成文化现象的。那么，如今大众媒介如此发达，乃至当我们来到数字时代，我们如何看待今天的经典传承问题？笔者始终有一个观点，无论时代如何变化，经典文本始终是民族文化的根脉所在；无论外在的媒介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学习经典、诵读经典、将经典与日常生活融合始终是我们对待经典以及对话经典的重要方式。
唯有注重对经典的传承，并时刻注意发展性、创新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的问题，才能在这个所谓的“后真相时代”获得一种关乎内心的真相、生活的真实。诚如本书中所警示的，我们在传播经典的过程中，在对经典进行现代化转换时，要时刻注意“形式上与时俱进、内容上结合实际、顺序上讲究规律、境界上追求审美”。做到以上要求，才能真正在现实需要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可资镜鉴的标准，既能让经典的学习得到学校和全社会的支撑，又能让人通过学习经典，不断回望那个悠然而宁静的古典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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