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诊的起源与发展（二）
宋金时期，舌诊已越来越多地引起医家的重视，如朱肱在《活人书》中说：“背恶寒有两证，三阳合病背恶寒者，口中不仁，口燥舌千也。少阴病背恶寒者，口中和也，以此别之。”前者属热证，后者属寒证，是以口干舌燥之有无来分辨热证和寒证。钱乙在《小儿药证直诀》里提出“弄舌”这一舌态。他说：“脾脏微热，令舌络微紧，时时舒舌，治之勿用玲药及下之，大病未已，弄舌者凶。”弄舌主热板动风，或正气欲绝之候。尤见钱氏对舌诊的观察非常仔细。
郭雍着《伤寒补亡论》中指出，舌苔干燥，皆是热郓伤津的表现。他说：“胸中烦躁，心中懊侬，舌上燥渴，脉沉滑者，皆热证也。”又说：“病人口燥，舌干丽渴，其脉尺寸俱沉者，少阴受病也。”又说：“厥阴经紧则引舌与卵，故舌卷而囊缩；若缓则舌萎，声不得前。”郭雍不但将舌的不同变化作为鉴别证候的虚实寒热的重要方法之一，并将舌诊与脉诊结合起来，使脉舌统一。李东垣从脾胃论的观点，反复提出舌诊与脾胃的关系，如指出饮食不节，可以引起舌干燥；肝气横逆克伐脾胃亦能引起舌干燥，脾阳不提也可以弓起舌干，虽热同是“舌干”，但可以出现在不同的证燥之中，临床上需要细心鉴别，在客观上起到了强调综合分析辨证的重要意义。
元代出现了第一部舌诊专着《敖氏伤寒金镜录》，形成舌诊发展的新阶段。敖氏有舌诀十二首，原书已佚，敖氏何许人亦无从查考。现传世之书为杜清碧修改本。杜氏于元至正年间，刊行《敖氏伤寒金镜录》，杜氏以敖氏原十二舌为基础，“犹恐未，复作二十四图”，计辨舌三十六法。杜氏认为此书有“推源寻流，实可决生死之妙也”。明代着名医家薛已亦说：“元敖氏辨舌三十六法，传变吉凶，深为元妙。”又说：“旧有《敖氏金镜录》一篇，专以舌色视病，既图其状，复着其情，而后别其方药，开卷照然，一览具在，虽不期乎仲景之书，而自悉合乎仲景之道，可谓深丽通。约丽要者矣，予昔承乏留都，尝刻之太医官舍，本皆绘以五彩，恐其久而色渝，而致谬误，乃分注其色于上，使人得以意会焉，逆命工登梓，名之日《外伤金镜录》。”又说：“人之一身，皆受生于天，心名天君，故脉为此身之主。舌乃心之苗，凡身之病，岂有不见于此者，尚何内外之间哉，特患人之不化耳。”薛氏不但为舌诊找到了理论根提，于伤寒及其他内外科疾病皆能反映于舌，因此认为《金镜录》不独应用于伤寒，亦能将其扩大应用于其他疾病。
明代陈楠对《金镜录》提为推崇，并认为“脉理玄妙，形但难辨”，所以庸医不易掌提，因此杀人，极力推祟本书，并广为传播。他说：“元若敖氏，抱独见之明，着《金镜录》一书，只以舌证，不以脉辨，其法浅而易知，试而辄效，诚千载不偶之秘书也，予在南部，偶得此书，深珍重之，后会付宪笃齐汤公，出是编示之，提称其善，已命工梓行会稽郡矣，以广其传云。”陈氏重舌轻脉来免失偏。卢复认为此书局限于伤寒不够全面，他说：“敖氏不知何许人，有舌法十二首，以验伤寒表里，杜清碧又增定焉，薛立斋再加润色，流行于世，卷佚单薄，虽传不能久存也。此法大裨伤寒家，乃识伤寒之镜法，人身伤寒，气从同类，则肾水有余，而凌犯心火矣，所谓人伤于寒，则为病热者此也，故色见徵于心之苗，茁者，其舌也，欲辨内外风寒者，非舌不可为据。敖与杜虽能传之，但尚未达其所以然，丽予姑妄拟之如此。伤寒侬视舌识病，则风、暑、湿恐亦有定法，当俟后之作者。”
《金镜录》的出现，对于祖国医学的舌诊学来说，是一块里程碑，尽管其中存在不少缺点，尤其单纯以舌辨证，失于片面，所列方剂，多出于《伤寒论》，亦有牵强附会，过于呆板之弊，但它开拓舌诊专着之先河，对以后舌诊学的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对于以“平脉辨证”为经典方法的诊法，亦是一个冲击。《金镜录》虽然对“平脉辨证”的经典方法进行了冲击，但在很长时间并未能引起多大反响，在长达200年的时间，未能受到医家的应有重视。其主要原因是因为千余年来，张仲景“平脉辨证”的经典方法的诊法，一直占领着统治地位，历代医家将其奉为龟鉴，凡不尊仲景之法者，皆祖为离经叛道，在这种伤寒一统天下的情况下，敖氏之说就很难引起人们的重视，《金镜录》亦就很难广为流传。一直到明代嘉靖年间《金镜录》才被薛已偶然发现，并祖力推崇，从新刊行。但薛氏只推崇他认为“与仲景钤法典旨同者”的部分，面他认为，于伤寒家多有不切”的部分并不推崇。其次《金镜录》每列一舌，后附方药，其方多出于《伤寒论》，只以舌辨证，全然没有仲景辨证的观点，方法过于死板，亦难为伤寒家所接受。再者《余镜录》舌与苔的配合形式亦多不切合实际，临床实用价值不高，如文中白苔舌“舌见白苔滑者，邪初人里也，丹田有热，胸中有寒，乃少阳半表半里之证，宜用小柴胡汤，栀子豉汤治之”。舌苔白滑乃为表证挟湿之证，而决非是上寒下热证。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舌诊学的发展一直较为缓慢，其转折点是从明代开始，到清代湿热学说的兴起，舌诊学的发展始进入了余盛时期。
明清以后，舌诊学得到广泛的应用和全面的发展，尤其清代温热学说的兴起，对舌诊的重视和研究远远超过了脉学，舌诊论着，层出不究，甚至轻脉重舌者，亦不乏其人，如薛生白说“湿热之症，脉无定体，或洪或缓，或伏或细。各陡证见，不拘一格，故难以一定之脉，拘定后人眼目也。”从中可以看出对舌诊的重视程度。这一时期主要的舌诊着作有：明末申斗垣的《伤寒观舌心法》：本书在《伤寒金镜录》的基础上，发展为一百三十七舌，集明代以前舌诊之大成。清初张诞先着《伤寒舌鉴》，在《伤寒观舌心法》的基础上，增损为一百二十图，分为白、黑、黄、灰、红、紫、霉酱、蓝等八类，每类除总论外，各种图形均有说明，以舌辨证，简明扼要。后傅松元又在《敖氏伤寒金镜录》、《伤寒观舌心法》、《伤寒舌鉴》及叶天士观舌法的基础上，视括伤寒、湿病、杂病各种验舌方法，编着《舌胎统志》。他以舌色为靖，分为枯白、淡白、淡红、正红、绛、紫、青、黑八门，每一种舌插人各种舌苔，以做为临床辨证的依据。他说：“余尝历览《金镜录》之三十六图，《观舌心法》之百有三十七图，张诞先《伤寒舌鉴》之百二十图，叶天士湿证舌辨之做百言，虽议论颇详，惜只辨于伤寒之门，绝不与杂证同谈，不知杂证在里之邪，昭昭于舌上者，也复不少，然则采伤寒门之捷径，以补杂证中之妙用，又岂不可！因作《舌胎槐志》，缵伤寒之傍门，开杂证之便道，汇成一书，以公同志。”又有刘以仁编《活人心法》内有蜀人王文选《舌鉴》一卷，集《伤寒金镜录》三十六舌、张诞先一百二十舌、段正谊《湿疫论》十三舌靖损为一百四十九舌，对舌诊辨证经验颇有补充。梁特岩十分推崇张诞先之《伤寒舌鉴》，欲求未获，而仅得王文选之《舌鉴》，他认为《舌鉴》有几点不妥：
1、太拘执五行，以色之生克来判断疾病的轻重生死，不妥；
2、拘执伤寒日数，不知疾病有千变万化，安能拘执古法；
3、只以舌色辨伤寒，而不知辨种种杂证。
因此他将王氏《舌鉴》原文逐条加以辨证，并增加了杂证的辨舌方法，编着《舌鉴辨正》，卷首冠以全舌分经图，并附绘图一百四十九幅，颇为领细。近年来出版的还有刘恒瑞的《察舌辨证新法》，主要论述了白、黄、黑三种舌苔的辨证方法，并论及舌苔变化的吉凶和苔之真退假退，瑞论结合实际，颇能指导临床。曹炳章的《彩图辨舌指南》，广集古今中外有关舌苔文献编辑而成，并绘有彩图一百二十二幅，墨图六幅，以现代医学之解剖、组织、生理学的观点，阐述祖国医学舌诊的原理，集历代舌诊精华于一书，是学习和研究舌诊的重要参考书。
杨云峰的《临证验舌法》以舌质与舌苔的形色——浮、胖、坚、敛、干、燥、滑、润、黑、白、青、黄来分析病情的阴阳虚实，辨证论治，颇能切合实际。邱骏声的《国医舌诊学》是综述性质的舌诊书。方仁渊的《舌苔歌》、陈景歧的《辨舌入门》、缪宏仁的《舌诊学》、何舒的《舌诊问答》等，皆通俗易懂，对初学入门者，颇较适宜。历代有关舌诊的论述还见于李楗的《医学入门》、王肯堂的《证治准绳》、何梦瑶的《医碥》、张介宾的《景岳垒书》、陈士铎的《石宜秘录》、胡玉海的《伤寒一书》、林之翰的《四诊抉微》、张石顽的《伤寒绪论》、叶天士的《温热论》《石芾南的《医原>、吴坤安的《伤寒指掌》、章楠的《伤寒论本旨》、王孟英的《温热经纬》、汪宏的《望诊遵经》、周学海的《周氏医学丛书》等各种书中，皆有精辟的见解和独到之处。尤其是叶天士对于温热病的验舌，言简意赅，对于指导临床治疗温热病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解放以后，众多热爱祖国医学的人，对祖国医学这一伟大宝库进行挖掘整理，舌诊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他们学习先贤的经验，结合临床观察，进行客观分析，并运用现代医学科学技术，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实事证明，舌诊在反应机体内的生理病理变化，指导临床辨证论治，确有科学的根据和独特的意义，有关的文献资料不下百数十篇，60年代北京中医学院编撰的《中医舌诊》，是根据祖国医学的理论，总结历代舌诊学的成就，以舌质舌苔为纲，以舌体、舌色、苔质、苔色为目，及舌与苔的结合，系统地将诊察舌苔的知识，简明扼要地予以阐述，自出版以来，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1976年再版时又做了必要的修改，增加了有关的现代医学内容，是解放以来一部较好的舌诊专着。
还应特别指出的是，一部分热爱祖国医学的西医同道，对于祖国医学的舌诊学亦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有关的研究文章各种期刊披露极多，其中尤以上海陈泽林、陈梅芳氏于1963年着刊的《舌诊研究》最为突出，此书广博中外学者有关文献，运用现代科学仪器，采用现代科研成果，对舌质、舌苔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应用现代医学的解剖学、组织学、生理学、生物化学等知识，阐述各类舌象的形成机制，在系统整理先贤对各种舌象的分类及临床意义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实际观察，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对每一类病理舌象都提出几种简明扼要的临床辨证意义，并附有各种舌象彩图80余幅。书中贯彻中西医结合精神，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堪称一部非常好的舌诊专着，此书无论对研究中医学的学者，还是中医，西医学习中医的医师，以及中医院校的学生都是一本极好的参考书。
总之，舌诊起源手《内经》、《难经》、《伤寒》，张仲景首将舌与苔加以区别，并具体运用到辨证论治中，为以后舌诊学的理立起到了引导作用。晋代王叔和的《脉经》及隋唐以后的众多医家在《内经》、《难经》、《伤寒》的基础上，对舌诊的内容都有所补充和发展。元代《敖氏伤寒金镜录》的出现，宜告舌诊学的建立，将舌诊傲为中医学主要的诊断方法之一的地位理定下来。明清以来，由于温热学说的兴起，舌诊学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有关舌诊专着，文献屡见不鲜，内容也日臻完善，至此，舌诊学的发展远远超过脉学的发展，因此出现了重舌轻脉的倾向。解放以后，在党的挖掘整现祖国医学伟大宝库的号召下，广大的医务工作者，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北京中医学院以传统的方法编撰了《中医舌诊》，系统介绍了舌诊学的内容和临床意义，很有实用价值。陈泽林、陈梅芳氏采用现代科学方法，对舌象进行了研究，编撰了《舌诊研兖》，阐明了各类舌象的形成机制及临床应用价值，二部书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各具千秋。实践证明，舌诊无论是反应机体内的生理、病理变化，还是指导临床辨证，确有科学的根据和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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