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筝》全剧落幕，再来说说柳云龙的谍战旧作《暗算》

老周

摘要：最近引起全民追剧的谍战剧《风筝》终于全剧落幕，在众多对《风筝》剧评之后，不妨再来说说柳云龙2006年的谍战剧《暗算》三部曲，看看柳云龙到底在谍战剧的道路上进步了多少？

图1：谍战剧《暗算》的海报

暗算的成功

最近引起全民追剧的谍战剧《风筝》终于全剧落幕，这部谍战剧的导演柳云龙被誉为中国“谍战剧教父”，他的作品几乎清一色都是谍战题材，2006年放映的《暗算》三部曲就是柳云龙早期的标志性作品。

图2：被誉为中国“谍战剧教父”的柳云龙

随着《暗算》的热播，就有不少朋友问老周，在特殊战线上是否真有像阿炳、黄依依这样的人？我只能很无奈地回答，因为无线电侦听和密码破译是国家安全部门中最机密的领域，出于保密的考虑，即便在现实中有原型人物也是不会公开宣传的，所以这个问题老周也回答不上来了。而电视剧《暗算》是根据麦家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此前麦家曾发表过类似题材的长篇小说《解密》，因此得以结识了很多在这个秘密战线上的高级将领和资深人士，和这些人的交往正是《暗算》写作的前因，据说小说《暗算》正是在两位长期在秘密战线上工作的老将军帮助下才得已完成。所以笔者以为，电视剧里的有关人物肯定会有原型，只是因为秘密战线工作的特性而不得不湮没在大众的视线之下，或许这样，这些真正的无名英雄才更值得我们敬仰。

图3：小说《暗算》的封面

但是对于第三部《捕风》，对历史有所了解的人自然会联想到30年代那段风雷激荡的岁月中某些故事和人物的影子。很多朋友在全篇的三部曲中，都感觉《捕风》更好看，诚然，《捕风》中充满哲理与睿智的台词，往往会很轻柔地触动心底最脆弱的心弦。而给更多的朋友留下深刻印象的，自然非那曲探戈莫属——据说当初在编剧时曾为选择什么舞而讨论了很久，最后之所以决定用探戈。因为只有探戈的纵情是沉静内敛而不是热烈宣泄的，因为只有在探戈之中飘逸着一种淡淡的忧伤，使探戈具有一种不可言传的动人意味。而当钱之江与唐一娜在最后晚餐的餐桌上跳起探戈时，表现的不仅是钱之江的高贵气质，更多的是表现他笑面生死的气概，用浪漫的舞蹈来展现地下共产党员在刀尖上行走的胆略，无疑是一种创举。

图4：《暗算》中钱之江与唐一娜跳探戈

暇不掩玉的BUG

图5：《暗算》剧中淞沪警备司令部刘司令

其二，从南京专程赶来负责这个案件的戴主任，不时提到是奉“戴老板”之名，可以说，在民国特工史上，提到“戴老板”，自然就是声名赫赫的军统头目戴笠，而戴主任又偏偏姓戴，想让人不往戴笠身上靠都难。这样的安排，也许是一提到特务，就会想到军统想到戴笠的思维定势所然，但是恰恰在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1930年代时，戴笠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他1928年才刚刚担任军事委员会上尉联络参谋，负责领导一个规模很小的情报搜集小组。直到1932年4月才出任刚刚成立的复兴社特务处（即日后军统的前身）处长，而且即便是复兴社特务处，其主要工作对象也只是军阀和政客。在30年代，主要负责针对中共地下党的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也就是后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中统）的前身。

其三，在《暗算》中，多次提到“国防部”，而30年代国民党政府机构中根本就没有“国防部”，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军事领导机构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辖军政部、军令部、政治部。直到抗战战胜利后的1946年6月1日才效仿美国第一次设立国防部，首任国防部长为白崇禧。

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瑕疵，但作为一部娱乐性质的电视连续剧，能有这样的成绩，已经很不错了。

钱之江的原型

说到《捕风》的一号男主角钱之江，老周马上就想到了被誉为“龙潭前三杰”之一的钱壮飞，都姓钱，也都是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卧底，还都是搞无线电密码，相似之处实在太多了。所谓“龙潭”就是形容卧底工作的异常艰险的环境就如同龙潭虎穴，三杰就是指卧底工作最杰出的三人。这一说法源自周恩来1949年7月和同样打入国民党执行卧底任务的熊向晖谈话时说：“在我们党的情报工作中，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可以说是‘前三杰’，你和陈忠经、申健是‘后三杰’。”

钱壮飞，原名钱壮秋，别名钱潮，1896年9月25日出生在浙江省吴兴县（今浙江省湖州市），中学未毕业便因父亲去世家庭破产而辍学，只身流落到北京，1914年春考入北京医科专门学校，毕业后挂牌行医的同时还兼报馆编辑。1925年由其内弟张暹仲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钱壮飞博学多才，兴趣广泛，颇有艺术细胞。1926年参与创办光华影片公司，这期间与演员胡底（中共地下党员）交往密切，后来成为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当年大受好评的武侠影片《燕山侠影》就是由钱壮飞编剧、导演并主演的。后来钱壮飞卧底身份暴露，来到中央苏区，不仅对红军的情报、保卫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还积极参与了红军的政治宣传和文化娱乐工作，他曾兼任中央苏区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的特约漫画家、高尔基戏剧学校的义务教员。在红军中还经常编剧、导演和演出话剧、活报剧等，创建“八一剧团”，成为闻名遐迩的“红色戏剧家”。钱壮飞还设计了“红都”瑞金的五大建筑（他设计的红军烈士纪念塔、苏维埃大会会场解放后都照原样重建）、苏维埃政府各部门的印信和著名的红星勋章。钱壮飞的儿女也受到家传的艺术熏陶，后来都走上了从影的道路，他女儿就是30年代著名影星黎莉莉，儿子钱江先是电影摄影师，后来做了导演，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中央新闻电影纪录片厂厂长，80年代曾编剧并执导描述钱壮飞卧底生涯的影片《金陵之夜》。

图6：钱壮飞

图7：龙潭前三杰，左起胡底、李克农、钱壮飞

身为徐恩曾的私人机要秘书，不但普通密级的情报自然都不在话下，而且钱壮飞利用机会复制了徐恩曾亲自翻译的最高密级的密码本，从此调查科从各地各渠道送呈徐恩曾的文件、电报，无论什么密级都被钱壮飞所掌握，由此得到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最高核心机密，为党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政治方面的重要情报，如蒋介石准备发动第一、二次“围剿”苏区的作战部署等绝密战略情报和国民党高级军官使用的密码本等核心机密。

1931年4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委成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供出了武汉地下党组织、红二方面军驻武汉办事处、江苏省委机关、党中央在上海的所在地以及周恩来、瞿秋白、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住所地址等核心机密，使党在上海的中央机关和中共负责同志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此危急关头，钱壮飞及时将这一重要情报送交给党中央，使周恩来迅速采取一系列果断措施，在第一时间里进行了大转移，使党避免了一场后果十分严重的大破坏，保卫了党中央。

但钱壮飞等人的卧底身份也因此暴露，无法继续在上海开展工作，便辗转广东汕头、潮州、大埔等地，于1931年8月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先后任苏维埃国家政治保卫局部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局局长、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和中革军委情报局（二局）副局长等职，对红军的情报、保卫和建立无线电侦察手段等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4年10月，钱壮飞和军委二局编入中央军委纵队参加长征。在长征途中，他带领二局坚持一边行军一边工作，保证无线电侦听情报24小时不间断。1935年遵义会议后任红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未到职）。1935年4月1日在南渡乌江时，因躲避敌机轰炸与部队走散，落单后被当地地主民团杀害于乌江北岸的金沙县后山乡境内。

多年以后，周恩来提到钱壮飞依旧满怀深情地说，“要不是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人都会死在国民党反动派手里。钱壮飞同志在对敌斗争中立下的丰功伟绩，的确使我们的党少走了弯路，全党将永远纪念他！”

秘密会议

《暗算》中最后钱之江以生命为代价保护的是中央特使在上海召开的重建地下党组织的会议，而历史上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高级别会议还真有不少，其中以医院作为会议场地的就是1930年5月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

1930年1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共产国际意见，决定先在上海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然后再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并决定罗章龙任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主任，林育南任秘书长，由林育南全面负责会议的筹备工作。

2月，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通知，开始布置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2月15日，中共中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联名向全国各革命团体和革命群众发出了《召集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宣言》，号召各地的苏维埃政权、各红军游击队及其他一切农民团体与武装组织，都要派其主要负责代表来参加这次大会。2月17日，中共中央致信全国总工会，讨论如何筹备这次会议的问题，并提出了在5月30日召开会议的建议。3月初，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表示完全接受中共中央的建议，共同来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

经过近三个月左右的准备，中共中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中执委共同发起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5月开幕。这次会议包括预备会议和正式会议。

预备会议原定于五一劳动节开幕。由于各地代表参加五一示威的准备工作，不能如期到会，遂改在5月5日马克思诞辰纪念日开幕，5月10日闭幕。出席代表人数总共57人。预备会议的会址选在卡尔登剧场（今长江剧场，黄河路21号）后面的白克路（今凤阳路）上一幢宽敞的楼房，由李一氓夫妇和两个孩子，再加上赵毅敏和李一超分别扮作李一氓的弟弟和妹妹，组成一个临时家庭，开会时就在楼下打麻将作为掩护。关于李一超，可能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是何许人也，如果说出她的另一个名字——赵一曼，那就大大有名了。

5月中旬特科在英租界爱文义路卡德路口（今北京路石门路口）租下了一幢四层洋房，并立即改造成医院。一楼是“挂号门诊间”，由总务科派人充当门房、账房，负责接待、应付临时或偶然闯进来求诊的一般病人，严防外人进入正楼。二、三楼是病房，当然里面的“病人”全都是与会代表，四楼是举行大会的会议厅。与此同时，特科将隔壁的房子也租了下来，并在两幢楼的露台上打通了与“医院”的秘密通道。万一有紧急情况，与会代表可以迅速通过露台转移到这幢房子。另外行动科人员在医院周围化装成摊贩、路人进行巡逻、警戒，一旦或遇到巡捕前来搜查，立即开枪抵抗，争取时间掩护代表转移。

图9：北京路石门路已经经过多次拓宽改建，当年的风貌早已难寻踪迹

5月20日上午9时，首先由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宣布会议开幕，先是唱国际歌，再是追悼死难烈士默哀三分钟，然后是宣读各团体向大会发来的贺电祝词。接着推选主席团，推举了未参加会议的世界革命领袖和中国革命领袖组成大会主席团。再是致开幕词，最后由大会筹备处报告大会的筹备工作。

不仅会议程序非常正式，连大会的会场布置也是非常正规，会场上悬挂着镰刀斧头红旗，会议桌上铺着红色桌布，还摆放着红花。用参加这次会议的著名左翼作家柔石在记叙会议的散文《一个伟大的印象》中的话说“我们的会议就在这样一间浓厚的重叠的如火如血的空气中开始了”。——柔石正是根据参加这次会议的经历写出了散文《一个伟大的印象》。

出席正式会议的预定代表为50人，实到49人，包括各地苏维埃代表、红军各军代表、各游击区代表和少共、自由大同盟、左翼作家联盟、上海反帝大同盟、济难总会等革命团体代表。

会议一共开了6天，通过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宣言》、《苏维埃政府政纲》、《扩大红军决议案》等文件，并决定11月7日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兵贫民苏维埃代表大会，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

由于特科的周密布置，会议开得极为顺利，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其中只有一次租界巡捕房曾经来医院做例行检查，结果医院便以有传染病人为借口吓退了巡捕。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暗探则在宋再生的领导下，在租界各处进行打探，惟独就是漏过了医院所在的地区。当与会代表安全撤离后，整幢大楼的全部人员也随即撤离。直到这时，宋再生才领着军警来到这家早已经人去楼空的“医院”。

代号风波

《暗算》中地下党员的代号让人耳目一新，不再像以往影视剧那样，用那些非常正面、富有气势，诸如“长江”、“黄河”之类作为代号，而敌方的代号则往往比较委琐，如“老狐狸”、“猫头鹰”之类。这次地下组织的代号居然是用“毒蛇”、“耗子”、“母鸡”等，很有颠覆性。而且这些代号都是用十二生肖来排序，不过笔者从这个特别的排序中首先想到的是——伍豪。所谓伍豪，是周恩来在南开大学组织觉悟社时，成员用抽签决定号码，再用号码的谐音取笔名，周恩来抽到的是5号，所以就用伍豪作为笔名。而邓颖超抽到的是1号，就用了逸豪。

周恩来伍豪的笔名或者叫代号很多人都知道，所以1932年2月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即中统的前身）情报股总干事张冲和调查科驻沪特派员黄凯炮制了“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启事”，并在上海《时报》、《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等著名报刊上刊登，以此在中共内部制造混乱和矛盾，而此时，周恩来已经到达中央苏区就任中共中央局书记。

图10：伍豪启事

由于当时顾顺章叛变不久，白色恐怖异常严峻的时刻，国民党认为对于这份启事，中共地下党根本无从还手，要是公开登报辟谣，那无异于自投罗网。但中共地下党还是决定必须要采取措施进行反击。

随即中共地下党又在上海街头散发了由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宣传部署名的“反对国民党的无耻造谣”的传单，并在上海临时中央的机关报《斗争》第4期刊登“伍豪启事”和以《国民党造谣污蔑的又一标本》为题目的文章，对国民党炮制的谣言进行了反击，在党内进行了说明。

为了更明确地进行公开辟谣，中共地下党几经周折，终于在《申报》上刊登了一则正面的辟谣启事：重金聘请当时在上海开业的法国律师《申报》常年法律顾问巴和出面——之所以选择巴和，是因为他是外籍律师，在上海受“治外法权”的保护，可以免受国民党政府的追查——在1932年3月4日《申报》的显著位置，刊登《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急启事》。周少山是周恩来的另一个笔名，和伍豪一样，为党内外同志所熟知。这个启事的措辞也非常巧妙，既符合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法律，又澄清了事实真相，在这场真假伍豪启事的较量中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图11：《申报》刊登的《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急启事》

但是伍豪启事的风波并没有就此结束，40多年后的文革期间，这一事件又被拿出来作为攻击周恩来的炮弹。周恩来为此特意调阅了当时上海各主要报纸所刊登的启事，然后将此事件的主要情况汇编成《伍豪启事大事记》再附上自己的亲笔信，一起送给毛泽东。1968年1月16日毛泽东在周恩来送来的材料和亲笔信上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这才使有关的风波暂时平息了下去。

1972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根据毛泽东要周恩来在会议上讲讲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的指示，周恩来在6月23日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会后邓颖超亲自整理了讲话录音稿。会议上根据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的意见宣布：周恩来的讲话录音和根据录音整理的记录稿以及有关文献材料都作为档案，保存在中央档案处，同时下发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便全党了解事件的真相。但是直到1975年9月20日，周恩来病情恶化而进行手术时，这一事件还未彻底结束，以至于周恩来在进入手术室前，还特意拿来《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录音记录稿，仔细地看了一遍，签上了名字“于进入手术室（前），1975年9月20日，周恩来”就在被推入手术室的最后时刻，周恩来还大声地喊到：“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千万可别小看了这个代号，就连当年作为地下党秘密工作最高领导的周恩来，在几十年里都要受到代号所引起的风波的冲击，不能不让人唏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