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性善论。孟子认为人性是人类所特有的本质特性。孟子认为,人先天就具有四种善的萌芽: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四种善端是后天仁、义、礼、智四种道德发展的基础与条件。后天完善的道德其实就是先天“四端”的展开。孟子不仅提出了“四端”说,而且提出了“良知、良能”的观念以推广“四端”说。所谓“良知”,即不经过考虑而生来就具有的知识。有时孟子统称为“善心”。他认为善心不仅是先天性的和非功利性的,而且具有平等性,人人相同。人性是善的,一个人道德及其他方面的发展动力来自于内部。但不否认教育的作用。教育的作用一方面将固有的善端保存并扩而充之,使其成为善德,另一方面担负着把丧失的良心寻找回来的任务。
二、理想人格“内圣外王”是理想人格,重视道德完善甚于治理天下国家才能。“大丈夫”应该有着崇高的志向和伟大的精神境界,有着对正义行为的高度自觉性,有着坚定的信念和高尚的气节。
孟子教育思想: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是一位成绩斐然的教育家。“教育”一词最早即见于《孟子·尽心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在《孟子》一书中,涉及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教育的目的和作用。第二,如何实施道德教育。第三,教育与学习的原则和方法。孟子很少有直接论述教学方法的言论,大多是在阐释他的政治、哲学思想时涉及的。他主张对人进行道德教育要顺应自然,顺应天性;要循序渐进,不可操之过急。同时,还要注意因材施教,提出“教亦多术”(《告子下》)。此外,孟子还十分重视教育环境的作用以及以身作则的重要性。最后,孟子主张学习要专心致志,坚持不懈,不可三心二意,一曝十寒。
孟子继承了孔子“仁”的学说而又有较大发展。他的“仁”主要体现在政治上,主张通过施行“仁政”去统一天下。孟子认为“仁政”的核心是“保民”,只有施行“仁政”才能无敌于天下。这种主张在当时未能行得通,但却为后世有为的统治者提供了治国的基本方略,因此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要统治者多为人民的生存条件着想,对残害百姓的君王,他痛加指斥,认为可废可弑。这旷古未有的议论,更鲜明地反映了他的民本思想,是闪现于中国社会思想史上的一道强光。孟子不但讲“仁”,也强调“义”。“义”的本意是行为合理适宜。孟子把“义”作为人的行为选择的最高标准。利义相比,应轻利取义;生死关头,也要舍生取义。“义”的内涵各时代当然有所不同,但义利选择问题,永远存在。因此孟子的义利观影响深远,对我们民族价值观念的形成具有重大作用。
“性善”、“性恶”论,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命题。孟子是“性善”论者。他说:“人性之善也,人皆有之;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他把“性善”具体阐述为恻隐、羞恶、恭敬、是非这“四心”,认为对应这“四心”的仁义礼智不是外加的,而是“我固有之”的,但他又说“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即要自觉地向自身内心去追求,才能得到。这就是“反求诸己”,是宋明心性之学的先导。其实,人之初无所谓性善性恶,在长大的过程中,由于环境和教育的影响作用,才有了向善向恶的变化。性善虽是孟子的理论预设,但他在分析人的实际道德状况时也很重视环境对人的影响。
孟子的“人格”论影响深远。他所推崇的理想人格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认为人格的重要远远高于财富、权力、地位。主张做人要做有“浩然之气”的“大丈夫”。怎样蓄积“浩然之气”?那就是:一要持志养气,坚持崇高的志向追求,二要“动心忍性”,有意识地在逆境中磨砺意志;三要“存心养性”,就是要清心寡欲。孟子的这些主张和理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贡献。做有浩然之气的“大丈夫”,自古以来激励了无数的仁人志士,诚如冯友兰先生所说:“懂得了这个词汇,才可以懂得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精神。”
从以上对孟子及其主要思想和影响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孟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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