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活着》到《小时代》，文学改编电影变了天
文|张颖
35年前的一个下午，冯小刚第一次见到王朔，几杯酒下肚，两人成了朋友。
“文学是大树，电影是果实。”2012年《一九四二》上映的上影节论坛上，冯小刚说。
“电影和文学本来是兄弟，现在这两个兄弟住得原来越远了，从这个街住到那个街去了，互相听不见对方的声音了，这难道不是很危险吗？”
“笨蛋才忠于原著”
不只冯小刚，张艺谋、陈凯歌在内的许多第五代导演，都是文学改编的受益者。
莫言后来调侃，当时见到的张艺谋晒得黢黑，衣着破烂，像极了他们村生产队的队长，当场就决定把改编权交给他。张艺谋受宠若惊，彼时他还没什么名气，没想到莫言会这么信任自己。
《红高粱》的拍摄过程并不容易，莫言全程参与。
剧作上，一起写了长达6万字的剧本，但拍的时候张艺谋的工作本删的只剩下2万字，张艺谋问他改编需要遵循什么原则，莫言说没有原则，想怎么改就怎么改；张艺谋不会种高粱，几百亩高粱地马上要废了的时候，又缠着莫言指导他怎么种高粱。
后来《红高粱》成了，在1998年的柏林拿了金熊大奖，张艺谋在国际上一战而红，莫言的名字也跟着声名远扬。
《活着》在戛纳狂揽大奖，余华的书也跟着火了起来。虽然张艺谋的《活着》对原作进行了大量的删改，但后来余华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只有笨蛋才会忠于原著。哪怕改得面目全非我也不会有意见。”
除了这几部作品外，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我的父亲母亲》《山楂树之恋》等数部电影都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来，其中不少成为了国产电影的佳作，而张艺谋也毫无疑问地成了文学改编“大户”。
那个年代，文学作品改编电影让一众导演名利双收，从文学这颗树上长出的电影果实，也哺育了一代电影人和观众。
从文字里找到财富密码
随后，饶雪漫的《左耳》和“沙漏”系列接连问世，在《沙漏》出版的2007年，郭敬明把之前连载的《悲伤逆流成河》单独成书，登上了年度青春文学榜首。
如果说余华、莫言和王朔等作家笔下的文字，是父辈们共同的记忆，那青春疼痛文学和网络文学，则伴随了新一代年轻人的成长。以郭敬明、饶雪漫和安妮宝贝等人为代表的一批作家，用华丽的辞藻、炙热的情感，堆砌着90后们青春期的“文学堡垒”。
当这批读者慢慢长大，就成了青春文学改编电影的主要受众。2010年后，中国电影市场热闹繁荣、票房猛增，与青春文学强关联的青春片也成了最赚钱的生意之一。
2013年，由辛夷坞原作改编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以6000万的小投资豪取7亿票房，低成本、短周期、高收益的商机被狂热的资本浪潮看到，有从业者感慨那个年代，不知道投什么的时候就投青春片。
随后，九夜茴的《匆匆那年》被拍成电影，拿下近6亿的票房；饶雪漫的《左耳》也收获了近5个亿的高票房；《何以笙箫默》《致青春》和《微微一笑很倾城》等青春、网络文学改编的电影纷纷上映。在小成本赚大钱的生意下，这些低评分、烂口碑的影片也经历着观众们的吐槽和谩骂。
其中，掌握青春片财富密码后最大的受益者，还是郭敬明。
他把“小时代”系列拍成了四部电影，豆瓣评分始终没有超过5分，却依然能在一片骂声中高歌猛进，最终累计拿下了超17亿的票房。
把自己的作品拍成电影后同样“自信”的，还有张嘉佳。
张嘉佳说自己写《摆渡人》的剧本喝了几百瓶酒，被网友调侃喝的是假酒——经历了多部烂片后，观众对青春文学改编的容忍度越来越低。
尽管后来出现了《七月与安生》《少年的你》等口碑不错的青春文学改编片，但观众已经无法轻易地信任这类题材了了，有影评人曾提出质疑：“那些文字只是赚钱工具，能称之为文学吗？”
被忽视的文学
“文学像影像的哨兵。”
但这种帮助，有时也会带来争议。2019年《流浪地球》上映后，在票房口碑双丰收的同时，依然有不少刘慈欣原作粉表示对改编的不满；同期的《疯狂的外星人》也改编自刘慈欣作品，在社交媒体，不少《乡村教师》的读者表示“影片和原作基本没什么关系了”。
电影剧本对文学作品改动的边界，一直是无法得出结论的问题。
在电影市场在吹过了青春文学的大风后的几年，能被观众认可的文学作品改编电影并不多见。
参考资料：
1.北京晚报：《余华：张艺谋给钱挺痛快》
2.腾讯娱乐：《张艺谋：当年为种高粱找莫言》
3.三联生活周刊：《陈凯歌和他的80年代》
4.桥下有人：《与冯裤子有关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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