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哲学随笔|科学是一种美丽的错误

一

走进李约瑟博士的科学技术史，走进近乎神话般的科学世界，突然发现，在科学的园子里只有两支花争奇斗艳，一支是真理，一支是谬误。而且，谬误的那一支经常是芳香扑鼻，像一个驱之不去的阴影占据了科技发展之路的大部分空间。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科学本身就是一种美丽的错误。

在浩瀚的科学发展史中徜徉，真理与谬误犹如一对孪生兄弟，它们之间的角色更迭一直就没有停息过。把目光投向遥远，中国古代的科学是从宇宙论开始的。宇宙到底是什么？古人苦苦思索并把他界定为盖天、浑天、宣夜三说。周代的盖天说主张“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所以，作为对应，南北朝的民歌唱道：“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其实，解读这最初的稚嫩，我们不难发现，所谓盖天说，实质上就是天拱地平说。这种学说西方也有，古巴比伦的宇宙观与其有异曲同工之妙。六世纪出生的科斯马甚至穷极一生制作了圣柜式地图加以验证，他的这张最古老的教会地图作为一个时代的思想结晶至今还保存着。天圆地方说虽然不是一种科学的理论，只能是包含了真理的某种成分，但在渴望真理的蒙昧时代，在世界历史上却产生了另人难以想象的广泛影响。我们身边就有这种影响的直接例证，比如，北京的天坛是圆的，而地坛却是方的。

盖天说的漏洞显而易见，圆的苍穹与方的大地何以吻合？既然天穹是个盖子，顶多只像个半球，白天太阳悬挂在天穹上，那么夜晚太阳又跑到何处了呢？到了唐代，盖天说受到了最致命的打击，它的掘墓人是张一行。张一行按照盖天说“王畿千里，影差一寸”的基本假设在河南进行实际测量，发现从滑县到上蔡的距离是526.9里，但日影已差2.1寸，从而证明盖天说的理论光环其实是一种美丽的错误。

盖天说之后，浑天说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它的代表人物是家喻户晓、享誉世界的东汉大科学家张衡。他认为“浑天如鸡子，天地圆如弹丸，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张衡既肯定了天球，也肯定了地球，但可疑的一点却集中在大地的形状上，他在《灵宪》中说：“天体于阳，故圆以动；地体于阴，故平以静。”这出自一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岂不是又回到盖天说天圆地平的窠臼中去了，使原本和谐的理论人为地掺进了不和谐的因素，可见，科学走出谬误的迷宫决非朝夕可为。

就在盖天说和浑天说各领风骚，而浑天说略占上风时，打破这种僵局的是宣夜说。它的核心是抛弃天球的概念，明确宇宙的无垠。但它也同时遇到了盖浑二说都遇到的难题，那就是天体为何能浮于气中而不下坠？关于这个问题，东晋的虞喜这样解释：“天确乎在上，有长安之形；地魄焉在下，有居静之体”。这种解释作为一种理论的支撑，在当时似乎无懈可击，但在现在看来却是那样的苍白无力，它充其量只能是用谬误去衬托真理的光辉，是心灵上的自我安慰，与科学的界定相去甚远。没有科学的万有引力理论，天地日月之间永远是一个美丽的迷，一个被谬误填充得结结实实的迷。

中国的古代是如此，古代的西方是否绕过了这段弯路。答案当然是没有绕过。当亚里士多德提出天体的圆周运动是自然运动的学说时，当古罗马诗人维尔吉尔写下“我们乘船向前航行，陆地和城市后退了”的著名诗句时，中国的李斯也回应了一个声音：凡圆转之物，动必有机；既谓之机，则动非自外也。所以，真理和谬误存在的类似环境和时间，决定了那个时代人类的思维水平和认识水平，他们在理解和认识上的同一律惊人地相似。放眼我们牢牢攥着的盖浑二说，在大海的那一边，在同时期的西方，地静说和地心说翘着头颅，大声地唱着此起彼伏的浩荡和声，他们在那个时代不因地域和肤色的差异而遥遥呼应。他们亲如兄弟，共同演绎着和诠释着一个迷一样的错误。

由此可见，真理和谬误组成的科学园林，谁是主角谁是配角，往往难以确定。有时，谬误光芒万丈，灼得史书汗颜，挤得史书盈满，而真理仅仅只在一个黑暗的角落，在谬误园子的那一边苦苦地等待。

二

从古代科学的园林中走出，回望来时的路，那里有一种别样的美丽。那是一片具有丰富养分的土壤，虽然许多科学的种子刚刚萌芽，虽然有些美丽还深埋在泥土之中，但是它却开启了通向真理的大门，它在深情地呼唤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公元五世纪到十五世纪，是中世纪时期，是世界范围内封建社会的高峰时期，也是真理与谬误交相辉映的时期。应该说，生活在这个时期的中国人没有辜负科学真理的厚望，他们百花齐放，把科学的园子点缀地姹紫嫣红。在这个时期内，中国的科学在走出占星术等诸多怪圈之后，开始演绎真理的广阔天地，使原本狭小的真理空间大面积地拓展向前，为人类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中世纪的中国科学在天文学、地学、生物学、医学和数学等方面成果丰硕。这一成果是由一大串不朽的名字来共同来完成的。就说郦道元吧，他当过北魏的太守、刺史等要职，却偏偏对地理学情有独钟。一本成书于三国时期的《水经》不知被他翻了多少遍，渐渐地科学的好奇心和澎湃激情萌发了。为了丰富《水经》的内容，为《水经》找到更合乎时代要求的科学依据，他奉献了两千多个日日夜夜，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把原本单一的《水经》扩展到水道以外的诸多领域，当四十卷的《水经注》完成时，一个时代的地理学高峰出现了。

同样是在北魏，贾思勰似乎和郦道元的官位相当，然而这位夫子却放弃好好的太守不做，竟弃官回山东老家研究起农学和生物学。就贾思勰的个人选择而言，他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上只是迈了一小步，但对于世界农业科学来说，却迈出了划时代的一大步。其洋洋十余万言的《齐民要术》从农林牧副渔，到油盐酱醋米大都涵概了，后来这部著作成为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农业科学百科全书。贾思勰的农学园林琳琅满目，然而他的生物遗传学说，也同样空前绝后，他关于“子性类父，父大则子壮”的遗传现象概述，让后世的进化论大师达尔文也不得不刮目相看，认为那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选择原理的精辟论述。

北魏的科学春风在刮了近200年后，到了唐代歇脚。张遂在注目凝望这些前人的科学果实时，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太空。公元717年，张遂被唐玄宗招入皇宫，主持全国的历法修订。他在全国建立了十几个观测站，测定了一百五十多颗恒星的位置，完成了科学历法《大衍历》的制定。尤其是关于北极星高度的测定简直类似神话。他以河南地区的滑州和另外一个地方为测定点，测得当时北极星的视线与地平面的夹角为34度30分，发现只要两地相距351唐里，北极高度就差1度。由于北极高度正是当地的地理纬度，他实际上是测出了地球子午线的一度弧长为351唐里，约合129.22公里。这个结果虽然与现在的精确数据相差了近20公里，但在一千多年前的大唐是让人难以置信的。所以，大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称其是“科学史上划时代的创举”。

大唐盛世，科学的园林枝繁叶茂，真理在这样的园子里成长，谬误自然躲到了另外一个黑暗的角落。唐以后，宋王朝几乎全是在战乱中度过的。然而让人纳闷和费解的是，金戈铁马的年代并没有妨碍科学真理的蓬勃发展，它在中国的中世纪达到了顶峰。创造这一高度的是科学的集大成者沈括。沈括自幼聪颖好学，涉猎广泛，32岁考中进士，1068年后，住在润州（今江苏镇江）梦溪园编纂其大型综合性学术巨著《梦溪笔谈》，这部洋洋洒洒的百科全书凡三十卷，内容涉及天文学、文学、音乐、行政管理、农业、药理等十七个条目。在天文学领域，沈括主持制定了《奉元历》，晚年又不遗余力提出《十二气历》。这部历法是彻底的阳历，比现行的公历《格里历》还要科学合理，只是在那个年代，这部历法的光芒被封建保守势力的魔掌遮住了，中国为此失去了一次用科学统一全球的绝佳机会。在地学领域，沈括不拘泥于前人的理论，经过大量实践考察，提出了山岳的成因是由水的侵蚀形成等著名理论，这比意大利的大科学家达·芬奇早四百多年。在磁学领域，沈括发现了磁石的两极性，发现了地磁偏角现象，比西方的哥伦布要早四个世纪。对于这样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难怪李约瑟博士竭力推崇他，称他是“中国科学史上最奇特的人物”，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

中世纪是中国孕育科学大师的世纪，中国的科学天空群星璀璨。这时，一个来自耶路撒冷的民族看到了东方天际的耀眼曙光，也不甘落后向着科学的高峰进军了，他们是阿拉伯人。公元九世纪，阿巴斯王朝的马孟成为一代崇尚知识和科学的智理明君，在他的组织关怀下，大数学家阿尔·花刺子模完成了著名的《代数学》一书，这本书以严谨的结构，无懈可击的理论论证，创造了数学史上的又一个奇迹，至今仍难取代。大科学家伊本·森那是中世纪阿拉伯科学的代表，他和东方的沈括几乎同时生活和思考在这个世间，他和沈括一样遨游书海，遍寻文学、哲学、医学等奇珍异宝，一部集大成的《医典》，使其走在了阿拉伯科学的最前端。两根擎天的巨柱在中世纪并肩而立。

就在我们为中世纪的中阿科学欢呼雀跃之时，爱琴海岸的欧罗巴大地却是一片科学的腥风血雨。在这里，真理窒息了，科学的幼苗刚刚出土就遇到了严寒的野蛮摧残。而谬误支撑的神学和经院哲学却青云直上，如日中天，无知与愚昧把欧罗巴大地笼罩得密不透风。我们耐心地在黑暗的迷宫中穿行，突然，一点星光让我们无限感慨，那是罗吉尔·培根的灯盏，他在乌云之下把犀利的枪头指向阿奎那体系，黑暗的夜空顿时在一个小小的角落电闪雷鸣。

三

罗吉尔·培根的星星之火，引燃了欧洲文艺复兴的熊熊火炬，沉睡已久的欧罗巴大地号角争鸣。意大利科学家、画家达·芬奇和英国电磁学家吉尔伯特首先射出了犀利之箭，他们的实验科学穿透神学和经院哲学堆积的层层阴霾，把风骚一时的谬误惊得弃甲而逃。在谬误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一段时期，饱受双重桎梏折磨的科学与真理开始从一个黑暗的地方露出面孔，近代科学的春天开始有了明媚的清风丽日。

那个丽日的一缕阳光仍是从最古老的宇宙理论——天文学发出的。这一次的光源是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1491年，十八岁的哥白尼进入克拉科夫大学，在沃依切赫教授的指导下研究托勒密天文学说。或许是那种骨子里滋生的反叛精神，使得哥白尼渐渐地对托勒密的地心说产生了怀疑。这一怀疑，种下了天文学革命的种子，随着实践的逐步深入，哥白尼认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而地球只是一个普通的行星。为了证明这一观点，他辗转到弗洛恩堡一所教堂的阁楼上观察了三十年的天象，并于1506年开始撰写《天体运行论》，详细讨论太阳、地球、月亮和各个行星的运动。1543年5月24日，是一个值得永远纪念的日子，这一天，世界天文学历史上的里程碑《天体运行论》诞生了，然而也就在这一天，哥白尼在忧郁和压抑中永远地走了。后来德国大诗人歌德满怀深情地赞美说：“哥白尼撼动人类意识之深，自古无一种创见、无一种发明，可与之比。”

哥白尼用他的太阳中心说揭开了近代科学的序幕。在以后的日子里，布鲁诺循着哥白尼的轨迹，走出了宇宙的无垠。当布鲁诺在几十年后宣传哥白尼的学说时，他遭到了同胞和教会的双重反对。1600年2月17日的罗马鲜花广场，布鲁诺在一场与邪恶较量的大火中为真理化为了灰烬。他用他的死迎来了近代科学蓬勃发展的十七世纪。也许是一种巧合，布鲁诺献身的那一年，天文学界的另外两个奇才第谷和开普勒却在布拉格相遇了。这次相遇，是科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实现了经验观察与数学理论在天文学上的结合，使天文学和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的结合程度空前提高。感谢这次相遇，这次相遇加速了开普勒行星运动三大定律和天体力学思想的诞生。

开普勒三定律提出后，统治西方一千多年的柏拉图原理从此退出天文学舞台。天文学开始真正地和实验科学联姻。这一姻缘的缔结者是伽利略。作为近代实验科学的奠基人，伽利略从阿基米德的基本理论出发，走出了许多科学先驱所未曾走过的道路。1589年进行的比萨斜塔实验是永远闪烁光芒的，他通过两个不同重量的球体下落，揭示了自由落体运动之谜，发现了科学的自由落体定律、惯性定律与相对性原理，第一次用实验提出力是产生加速度的原因。应该说，伽利略的贡献是巨大的，他用自己的双手构筑了经典力学的基本框架。这以后，近代科学的浪潮汹涌澎湃。

牛顿是这一浪潮上站得最高的人，他放眼力学、光学、天文学和数学诸多领域，把个人的天才发挥得淋漓尽致，取得了卓越的建树。后来，李约瑟博士翻开这段历史，万分崇敬地称其为科学史上一个时代的代表。这个评价并不算高，稍有一点科学发展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当历史选择了牛顿，当科学的接力棒传到牛顿那里时，开普勒、波列利、惠更斯和胡克的力学探索之路已走得越来越接近万有引力定律。一个偶然的机会，一只熟透的苹果突然掉到了地上，这个在一般人眼里可能司空见惯的自然现象，却极大地启发了牛顿。苹果为什么会落地，如果没有力的作用它会落地吗？围绕这一问题，牛顿进行了一系列科学实验，在他把惠更斯的向心加速度公式用于开普勒第三定律时，他找到了胡克一生追求所没有找到的那个引力数量关系，那就是万有引力的数量公式。以此为标志，科学的万有引力大厦耸入云天，成为近代科学最为壮观的风景。力学三定律的诞生，实现了科学史上第一次大综合，点亮了经典力学的百花园。有科学理论支撑的这个园子再也容不得谬误藏身了，它流着泪，极不情愿地把占领多时的舞台让给真理，而它则对着牛顿的背影诅咒不止。

能够赢得谬误千万次的诅咒，这是科学的荣幸，是牛顿的荣幸，牛顿以此为起点，又看到和发现了藏得更深更远的秘密。他把古代原子论和机械力学结合起来，找到了科学的微粒说；他把力学和数学结合起来，拓展了绝对的、不变的时空概念；他把力学与神学结合起来，成就了一个时代科学的哲学高度和思想高度。1727年，一颗操劳过度的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牛顿以他“上帝的庄严，福音的纯朴，让人类欢呼曾经存在过这样伟大的一位人类之光。”

牛顿走后，科学的浩瀚疆场，群雄逐鹿，争鸣万里。他们以真空研究为切入点，写下了多篇美妙华章。炼金术的千古神火，没有凝练出长生不老丹，倒炼就了波义耳的化学元素论；神学的启示没有让林奈和布封找到神，但找到了作为人类起源的进化论；康德的星云假说、外星人假说，拉普拉斯的星云假说，没有固守牛顿的神话，他们在继承着一个高度，但也在撼动着一个高度，他们解剖刀一样的理论，使牛顿体系的部分错误原形毕露，真理黑暗的部分再一次光彩夺目。

悠悠近代科学史，成就了一批科学巨人的大业，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它是从欧洲开始和结束的。因此，它应该叫做科学的欧洲世纪。就在我们为科学的欧洲世纪惊叹不已时，东方古国的那片圣土，正在穿着愚昧和封建的厚厚枷衣，作为真理化身的孔孟之道正在代替真理行使皇权一样崇高的权力，而科学则被他们逼到一个小小的角落去了。

四

当大清王朝在愚昧中沉醉，在愚昧中自大，在愚昧中慨叹时，科学的十九世纪已经来临。很显然，欧洲有了十七、十八世纪的雄厚基础，科学的十九世纪仍是属于西方的。东方古国的科学神韵在划过几道灼目的闪电后，只能到回忆和典籍中去打捞了。

十九世纪科学发展的起点，仍没有离开康德的星云假说。康德在《宇宙发展史概论》中提出的“宇宙岛”概念，经过威廉·赫歇尔的发挥，已引起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宇宙岛渐渐演变为今天的银河系。银河系的确定迈出了天文学历史性的一步。这以后，天文学开始暂时地歇歇脚，它在注目观望一个普遍规律——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的诞生。

和古老的天文学一样，哲学家和科学家从哲学上预测运动的守恒性是由来已久的。中国古代哲学家王夫之在《周易外传》中就明确指出：“太虚者，本动者也，动以入动，不息不滞”。但把它放在自然科学领域进行研究，则是十九世纪的事情。

十九世纪中叶，英法德等十几个国家的大科学家自发地组成一个研究同盟，开始冲击“力的守恒”原理。1841年英国科学家迈尔发现，运动、热、电等可以归结为一种力的现象，他们按照一定的规律相互转化。1842年他写了一篇论文《论无机界的力》，提出无不生有，有不变无，力是不能破坏，但能转化的主体。这篇文章发表后，革命导师恩格斯立即作出反映，称1842年为迈尔年和划时代的一年。

迈尔的突破性贡献，感动了他的同胞焦耳。酿酒师出身的焦耳有的是实验才能。经他测定，1磅水增加1度F的热量，相当于把722磅重物下降1英尺所做的机械功。这实际是告诉我们，力是不能毁灭的，哪里消耗了机械力，哪里就能得到相当的热。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经过实验科学的千呼万唤，渐渐掀起红盖头，它被全世界看到和公认了。现在，我们回望这段历史，往往惊羡于迈尔和焦耳的光环，其实，他们所做的工作只是盖起了这幢大厦，而把它概括定名为能量转化和守恒定律的却是恩格斯。

能量转化与守恒定律的发现，鸣响了一个时代的强音，迈出了人类认识自然揭示自然的关键一步，它作为一座纪念碑高高地耸立在十九世纪的科学坐标上。循着这一轨迹明晰的坐标，在三维空间里，一些闪亮的光点又出现了。法拉第与麦克斯韦共同在电磁学领域纵横驰骋，神秘的电磁学从此不再神秘；道尔顿与阿佛加德罗审视着化学原子和分子，化学发展的新纪元从此有了光辉的起点；门捷列夫对着化学元素痴情地诘问，其元素周期律终于成为一个时代无法逾越的高度；赖尔在矿物学的胚胎园林里忘情地寻找，找出了地质进化论的精华与核心……

科学的百花园如此琳琅满目，如此让人目不暇接，这是空前绝后的。有了这样的时代氛围，有了如此广袤的科学沃野，科学的大师将要诞生。这位随时代而功成名就的大师是查理·达尔文，他所留给科学的是突破性和革命性的物种进化论。关于达尔文，科学史上写下了这样的文字，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是自然选择，自然选择是物种进化的途径，生存斗争是实现自然选择的手段，自然选择的标准是适者生存。对于这些结论，我们在接受中学教育时就能耳熟能详，但它形成于1835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实际上，对于达尔文而言，1859年11月，则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岁月。这一年，整个欧洲发生了一场强烈的科学地震，它的能量来自大师的扛鼎之作《物种起源》。与以往发现的科学真理一样，大师献给科学的无价之宝也立即招来攻击和非议，红衣主教孟宁满怀敌意地说达尔文主义是“牲畜哲学”，主张“没有上帝，而猴子就是我们的亚当。”天文学家约翰·赫歇尔甚至把它称之为“胡闹定律”。看来，谬误一直就没有真的退出表现舞台，它虽然在某个时候沉默寡言，在某个时候夹起尾巴佯装退却，但它骨子里具有的那份敌意是永远不会消灭的。

好在一批勇敢的后来者及时加盟。达尔文之后，赫胥黎与海克尔继续解读达尔文，演奏了科学史上高亢而嘹亮的浩荡旋律，并最终把它定格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科学思潮之一。受达尔文学说的影响，关于细胞的研究，关于生命起源的研究，关于遗传学的研究捷报频传。在科学斗士的呐喊与进攻中，谬误的城堡相继失陷，神学的土地一块块被解放。然而，由于资产阶级阶级统治的造神需要，谬误的幽灵还一直在真理的周围徘徊。这期间，几颗不容忽视的重磅炸弹也的确掀起了惊涛骇浪，孕育了狂风暴雨。瑞士生物学家阿加西斯在教会的支持下，竭力宣传和相信物种是上帝的创造物；英国科学家克鲁克斯则利用科学仪器，穷极一生来研究和呼唤神灵。

神灵真的能找到和显现吗？对于这样一个既简单又万分错综复杂的问题，却在科学史上与真理对峙和存在了几千年，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道理呢？我们在思索着，我们在盼望着，期盼一个没有神的科学世纪的来临。

五

有人说，二十世纪是科学的总结和盘点世纪，生活在这个时代的科学家们只是在扮演着泥瓦匠和裁缝的角色，只是对着已经建立的科学大厦进行修修补补，顶多只是耀眼花朵下的几片绿叶，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和偏见。二十世纪从原子结构与基本粒子的研究领域拉开序幕，以量子力学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作为高潮，以现代宇宙学和分子生物学作为尾声，它实际是迎来了科学发展的新纪元。科学在二十世纪实际是离神最远离谬误最远的世纪。

1895年11月8日的夜晚，德国物理学家伦琴照例进行着他的阴极射线实验，一个近乎偶然的瞬间成就了他永远的英明。他把一张不透光的黑纸包在放电管上，当他接通暗室里的高压电流时，突然发现旁边的荧光屏出现了闪光。这些光太奇妙了，不仅能穿透几厘米厚的空气，而且在磁铁的影响下不会发生偏转。伦琴的心是万分激动的，他意识到一个不曾被人类认识和发现的射线被他捕捉到了，他在实验室里振臂高呼并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刚才的实验，由于还不清楚它到底是何射线，伦琴就把它命名为X射线。12月28日，伦琴把这一让科学界心跳不抑的重大发现公布后，立即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强烈共鸣，有的科学家面对X射线，惊呼我看到了你的心脏你的骨头，有的则惊呼它就在我的实验室里，我怎么把它忽略了？！X射线的发现，是自然界向人类发出的一个友好与合作的信号，它告诉探索真理的人们，粒子世界也有着十分复杂的结构，快快推开这扇新物理学的大门吧。

X射线的发现，使伦琴成为诺贝尔物理学奖金的第一个获得者。X射线发现后，射线热弥漫了整个欧洲，几乎那个时代的物理学家们都挤上了这条道路，一时间，新射线如雨后春笋冒了出来。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物理学家们发现的所谓新射线，有的纯粹是子虚乌有，有的纯粹是为了沽名钓誉。看来，真理和谬误决裂后，科学又不可避免地走上了打假的道路。

X射线照亮了通向基本粒子世界的大门，在这束光线的引导下，汤姆生发现了电子，卢瑟福发现了原子，汤川秀树发现了介子，狄拉克发现了反粒子。应该说，微观世界经过物理学大家们的努力，其神秘的部分渐渐露出了庐山真面目，剩下的工作则是探索他们之间的运动关系了。于是，两座丰碑——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争相辉映，铺展了二十世纪最波澜壮阔的科学画卷。

说起量子力学，谁也无法绕过普朗克和爱因斯坦。1900年12月14日，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在德国物理学会上宣布了一个新的思想：振动着的带电粒子只可能有一系列特定的不连续的能量。科学史上把它称之为普朗克假说。对于这一假说，普朗克充满信心，认为它将是人类认识史上一次革命的变革，要么荒唐无比，要么可能是牛顿以来物理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量子假说提出后，只是激起了一道小小的水花，并未引起科学界的关注。相反，一些科学大家甚至对此嗤之以鼻，认为普朗克背离了牛顿力学的传统体系，简直是疯了！普朗克因此陷入了十五年的苦苦等待中。就在普朗克在量子论的道路上左顾右盼、徘徊怀疑之时，牛顿之后最伟大的天才爱因斯坦走来了。他友善地朝着普朗克一笑，量子概念顿时演变为爱因斯坦的光量子假说。1905年，爱因斯坦写成了著名论文《关于光产生和转化的一个启发性观点》，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处理连续性与间断性的关系，光子的能量应遵守普朗克公式：E=HV。后来密立根想通过实验来证明光量子假设的肤浅和不可思议，十年的奋斗结果却违背了他的本意，反而证明了光量子假说的正确，这的确是一种错误的美丽。普朗克和爱因斯坦得知这一结果后，十分惊喜，两只巨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他们相互祝福着展望着，他们无比兴奋的眼神实际是告诉人类，光的微粒说作为一个划时代的学说，已经彻底突破牛顿的光环，真正地在科学史上有了自己的灿烂天空。

光量子学说使爱因斯坦誉满全球，而相对论的提出则使其耸入云天。1905年，爱因斯坦通过对布朗运动的研究，提出狭义相对论，并确立狭义相对论的时空观；11年后，又从改造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入手，完成了一生中最具特色的探险，他把狭义相对论的原理推广到加速度领域，创立了让当时的著名科学家们也难以看懂的广义相对论。凭心而论，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建立，改变了世界，改变了万物，人们的认识水平和观察思考问题的角度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这是科学对于人类的巨大贡献，这是真理的又一次历史性胜利。

写到这里，似乎关于科学关于真理的问题结束了，然而，发展是永无止境的，因此真理也是不可能被穷尽。爱因斯坦所做的工作，只是为我们开辟了一块新的大陆，沿着这块大陆走下去，现代宇宙学，分子生物学，遗传基因学正方兴未艾，一些躲进微观世界的科学真理，将会在后世科学家的苦苦寻觅下，在不远的将来走到我们的身边。

我们期盼着真理的天空永远艳阳高照，我们期盼着真理的光辉永远照耀我们的头顶。因为，有了科学的真理做武器，谬误武装的邪教，谬误支持的伪科学将不堪一击，永无藏身之地。

我在读史和等待中，又一次抬高了等待的围墙。

(作者简介：胡正良，1969年12月出生，江苏徐州人，研究生学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书法美术评论家，康德哲学研究学者，研究员，现居江苏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