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重启之年，改革之盼

这一天

度尽劫波，熬过阵痛，活力正重来。这是1月6日车水马龙的北京带给我的感受。这也是我今年第一次出差。

中午从大兴国际机场往朝阳区方向走，随口问司机，交通恢复多少了？他回答100%。这里有不限号的因素，但市内堵车确实开始了。

当然，创痛的阴影不可能迅速消失。司机是大兴人，前一段他服务的乘客中就有三个走了。一个58岁的科技工作者在感染病毒之后的八九天，觉得自己恢复了，晚上加班工作到12点，身体就不行了，还有一个80后、一个90后，竟然也走了。他一个高龄亲戚感染得早，“庆幸那时医院有床位，进了ICU，要是再晚一天就不行了”。

从严防到放开，弯确实转得急，但用药紧缺正在缓解，北京的门急诊量正在回落，重症患者的救治还在高位，也在向好。

最应该感谢的是医护人员。前一段我在老家开封的医院听到，95%的医护人员都感染过，由于人手紧，感染后只能休息半天，院长本人也是哑着嗓子，几乎说不出话，还在一线指挥。某种程度上，这对医护人员是不人道的，但正是这种坚持与付出，带给病人更多的人道。

中午，光华路正大中心负一楼。为吃一碗拉面，我们等了差不多半个小时。周围都是年轻上班族的面孔，和疫情相关的声音极少，更多听到的是互联网大厂、职场的信息。一位朋友说，他这两天去顺义，看到道路两旁已经挂上了各种迎接兔年的红灯笼和彩灯，上面都有四个字：顺心顺意。

下午和晚上我参加中国经济传媒协会、新浪财经、第一财经办的2022十大经济年度人物活动。十位年度人物，一半来自央国企，央企新兴际华的贾世瑞，地方国企的茅台丁雄军、宁波舟山港毛剑宏、新疆中泰王洪欣、山东能源李伟。他们都到了现场。四位来自民企，新东方俞敏洪、比亚迪王传福、美的方宏波、通威刘汉元，前三位都没到现场，有的在国外，有的在出差，以视频方式参加。我想，国企领导人的岗位是经常变动的，但日常时间安排比较确定，而民企领导人的岗位是确定的，但时间往往身不由己，经常变，算两种模式吧。

十大人物中还有一位特别奖得主，出人意料，当之无愧——快递外卖小哥。这是评选的点睛处，普普通通的市场主体、服务主体，也是中国经济的英雄。

我坐晚上9点40分的航班飞上海虹桥。在首都国际机场T2航站楼休息室，一位满头银发的科研人员把笔记本电脑垫在腿上工作。有人在打电话，“客户”“交付”是关键词。这是我常见的场景：在CBD的餐厅咖啡厅，很多人谈职场，谈生活；在机场、高铁等商旅场景，打电话的人很多是和客户谈生意。

上了飞机，坐定，看到走道另一侧有个熟悉的身影，是分众传媒董事长江南春。分众是观察经济走向特别是2C消费走向的一个重要窗口。江南春告诉我，疫情三年，对客户影响最大的是2022年，不少客户的预算都砍了30%甚至一半，2023年肯定会开始恢复，预算至少会比2022年提高10%到20%。

短短一天，当日往返，有点辛苦，但挺欣慰——中国经济正在重启，2023年会是一个重启之年，复苏之年。

央国企和民企的比较

我2015年开始担任经济年度人物评选的评委，代表评委会写过好几篇有关企业家精神的文章。2022年的评选，是央国企的企业家占比最高的一次。

从中央到地方，最近都在强调“两个毫不动摇”。从数据看，央国企近年越来越强大。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有98家，根据1月5日召开的中央企业工作会议的数据，2022年它们预计实现营业收入39.4万亿元，净利润1.9万亿元。另据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22中国民营企业500强，2021年它们的营业收入总额为38.32万亿元，税后净利润1.73万亿元（同比下降12.28%）。考虑到2022年经济景气更弱，我估计民企500强2022年度的业绩可能更差。

可以说，98家央企的收入和利润比民企500强加在一起都要强。如果把金融国资、地方国资也考虑进去，全口径计算国企100强、500强，民企更是远远不能望其项背。我们这次的评选结果，折射出了央国企的强大。

为什么是这种情形？我想到四个原因：

一是国家重视，且央国企自身努力，近年管理能力、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

二是在市场上，民企能做的，央国企都能做，很多也都在做，只有想不想做的问题；而央国企能做的，民企在不少领域都不能做；

三是政府信任央国企，而政府在资源供给、订单采购等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金融也以国资为主，金融国资支持央国企顺理成章。所以可以预计，大型企业包括各种投资基金，今后央国企、国资、政府平台的作用会更大，占据主导性；

四是虽然民企在中小微、专精特新方面有空间，科创板、北交所等也为科创型民企借助资本手段做大创造了通道，但做大之后向何处去，能不能突破天花板，还有待破题。这方面不少民企是心有余悸的。同时，也有民企在做大的过程中有违法度，或在做大之后缺乏敬畏，也出了问题。相比起来，央国企的稳定性很强。

我在十大经济人物的会议上提出，现在需要国企民企交融、交流，民企也要多向优秀央国企学习。而如何给民企更大发展空间，更需方方面面集思广益。现在民企的确遇到了不少瓶颈，必须创造条件让民企也做大做强，才能把“两个毫不动摇”落到实处。而且从竞争中性来看，民企走向世界的便利性比国企更强。

俞敏洪在获奖感言中说：

我认识的企业家没有害怕困难的，但是怕没有信心。这个信心的重建一方面来自企业家本身的坚忍不拔，更加重要的还是来自于大环境变得越来越好。应该充分认识到，中国未来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人民的美好生活，跟企业家群体的信心和努力有比较大的关系。

为企业家特别是民企创造更好的大环境，是民之所欲，也应是政府所向。

前面已经说到，央国企越来越强大，但为什么它们这么强，经济的三重压力还这么大？为什么很多老百姓和中小企业主还是不敢消费、不敢投资，“防御性存钱”反倒越来越厉害？2022年1~11月，居民部门新增存款14.9万亿元，估计全年突破16万亿元，“超额储蓄”（比正常年份居民存款余额增量多出来的部分）预计达6万亿左右。

一个原因可能是，虽然央国企日子好过，但和投注到它们身上的优质、低成本的资源资金相比，效率还不够高，本该创造更高的价值。

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央国企更多是资本密集型的，和“国强”的关系很大，但不是就业带动型的，对“民富”的带动有限。即使同样是民生服务，央国企提供的是水电煤气通信等基础服务，居民和企事业单位用了就要付费，收入很确定，而民企提供的是快递外卖餐饮等日常生活服务，风里来雨里去，充分竞争，很辛苦，一日不劳动一日不得食，严防疫情时甚至停摆，其收入是不确定的。

还有一个客观事实，央国企的底子厚，积累时间长，有很多好资源在手（如大城市的土地、物业、早期投资的金融企业股权），而民企基本是最近几十年干起来的，起起伏伏，真正很有家底、资本金充实、面对外部困难能从容不迫的并不多，所以风浪一来，资金链一紧张，银行一收贷，立即就不行了。

央国企强大，对国家无疑很重要，但并不能解决普通市场主体对未来的信心问题、确定性问题。相反，央国企越强大，他们可能内心觉得前途越有限。

中央为什么再次强调“两个毫不动摇”？我觉得是认识到了中国的复兴，不仅要国强，还要民安、民富。国强民富也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呼唤混合所有制大改革

对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国企民企都赞同，但无疑国企更有信心。

如何让民企有同样信心，而不是躺平、润（run）等，这是关乎中国经济命运的重大课题。平等对待，三个公平，消除歧视，放开准入，说了很多年，但实践中并不容易。何以突破，唯有深化改革。

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将庞大的居民储蓄、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打造、资产丰厚的国企从管资产到管资本的转型、对职业经理人和企业家阶层的鼓励相结合，将国有的信用优势、资源优势，民营的机制优势、进取心、竞争活力，以及企业家、创业者的主人翁意识和贴身经营意识，统统激发起来，来一次以资本结构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为突破口的混合所有制大改革——

国资可以入股民企，为其增信，也助其增加政府端的订单；

民资可以参与国企改革，成为国企的战略投资者；

国企特别是下属公司大胆推进以管理层激励、全员股权激励为导向的改革，这也符合中央对于弘扬企业家精神和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导向；

国资要从国强民富协同发展的整体宏观格局出发，通过资本深化和有序进退，真正践行“两个毫不动摇”，不仅毫不动摇地发展自己，而且毫不动摇地帮助民企发展。

我认为，这可能是中国经济推进内生性改革的一个最大机会，即国民并进，国民相融，双向激发，使得国企民企的信用提升到大致同等的水平（这对民企更有利），也使得国企民企的市场化程度提升到大致相同的水平（这对国企更有利）。如果是这样，就能够实现经济资源在市场主体之间的最优配置，从而极大地提升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

其实这样的资本化改革的探索和成功经验并不少。

前不久我去拜访上海国盛资本总经理周道洪，他曾在上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上实”）工作多年。他说，早在1995年上实就以外资身份探索通过管资本的方式推进国企资本化改革，让海通证券、上海家化、光明乳业、联华超市、汇众汽车、胡庆余堂、杭州青春宝等一大批国企焕发了光彩。上实对有些控股51%的企业，甚至不派董事长、总裁、财务总监，而是采取服务性管理，借助第三方专业机构（如“四大”审计公司）进行市场化监管。

上实的一大经验就是，卓越的企业和企业家不是“管”出来的，而是“放”出来的，“管”只会束缚经营者的手脚，把企业管死，而“放”却会放出经营活力，放出发展动力。

而当上实投资的这些国企通过资本化、证券化、市场化改革做大后，不少又陆续退出了。国有资本通过退出、大幅增值变现后，又用来支持新经济的发展，投资了中芯国际、科华生物、微创医疗、携程等一批创新型企业，还培育出数个国家一类新药。

我本人对央企中国建材集团比较熟悉，他们多年前就通过资本化手段和自身资源（如上市指标），整合了民企浙江巨石集团和山东泰山石膏，“巨石”和“泰山”后来都发展成细分市场上的世界第一（玻纤、石膏板），探索出“央企市营”的成功道路。

在业内传为佳话的一个故事是，2007年，时任中国建材董事长宋志平面对水泥行业群龙无首、恶性竞争、几乎所有企业都亏损的困局，决心进行资本化整合，他将当时占有浙江市场半壁江山的四家民企（三狮水泥、虎山水泥、尖峰水泥、浙江水泥）的老总请到西湖边的汪庄，一起喝茶，并端出了“三盘牛肉”：第一盘“牛肉”是公允价格，央企和民企之间公平交易，共赢发展；第二盘“牛肉”是给民企保留30%的股权，民企激烈的价格战，虽然有100%的股权，但却是100%的亏损，而30%的股权带来的是30%的盈利；第三盘“牛肉”，将民企老总聘为职业经理人。这三盘“牛肉”让四位民企老总吃得开心，纷纷同意整合。经过不断资本化整合，中国建材也发展成全球最大的水泥企业。

宋志平说，混合所有制是国民共进的一种经济结构，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作为股东而存在，都按市场规则办事，在公司法下规范运作，以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为目的；混合所有制关键在机制转变，更加市场化，既有国企的实力，又有民企的活力；以管资本为主，国资委通过投资公司管资本，投资公司通过经营股权投资企业，企业用完整的法人财产权自负盈亏，这样就形成了有效的国有资本管理和运行体系。

用大时代愿景激励我们前行

当下中国经济挑战多多，要向前再迈出一大步，不能再小修小补小打小闹，而必须有大视野，大改革。

中国有两大资产，居民的高储蓄和庞大的国资国企。如何推动储蓄向权益投资转化，推动国资国企向国有资本转变，创造性地朝着权益性长期资本的形成和积累的方向进发，这是一篇大文章。

这既是在房地产引擎不再灵光的背景下的新战略选择，又攸关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和统一大市场的建设。

周道洪举例说，现在一个省市和其他省市之间，如果是调拨财政资金，哪怕1亿元都会耗时费力。但如果是企业，只要一次董事会、股东会，几亿、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投资项目都可以跨区落地。到底是政府还是企业才是市场主体？谁的配置资源效率更高？高下立见。

而在我看来，推动混合所有制的大改革，“两个毫不动摇”才真的有希望。国企民企，国资民资，单纯强调任何一边，在中国的国情和文化下都不可取。应该是各得其所又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就当下而言，民企相对处于弱势一方，是客观事实。但如果我们能够大力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则过去这些年快速扩张的国资，做大的国企，又可以成为整个中国经济新一轮国民协同发展的宝贵资源。这样的话，过去的路，并没有走弯。或者说，可以在新的高度上实现新的平衡。

不管是国是民，不管过去谁好谁难，只要都在中国这个大筐里，就有希望通过改革，做出更好的安排。条件做一些改变，民企必将给点阳光就灿烂。反之，如果继续拉大国企民企的资源差距与心理差距，民企可能越来越弱，或者因为自己只能干点细碎的苦活累活，而失去了创造的雄心和热情。这是任何对中国经济怀有期许和信心的人都不愿意见到的。

改革深化，中国向前。用大时代的愿景激励自己，用创造性的新思维指引自己，集众智，合众力，中国经济还有可能再火几十年。

泰戈尔说：“你今天受的苦，吃的亏，担的责，扛的罪，忍的痛，到最后都会变成光，照亮你的路。”真心希望，每一位有过受苦、吃亏、担责、扛罪、忍痛的市场主体，所有曾经的付出，未来都能获得回报。

（作者系中国商业文明研究中心、秦朔朋友圈创始人）

第一财经获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