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壁追光！大江健三郎的中国之行

1994年，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他急切地把获奖消息告诉乡下的母亲——他的文学启蒙人时，母亲只问了句：“鲁迅老师得过这个奖吗？”言下之意，如果鲁迅活着，还有你什么事。大江只得苦笑着对母亲说：“鲁迅先生在我出生后一年就去世了，就是还活着，也100多岁了，您就容我得了这个奖吧。”同年，在斯德哥尔摩，大江对瑞典皇家学院负责人表示，下一个站在这颁奖大厅的亚洲作家一定是莫言。2023年3月3日，大江健三郎无疾而终，享年88岁。生前，这位视鲁迅为精神导师的诺奖得主，这位“对中国最为友好”的和平斗士，曾六次来到中国大陆。他与毛泽东、周恩来会面，和莫言一同走在高密的田埂上，到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对幸存者鞠躬，进北大附中与少年们对谈……这些，都是他打破“铁屋子”的努力，是他对光的追寻。

2009年，大江健三郎参观北京鲁迅博物馆。

“未来似乎并不是零”

1960年5月底，日本文学家代表团一行七人，由东京飞往香港，奔赴尚未建交的中国。其中最年轻的，是24岁的大江健三郎。别看年轻，他已经凭借《饲育》获得芥川文学奖，在日本文坛声名鹊起。

启程当日，大江收到一封信，一位“属于纯正左翼的女性”质问大江，“在这样十万火急的时刻怎么能逃到中国去”。

“十万火急”，指的是新日美安保条约即将生效。该条约的签订使得大量民众认为日本又面临重新卷入战争的危险，而右翼势力希望借此机会修改宪法“第九条”，以“适应新体制”，加强“防卫能力”。

为了阻止新条约生效，东京连日举行大规模示威抗议，刚在文坛上崭露头角的大江自然也走上街头。作为青年代表，他还参加了“安保批判之会”。

回忆当年的抗议活动，他说：“当时我认为，日本在亚洲的孤立，意味着我们这些日本年轻人的未来空间将越来越狭窄，所以，我参加了游行抗议活动。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和另一名作家被作为年轻团员吸收到代表团里。”

大江加入的这个团，全称为“访问中国之日本文学家代表团”，团长为左翼作家野间宏。当时，全世界风云激荡：日本反对新安保条约的运动如火如荼；韩国掀起推翻李承晚的学生运动；非洲、拉美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也轰轰烈烈。

在这激荡中去中国，有寻求亚非拉支援的意味，但也容易引发争议。一些反对者担心，代表团访问中国的象征意义，会影响到安保运动的独立性、民族性。另一些反对者，则不满于他们在运动的关键时刻缺席。

的确，代表团出发时，正是运动白热化的时期，而他们回国时运动已走向尾声。换言之，大江不是在日本，而是在中国“经历”了安保斗争的最高潮。

为何要在此时去中国？在《日本青年的中国旅行》一文里，大江把这次旅行描述为一种自我救治、走向康复的过程。

出发前，他是一个“绝望的青年”，在机场与新婚三个多月的妻子话别时，特地叮嘱她不要生孩子，“以免让1980年代增加一个不幸的自杀者”。

然而，当为期38天的访问结束后，还是在羽田机场，他又对妻子说：

“我们生个孩子，把他养大吧，未来似乎并不是零。”

每天在电视上关注游行、关注安保运动的妻子答道：

“我也想这么说，所以才来接你的。”

显然，这一个月，让大江夫妇对未来有了一种信心，这种信心来自丈夫在新中国的所见所闻，也来自妻子在日本目睹的斗争。

中国之行发生了什么，使得大江发生了如此之大的转变呢？

在这一个多月的访问中，代表团先后访问了广州、北京、上海和苏州等地，参观了工厂、机关、人民公社、学校、幼儿园、展览馆等。

大江应邀为《世界文学》杂志撰写特邀文章《新的希望之声》，表示日本人民已经回到了亚洲的怀抱，并誓言永不背叛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此外，他还在一篇题为《北京的青年们》的通信稿中表示，较之于以人民大会堂为首的十大建筑，北京青年们话语中的幽默和眼睛中的光亮，更让他对人民共和国寄以希望。

大江发现，无论是历史博物馆讲解员的眼睛，钢铁厂青年女工的眼睛，郊区青年农民的眼睛，还是光着小脚在雨后的铺石路上“吧嗒吧嗒”走着的少年的眼睛，全都无一例外地清澈明亮，而共和国青年的这种生动眼光，是大江在日本那些处于“监禁状态”的青年眼中从不曾看到过的。

他在同年出版的写真集里表述这次中国之行最为重要的印象：那些确实怀有希望的年轻人在面向明天而生活着……他们面向未来的姿态，给我带来了重要的力量。

为什么大江这么在意青年，在意他们眼里有光？2009年，在北大的一次演讲中，他讲了那时的一段个人体验：

23岁时，他凭借处女作《奇妙的工作》，步入文坛，连川端康成都称他有“异常的才能”。但这是一部阴暗的小说，描绘了战后日本青年无望的生活。当他把登有这篇小说的报纸拿给母亲，一位“早年间热衷于中国文学的文学少女”看时，母亲却万分失望。

“我希望你能成为像鲁迅老师那样的小说家，能写出像《故乡》的结尾那样美丽的文章来。你这算是怎么回事？怎么连一片希望的碎片都没有？”

大江不服气地说：“母亲，鲁迅不只在《故乡》里用了希望这个词，还有《白光》里头也用了，我就是想起了里头的一段话，才写出这篇小说的。”

母亲眼睛里流露出轻蔑的神情，并说道：“我没上过东京的大学，也没什么学问，只是一个住在森林里的老太婆。但是，鲁迅老师的小说，我都会全部反复地去读。你也不给我写信，现在我也没有朋友。所以，鲁迅老师的小说，就像是最重要的朋友从远方写来的信，每天晚上我都反复地读。你要是看了《野草》，就知道里头有一篇《希望》吧。你看了《希望》吗？”

那天晚上，羞愧万分的大江，拿着母亲给的书，在夜行的火车上，第一次读到了鲁迅的《希望》。“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这话击碎了大江的信心，也让他琢磨了一辈子。

母亲为什么对使用廉价的“绝望”“恐惧”等词汇表现出失望，却没有简单地给大江指出“希望”的线索？反倒让他去读《野草》里的《希望》。隔着50年的光阴，71岁的大江，说他终于明白了母亲的苦心。

“青年”“希望”都是《希望》一文的关键词，这也是大江关注中国青年和他们“未来态”的缘起吧。

1960年，大江健三郎（右一）与中国领导人合影。

“你年轻，你贫穷，你革命”

大江健三郎的文字，长句层层叠套，在浅阅读时代并不讨好，书的销量连村上春树的百分之三都没有。更多中国人知道他，是作为一个斗士。

在文字之外，大江从少年至耄耋，始终盯住、没松手的，是维护日本“和平宪法”。他的《广岛札记》《冲绳札记》以及成立“宪法九条会”，都是环绕这个课题发声和行动的。

在他那温和外表之下，韧劲从何而来？

1960年6月15日晚，在日本，7000余名示威学生冲入国会，与3000名防暴警察发生激烈冲突，东京大学女学生桦美智子被殴打致死。

次日，在王府井全聚德烤鸭店二层，周恩来设宴慰问日本文学家代表团。门口相迎时，他把队尾的大江拉到一边，扶住肩膀，用法语低声说：我对于你们学校学生的不幸表示哀悼。大江毕业于东京大学法语系，桦美智子是他的校友，周总理显然知道这个消息对他的打击，特地亲口告诉他。

总理不仅知道大江和桦美智子是校友，甚至知道大江是学习法国文学的，这让他非常震撼。晚宴中，大江的脑子里不断浮现出鲁迅的文章，对着闻名遐迩的烤鸭，一口没吃。

46年后，大江整段默写出鲁迅纪念刘和珍君的文章。如果你在初中背诵过这篇课文，可能还记得鲁迅的只言片语，比如“出离愤怒”，比如“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但大江复诵的是结尾的一大段，最后一句为：“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在他心里，血泊中的桦美智子与刘和珍叠加在一起，化为“殒身不恤”的女英雄。而他，即便不是真的勇士，也该做点什么吧。从此，“守护（宪法）九条、祈愿和平是我的人生根本”。

之后，毛泽东又在上海接见了他们。他把桦美智子称为“日本的民族英雄”，让日本民众“不要有包袱”，把安保斗争“作为日本人的独立运动”。

大江看到，“在谈到桦美智子的死亡时，这位老人的眼里浮现出深沉而激烈的悲伤。一个勇敢的女孩毫无道理地死去了，真是令人心酸——这样一种感情的波动直率地从他的眼中浮现出来。”

庭院里茉莉飘香，毛泽东一一话别，大江照例排在队尾。例行握手之外，毛泽东特地对他说：“你年轻，你贫穷，你革命，将来你一定会成为伟大的革命家。”这段话其实是毛主席在会见中所说内容的一部分，大意是一个成功的革命家必须具备几个条件：一是要贫穷，穷则思变，才会参加革命；二是要年轻，否则很可能在革命成功之前就已经牺牲；三是要有革命意志，否则就不会参加革命。

多年后，大江在获得诺奖，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不乏幽默地说，毛泽东曾于1960年预言自己将会成为伟大的革命家，现在看来，毛主席只说对了一半——自己虽未能成为伟大的革命家，却也成了伟大的小说家。

这次会见发生在1960年6月21日。此后，每年临近6月21日，大江都会嘱咐妻子提前订购茉莉花（因为日本没有这个物种，需从中国移植，所以并不多见）。到了21日这一天，他会停下所有工作，对着那盆茉莉花，回想1960年。

这一年，流血的运动，以新安保条约生效，岸信介内阁集体辞职收场。

然而，和平宪法第九条——放弃战争的誓言，仍因集体自卫思想而屡受威胁。2004年，大江等九位平均年龄76岁的老人联合创立“九条会”，以抵制一切变相“修宪”的行为。2014年，他又以作家的敏锐一语道破，安倍政府提出的“积极和平主义”就是“消极战争主义”。

大江离去后，《东京新闻》刊出一首读者怀念大江的川柳（日本五七五短诗）：“一个又一个，护宪派驾鹤西去，危机在逼近。”

1960年，示威者在日本国会前进行反对签署新日美安保条约的游行。

“我在暧昧的日本”

那个因1960年而生的孩子叫大江光，生于1963年，是大江健三郎的长子。

他的诞生无疑是大江人生中最大的难关。孩子出生时脑疝严重，像有两个脑袋。不动手术，活不下来；做了手术，又会有很严重的残疾。大江进退两难，只能躲到“另一个地平线”。

所谓“另一个地平线”，其实是去广岛参加反对核武器的会议。在这里，大江遇见二战核爆的幸存者，这些人面临的困境与他相似：明知道自己的孩子可能畸形，该不该冒险生育？是该自杀，还是该努力怀抱希望活下去？大江专门向医生寻求建议。医生也不知道这些人该怎么治，甚至不知道该不该治。但医者本能地认为，只要有痛苦就应该给予关怀。

大江心里有了答案：他要给儿子手术，带儿子回家，这一决定对他的写作生涯也影响深远。

以残疾婴儿为起点，他写了三个走向迥异的故事。在《个人的体验》与《万延元年的football》中，父母遗弃了孩子，又将其领回。而在《空中怪物阿贵》里，父亲不给孩子喂奶，而是喂食糖水。他用文字排遣掉灰暗的、负面的情绪，代之而来的，是现实中勇敢、温暖的行动。

6岁的大江光在林间听辨出了秧鸡的叫声，讲出人生中的第一句话，父母喜出望外，又使他渐渐领会了莫扎特与巴赫，并开始作曲。光成了作曲家，连邻居小泽征尔都常来切磋。这一奇迹，坚定了大江的文学追求。

他把“始于绝望的希望”推而广之，用《广岛札记》描写核战恶果，用《冲绳札记》讲述战败日军逼迫岛民集体自杀的历史，还在各类文章中反复就慰安妇、战后合理赔偿等议题发声，甚至自嘲为“用粪弄脏了自己巢穴的鸟”。

所有这些作品，都是在他素朴、幽静的东京居所完成的。妻子在花园里种满红枫与玫瑰，父亲坐在客厅的扶手椅上，用双膝顶着一块木板，将稿纸铺在上面写文章，儿子则坐在旁边听音乐。

父与子共处一室，各自工作。如大江所言，两人“看往同一个方向”，即“光”这个名字所象征的“希望”的方向。晚上，他陪儿子吃饭，等着他入睡、起夜、再入睡，为他盖好毛毯，自己才能入眠。每天如此，年年如此。

大江的第二次访华，是1984年，那时他的儿子光已经21岁。

这时，正是中日友好的蜜月期，中方邀请了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并在十月举行了盛大的友好联欢活动。大江虽然随井上靖等日本文艺界人士受到接见，但国内对他的作品几乎一无所知。知音难觅，他这次来，只是作为倾听者和观察者，游历了丝路。

1994年，平静的生活被一通电话打破。他成了继川端康成之后，第二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人。如此尖锐的批评者获奖，让日本政府慌了手脚，他们连夜开会后，还是决定把文化勋章经天皇之手授予他。岂料大江不仅不为所动，反而在报上撰文，明确表示拒绝接受。

川端康成的获奖词为《我在美丽的日本》，针对这一表述，大江健三郎的获奖词是《我在暧昧的日本》。他以毫不暧昧的语言指出：“暧昧的进程”使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日本不仅在政治方面，而且在社会和文化方面，越发处于孤立的境地。

这篇犀利的文章，终于使大江作为横眉冷对的斗士被中国人看见。“我们欠大江的账，就从翻译这篇诺奖发言开始还吧。”大师叶渭渠对弟子许金龙如是说。

也是从这篇文章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许金龙成了大江在中国最重要译者和研究者。

2002年，大江健三郎和莫言在高密。

“作家首先应该是知识分子”

许金龙与大江健三郎之间亦师亦友的缘分，还要从东京街头，一张吹到脚边的报纸残片说起。世纪之交，许金龙在报纸残片上读到，大江表示，希望再次访问中国。他欣喜若狂，当即满怀诚意地请大江的版权代理商出面，帮忙联系他。

“4天的行程，巨大的工作量，但大江先生的中国之行却没有收一分钱，不仅中方给的不收，就连一笔不菲的演讲报酬也捐给了宋庆龄儿童基金会。”许金龙说，这次访华的来回机票都是由大江自筹的。

大江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能对他的言论作任何限制，时任外文研究所所长的陈众议一口答应下来。

2000年金秋，大江第三度抵京。作为第一位接受中国“官方”邀请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回的阵势、待遇自不比从前。他受邀在清华发表了题为《致北京的年轻人》的演讲，并在社科院外研所与王蒙、铁凝、余华、徐坤、阎连科、林白、莫言等中国作家座谈，多家出版社同期推出了他的文集。

那几年，“中国作家距离诺贝尔文学奖有多远”一直是国内媒体的兴奋点，然而，大江本人对得奖一事却视之淡然，他反复申明，不需要这样的鼓励，有没有这个奖，都会一如既往地从事他心目中神圣的文学创作事业。

在社科院，他又一次强调了这一理念：一个作家首先应该是知识分子，是学者，是思想者。这种自省与鲁迅1927年拒绝被提名的理由不谋而合——“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

大江此行逛胡同，听京剧，但他最期待的，是与莫言会面。二人神交已久，在斯德哥尔摩的获奖演说中，他就提及莫言，说对其文学有似曾相识的感觉。真见到莫言，大江却悄悄开了句玩笑，说莫言没他的作品帅。

许金龙回忆，未及寒暄，两人便在小会议室内“短兵相接”：大江说莫言在人民的汪洋大海里，正在以农村包围城市；而莫言则回敬道：“大江先生在日本成功地发动了一场文学意义上的农民暴动。”短短数语，默契已在，他俩的文学都有一个主题：从边缘出发，为边缘人发声。

作家铁凝印象最深的，是大江婉拒了研讨会午宴，建议与会者以盒饭为午餐，说这样既简朴又节约时间，于是在这场国际研讨会中，每人都拿到了一个盒饭。

大江访华的最后行程是参观现代文学馆。在手稿区，他向身边的舒乙馆长问道：“我怎么没看到莫言先生的手稿？他是世界级作家，他的手稿完全可以放在这里。”

在地下室的泰戈尔画像前，大江停下脚步，对周围的人说：“我最羞于听见的，莫过于人们对我说起亚洲三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这句话了。如果说到川端康成这个日本作家，我倒颇不以为然。然而面对泰戈尔，我却非常惶恐。我怎么可以与这位巨人相比肩呢？在这位巨人面前，我所能做到的就是转身逃去。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莫言先生能够早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时我就可以把这个尴尬扔给他，让他去遭那份罪吧！”

2009年，大江健三郎与铁凝参加人民文学出版社“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颁奖礼。

2006年，大江健三郎到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调查日军罪行。

“看到文学的原始风景”

也许是跟莫言没聊过瘾，也许是“希望能看到文学的原始风景”，2002年春节，大江带着日本NHK的电视节目组，到了莫言的老家——山东高密的小村庄。

除夕夜，他和莫言坐在土炕上谈文学，然后又坐到炉灶边喝酒，喝到夜半。窗外的爆竹声越来越大，农村的新年，足够热闹，只可惜季节不对，大江没看到红高粱。

大江说他读了英文版《秋水》，对莫言写到的一个场面非常好奇。那个场面是说老房子的背后有一条河，洪水暴发的时候，河水如马头一样奔涌而来。大江就纳闷了，“河水像马头”是什么意思？是像马头之高还是马头之多？

在莫言带领下，大江特意去看了老房子背后的那条河，但那时河已经消失了，都是干枯的石头。莫言指着老房子告诉他，当年门上有个小窗，儿时的他，就是站在板凳上，从那小窗里，看到大浪超过了河堤。大江站在那里非常感慨，“原来文学的诞生是这样的”。

在这部纪录片中，大江不遗余力地推介莫言，称他为“二十一世纪的开拓者”。当莫言的大哥代表全家向他表示感谢时，大江神情庄重地说：“1994年，当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我的母亲对我说，这个奖应该是中国人的。我这次来，就是为完成母亲的遗愿。我热爱莫言的作品和为人，我们俩共同之处甚多，我想莫言也应该得这个奖。”

返程时，翻译毛丹青一直和大江在一起，他对毛丹青说：“我看到文学原始风景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了解文学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觉得是真的。而且我敢断定他（莫言）可以在十年之后拿到诺贝尔文学奖。”

十年后，莫言果然获奖。大江给莫言发贺信，第一句就说自己“一直沉浸在喜悦中”。

最让许金龙唏嘘的是，每年去大江家，他都会小心翼翼地从楼上书房捧出莫言父亲送的茅台酒。他总说“我现在不喝，等到莫言先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我会跟他共饮这瓶美酒。”

许金龙问，这瓶美酒是在北京喝？还是在东京喝？他说：“如果身体好的话，我到北京去跟莫言一块喝。我如果老了，走不动了，让莫言到我家里来喝。”

遗憾的是，虽然大江每晚都要喝一杯才能入眠，但那瓶茅台酒，一直没机会共饮。

2009年，大江健三郎含泪面对鲁迅书简。

“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演讲”

2005年巴金去世，古稀之年的大江健三郎通过许金龙，发来唁电。他说：

《随想录》树立了一个永恒的典范——在时代的大潮中，作家、知识分子应当如何生活。我会对照这个典范来反观自身。

我还感受到另一个悲哀，那就是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日本的政治家不断背叛广大中国人民的善意，我为日本政治家的这种卑劣行径感到羞耻。

就在这一年，大江写于38年前、反思日本战争责任的纪实文学《冲绳札记》被日本右翼势力以“名誉受损”为由诉上法庭。

对于这场官司，大江没有丝毫怯场，他对许金龙描述自己的心情：踏入法庭的那个瞬间，一股战斗的冲动突然溢满全身，觉得自己那时就是一个战士，一个渴望进行战斗的战士。

案件经过三审终于胜诉，但为了“应战”，聘请律师的费用达数百万日元。这对身体状况不理想、家中还有残障需要照料的大江夫妇而言，无疑是一个异常沉重的负担，他们甚至有了“今后要过贫困生活”的打算。

日本人过年有写贺卡的习惯，因为这场官司，他收到的无数贺卡，上面写的竟然都是“大江滚出日本”。

明知“老翻旧账，自然令人不快”，他仍不顾四面楚歌，2006年又来到中国，还高调地到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调查日军侵华罪行。

在纪念馆，他见到了大屠杀幸存者姜根福和夏淑琴，并郑重地对他们鞠了三个躬。此后的南京行程，他一直面色凝重，几欲昏厥。

“南京大屠杀时，我只有两岁，现在我71岁了。这一次，我对自己说，一定要到南京来。”大江回国后，还把为期一周的观感发表在10月份的《朝日新闻》上，“告诉日本的年轻人”。

9月10日上午，大江到北大附中演讲。路途中，他局促不安地不停搓手，或是双手用力紧握车门扶手。

“我与大江先生交往多年，多见老先生或爽朗、或开心、或沉思、或忧虑、或愤怒，却从不曾目睹先生如此紧张、局促的神态”，许金龙劝慰说，“您今天面对的听众是13至19岁的孩子，不必如此紧张”。

大江回答：“我在这一生中作过很多场讲演，包括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之际所作的讲演，我都没有紧张过。可这次面对中国孩子们所作的讲演，是我人生中最为重要的讲演，我无法控制住自己的紧张情绪。”

即将进入礼堂前，他又一次停下脚步急迫地对许金龙说道：“是否可以帮我找一间空闲的房间，让我独自在那房间里待上一会儿，冷静一会儿，我需要整理一下思绪。”

康健校长为难地表示，临近的教室和办公室全都锁了起来，只有学生们使用的卫生间没锁门。北大附中的卫生间气味刺鼻，即便如此，大江仍执意在男厕所单独待了一会儿。

从走上讲台，面对中学生那一刻起，他的神情轻松下来。他直率地告诉学生们：

与我这样的老人不同，你们必须一直朝向未来生活下去。假如那个未来充满黑暗、恐怖和非人性，那么，在那个未来世界里必须承受最大苦难的，只能是年轻的你们。因此，你们必须在当下的现在创造出明亮、生动、确实体现出人的尊严的未来。

在这次演讲的结尾，大江和学生们一起背诵了《故乡》的最后一段，巨大的声浪在礼堂中回响——

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为孩子们题字时，他拿起毛笔，一脸踟躇：“我的妈妈早就告诫我，千万不要在中国题字，那里是书法的故乡。这会儿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待会儿你们看到我的字，会震惊的。”一片笑声中，他挥毫题下布莱克的话：“觉醒吧，新时代的年轻人。”

尽管对日本的政治越来越绝望，但他仍在奋力一搏。不仅是在北大附中，在日本，他也在不停地和青年对话。这恐怕是因为，他爱孩子，他相信未来。

大江健三郎的母亲曾在中国买到《译文》创刊号。

“小说是写给我们的亲密的信”

2009年，大江来得突然，甚至让人意外。获诺奖后，这位老人再也没有出席过任何颁奖典礼。这次，他却在寒风凛冽的冬季，来北京领人民文学出版社颁发的一个新增奖项。

大江说，之所以出席这次颁奖典礼，是希望更多的亚洲人读他的作品。同时，他向主办方提出两个要求，一个是参观鲁迅博物馆，亲眼看看鲁迅创作《希望》的地方；另一个是在北大向学生演讲。

1月16日下午，陈众议和许金龙在机场接他，一上车，大江就急切地表示：由于目前已陷入抑郁乃至悲伤的状态，无法将当前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水死》续写下去，想要在北京与老朋友们相聚，去鲁迅博物馆汲取力量，这样才能振作起来。

原来，大江遇到了三个让自己陷入悲伤、自责和抑郁的意外情况。

其一，“九条会”发起人之一、日本著名文艺评论家加藤周一去世，这让他痛失一位可以倾心信赖和倚重的师友。

其二，大江光的一节胸椎骨摔成了三瓣，但儿子不会表达，作为父亲，他为自己未能及时发现而痛心、自责。

其三，则是因为写作遇到了瓶颈。

1934年春，日本女文青小石同丈夫大江好太郎一起，自上海前往北大聆听胡适演讲，并投宿在王府井的旅店里。好太郎和北京的店主聊起《孔乙己》，还学会了“茴”字的四种写法，小石则在上海买到了《译文》创刊号和两个红皮箱。大江健三郎也是孕育于此次中国之行。

大江正在写作的《水死》，是关于父亲的作品，灵感来源于从中国带回日本的红皮箱。父亲当年的通信都装在红皮箱里，母亲在世时，红皮箱不给他看，去世时，还约定了十年之期。等大江得到红皮箱时，却发现信封里空空如也。原来，信里有很多对天皇“不敬”的言辞，母亲怕大江写作惹事，已经在活着的时候烧完了。一手资料被毁，让大江的创作几乎陷入绝境。

在这接二连三的打击下，他想到了鲁迅，想到向鲁迅先生寻求力量。

到达北京的翌日，他对接风的莫言和铁凝讲起从国际饭店看到的朝阳：“在眺望太阳这一过程中，我情不自禁地祈祷着：鲁迅先生，请救救我！至于能否得到鲁迅先生的救助，我还不知道。”

怀着这种忐忑的心情，大江到了位于阜成门内的鲁迅博物馆。

当众人准备在鲁迅先生的石像前合影时，大江突然消失，找到他时，只见他靠坐在地，已经泣不成声；翻看鲁迅手稿时，大江很快将手稿放回，再不肯接孙郁馆长递来的第二份手稿。这种与平日“谦谦君子”不符的反常表现，让接待的人有点不知所措。

许金龙回忆，当夜1点30分，他从门缝收到了大江的纸条：“我要为自己在鲁迅博物馆里显现出的‘怪异’行为而道歉……在观看信函时，泪水渗了出来，我担心滴落在为我从塑料封套里取出的信纸上，便只看了为我从盒子里取出的那两页，没有再看其他信函。请代我向孙郁先生表示歉意。”

原来，他是看到文稿上“倘使我还得偷生在不明不暗的这‘虚妄’中，我就还要寻求那逝去的悲凉漂渺的青春”一句，心有所感，担心泪水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才狠下心来辜负了美意。

1月19日，离中国农历新年只有一周的时间，北大学生开始陆续离校回家过年。北大论坛上发出了一条帖子：大江将于1月19日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演讲。和以往的演讲不同，这条帖子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校园里也没张贴海报。

这次，大江作了题为《真正的小说是写给我们的亲密的信》的演讲。他说：“到这个月底，我就是一个74岁的老人了，我想，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中国之行。”

大江讲到自己9岁或10岁时，从母亲那里得到《鲁迅小说选集》；讲到自己知道的第一个中国人的名字是“孔乙己”；讲到自己的处女作是受鲁迅《白光》的启发；讲到母亲把鲁迅的文章当作写给自己的信；讲到他在鲁迅博物馆，不是不合影，而是悄悄走入庭院，在心里默诵了一遍鲁迅的《希望》。

大江在演讲中全文背诵了鲁迅的《希望》，这令作为翻译的翁家慧教授不由得惭愧。幸亏她事先将《鲁迅选集》带到会场，翻开朗读，才顺利完成这次不寻常的口译。

“我这一生都在思考鲁迅。”大江说，在鲁迅博物馆里，他想到鲁迅常说的“决不绝望”，在心里对先生作了保证，保证自己不再沉沦下去，要把《水死》继续写下去。

果然，这年年底，长篇小说《水死》由日本讲谈社出版。

当人们以为《水死》是大江的封笔之作时，他又在年近八十的时候出版了《晚年样式集》。在这部日记体小说里，他再次引用鲁迅的话——“发出呜呜的声音哭了起来”。

如此悲鸣，是因为福岛核电站大泄漏之后，日本政府为了保持“潜在核威慑力”，坚决不废除核电站。在大江的认知中，这不啻于关上了日本的未来之门。

“目前，我的头脑里只思考两个大问题，一个是鲁迅，一个是孩子。自己是个绝望型的人，对当下的局势非常绝望……每天晚上，在为光掖好毛毯后就带着那些绝望上床就寝。早上起床后，却还要为了光和全世界的孩子们寻找希望，用创作小说这种方式在那些绝望中寻找希望，每天就这么周而复始。”2010年，在东京的小路上，大江对许金龙这么形容自己的工作状态和生活状态。

然而，话音未落，大江又离开书斋，频繁参加全国各地集会。“我要跟那些试图抹杀广岛、长崎和福岛的家伙们斗。”此时，创建“九条会”的元老已所剩无几，但“九条会”却在日本遍地开花，成了多年被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大热门。

2023年3月21日，斯人已逝，但在反对排放核污水的集会海报上，“大江健三郎”的名字依然居首。

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去世后，中国网络上却有“一个日本人的死用得着上我们的新闻吗？”“日本的事啊，那没事了”的评论。不能不说，这种中日民间的隔膜是大江最不愿意看到的。

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足足60年，大江也曾抑郁、喝酒、吃安眠药，但他没有停笔。莫言说：“他的创作，可以看成是那个不断地把巨石推到山上去的西西弗斯的努力，可以看成是那个不合时宜的浪漫骑士堂吉诃德的努力，可以看成是那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孔夫子的努力；他所寻求的是‘绝望中的希望’，是那线‘透进铁屋的光明’。这样一种悲壮的努力和对自己处境的清醒认识，更强化为一种不得不说的责任。”

虽然在大江的作品里，鲁迅一直在场，但很多读者仍抱怨“大江的作品读不懂”。为了弥补这个缺憾，许金龙与人民文学出版社数年前就制定了一个计划，准备翻译大江所有小说。一个纯文学作家，小说竟有36卷之多。

今年5月中旬，《大江健三郎小说全集》的第一辑，共计13卷即将发行。正如大江在北大演讲所说：“我相信，会有一小部分人，会在世界的各个地方，来看这部小说，并把它当作是写给自己的一封亲密的信。”

来源：北京日报 记者 孙文晔

流程编辑：u031

版权说明：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书面授权许可不得转载、摘编或利用其它方式使用本网站上的文字、图片、图表、漫画、视频等内容。

未经许可即使用，或以此盈利的，均系侵害本网站著作权及相关权益的行为，本网站将追究法律责任。

如遇作品内容、版权等问题，请在相关文章刊发之日起30日内与本网联系。

联系方式：takefoto@vip.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