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回民占陕西人口十分之一，元明两代，他们如何来陕迁徙繁衍？

晚清回民占陕西人口十分之一，元明两代，他们如何来陕迁徙繁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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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回”一词，最早出现于北宋时，如曾在陕北任职的沈括在其所著的《梦溪笔谈》中说，他曾按边兵得胜所唱之“凯歌”作词，内有：

“旗队浑如锦绣堆，银装背嵬打回回；先教净扫安西路，待向河源饮马来。”

内所称“回回”，显然是指唐以来的回纥。但从歌的后半部分看，此所谓的“回回”是指今甘肃河西及青海一带的回鹘（回纥)。

1、“回回”一词的演变

“回回”一词，到元代时，其含义有所扩大和变化。

元代所说的“回回”，一般是指来自中亚、阿拉伯和波斯等地信仰伊斯兰教的人。

公元13世纪初，蒙古成吉思汗曾率部西征，先后征服了帕米尔以西、黑海以东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各个民族。随着每次战争的胜利，一批批阿拉伯、波斯及中亚各族人民被迁徙到东方，进入中国内地定居。

其中有军士（如“回回炮手”等)、工匠、被俘的妇儒、贵族及大批的商人等。

这些人在元代官方文书中称为“回回”，列入色目人这一等级之中。因此，此时的回回，已与回鹘（元代称“畏兀儿”）、唐兀、契丹、女真等相区别。

元代陕西的回回，主要是蒙古西征后，东迁来的阿拉伯、波斯及中亚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

蒙古在占领陕西的过程中，有大批蒙古、色目人军队驻守陕西，此后关中成为蒙古进攻、灭亡金、南宋的重要基地。

因此，在这些蒙古、色目人组成的军队及其所携的眷属、奴婢中，有一部分原是中亚、波斯、阿拉伯来的，内有的即驻守在陕西。

如忽必烈中统四年(1263年)，“以宋忽儿、灭里及沙只回回鹰坊等兵戍商州、蓝田诸隘”。

又蒙哥大汗于壬子年(1252年)曾括户定籍，中统四年又进行了补充抄籍，主要按职业（包括宗教职业）和民族将被统治的人民分成各类，合称为“诸色户计”或“诸色人户”。

内中就包括“回回”或“木速儿蛮”（即信仰伊斯兰教者）。木速，即伊斯兰的异译。

元世祖至元十年(1273年)，“陕西京兆、延安、凤翔三路诸色人户，约六万户内，签军六千”。

说明陕西诸色人户（其中包括回回）还是相当多的。 蒙古统治者甚至多次下令“签诸道回回军”。在驻守陕西的探马赤军（诸部落军）中也有很多回回，至元九年(1272年)，蒙古统治者曾“阅大都、京兆等处探马赤户名籍”。

特别是至元九年以后，安西王忙哥剌及其子阿难答分理陕西、甘肃等地时，蒙古、色目（回回）军驻陕西境内者为数更多。

2、元代“回回”来陕

据拉施特的《史集》记载，阿难答从小被托付给一个名蔑黑帖儿·哈散·阿黑塔赤的突厥斯坦伊斯兰教徒抚养。

因此，他对木速（即伊斯兰教）的信仰十分虔诚，能背诵《古兰经》，并且用大食（阿拉伯）文书写得很好。

正因为如此，“他还使依附于他的十五万蒙古军队的大部分皈依了伊斯兰教”。

此说虽不能尽信，但安西王驻守王府的军队中有不少回回是可信的。

马可波罗曾奉忽必烈之命巡游云南，曾经过安西王管辖的京兆府，他说：京兆府内“居民大部分是佛教徒，但也有一些基督教徒，土库曼族人和撒拉逊人”。

土库曼系中亚地区人，撒拉逊是中世纪初欧洲各国对阿拉伯人的称呼，故此两类人均属元代回回人的范畴，这亦可证元代陕西长安一带居有回回。

安西王在今西安东北建造的安西王府附近，至今还保留着一些蒙古及色目人的地名，这里自明清以来是回族聚居的村镇。

安西王府遗址已发现，并作了初步调查发掘，出土了5件铁铸的阿拉伯数字组成的“幻方”（出于夯土台基中），足证安西王阿难达与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的关系。

最能反映元代回回在陕西分布的是关于元朝陕西屯田的情况。

据《元史·兵志》载，陕西屯田有“陕西屯田总管府”，系军民合屯，地点在陕西的栎阳、泾阳、终南、渭南、凤翔等地，人数约有3700户。

其次是“陕西等处万户府屯田”，系军屯，地点在陕西周至南孝子林、张马村、杏园庄等，计有847户。

还有陕西行省在“贵赤延安总管府”的民屯，地点即延安路探马赤草地，有户2027户。 又元朝还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以陕西泾、邠、乾及安西属县闲田立屯田总管府，置官属，秩三品”。

以上这些军民合屯、军屯、民屯中，有蒙古人、汉人，也有一部分回回人。

如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元朝“以忽撒马丁（回回人）为管领甘肃、陕西等处屯田等户达鲁花赤，督斡端（今新疆和田）、可失合儿（今新疆喀什）工匠千五十户屯田”。斡端、可失合儿均在今新疆南疆，此时该地人已改信伊斯兰教，故应为回回之一部。

此后，在陕西屯田的军、民户均转为元朝重要的农业人口，而明清时陕西回族的主要分布地区，亦就是主要集中在元代陕西屯田的地方。

另有一批元朝回回上层贵族，进入陕西作官为吏，以后就定居于陕西，成为明清时陕西回族的组成部分。

最著名者，如元朝名臣回回人赛典赤·赡思丁就曾任过陕西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其长子纳速刺丁最后任陕西行省平章政事，死于任上，其家族即居陕西，即后世陕西回族的纳家族。

蒙古统治阶级实行民族等级制，重要的官职多由蒙古、色目人担任。

至元二年蒙古的定制中，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回回人充同知；五年(1268年)，又“罢诸路女真、契丹、汉人为达鲁花赤者，回回、畏兀、乃蛮、唐兀人仍旧”。

蒙古统治者为分化各族，特别防范人数最多的汉族反抗，往往利用外来的回回人来加强和巩固自己的统治。 于是，全国各地（包括陕西）回回充任达鲁花赤及各地官吏者为数不少。他们携眷上任，有的卸职后就定居于各地（陕西的就定居于陕西)。

此外，还有大批回回商人及宗教职业者（元代称为“答失蛮”和“迭里威失”)也定居于陕西。在元代，回回素以理财和经商闻名，足迹遍于各地，故明代有“元时回回遍天下”之说。

3、“回回”为何没能化入汉族，而自称一族？

由于有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回的存在，专门从事宗教职业者于是也产生。

史载元朝中央曾设有“回回掌教哈的所”，至元文宗致和元年(1328年)八月，“罢回回掌教哈的所”。

哈的所下有司属，过问回回词讼；在罢去之前曾一度罢而复置，且规定只准祈福并掌教念经。然而，事实上各地回回掌教仍然掌握着管户婚、钱粮、词讼等权力。

元代各地已开始有伊斯兰教的礼拜寺之设置。

上述各种渠道定居于陕西的回回，在元代对陕西地区的农业、商业等的发展及文化交流方面，是有贡献的。

他们与入居陕西的蒙古人一样，亦开始汉化，与汉人通婚，改汉姓，学习汉族传统文化。然而，他们并没有融入到汉族之中，而是到了明代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回族。

为什么如此呢？

据学者们研究，主要原因是元代回回入居中国，是处于“大分散，小聚居”的状态，他们部分地保持了自己的生活习俗，有统一的经济生活（主要从事农业，部分从事商业）；回回在元代所处的政治地位，又使之与汉人、南人有所区别，便于其内部的团结和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在语言上，他们最初使用波斯语、阿拉伯语和汉语，以后逐渐统一于汉语，形成为有共同语言的特征；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他们有着共同的宗教信仰——伊斯兰教。

这是回族共同心理的民族特征形成的重要因素。

4、明代陕西回族的形成

元朝灭亡后，原居于陕西的回回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他们与邻近的汉族、原回鹘人、西域昭武九姓胡人融合，逐渐形成为回族。

元代陕西的回回，主要是由驻陕西各地蒙古军队中的色目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和中亚等地信仰伊斯兰教者)构成。这是陕西回族的主源。

其次，陕西回族还有另一部分来源，即自唐代以来留居今陕西地区的回鹘和西域胡人。

回回一词，在宋代是指“回鹘”（或称“花门”）而言。

在今陕西回族口碑及县志记载里，均说陕西大荔一带回族祖源于唐安史之乱后，留屯于大荔沙苑的回纥。

据唐代大诗人杜甫《留花门》一诗说：

“花门天骄子，饱肉气勇决…连云屯左辅，百里见积雪。”

又说：“沙苑临清渭，泉香草丰洁。…胡尘逾太行，杂种抵京室。花门既须留，原野转萧瑟。”

回纥助唐平乱，其叶护磨延啜请兵马屯沙苑事，又见《旧唐书·回纥传》、《通鉴》卷220唐至德二年(757年)的记载。

不过，回纥人自唐以来定居于陕西西安(长安)及其附近者，为数不少。就是宋代，西北的回鹘也有定居于陕西者。

如宋宣和三年(1121年)，宋臣寮言：

“回鹘因入贡，往往散行陕西诸路，公然贸易，久留不归者有之。”

而宋时，回鹘又被称为“回回”，他们在元代又与入居陕西的信仰伊斯兰教的色目人杂居、通婚，逐渐改信伊斯兰教，成为陕西回族的组成部分。

另有唐代以来聚居于长安等地的西域胡人，为数众多，唐末五代的动乱虽有部分迁徙，但仍有一部分留居于今陕西关中等地，内中亚昭武九姓胡不少。

从五代至宋，中亚胡人经丝绸之路到内地（包括陕西）经商或传教者也很多。到元代，大量的阿拉伯、波斯、中亚等色目人入居陕西后，他们与唐宋以来正汉化的西域昭武九姓胡人种、习俗较为相近，后者很快就接受了伊斯兰教，逐渐融入到元代的“回回”之中。

这就是近现代陕西关中回族多有米、石、何、史、安等姓的由来；换言之，唐宋以来居于陕西的西域昭武九姓胡等，也是陕西回族来源之一。

陕西汉族也是回族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

元代陕西回回以驻守各地的军队中的色目人为主，以后随地入社，如同编民，与汉人杂处，多有娶汉族女子为妻者。

特别是到了明代，统治者采取强迫同化政策，禁止蒙古、色目人自相嫁娶，听与中国人（汉族）婚姻，回回娶汉妇则更为普遍。 近代以来，陕西流传的所谓“回爸爸，汉奶奶”，即反映了这种通婚的情况，说明自元以来，汉族有不少融入到回回之中，成为回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上几种民族成分，在陕西这一共同地域条件之下，逐渐形成了有共同经济基础（农业和商业），有共同信仰的宗教——伊斯兰教，并由此而形成了共同的文化习俗及民族心理素质，而区别于汉族和其它民族。

因此，从明代起，陕西及全国的回族形成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登上了历史舞台。

在陕西回族形成过程中，伊斯兰教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伊斯兰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唐代因大食（阿拉伯）人的进入中国内地而传入。元代由于回回的发展，伊斯兰教也开始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各地也出现了一批清真寺。

到明代，陕西的伊斯兰教虽然受到明朝政府的种种压制，但仍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其标志即是清真寺的建立和经堂教育的发展。

陕西清真寺建立最早的时代，前述明代修纂的《高陵县志》记元至正间建“清真寺在渭河南渭桥里”，如这一记载确实，则元末陕西已有清真寺建立。现今西安化觉巷清真大寺（东大寺）内，有《创建清真寺碑记》，碑题为唐天宝元年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王铁撰。

中外学者对此碑的真伪早有定论，证明碑及寺建于唐天宝元年纯系后人伪托。学者们一般认为，化觉巷清真寺应建于明初洪武十八年至嘉靖五年(1385一1562年)之间。

又今西安学习巷的清真寺（西大寺)，据寺内存留的历代重修的碑石记载，也建于明初。此两寺是明代陕西伊斯兰教有所发展的历史见证。 其中特别是化觉巷清真寺，虽经历代修葺，但仍可见其规模之宏大，结构之精妙。其建筑为中国殿堂形式，有五进院落，84间殿堂，大殿可容千人礼拜。

明代陕西伊斯兰教的发展，还可从经堂教育的兴起得到证'实。在明嘉靖、万历年间，著名的经学大师胡登洲(1522一1579年)即是兴办经堂教育的代表人物。 胡登洲，陕西咸阳渭城人，自其从麦加朝觐返乡后，深感中国“经文匮乏，学人寥落，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明之无自”，为此，他积极创办经堂教育制度，以培养伊斯兰教宗教人才。

经堂教育，即是在清真寺内办学堂，招收回族子弟入学，学习阿拉伯文和宗教经典，并进行严格的宗教训练。

学业完成后，即“穿衣”（毕业），受聘到各地宣传教义，或为寺院阿訇，主持宗教活动。

因此，陕西的经堂教育在全国起步较早，影响很大；胡登洲成为当时全国知名的伊斯兰教经学大师。也就在胡登洲兴办经堂教育的时期，陕西回族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分布也很广。

5、明代回民的分布迁徙

在明代的文献中，出现了一些关于陕西“回民”的记载。

如明代瞿九思所撰《万历武功录》卷1陕西部分有《回民列传》，开首即说：

“回民，西（安）、延(安)、庆（阳）、平（凉）、凤（翔）、汉（中）间人也，那县编入版籍，名日回民。”

则此将明万历时陕西回族的分布说得较为明确，内除庆、平现属甘肃省外，其余均在今陕西境内。其分布地与元代色目人军屯（民屯）之地基本相符。

当时陕西的“回民”已基本编入郡县户籍之中，与汉族一样直接由明地方郡县管理。

但在万历之前，明朝对陕西回民的控制较为松弛；回民中有一部分则经营小商，流动性较大。

诚如《武功录》所述：

“时视麦熟，皆携妻小卖药课命，仰食它旁那。岁凶亦如之。”

万历丙戌年(1586年)，因陕西大荒，首先由泾州（治今甘肃泾川）一带的回民500人起来反抗明朝的统治，由灵台进入陕西麟游、三水（今旬邑）、淳化、耀州（今耀县）、同官（今铜川）等地，与该地回、汉荒民联合，势益炽。

最后，这次以回民为主的荒民起事，为明军所平定。

此后，明朝统治者即加强了对陕西回民的控制，由“督抚请上，乃得以回民编立保甲，著为令。令毋聚党，毋持兵，毋抢掠；岁时诸回民所流行，逻司常从走卒游徼道上，以备为寇。”

到万历甲辰年(1604年)，关中鄠县庞家村与周至县白龙沟的回民，以沙仓等为首，又掀起了反抗明朝统治阶级的斗争，旋为明军平定。户县县令刘璞事后“为连环保家法，每堡壮丁二十人，教士（伊斯兰教）一人，每月三日教习，余日归农。回乱遂息”。同样是加强了对回民的控制。

以上这些资料说明，明代陕西关中地区回族分布已较广，许多郡县均有回民居住其间。他们的姓氏亦基本为汉姓。

明末，由于明朝统治阶级的腐败，土地高度集中，辽饷的加征，以及自然灾害等各种原因，终于在陕北首先引发了规模巨大的明末农民大起义。

陕西的回族与汉族一起投身到这场的农民运动之中，涌现出一批回族农民起义领袖。其中最为知名者，如陕北的“老回回”马光玉（大老回回)、马守应（小老回回）等。

他们所率领的义军时称“回回营”，内有回、汉民族成分。

马守应，陕西绥德回族，边兵出身，崇祯元年(1628年)起义于陕北，与罗汝才、高迎祥等被推为首领。此后，马守应转战在山西、陕西、河南等省，与闯王高迎祥、八大王张献忠等并肩作战。崇祯八年(1635年)，农民军13家72营在荥阳大会，老回回马守应为13家首领之一。他主张北进山西，与张献忠意见不合，发生争执。经闯王李自成劝解，马守应担任策应。

次年，马守应等进入陕西洛南，后又转战于河南及湖广等，与李自成联合，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直到崇祯十六年(1643年)，马守应病死于荆州（今湖北江陵）。

6、清代回民的繁衍

清朝入关后，曾激起了汉、回等各族人民的激烈反抗，陕甘的回族也多次掀起反抗清朝民族征服和压迫的斗争。

如清顺治五年(1648年)，今甘肃河西回族米剌印、丁国栋为首的反清斗争即其中之一，清朝巩固了对陕甘地区的统治之后，对回族上层进行拉拢和收买，而对一般的回族人民，则与汉族一样，实行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

到清同治年以前（即1862年前），陕西的回族发展、繁衍十分迅速，成为陕西地区仅次于汉族的第二个大民族，陕西汉、回为主的民族分布格局正式形成，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清同治年以前，陕西回族人口到底有多少？

据民国初年西安回族马光启所撰《陕西回教概况》记：“历宋元明清以来，生殖日繁，遂布满全省，号称百万。”

又据同治年间曾参加镇压回民起义的余澍畴所撰《秦陇回务记略》卷说：“陕则民七回三，甘则民三回七。”即陕西回族占总人口的3/10。这一数字为现今一般有关论著所引用。

然而，清乾隆时，陕西总人口是700一800多万，到嘉庆、道光年间，增至1000一1200万左右，如果上述陕西回族总人口约70一100万较确，则回族只占全陕人口约1/10，余澍畴的说法恐不确。尽管如此，当时陕西10人中就有一回族，回族人口之多，发展之迅速，也是很引人瞩目的。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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