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伊始,各国纷纷掀起了变法自强的序幕,楚国当然也不例外。
但变法在其他国家均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而唯独在楚国,变法成了两个彻底:改革最彻底,失败最彻底。
为什么军政天才吴起也不能在楚国发动一场堪称革命的变革?
这些都要从楚国八百年的文化源头说起。
楚国的起源: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楚国的历史就是一条渴求被中原文明认同的历史,也是一条艰难曲折的文明融合之路。
楚,在古代文献中也被称为荆,“荆楚”为同义词,都是丛木的意思。
从国名我们就不难看出,楚人就是一群在丛林荆棘当中发展起来的一个族群部落。
据文献记载,楚国大约在殷商末期与中原王朝开始接触、融合。
直到了周成王时期,楚部落领袖被正式册封在楚地。
这表明楚部落已经开始正式进入中原文化圈,虽如此楚国仍免不了被中原老牌诸侯国欺压和嘲讽。
因为周王室在册封楚部落领袖之时,并没有给予爵位,楚部落领袖的爵位仍然是商朝册封的子爵。
这与当时的鲁国国君公爵的爵位相比简直云泥之别。
楚文化保守封闭的来源
历史进程给了楚人一个机会。
公元前770年周室衰微,周平王在郑、秦、晋等诸侯的护卫下东迁洛邑(洛阳)。
此时的楚人首领是熊通,此人通过政变上位。
上位后的他用政变余威以雷霆之势聚合了楚地各部落散落的势力,并将他们拧成一股绳。
熊通在位第35年,楚人政权已成为南方最大的邦国,国力日渐强盛,楚领袖难免想向中原捞到一些名分。
恰好周王室东迁不久,处于衰微期。
熊通于是率军北上攻伐姬姓随国,随国派出特使斥责楚国随意攻打无罪之国,没想到楚国立即回复:“我蛮夷也”。
果然,光脚的不怕穿鞋的,长年被中原文化排斥在外的楚国,早不管中原王朝那一套礼仪道德。
就这样,楚国一路高歌猛进俘获了随军主帅,随国上下震恐,一改之前的桀骜之色,转而低头向楚国求和。
正当随国打算准备一大笔赔款时,楚国只提出一个令人诧异的条件,那就是请求随国上书周王把楚国的爵位提高到“王”的地位,这几乎与周王室同尊。
尽管周室衰微,但是面对如此僭越之举,断然拒绝了楚国的无理要求。
听完随国特使的转告,熊同怒火难抑,愤然班师。
“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两年后的熊通向中原各国咆哮着喊出这句话,这也代表着楚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僭越礼制,自我尊王
楚国自行称王,在那时代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想过娶挑战周天子的权威。
而楚国这一像是赌气般的宣告,对其产生了极其深渊的影响。
一、楚国自行称王,极大的破坏了周朝以来根深蒂固的礼法观念,由此也开始了中原王朝长期歧视楚国的历史。
二、楚国要求融入中原王朝的请求被周王室断然拒绝,这令楚人之心皆破碎,大大淡化了楚人对中原文化的遵奉,于是他们不在喧嚷着融入中原文明,转而开创属于自己的楚文化。
楚文化的代表屈原
另外还值得提出的是,作为同样被中原王朝称为蛮夷的秦国,对待这种歧视有着一种截然不同的心态。
秦人始终认为中原王朝之所以会歧视秦,那就是秦国地处西垂,国力孱弱。
这是一种强者对弱者的瞧不起,故中原王朝对秦国多咒骂秦国野蛮愚昧。
而楚国不同,中原王朝对于楚国始终抱着一种“非我族类”的根本性对立态度,他们的鄙夷是一种排外的心理,类似于美国白人对黑人种族歧视的那种态度。
在此基础上,楚国也衍生出了一种因被鄙视而鄙视中原王朝的逆反心理,这两种心理相互交织,互相作用,使楚国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国家性格——保守、孤立。
所以这两种国家性格或民族特质成为了楚国始终不愿与中原文化进行融合与进行自我改革的根本性因数。
大族分治下的楚国政体,难以聚集起变法实力
楚国难以像其他国家一样继续彻底的社会变革还有个及其重要的因数,那就是楚国的初期的扩张方式与其他国家不一样!
楚国起源于江汉,以一域之地为始,到春秋中期已是占据南方半壁江山的庞然大物。
至战国中期,楚国已灭掉四十余国。
在这段时期中的扩张战争中恰好构建了楚国分治的政治框架与分治的权力传统。
西周时期,中原王朝的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大小都必须得到周王室的册封,疆域由王室划定。
诸侯国的扩张不仅会受到道义上的谴责,还会受到其他强国的干涉。
所以在西周时期很少发生侵占性的战争,大多数是“君子义战”,打完就完事。
而楚国所在的南方不同,整个南方被周天子所承认的诸侯国就是楚国一家,其他的都是以部落形式聚集在一起的“小诸侯”。
这些诸侯国在政治上并没有存在的合法性,加上天高皇帝远和江汉丛莽、消息闭塞,中原王朝并没有多少功夫关注这些蛮夷之间的兼并战争。
所以这些地处南方的部落能以相互兼并的模式逐渐扩张。
春秋中期,地处中原的诸侯国也开始了对外的兼并战争,但由于中原的诸侯国都是由周天子亲自册封,政权意识强烈,有着守祖宗宗庙之责任。
故这些战争都只能显于兵戎,战败国一般都会被保留一定的政治地位,和留下一些土地祭祀祖先,从此成为战胜国治下的臣民,而不是以订立盟约的形式加入。
南方的地形决定了楚国的扩张方式不同于北方
楚国的扩张的情形则与北方的兼并战争不同,南方地形以丘陵为主,兼有少量的盆地,而且地形通常被密集的河网切割开。
这就导致了南方的一些部落要么是住在山地密林之中以少量的耕地自给自足,要么居于大川湖畔之中以渔猎为生。
这些因生存而聚集在一起的部落,没有政权形式,也没有权力意识。
只要给口饭吃,给条活路,那么即使臣服于一个政权也不是什么难事,但是他们有着强烈的自治意愿,不想别人过多的干涉。
在楚国被册封之前,可以说整个南中国都是这种以一个被割裂的宜居地带而聚集在一起的部落形式,基本上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
而自从楚国被册封之后,楚国逐步建立起了政权形式、暴力机构等,于是在这辽阔的湖泊江河与连绵不绝的高山之中,有了一个可以“联合”其他部落的政权。
面对割裂的地形,楚国不可能像中原国家那样以暴力机构直接征服,这样费时费力,而且也不一定有效果。
于是楚国采取了另一种方式,即对那些“化外之民“施行“王道”,即不以武力迫使他们屈服,而是向他们以定立盟约的形式是让他们融入自己文化体系,成为“化内之民”。
这种软扩张即是一种整合也是一种兼并。
既然软扩张是与部落首领和和气气的谈,那么就一定有双方相互妥协的部分。
对于臣服部落而言,楚国名义上是他们的国家,而他们原有的居住地变为楚国给他们的封地,他们有为楚国出粮纳贡和服徭役的义务。
对于楚国而言,这些臣服而来的部落所有的土地不能随意的剥夺,他们可以拥有自己的独立武装,但是必要时必须听从楚国国君调遣。
同时楚国对这些部落的生存承担着一定的责任,当两个部落之间产生矛盾时以国家意志从中斡旋。
为强化同盟关系,中央也要分权给世家大族
这种软扩张要想推行下去,光有地方上的特权,这些部落他们的利益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保证。
所以因强化同盟的需要,加盟过来的部落可以根据自身实力大小在中央当大小不等的官。
所以说,这种扩张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楚国在短期内实力大涨,但是在另一方面也为日后楚国的改革变法增加了无尽的阻力。
当然,当权者不会注意到这些。
软扩张不行时只能来硬的
如果说软扩张是靠嘴皮子和利益说动部落加盟的话,那么硬扩张就是以真刀真枪的干架。
但是这些也只是针对于那些有着良好生活环境但是又不愿意臣服楚国的部落。
这些被从原居住地上消灭的部落,没有了与楚国讨价的余地,自然这些土地归楚国中央直辖。
随着楚国中央直辖地越来越多,楚国中央的实力远超于地方,这构成了楚国王权稳定的基础。
楚国做大做强之后,必然会赏赐有功之臣一些土地,然而那些世家卿族的所有地不可能用来封赏功臣,于是在只能从直辖地中分割出一部分去赏赐。
而这些功臣封邑不同于前一种世族。
他们是王权波及之内的世族,自治性与独立性不可与老世族相比。
国王的意志对他们的土地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所以软扩张和硬扩张所带来的分治基础架构了整个楚国政权的框架。
但是这种分治最大的弊端就是国政由王族与世家大族分割掌握,而那些出生底层的有志之士完全不可能有上升的渠道。
其次就是每当世族大家势力尾大不掉之时,楚国就需要耗费巨大的国力去与他们斗争,最常见的方式就是兵戎相见。
楚国在春秋时期就发生了多起世家大族的兵变,如若敖氏之乱,白公胜之乱等。
楚国八百年可以说成也分治,败也分治。
当吴起来到楚国之时就面临着如此庞大的世族势力,就算他个人能力超群,但也无法与如此庞大的势力斗争,于是变法失败也就是如同宿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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