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同剃发成为弘一法师的真实原因

1918年的时候，李叔同38岁，在他出家之前，他把手稿、藏书之类的东西分给了叶天瑞、李增庸、丰子恺等学生。丰子恺整理恩师手稿时，发现了一张还没公开过的歌谱，就是《送别》。

1927年8月，上海开明书店出了本《中文名歌五十曲》。书里，主编丰子恺亲手抄录了他恩师的13首作品，《送别》就在其中。就这么着，这首经典之作开始被大众知晓了。

长亭的外面，古道的旁边，碧色的芳草一直连接到天边。晚风吹动着杨柳，笛声时断时续，夕阳在山的那一头落下。天的尽头，地的角落，知心的朋友大多已离散。喝一杯浊酒尽情享受这最后的欢乐吧，今晚上的离别之梦肯定很凄凉。

人已经远去了，可声音还在回荡。

从《送别》诞生到现在，已经过去百年了。

李叔同是中国差不多所有新文化领域的先行者。不管是书法、绘画，还是音乐、戏剧、金石、诗词，他全都很精通。

可是呢，他在中年的时候，“江湖声誉”已经到顶了，却选择了出家。这就跟“陶潜归隐”、“屈子投江”似的，把那些精彩繁华的东西都给舍弃掉了。

他身上那些让人羡慕的才艺，在他眼里不过是“雕虫小技”，他一路都舍弃了，过去的事就和他没关联了。

他超越物质和精神，出家当和尚，就是想去追寻一种审美境界，那是他所向往的终极追求。

李叔同的人生界限分明，就像一半是繁花世界，一半是僧人的生活。

前半辈子，他叫李叔同，是个才华横溢的才子，那才华简直惊世骇俗，就像春天里满是繁花的树枝一样耀眼。后半辈子呢，他成了弘一法师，是品德高尚的大德之人，整个人清清爽爽、干干净净的，就如同天空正中心那圆满的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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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光绪那时候，在天津河东地藏庵边上的陆家胡同里头，有个大宅子。

宅邸的主人名叫李世珍，他是同治四年考中的进士，跟李鸿章是同僚，在吏部当主事，还担任过朝廷正六品的官职呢。

就因为很难适应晚清职场的环境，后来就不当官去经商了，通过做盐业、钱庄的生意，成了津门最有钱的人。

李世珍平常就爱供奉佛教，老是跑到庙里去上香，还会听经和打坐呢。他讲：“做善事不是只做一回，也不是只对一个人做，一辈子做善事才是真的善。”就因为这样，在当地他被叫做“李大善人”。

不过这么一个发展得越来越好的大家庭，却存在一个要命的问题，长子李文锦早早就夭折了，次子李文熙身体又很虚弱，这香火眼看着就要不旺了。李世珍到了晚年很不甘心，在他68岁那年，为了能让香火延续下去，在一次从浙江平湖乍浦办货回来的途中，带回来了一个17岁的姑娘，让她做了自己的第四房太太。

有个小姑娘叫王凤玲，过了一年，她给李世珍生了个儿子，这个儿子就是李叔同。

听人说，李叔同出生那时候，有只喜鹊叼了根松枝，搁在床头，在他家绕了一圈后才慢悠悠飞走了。这根松枝呢，一直被李叔同随身带着，再后来就跟着他出家了。

李世珍年纪大了才得了个儿子，特别喜欢这孩子，给他起名为文涛，小名叫成蹊。

“成蹊”这个名字是从“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中来的。

延伸阅读：“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源自《史记·李将军列传》。我们常说桃李春风一杯酒，桃树和李树静静地开花结果，它们不会言语，也不会自我宣扬，可路过的人被那芬芳、那满树的果实所吸引，不知不觉就在桃李树下走出了一条小路。

李叔同才两三岁的时候，他家就搬到海河边上的一个大宅子里去了。那新居可气派了，房梁上都雕着画儿。李世珍为了显示自家的身份，就请他的好友、晚清的大官李鸿章写了“进士第”三个大字，然后做成牌匾，挂在红漆大门上。这块牌匾见证了当时李氏家族的繁荣昌盛，还有那种高高在上的社会地位。

老父亲一向宠爱李叔同，可在李叔同5岁的时候，老父亲就去世了。那时候李叔同还是个懵懂的孩子，还不懂生离死别的悲痛，但他的境遇也确实因为这件事有了改变。

父亲去世之后，照顾家里的事儿就落到二哥李文熙身上了。二哥可不像父亲那么慈爱，对李叔同管得特别严，日常的功课一点儿都不能含糊。

他给李叔同请的先生，个个都是津门的大学问家，像常云庄、赵元礼、唐静岩。有这些名师用心教导，李叔同又特别聪明，脑子转得快还特别爱学习，最后真就长成了一个才华横溢的少年。不管是经义文章，还是诗词歌赋、金石书画，他没有不精通的。

可能是二哥管得太严了，到18岁的时候，李叔同就开始叛逆起来了。他对戏曲着了迷，还喜欢上一个叫杨翠喜的唱戏的。

他老是去听杨翠喜唱戏，等戏唱完了，就送她回家。他俩关系亲密得很，甜甜蜜蜜的，眼瞅着都要私自定下终身大事了。

桐达李家门第高贵，绝不可能让一个梨园戏子进家门。

家人不同意，李叔同想娶杨翠喜也只能先放下这个想法，得回家去处理家族的事情了。

回来的时候，没想到好多事都变了，人还是那些人，可东西都不一样了。

杨翠喜被人带到北京，嫁入豪门做了小妾。李叔同的母亲也给他安排了门当户对的婚事，让他娶了天津茶商的女儿俞氏。对于这种只讲求门当户对的亲事，李叔同心里当然是不乐意的。

李叔同成婚后，和俞氏相处得相敬如宾。

可在感情这事儿上，他早就不执着了；以前受过的伤痛，他也慢慢能看开了。

那时候，清政府被日本逼着签了特别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梁启超他们到处奔走，大声疾呼，就想变法，然后就搞起了历史上的“维新变法”。

这场变革仅仅维持了103天。1898年9月21日的时候，慈禧太后发动了政变，还下令捉拿维新派的志士。就那么短短七八天的工夫，好几位维新派的骨干分子，有的逃亡到了海外，有的就死在了刑场。

年轻的李叔同感受到了大时代的变幻无常，心中热血被点燃。他自己做了一枚印章，刻上“南海康君是吾师”这几个字，用来表示对变法主将康有为的拥护，还积极地向别人宣传改良思想，鼓吹革新之事。

“老大的中国，不变法就没办法谋求生存。”——李叔同《弘一法师年谱与遗墨》

变法失败之后，就因为这枚印章，李叔同也被牵连了。当年10月，李叔同带着母亲和妻子，从天津搬到上海，在法租界租了房子住下了。

[2.]

李家的祖上在全国到处都开了钱庄，上海也有李家的产业。这样就能以少东家的身份支取很高的生活费，所以也能跟上海的名流交往了。

那时候，上海城南有个文学团体叫城南文社。这个文社每个月都会举办文学比赛。李叔同投了三次稿子，结果每次都拿了第一名，就这么和文社的负责人许幻园成了朋友，许幻园可是上海滩文坛的领袖之一呢。

许幻园在城南草堂预备了一间屋子，把李叔同一家请过去住。在那儿，他跟许幻园、张小楼、蔡小香、袁希濂结拜成兄弟，被叫做“天涯五友”。

然后又共同创立了“上海书画公会”，每周都会出版书画类的报纸，大家一起研习书画篆刻，谈论诗词文章。

这张照片拍于1900年的上海，那时候正在过“花朝节”。“花朝节”呢，是以前民间的一个节日，是给花神过生日的，也就是百花的生日，一般是农历二月初二，有时候是农历二月十五。

照片里从左边开始数，第一个人是李叔同，再往右分别是张小楼、蔡小香、袁希濂、许幻园。他们那时候有不少佳话流传下来。

可是战火纷飞，在国家动荡不安的时候，谁也没办法躲在一个小角落里独善其身。望着伤痕累累的祖国大地，李叔同拿起笔写了起来：

蜡烛燃尽了，梦也难再寻，更何况这春寒料峭的五更天呢。

残月西堕，马发出嘶鸣，万千军营里响起笳鼓之声。

1905年的时候，美国逼着清政府继续签《中美华工条约》，爱国的人都强烈反对。26岁的李叔同写了一首《祖国歌》，在当时也流传得很广。

不过就在这一年，李叔同的母亲，就是前面提到的17岁嫁到李府的王凤玲，在上海城南草堂因肺结核离世了。李叔同带着妻子俞氏和两个儿子，扶着母亲的灵柩，打算回天津老家安葬母亲。

李叔同有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李准，另一个叫李端。准有准绳的意思，端表示端正。从给儿子取的名字就能看出来，李叔同对自己的要求一点都不放松。

他母亲下葬之后，他独自去了日本，并没有带上妻子和儿子。

[3]

1905年8月的时候，李叔同背着书箱去了东边的日本。他到日本才第八天，同盟会就在东京正式成立了。同盟会有个刊物叫《醒狮》，这刊物第二期的封面设计和刊名题字都是李叔同弄的。

当年9月，李叔同成功考进了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撰科，这学校的录取条件可严了。他学的是油画，教他的老师是日本有名的画家黑田清辉，这人被称为“日本西洋画之父”呢。

正在学拉小提琴呢，别的大概也都会去弄一下，这里面最喜欢的就是油画啦——李叔同。

李叔同到日本留学的第三年，带着自己的《朝》《停琴》《静物》《昼》这些油画作品，去参加他老师黑田清辉主办的“白马会”画展。这个画展可是代表着日本西洋画最高水平的呢。在当时，要是能参加白马会，画作还能被选中展览，那就意味着已经得到日本主流画界的认可了。

李叔同和同学曾延年等人发起成立了春柳社，这可是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呢。成立没多久，国内江淮发大水了，这些留学生就打算演法国文学家小仲马写的《茶花女》来搞救灾募捐。李叔同演了故事里的女主角玛格丽特，就这样，他成了中国话剧舞台上第一个演女角的人。

他还演过《黑奴吁天录》（这就是美国女作家哈里特·比彻·斯托写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在里面演的是爱密柳夫人呢。

有趣的是，李叔同登上话剧舞台的时候，他演的每个角色都是男扮女装。这说不定是他的一种探索，对人性、性别的探索，也是对自己能力和潜力的探索呢。

日本戏剧家松居松翁说，在中国的俳优里，他最佩服李叔同君，李叔同君实实在在地在中国点燃了新剧的烽火。

李叔同留学日本的时候，除了搞绘画、话剧，还创办了中国第一本音乐杂志，名字就叫《音乐小杂志》。

杂志幅面是32开的，很小，就比巴掌大那么一点儿，薄薄的才26页。不过，这本杂志的分量可重了，它是中国第一份音乐刊物。

能这么讲，李叔同是头一个把西方交响乐引到中国来的人。在第一期创刊号上，他自己写了一篇《比独芬传》，还给比独芬画了像呢，这比独芬啊，就是钢琴家贝多芬，他是首个把这位天才音乐家介绍到中国的人。

我不愿滞留在东京，住的地方没什么伙伴，反复说起之前的想法，心中满是愧疚啊。于是我凭借个人的微薄之力，先出版《音乐小杂志》，献给我们学界。——李叔同《音乐小杂志序》

[4]

1911年，李叔同留学回来的时候，正好赶上清末民初闹革命，到处都不安生，金融市场也特别不景气，好多钱庄、票号都一家接一家地倒闭了。李叔同家里祖上留下来的百万家业基本上也都没了，他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啥都不愁了。

于是，他就去上海城东女校做老师了，还兼任《太平洋报》文艺版的主编呢。可没过多长时间，报社就被查封了。过了几个月，李叔同去浙江师范学校应聘，成了那儿的绘画和音乐教员。李叔同自己说：“那段时间啊，是我在艺术天地里最潇洒自在驰骋的时光，也是我这辈子最忙、最充实的时候。”

那时候的学校，大多更看重国文、外语、算数这三门课。开美术、音乐课的学校本来就没多少，就算开了这两门课，也大多是做做样子。但是李叔同刚任教没多久，就给浙一师带来了全新的气象。

李叔同的好友夏丏尊在浙一师，夏丏尊原本是浙一师的国文教员，后来还做了舍监。

夏丏尊这个人啊，多愁善感的，什么事都爱操心。李叔同呢，话不多，做事很果断。他俩性格完全不一样，可却成了知心朋友。有空的时候，这两位先生经常一起喝茶聊天，还合作给浙一师写了校歌呢。

1913年刚开春的时候，李叔同已经在杭州教了半年多的书了。他觉得学校里的美育太薄弱了，就想开拓个新的领域，好加强艺术知识的传播。

那时候，夏丏尊刚好兼任浙一师校友会出版部部长呢。他俩商量了一下，就一块儿创办了咱们国家近代第一份艺术教育校刊，叫《白阳》。“白阳”的意思就是白日，代表着朝阳和光明。

校刊首页的上端有校长经亨颐题的“美意延年”这四个字，下端是李叔同用隽永的行楷写的诞生词。

李叔同对学生的学业和生活都特别关照。在他用心教导下，出了不少名家呢，像国学大师潘天寿、音乐家吴梦非、漫画家丰子恺等，李叔同也因此被称为“杏坛名士”。

在李叔同于浙一师任职期间，1914年的某一天清晨，大雪刚过，“天涯五友”中的许幻园突然前来拜访。

只听他在门外喊：“我破产了，再见吧。”

李叔同跑来把门打开，结果没瞧见好友的人，只看到眼前有一串脚印正渐渐远去。

李叔同心想，这些年走掉的哪止许幻园啊，好多人都在岁月里走丢了，各奔东西，这么一寻思，他就在雪地里呆呆地站了老半天。

等他回过神来，可能他对离别有了更深的感悟，于是转身进了屋子，含着泪写了一首词，叫《送别》。

在长亭的外面，古道的旁边，芳草长得郁郁葱葱，一直连接到天边。晚风吹动着柳树，笛声若有若无地传来，夕阳西下，远处是重重的山峦。天的尽头，地的边际，知心的朋友大多已经离散……人这一辈子啊，欢聚的时刻是很难得的，而离别的时候却很多。

《送别》这首歌现在大家都很熟悉，不过得说明一下，词是李叔同填的，但这曲子可不是李叔同创作的。

李叔同用了一首美国的古老曲子。他最早是在日本留学时听到这曲子的，那时日本人用这曲子填了日语词，他觉得旋律特别好听。这次，他知道和老友要分开了，也许以后都见不着了，就想起了这首曲子，于是便重新给曲子填了词。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有个老电影叫《早春二月》，八十年代又有个根据林海音同名小说《城南旧事》改编的电影，里面有首童声合唱《送别》，这首歌大概就是这么流传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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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有一天，浙一师来了个名人做演讲。当时呢，李叔同和夏丏尊可能是不想听，就出门躲着去了，跑到西湖的湖心亭喝茶。看着湖光潋滟、山色空蒙的景色，夏丏尊顺嘴就说：“咱们这种人啊，出家当和尚倒挺不错的。”这本是句玩笑话，可李叔同却记到心里头了。

当时我听到这话，就感觉特别有趣，这差不多算是我日后出家的一个远因。——李叔同《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

1916年冬天的时候，李叔同到虎跑进行断食。断食的原因呢，和佛教没什么关联。据说当时他精神状态差，神经衰弱，搞得他吃不好睡不好，就急着找修养身心的方法。

李叔同看过一本日本杂志，上面介绍了一种在日本流行的断食法，于是他打算花三个礼拜去断食。

第一个星期呢，正常饮食慢慢减少量。第二个星期就啥都不吃，光喝水。为啥李叔同要选在虎跑呢？因为虎跑的水在杭州是最好的，断食的人可千万不能脱水啊。等到第三个星期之后，从完全不吃东西，再慢慢恢复到正常饮食。这样，这一期的断食疗法就结束了。

我这次到虎跑断食，算得上是我出家的近因了。——李叔同《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

我们普通人可能很难理解李叔同的人生选择，不过他的学生丰子恺提出过一个很有名的理论。

丰子恺有个很有名的关于人生的“三层楼”理论，他说：“我觉得人的生活能分成三层，第一层是物质生活，第二层是精神生活，第三层是灵魂生活。人生就像这样一座三层楼。”

丰子恺觉得，每个人的生命仅有一回。多数人都待在第一层楼，这是物质方面的，也就是能吃饱穿暖就行。少数人会登上第二层楼，去寻求精神生活，像读书、画画，追逐文学与艺术。而想要去攀登第三层楼，探寻自己灵魂的人是极少的。

丰子恺又讲：“我脚力不行，没法跟着弘一法师上到三层楼，如今还留在二层楼呢，老是在一字一笔这些小技巧上计较，自己也觉着挺难为情的。不过也常常努力爬上楼梯，往三层楼那儿瞅瞅。”

李叔同早年和母亲、妻子、儿子一起生活，这就好比在第一层楼，实现的是人生基础目标，也就是物质层面的东西。

青年和中年时期，他搞文学和艺术研究，发挥自己多方面的天赋才能，做了不少艺术探索，这就到第二层楼了。

其实啊，就像咱们大多数现代人一样，都在朝着第二层楼努力呢，都在追求精神生活。

更厉害的人可不会满足于这些。艺术的最高境界肯定是和宗教相通的，宗教属于灵魂生活，就像第三层楼，是审美境界的最终追求。有这种“人生欲”的人，必定要登上那第三层楼。

李叔同老往第三层楼跑，为啥呢？他老是引用《人谱》里唐朝裴行俭说的一句话：“士先器识，而后文艺。”

“器”说的就是器量、气度，而“识”呢，指的是远见。

“器识”是一种大道无形的东西，“文艺”呢，它是一种技术，像文章、诗歌、艺术、音乐这些都属于文艺。不管是吟诗还是画画，全都是些雕虫小技，不过是皮毛罢了。

在伟大的人格面前，文艺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要是一个人有高尚的人格，那他会不会写文章、会不会画画，这都没多大影响。

反过来，那些在艺术方面特别有天赋的人，他们的人格能不能经得起考验，这还得花时间去考察。

李叔同一步步成为弘一法师，一步都没走错。他最后不但超越了物质，还超越了精神，达到了审美境界的高度。

1918年的时候，李叔同到了大慈山定慧寺，在那儿剃度出了家。之后呢，他又在灵隐寺慧明大师那儿受了具足戒。这具足戒一受完，他就从沙弥变成真正的比丘了。

出家仅仅是他灵魂生活得到满足的第一步，这绝不是终点。到达第三层楼以后，他没有止步不前，而是一直在找寻人生的终极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