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人是富有实践精神的。一些文人对用砚、藏砚、评砚尚嫌不足,尝试着自己动脑动手,以各种形式参与到造砚活动中去。
欧阳修《砚谱》中就曾记录一则文人造砚的例子:
“《文房四谱》有造瓦砚法,人罕知其妙。向时有著作佐郎刘义叟者,尝如其法造之,绝佳。砚作未多,士大夫家未甚有,而义叟物故,独余尝得其二,一以赠刘原父,一余置中书阁中,尤以为宝也。今士大夫不学书,故罕事笔墨,砚之见于时者惟此尔。”
此足以证明刘义叟称得上是北宋澄泥砚制作家中除吕道人外的佼佼者之一。
北宋北海郡侯唐询,嘉祐六年(1061)知青州时,听益都县石工苏怀玉说,州之西四十里有墨山,山之南盘折而上五百余步有一洞穴,深约六七尺,高至数丈,其狭只能容一人进出。洞门前还有大石欹悬欲坠。相传此洞出红丝石。洞口旁的绝壁上,有唐代中和年间采石工镌刻的文字。但不知采石作何用。唐询听后,觉得此石可采而作砚。于是就派自己的幕僚白氏与苏怀玉一同前往采石。起初,苏氏以洞穴高险加以推辞,唐询便自掏腰包,给予高薪,才使苏答应成行。去了六七天后返回,只得到四五寸见方的两块红丝石。磨治后其石理黄丝红,极其漂亮,温润缜密,扣之声若金石。镌而为砚,克墨而宜笔,比一流的端、歙砚更加好。唐氏遂品评为“天下第一”。一日,洞口为巨石摧掩,不可复入,石遂绝。从嘉祐六年夏四月至八年春三月,两年时间里,唐询自费派遣石工数十次前往采石,总共才得到可以制砚的美材五十余方。制成砚后,唐分赠苏轼、蔡襄等友人。后蔡襄又将其中之一转赠欧阳修。尽管包括欧阳修、蔡襄等在内的世人对唐询将红丝石砚“自第为天下第一,黜端岩而下之”的说法,“莫肯从其说”,但是唐询自己投资重新开发红丝砚,可谓功不可没。要知道,自唐代中和年间开采红丝石后,“迄今经二百余年,不复有人至其上者”。好果没有唐询作为重制红丝石砚的投资人,并且夸张地将其评定为“天下第一”,搞出那么大的动静,青州红丝石砚也许就湮灭了。
唐询不仅是北宋红丝砚开发的出品人,更是一位杰出的砚台设计师。欧阳修在给蔡襄的一封信中就这样写道:“前夕承惠红丝砚,诚发墨,若谓胜端石,则恐过论。然其制作甚精,真为几格间佳物也。”砚虽非唐亲手制作,然与其设计密不可分。唐询首创的凸心砚,在嘉祐年末后的一段时间里,竟成为一种时尚。米芾的《砚史》里记录着:
“ 嘉祐末,砚样已如大指粗,心甚凸。意求浑厚,而气象益不古……盖古砚皆心凹,后稍正平,未有凸者。始侍读学士唐彦猷(注:唐询字彥猷)作红丝辟雍砚,心高凸。至作马蹄样,亦心凸。”
凸心砚虽然有米芾批评的援笔非便之弊,却也有三点长处:一是“凸高增浮泛之势”,方便观墨色;二是造型上“意求浑厚”,比砚心正平者更加富有美感;三是“心高凸”,可以延长磨墨的时间,使用寿命更长。苏东坡的《书唐林夫惠砚》可以作为注脚:
“ 行至泗州,见蔡景繁附唐林夫书信与余端砚一枚,张遇墨半螺。砚极佳,但小而凸,磨墨不甚便。作砚者意待数百年后,砚平乃便墨耳。一砚犹须作数百年计,而作事乃不为明日计,可不谓大惑耶?”
由此可知凸心砚使用寿命之长与此种设计款式风靡的程度。
国子监博士王颐即为新砚台的创想家。建州建安龙山、凤山之间的北苑(今福建省建瓯市东峰镇一带),宋时为贡茶产地。其出产的龙凤团茶,被陆游赞为“建溪官茶天下绝”。凤凰山,山如翔凤下饮之状。当其咮,有一潭,一名龙焙泉。自宋以来,于此取水造茶上供。潭中有石,色苍黑,质如玉,声铜铁。千百年来,世上的人都不识此石之佳。熙宁五年(1072),王颐于一偶然的机会,得到了一块潭中石,始发其妙,觉得此石殆有玉德,似可作砚。起初,王还担心此石太滑,岂料成砚后一试,甚与笔墨宜。一种新的砚种由此诞生。王颐之成功,不仅在于他勇于探索与尝试,更得益于其慧眼独具的营销策略。他深知,凭自己的区区之力,新砚种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名扬天下,后来居上。他再一次采取了一个大胆的举动,请嗜砚如命的大名人苏轼作为新砚种的形象代言人,以作宣传。凭借着名人效应,新砚种迅速脱颖而出,驰名遐迩,红遍全国。
苏东坡果然不负重托,接连出招,为新砚种的宣传可谓不遗余力。一曰,取个美名。东坡先生一反以砚石出产地的州名命名砚台(如端砚、歙砚)的惯例,依据“北苑龙焙山,如翔凤下饮之状。当其咮,有石苍黑,质如玉”的情形,名之曰“凤咮”。凤,系传说中的百鸟之王,象征祥瑞。中国人讲究名正言顺。“凤咮”,这名字多美呀!谁不想攀龙附凤,沾点喜气?二曰,舆论宣传。东坡先生发挥自己的优势,以如椽之笔,一连写作发表了三则《凤咮砚铭》:
“帝规武夷作茶囿,山为孤凤翔且嗅。下集芝田啄琼玖,玉乳金沙发灵窦。残璋断璧泽而黝,治为书砚美无有。”
说凤咮砚“如乐之和,如金之坚,如玉之有润,如舌之有泉”。总之,好得不得了,颇有一点天花乱坠的味道。三曰,事件营销。作铭赞美尚嫌不足,东坡先生又有意无意地挑战权威地戏言:
“ 苏子一见名凤咮,坐令龙尾羞牛后。”
并且将其铭于凤咮砚砚底。这一具有争议性的话题,不径而走,一时成为人们尤其是士大夫阶层关心的热点,对于凤咮砚的宣传与销售起到了较好的效果。不过这也给苏轼带来了麻烦。此诗传播以后,歙州的人非常生气,以至苏东坡后来使人求砚于歙,歙人云:你自有凤咮砚,还要不如它的歙砚干什么?苏轼无奈只得又作了一首《龙尾砚歌》,在诗中检讨说:
“ 我生天地一闲物,苏子亦是支离人。粗言细语都不择,春蚓秋蛇随意画。并且对歙砚赞美备至:君看龙尾岂石材,玉德金声寓于石。”
如此方缓解了与歙人的对立情绪,获得了朋友赠送的龙尾大砚。四曰,危机公关。经过事件营销,凤咮砚名声大噪,一时竟供不应求。由于凤咮石位于潭中,开采不易,产量很低,不法商人见有机可乘,便以同一溪中的黯黮滩石假冒之,其砚“状酷类而多拒墨”。假冒产品盛行以后,有的朋友如孔毅甫就写信来问是怎么一回事,有的人就对凤咮砚有了不同的看法。对此,苏东坡便开展了危机公关。一方面他给孔毅甫写了凤咮砚铭作为回答:
“昔余得之凤凰山下龙焙之间,今君得之剑浦之上黯黮之滩……为然为不然?然也,虽胡越同名犹可;不然,徒与此石同溪而产,何异于鹏而一鹯。”
另一方面他又写了《书凤咮砚》:
“仆好用凤咮石砚,然论者多异同。盖自少得真者,为黯黮滩石所乱耳。”
揭穿奸商以假乱真的伎俩,为凤咮砚正了名 。
正是基于苏东坡的极力推誉,凤咮砚成为两宋驰名的地方砚种,连皇帝都十分青睐与爱怜。宋人传奇《李师师外传》云徽宗尝赐师师“端溪砚、凤咮砚、李廷珪墨、玉管宣毫笔、剡溪绫纹纸”。而据抗金名臣胡澹庵《经筵玉音问答》记,隆兴元年(1163),孝宗曾命澹庵在内殿秘阁以御用玉管笔并龙脑墨、凤咮砚在金凤笺上书翰。
作为时代审美主体核心的宋代文人,在爱砚、藏砚、评砚、造砚的实践活动中体现的思想观念,通过他们的言传身教,尤其是通过他们的诗文歌赋,并进一步借着印刷术的发达而普及,传播给市民,从而影响了整个社会。在宋代砚台的制造(选材、造型、装饰、制作)、交易、使用、收藏等方面,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雅化、文人化与美学化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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