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史学的兴起与历史叙事的复兴

微观史学的兴起与历史叙事的复兴

——访清华大学历史系彭刚副教授





【编者按】历史研究转向微观史学和新社会文化史是当代西方史学的重要趋势之一，与此同时，随着后现代史学的兴起，人们对历史编纂学新范式的尝试也取得了可观成果。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采访了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彭刚先生。彭先生主要从事史学理论和历史哲学研究，曾参与翻译海登·怀特的著作《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



记者：【关于历史学实践的转向这一问题，您在最近发表的文章中谈到了安克斯密特对微观史学的一些独到见解。那么您是怎样看待微观史学的呢？】

彭刚：微观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对传统史学的复归，简单地说，就是讲故事。因为，历史学这一学科是要面向公众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应该满足人们对听故事的需要，这也是历史学在履行其社会功能。比如《蒙塔尤》《马丁?盖尔的归来》《奶酪与蛆虫》等著作，它们都产生了很大的公众影响。这是现代社会人们的一种需要，即人们想要了解过去的人是如何生活的。

当然，也有人对此表示批评。比如，我曾翻译过的《新史学：自白与对话》一书中，伯克夫人就曾引用过约翰?埃里奥特对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指责：“如果马丁?盖尔比马丁?路德更出名，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微观史学关注的是小人物的历史，讲述的是小人物的故事。由于在历史中不同身份的人们作用是不同的，讲述小人物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与他们有着某种身份认同的读者的需求。同时，微观史学也不能单纯讲述小人物，而应该有着更广阔的关怀视野，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金兹堡和戴维斯这些著名的微观史学家身上看到很多类似的思想。以《马丁?盖尔的归来》为例，这本书讲述的是个很有戏剧性的故事，但是背后却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状态、个体身份的构建方式以及乡村的结构形态等戏剧层面之下的问题。同样，《奶酪与蛆虫》一书反映的是那个时代磨坊主的思想，但是却涉及到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联，很多社会史、文化史的课题都可以立足于此并进一步发挥。这些：“小历史”实际上最终导向的是深刻的“大历史”。国内学界正应该吸取这种历史研究方法。



记者：【微观史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学向更深层次演进的倾向，有人把这种倾向看作是一种史学研究的“碎片化”，那么您是如何看待这种历史学碎片化的发展趋向的呢？】

彭刚：关于当代史学的这种碎片化的倾向，弗朗索瓦·多斯在《碎片化的历史学》一书中有过论述。碎片化或许会导致我们失去对宏观的把握，但是一种能更好地解释历史事件的历史学恰恰是需要通过对这种“碎片化”的历史进行整合后建构起来的。旧有的对整体的把握，多是建立在虚构的结构、意识形态和不可靠的关联上的，而更有质量的宏观综合还是需要“碎片化”的历史来支撑。

专门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与历史学的职业标准有关。由于历史学的专业化，人们对各种问题的研究就会更加深入，宏大的叙述和结构性建构在很多时候被认为是缺少科学性的。由此可见，越来越小的题目、越来越专门的研究将成为长时期的趋势。需要指出的是，人们是不满足于这种分散的历史研究的。很多希望总体把握历史的人仍然倾向于建构全球史体系，或者说是向综合的努力。而专门的研究面对的更多是同行之间更加专业的交流，与总体把握历史的选择是并行不悖的。



记者：【“新社会文化史”研究在当代西方史学界正享受着空前的繁荣，有的学者将其归结为“表象史”，也有的学者认为“新社会文化史”就是日常生活史。您是如何看待“新社会文化史”这种研究范式的呢？】

彭刚：首先要说明的是，将“新文化史研究”等同于“表象研究”是不是合适，这一点还有待进一步考察。

的确，社会文化史在西方可以说正在成为一门显学，而且对中国学界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新社会文化史”在研究方法上对我们今天的研究有很多启示，以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为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更多地从修辞、语言以及人际交往对生活的影响的角度来考察革命时期人们的生活状态，从而为我们展现了与传统革命史完全不同的历史图景。

当然，对“新社会文化史”研究也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当前史学研究开始出现一种趋势：即与以往的历史研究相比，史料对历史解释的约束作用正在变得越来越小。但历史学在很大程度上说仍然是一种对史料的符合学术规范的解读。此外，一些传统的史学研究视角，比如政治史，也仍然受到人们的重视。



记者：【正如您所说，在西方，历史叙事也处在复兴之中，那您是如何看待“叙事的复兴”的呢？】

彭刚：在西方，上个世纪70到80年代就有这种复兴的势头了。这一方面表现在传统的历史写作样式的复兴，一方面则表现为以叙事为核心的史学理论重新成为主导性的史学理论形态，可以说，历史学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走向了“叙事的复兴”。如劳伦斯·斯通的《叙事史的复兴：关于新的传统史学的反思》一书就体现了这一趋势。

人类在对事件进行描述的时候，一般倾向于以叙事的方式来表达。历史学“研究人类过往所经历事件”的这种学科属性决定了历史编纂主要表现为讲故事的形态。

因此，在承认社会科学化的历史学的贡献之外，我们一定不能忽视的是叙事本身所具有解释的功能。解释历史是人类的天性，史景迁的汉学研究就是很好的佐证。所以，我们不能舍弃叙事史这个史学形态。问题史学与历史叙事应该是并行不悖的。



记者：【有人说后现代史学就是写小说，您是如何认为的？】

彭刚：国内学界在引用西方理论时存在两种趋势，一种是单纯的批判，另一种是不加批判地完全吸收。我们在借鉴西方理论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在我看来，教条的批判和全盘的吸收是一样的，都缺少一种对理论的全面、深刻的了解，这是治学态度的问题。尽管我们现在开放程度很高，但是对有些观念的引进还是存在着粗枝大叶的倾向。对外来的理论，我们应该做到严肃认真地了解，才能下结论，或者加以利用。你刚才提到的那种说法，是对拥有着严谨理论的后现代史学的曲解和漫画化。



记者：【您怎样看待后现代史学与分析史学之间关系呢？】

彭刚：历史哲学按照何兆武先生的说法，应该分成“思辨的历史哲学”与“分析的历史哲学”两类。“思辨的历史哲学”更多的关注历史的过程，而“分析的历史哲学”关注的则是对史料的分析与解释。

后来，“思辨的历史哲学”渐渐被人们抛弃。史学领域里的“后现代史学”，狭义上指的是怀特、安克斯密特等人在史学理论上的“元史学问题研究”，他们与分析历史哲学是有一定关联的。

一方面，“叙事的历史哲学”与“分析的历史哲学”同样关注对史料的分析与解释，而不是研究历史的动力和目的。而且 “分析的历史哲学”后期，也有人关注叙事的解释功能等问题。但另一方面，二者的着眼点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可以说怀特实际上重新开辟了一个以文本作为史学研究切入方向的新的研究平台。严格的理论家绝不会把历史等同于虚构和编造，正如怀特说的：“史学仍可发现真理，而不是现实，这一层面上她仍是科学，只有当我们把文学等同于撒谎、歪曲事实，才会对史学造成危害。”



记者：【怀特这种对“元史学问题”的文本解读的思想来源是什么呢？】

彭刚：很难准确地指出怀特的思想来源。怀特思想的来源比较复杂，他早年研究过中世纪的教皇、尼采，大量阅读过罗兰·巴特、雅各布森、和列维-施特劳斯的作品。他甚至还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在《元史学》的中文版译序里说那本书是结构主义时代的产物，但是也不能认为没接触过结构-功能语言学，怀特就得不出那些结论来。







记者：【是什么促使您对历史哲学产生兴趣的呢？】

彭刚：我是在北大政治学系读的本科，当时对思想史研究比较感兴趣。后来机缘巧合，师从何兆武先生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埃德蒙·柏克。恰好在80年代，何兆武先生做了很多史学理论的研究，这对我有很深刻的影响。（我）后来的研究也和这时的许多训练相关联。



记者：【您觉得历史哲学的研究价值何在？】

彭刚：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有很多人是反对理论的。但是“反理论”本身也是一种理论。现在关键问题已经不再是要不要理论，而是要什么理论和理论要自觉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历史学的进步不仅在于史料的新发现和方法的改进。历史学的进步，还要看史学观念的变化，研究起点的变化、研究目标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与理论进步分不开的。就像很多成功的科学家都必然对自然宇宙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一样，真正的史家也必然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认识体系。一个有成就的历史学家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史料专家，而一定是一个对“人”本身，对社会、国家、世界有着独特思考的人。从司马迁到陈寅恪，从修希底德到金兹堡，历史学大师都不是史料的堆积者，而应该是有着综合素养的历史研究者。



记者：【您参与翻译过很多史学名著，能谈谈对翻译工作的看法吗？】

彭刚：学术翻译是个十分重要的工作，同时，翻译过程本身也是研究的过程。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在我做学生的时候，有人称何兆武先生是翻译家，但是何先生认为文学可以有翻译家，而学术研究是没有翻译家的，一个学者的翻译是与研究相配合的。学者只会对感兴趣的问题进行翻译。

当前，有的学者翻译的著作错误百出，在版权制度确定之后，这种行为会对原著造成相当大的损害。别人因此无法继续翻译。对好的学术著作，翻译工作需要相当严谨的态度。此外，我们的学术体制不鼓励翻译，同时翻译体制也存在不规范的问题。我个人认为翻译工作最好还是学术内部人士从事比较合适。

记者：【十分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