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传统戏一定要拘泥于正史吗？

　喜欢读书的观众，常会给旧剧加考证。因为他们一方面读书，同时又看戏。遇到戏讲到某个人物或某件事项，而这些东西又见于史时，自然而然便有对照看看之心。假如这个人常常写文章，那么他便会以对照之所得写成一篇；或者发表，或者不发表。不过，这写出来的成绩，总不致没有机会与人见面。从这里面看，于是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历史剧是否须合正史。

　这题目一提出来，显然的是一个讨论的问题。倘若以此为主题，发起一个辩论会，定可以期望有许多精彩的言论出现。不过这是另一件事。笔者既写出此题，姑且先发表自家的见解。我的意思就是，虽为历史剧，亦不必拘泥于正史。换言之，纵不合于正史，亦不为过。

　说起理由来，这原是很容易明白的一件事。戏剧是艺术的，可是历史演化本身却不全然是艺术的。编戏的人，须把许多事情，放在一块，俾便于在一个短时间内演出。同时，因了兴趣的关系和如何能使戏的本身臻于完美，乃不得不在采纳的内容上加以变化。

奚啸伯之《碰碑》

　加以变化的手段有两种。一是删除，一是添加。那么，在这样的行为上，便产生了“不合正史”的结果。说起来，这实实在在的是很自然的事。戏剧这种东西和小说很相类。我们试看古今有名的历史小说（各种演义），有哪本是完全板起面孔专讲史书的？有哪本书是不经过着者用己意修改或添加许多故事的？试从头到尾串读一遍，一定会陆续发现无数的篡改正史，无数的添入故事。尤其内中各段精彩之处，简直完全是着者一支笔在自己做文章。

　要知道，历史上发生的事，固然有的是具有很好的动机，有的是具有很精彩的经历，有的是得到如玄想一般的结果的。可是等到预备拿他们来做写小说的材料时，便会患不合格、太简略、或不动人的毛病。而着者要利用这段材料，便非以想象力再加修饰不可。

　譬如《西游记》演义小说和唐三藏法师玄奘的事情。玄奘取经，唐贞观中确有其人其事，现有的佛经由玄奘手译的还很多。他自己也着有《大唐西域记》十二卷以记自高昌国以西各列国的情形。但是明朝吴承恩作的《西游记》一书，其中先不用说猴王历史的部分，即在玄奘西行的渊源一段内，有很重要几点是改过了的。

更新舞台《西游记》

　例如玄奘的身世原为士族，他之欲去佛土取经，原为中土流行的佛经经义难明，异说难定，故发愤要求得原文的经典。这原是种考据家的科学精神。在我们眼里自然极可佩服。但这都没有通俗小说的资格，平常的身世引不起读者兴趣，于是给它改成状元父亲与相女母亲之子。考据家科学的动机，改成魏征斩龙与太宗游地府的故事。虽然他之所改是另有依托根据的（来源大概是《太平广记》和一些唐代写本白话小说中的故事），但其篡改正史则为事实。

　再如其他的演义小说，例如《水浒》和《三国演义》，其中故事的来源干脆有好些是由元明各朝一些剧本中抄来的。至于那些剧本写作的来源，无非是当时的一般流行着的故事而已。他们与正史自然有相当的距离。所以演义小说同正史相隔很远。

马连良、李少春之《群英会》

　小说如此，戏剧也是如此。原因正是一般，似乎不必赘言。其与正史相异的地方，有时候是为了结构上的方便，但有时却是依了当时的流行故事，并不是为了在结构上有什么关系。现存各代的剧本中，以元曲最能胡来。元曲中角色的编排，不单曾读正史的人要斥为奇怪，即后来依之以编演义的人都认为离奇不取。

　例如高文秀的多种“黑旋风”的曲本，其写李逵，完全不是后来《水浒传》所采取的那种“天煞星”的样儿。再如朱士凯作的《刘玄德醉走黄鹤楼》的曲本，人物编派，更属前后颠倒离奇。保刘备过江的是天水姜维，虽也拿着借东风时的令箭，但是已经乔装改扮作渔夫模样了。妙的是到了东吴，周都督竟请他做刺客，姜维允了之后周瑜避开，于是姜维拿出令箭，哄退东吴兵士，救走刘备。然后周瑜带兵追赶，下接《芦花荡》这一出。《黄鹤楼》若不是明朝罗贯中没有看见这曲本的话，一定是他嫌太不合调了。讨荆州期间竟然把个西蜀的姜维捉了来做刘备的救星，确是太离奇而不合史实。因而就没有放入《三国演义》之内。像这种的异于正史，与技巧无什么多大关系。写李逵作机灵物人幽默性格之可以讨俏，原不比写作粗猛直爽多什么好处。写姜维于其入蜀传以前，原不比就写赵云多什么精彩。

　这是写曲人一种任意的创制，或是一种依当时传闻而做，原没有多大重要的。因为根本在正史里，这些事便不见经传。一两个人物，一两桩事情的创写，更用不着以“不合正史”的罪名砍消之。较重要的，还是要属那种因技术问题而擅自更改正史，加添节目的。

　这里姑举一个通见的戏《定军山》作例。陈寿《三国志》记载此事，在曹操、刘备、黄忠、法正、夏侯渊各传中都有。其中最详细的《黄忠传》中说：“渊众甚精，忠摧锋必进，劝率士卒，金鼓振天，吹声动谷，一战斩渊。”其他各传中记述也都类此。然而其中详细节目是否有“走马换将，杀一阵败一阵，败至落野荒郊，用关公拖刀之计，将他斩下马来”者，却不见于书。罗着之演义，原也是将走马换将与斩渊分开，而且斩渊确非用拖刀之计者。故而决定现行《定军山》完全为该戏着者自己之发明。此位作者，不知是否即当年三庆部编连台《三国志》之卢台子（胜奎）。

　然而其编剧技术确值钦佩。诸葛激将遣将，张之败，天荡之克，至夏侯渊出而一阻，但是却用敏捷的手腕，把走马换将与斩渊联在一块，于是老将黄忠之底定汉中，一贯而下。三场大战，率奏凯歌。球类比赛，所谓“直落三”之得胜式，最为痛快也。然若编者死套正史，再将黄忠形容得勇一点，专讲求合乎“一战斩渊”四个字，则台上无非两方人马二龙出水，磕住，通名，拉开，过合，对刀，或者竟用大刀九漫头，台口压住，夏侯渊打哇呀，黄忠反手，一刀结果性命，然后上下手“急急风”过场，黄忠大刀“耍下场”。如此而已，别无文章可做了。则与现在的文武带打的《定军山》若何？读者曾不辩自明矣。

余叔岩之《定军山》

　不过，既谈到这里，便另有一个问题出现。那就是由编剧者自造历史关目，与一般听众的知识有没有妨碍。解决这个，有一先决问题，究竟旧剧在民教上的估价如何。若是把旧剧看作一个教育民众了不得的工具，那么，我不敢说什么。应该先请他改辙早入正史。演宋初北汉降将杨无敌的史实，决不应该把潘美弄成那样。而且只有一出悲剧可传。我们可以仿《麦城》的例，叫他做“陈家谷”。像《四郎探母》、《李陵碑》、《洪羊洞》等，可以免演。再若演唐代薛仁贵的事，又决没有那么热闹，只有《定天山》合格，《凤凰山》可演一点。并且八十老将李（即徐茂公）为征东主帅，功在薛礼之上，决不能做成一个牛鼻老道的扮相。同时，薛平贵的事，便根本应斩尽杀绝，什么寒窑武家坡，满没有那么回子事！如此删的删，免的免，弄来弄去，台上可演的戏有多少出？大家何不坐在家里翻二十四史呢？这种行为，不但爱好戏剧的人不愿如此，恐怕一般卫道者也不好意思这样。

　其实纵然用旧剧作教育，告诉大家一点正史上没有说的东西也无妨。而且，一些演义小说早在那里先种植下很大的努力了。我这里说一件事情，富连成社去年四月里计划排演《广成子三进碧游宫》。剧本特请吴幻荪氏修编。在正史上，广成子与轩辕黄帝虽有一段渊源，但是要编《三进碧游宫》这戏，仍不得不源之于《封神演义》。于是吴君便依固有本及《封神传》二者编了起来，两个月以后，完本送到富社去。其中各幕除了现时可以见到的之外，另有杨任谏君剜去双目及广成子用翻天印打死火灵圣母的两段。杨任这段，是要表示妲己虽然祸国，然而仍有忠臣出来谏君，并且在剜目时还可以卖弄血彩。打死火灵圣母一段，为后来广成子送金冠进碧游宫之张本。并且以武生饰广成子，还可以有一场开打，都可算得是重要的场子。不想本子送去之后，首先的一个反响便是老教员萧长华反对这两场。理由为杨任是一位“老爷”（与关羽之为老爷相等），火灵圣母是一位神仙。戏中将这两位一个剜目一个打死是糟蹋神仙。虽然演义里有这事，而且杨任将来还有目中生手手心生目之机会，并且左道的火灵圣母是被禅教广成子打死的，然而这都不能在台上演出，认为是对神仙不敬。果然萧老先生的抗议被尊重了。这本子拿回去改，里面其他有侮辱左道旁门弟子，但终于为神仙的词句，也一并改过。改后的本子，便如今日的《广成子》一戏的模样。杨任一场，改为箕子被谪。火灵打死一场，根本取消，只由广成子道白“俺就哗啦啦啦祭起翻天宝印，将火灵圣母，打死埃尘”并唱一支正宫〔端正好〕了事。萧长华之所以如此，固然可说是“尊敬神仙”。然而他何以知道杨任等是神仙呢？编剧者吴君并未详究。不过我想倘若有人这样问萧君，那么，在意料之中的，他一定会引《封神演义》作理论根据。这在有识之人自然要认为可笑，然而足可见演义小说不单在一般人中发生大势力，即连编剧本都要受到这种影响。

　所以若然有人想不合正史的戏剧如何，却要请先考虑考虑流行着的演义小说。演义小说不合正史，旧剧也不合正史，纵然旧剧比演义小说更厉害一点，也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不必看得太严重。

　即使三国时没有发生过黄鹤楼赴宴也好，定军山黄忠没有用过拖刀计也好，潘美没有设计陷害杨业，古来就没有薛平贵这个人，一切一切都没关系。我们的旧剧，仍可以一出出精彩地上演。推而广之，明将花云如何战死，三国马谡如何失街亭，义士杨阜之勾油白脸三块瓦，李克用共有多少儿子，等等问题，概可以正史自正史，戏剧自戏剧，你不用管我写得如何板面孔，我也不用管你编得如何多加花样。本是各归一工，两不相涉。这就是在下的一点意见，高明以为如何。

（《立言画刊》1939年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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