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长沙窑瓷器上的商业题材诗词

“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回野煤飞乱，遥空爆响闻。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这首名为《石渚》的诗词出自晚唐诗人李群玉之手，诗名“石渚”是为今长沙窑所处之石渚湖一带，而整篇诗文则描绘了长沙窑兴盛时期的概况，这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首明确记载长沙窑的诗词。根据考古调查和发掘得知，长沙窑是在湘阴窑基础上烧造的，兴起于八世纪末至九世纪初叶，盛于晚唐，衰落于五代。长沙窑的产品以釉下彩和诗文题记装饰为世人所叹，其中在瓷器上书写诗文题记更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首创之举。在这些诗文题记中，常见的多是诗词和谚语，其中诗词内容根据学者研究，认为其可分为与酒有关的诗词、离情别怨诗、民间故事诗、题咏四时诗、江南水乡诗、劝学诗、文字游戏诗、礼仪教化诗、投友作客诗、崇佛信佛诗、风花雪月诗及趋势应景诗等。除此之外，长沙窑瓷上装饰的诗词内容还有部分属于商业题材，虽然其数量不多，但仍然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根据已公布的长沙窑瓷来看，在瓷上书写商业题材诗词的器型以壶为主，诗词内容多为商人心理活动，现择选数件予以简单介绍。

图1：青釉“买人心惆怅”诗词壶

青釉“买人心惆怅”诗词壶（图1），残高18.9厘米，底径9.5厘米。口沿残，长颈，溜肩，多棱柱短流，柄残缺，瓜棱形腹部，平底假圈足，短流下方腹部以褐彩书写“买人心惆怅，卖人心不安。题诗安瓶上，将与买人看”五言诗文一首。这首诗内容非常简洁明了，首句是写买者心情悲愁，“惆怅”表示“有望其还而不至”的心态。第二句是写卖者见买者在自己的商品前犹犹豫豫，始终不能确定购买，故而心里很是不安。第三句是写卖者想出了能够增加买者购买商品信心的办法，那就是将诗题于瓷瓶之上，这无疑是诱人购买的新招。末句写卖者把题了诗文的瓷瓶给买者看，言下之意，就是卖者所出售的商品经过外观改良，已经是很有文化内涵了，可以达到满足买者心绪的寄托和审美的需求，从而刺激其购买的欲望。在瓷器上书写诗文这一行为使诗、使瓷、使诗人、使消费者都有新的发现和新的印象，获得新的快意和享受。由此可见，瓷器上书写诗文的产生和其成为瓷器不衰的装饰，是与其商业的目的分不开的，它是以诗歌之美和瓷器之美的结合，将消费者引向一个有文化享受的消费境界，去追求诗意的快乐。

图2：青釉“人归万里外”诗词壶

青釉“人归万里外”诗词壶（图2），残高19.2厘米，腹径13.7厘米，底径10.6厘米。口沿及颈残缺，溜肩，多棱柱短流，柄残缺，瓜棱形腹部，平底假圈足，短流下方腹部以褐彩书写“人归万里外，心画一杯中。莫虑前途远，开帆逐便风”五言诗文一首。这是一首写商人心理活动的诗。描写商业经营者开拓的宏愿和对风险的担心，表现了一种充满信心的乐观精神，反映出唐代市井都会商业经济的兴盛与发展。诗的前两句描写商业经营者为开拓经营业务，从东到西，走南闯北，奔波千里、万里之外，每当住宿下以后，常常邀杯自娱，人在杯前，心在杯中，那种自我感觉良好和兴奋的神情，以及对能做成生意的如意想象，化成一幅幅诱人心动的图画。心在杯中，画也在杯中，使人陶醉于然。诗文第三句表现的是商业经营者在兴奋的时候，心里的忧虑和牵挂早已不存在。对于走南闯北的生意人来说，每跑一趟生意，总想做好这趟生意。而诗文所刻画的这位商人，可能对于自己的生意已然胸有成竹，且对商品运输的路线非常有把握，故其没有其他商人那样对路途遥远的担心。最后一句或是写实，即该商人经营的商品要用船由产地运往销售地，还得追求顺风航行，因为只有这样的好天气才能起锚开航，船行千里自有岸，船到码头货到栈，那时就大吉大利了。或者此句是隐寓一帆风顺，生意成功在望。无论是哪一种，均表达了一种乐观的有信心的期待和展望，有着心想事成的意味。除此首诗外，描写内容相近的还有两首，一首为“人归千里外，心画一杯中。只虑前途远，开帆待好风”。另一首为“人归千里外，心画一杯中。莫虑前途远，开帆逐便风。”（图3）

图3：青釉“人归万里外”诗词壶

青釉“小水通大河”诗词壶（图4），残高15.2厘米，腹径11.2厘米，底径9.4厘米。口沿及颈残缺，溜肩，多棱柱短流，柄残缺，瓜棱形腹部，平底假圈足，短流下方腹部以褐彩书写“小水通大河，山深鸟宿多。主人看客好，曲路亦相过”五言诗文一首。这是首写旅店客栈的诗。唐代商业贸易迅速发展，商人走南闯北，要中途住宿，要存放商品，往复不断，带来旅店客栈的兴旺。诗人岑参、白居易、温庭筠等名家，都有题咏旅店的诗传世。本诗前两句是说，涓涓细流汇入大河，莽莽深山飞鸟群宿，是本诗的“兴起”，是比喻，是说某旅店客栈颇有影响和名气，或是名牌老店，犹如今天的“老字号”或“星级店”。后两句点题，其中第三句的“主人”是对宾客而言，即是指店主，“看客好”是店主对客人如流和宾客云集而出自内心的喜悦，也含有主人接待客人很热情友好的意思。最后一句是写客人对名店的羡慕、选择以及名闻遐迩的名店效应，故而才会有“曲路亦相过”。曲，直的反义词，这里比喻的是弯道、转道、甚至是远道而来投奔住宿的景象。短短四句诗表达了一个汇川聚群、招徕乐宿的完整意境，把一家旅店客栈诗化了、人格化了，这是一幅生活小景，颇具审美情趣。

图4：青釉“小水通大河”诗词壶

以上所介绍的几首诗词，内容各异，第一首是介绍瓷瓶买卖双方心理变化，第二首是刻画商人开拓的宏愿和对风险的担心，而第三首则是通过商人对旅店的慕名进而表现唐代商业经济的迅速发展。这三首诗虽然内容不尽相同，但都表现出唐代商业经济有了十足的发展，无论是商人本身，还是商业经济所附着的载体（包括陶瓷业、旅店业）等都表现出对唐代商业经济发展充满了信心。实际上，在整个长沙窑瓷上，除了以上几首以商业题材为内容的诗词外，其所生产的陶瓷器上还有很多具有商业特性的题记，根据笔者研究，这些题记多用作广告，根据广告内容，亦可分为四大类。

其一，作坊名，这是长沙窑瓷上广告题记较为常见的一种。根据已公布的材料来看，书写作坊名的长沙窑器型有壶、擂具和印模等，作坊名则有“何”、“年家”、“成”、“杨”、“郭家”、“张”、“康”以及“龙”、“龙亭”等十余种。诸如此类的商家号或作坊号，实际上都是为其产品所作的广告。作坊号的标注，标明作坊对其产品质量的责任及保证，借以增加消费者对产品的信任程度，而这也表明长沙窑各作坊虽有竞争，但是一种良性的竞争，是以作坊的信誉和产品的质量作为竞争的主要手段。只刻写工匠及作坊主姓氏，不书名字，说明只是为了区分同一窑场中不同作坊的产品。

其二，对其产品的赞美，这也是广告的内容之一。这一类题记主要集中在壶、碗及碟上，题记内容包括“绝上”、“卞家小口天下第一”、“郑家小口天下有名”、“许家绝上一升茶瓶好”、“湖南省草市石渚盂子有明（名）樊家记”以及“龙上”、“张上”等。从这些广告语看，长沙窑的作坊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产品分工，每个商家往往以某种产品为主打，作坊主对自己产品的宣传广告也往往具体到某种产品。

其三，在瓷器上直接书写价格，这是长沙窑瓷装饰的特色。根据统计，长沙窑瓷上书写价格的器形仅见于壶，且非常少见，价格多为“五文”。最后，为其它相关产品所做的广告，这与第一种一样，也是长沙窑瓷较为常见的广告题记，并且这一类广告主要与酒有关。常见的酒广告有“春酒”、“春美”、“国士饮”、“美春酒”、“美酒”、“官酒”、“好酒无深巷”、“春酒美深巷”、“春酒无深巷”、“进余美春酒”、“盛饮春酒”、“浮花泛蚁”、“奇绝好美春”、“今春乏酒财”等。以上这些广告只是简单的推销“春酒”，除此之外，还有数件标明酒家的广告，如“陈家美春酒”、“钟陵美春，请尝知（滋）味”及“姜春珍卓，请尝知（滋）味”等。

通过对以上几首商业诗词及多种类型的商业题记介绍，我们可以得知在长沙窑瓷上，存在着相当多的商业元素，这种元素的存在，一方面直接印证了长沙窑作为商业化窑址的特点，另一方面也可以为我们研究中晚唐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提供素材。纵观整个中晚唐时期的中国陶瓷史，我们可以发现不论是越窑青瓷，亦或者是邢窑、定窑白瓷，这一时期它们均很少在瓷器上装饰商业性质的元素，甚至可以说极其罕见，那么深处内陆的长沙窑又为何要采取这样的装饰手法呢？这或许要从唐代商品经济发展及商人地位的变化、长沙窑内部及各个窑场之间外部竞争、以及涉商诗歌大发展等几个方面研究了。

首先，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封建王朝，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兴旺发达的局面，水路交通四通八达，疏通了“丝绸之路”，经济空前繁荣，出现了最早的纸印报纸，突破了市区不准交易的禁令，坊坊之间出现了商铺，城市出现了“夜市”，农村则出现了草市和集市。交通的便利，商品流通渠道畅通，各地商品贸易中心城市和港口城市的大量出现，都为地区性甚至全国性的商品贸易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和更为优越的市场环境，商品贸易逐渐打破了地区阻隔和行业限制，全国各地的市场进一步连成一个松散的整体，商品经济的生存空间和流传地区也就更加广阔。此外，商品种类繁多，各地之间商品交流日趋活跃，也是这一时期商业经济得以发展的重要表现。除了商业经济本身的大发展之外，这一时期商人的社会地位也有了显著的提高。史载，唐人薛昭纬文章秀丽，曾任礼部侍郎。唐末战乱，其流离道途，往来绝粮。一次遇见旧时相识的银工，邀请他吃了一顿丰盛的饮食。薛昭纬作诗称：“一碟毡羹数十根，盘中犹更有红鳞。早知文字多辛苦，悔不当初学冶银。”从他的牢骚中，可以反映出商人地位的变化。商业甚至成为人们竞相从事的一种职业。唐人刘肃称“江淮俗尚商贾，不事农业”。姚合也在诗中记载乡野风俗：“客行野田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这些足以说明商贾已成彼时风气。正是在商业经济大发展及商人地位不断提高这样的大环境下，长沙窑工采取表现商人心理活动及商业经济发展的诗歌题材做装饰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其次，长沙窑作为一座完全依托市场的窑场，必然比其他窑场更多地受制于市场竞争的法则。当时长沙窑作坊主主要面临的竞争是双重的，一是来自外部的竞争，即长沙窑与其他名窑的竞争，首先面临的是邻近的岳州窑的竞争。作为新兴的窑场，长沙窑在与其他窑场的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唐后期商品经济最为繁荣的都市——扬州，是长沙窑产品的集散地，也是全国各大名窑产品的集散地。长沙窑产品要在扬州集散，必受到越窑、洪州窑、寿州窑、邢窑等老牌名窑的夹击。在这种形式下，长沙窑欲求得生存，自然要在产品制作上另辟蹊径，并且在营销策略上下点功夫。长沙窑的第二种竞争来自于窑区内各个作坊之间的竞争。由于长沙窑各个作坊之间产品的造型和装饰手法都存在着较多相同之处，为争取更多的市场份额，其竞争异常激烈。也正是由于内外竞争的需要，长沙窑工才会在其产品上大量运用商业性质题材。

最后，唐诗属于文学范畴，商业属于经济范畴。二者看似独立，但在文学发展的长河中，文学与商业逐渐产生了交集，从而孕育出了一个新的文学现象——商业文学。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壮大，商人队伍的崛起成为普遍关注的社会现象，把握时代脉搏的文人自然而然把眼光投向了这一领域，在文学中开始大量表现当时商人的生活以及相关的经济现象。通检《全唐诗》(包括今人新编的《全唐诗补编》),唐代商贾诗共有196首。虽然就唐诗整体而言，表现商人的诗歌所占比重并不算大，但是就这类题材诗歌本身的数量而言，已大大超过了前代的水平。唐代涉商诗歌内容非常广泛，涉及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将商人的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使人们对商人有了直观的感受，顺便也对商人们如何经商有了一个初步了解，而将诗歌做主要装饰题材的长沙窑工匠们更是受到了此类诗歌的影响，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在他们身上商业味更浓，所以它们才更有可能将商业题材诗歌装饰于瓷器之上。

除了以上三点主要原因外，长沙窑瓷装饰商业题材诗歌（这可以推广到长沙窑装饰的所有诗歌），这也与长沙窑自身特点有着密切关系。一般来说，其胎质较粗，白度不高，故其烧造的先天性条件就不足，当然烧造出来的产品肯定也是无法与其他名窑竞争的。在中晚唐陶瓷大发展的大环境下，长沙窑想要闯出一片天地，就必须具有一定的“杀手锏”才能征服消费者。当然，长沙窑做到了，其无论是釉下彩，还是诗歌、绘画等装饰都是它闯天下的“杀手锏”，这其中诗歌装饰更是开创了中国陶瓷装饰的先河。长沙窑采用诗歌装饰，尤其是商业题材诗歌，这是其对唐代商业发展的回应，也是其商业化窑场的例证。

（文章来源：《收藏界》201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