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风了。红色的纸屑被刮得到处都是,刚刚燃过没多久的炮仗,如果仔细闻,还能闻到一股硝黄味。
用来招呼人摆酒席的黄红色大棚在服务队麻利的手脚下,不到半个小时就被拆的一干二净。大卡车艰难的在巷道掉了头,随即,20余张桌子和几百个板凳被运送了上去,有晃晃悠悠看似没放稳的桌板,赵前进喊了一声“咿,么搁住,溜了着。”在车厢里正整理的司机大手一挥甩下了两根绳,“捆住就好,么麻达。”
这一天,赵前进的女儿赵晓终于嫁人了。赵前进有点恍惚,站在巷口的他吸了吸鼻子,为了送32岁的独生女儿出嫁,赵前进在县城的这场席面,摆了3天。
直到搀着父亲的手走上红毯,赵晓才有了一丝自己真的结婚了的“实在感”。
赵前进拿着女儿的结婚证反复摩擦,手指拂过金黄的烫金字体,微微颤抖又停住的犹豫,额头深似沟壑的皱纹在灯光下都仿佛抚平的欣慰。
29岁以前,赵晓从来没怀疑过自己“能否嫁人”以及“嫁个好人家”这种事情。在外人看来,赵晓是县城内“白富美”。将近170cm的个子,体重却不足100斤的身材以及赛过赵薇的大眼睛,“走在路上,是会引来侧目的那种存在。”
更重要的是,赵晓拥有铁饭碗——县城最好小学的语文老师。“带编制的那种。”
■《女教师》剧照
赵晓也不知道问题出在了哪里。“上学那会儿,喜欢我的人还蛮多的,但那时候就想着得好好学习,等工作稳定了再说,结果没想到,早先是我挑别人,后来就成别人挑我了,30岁以后,每次回家都少不了一场恶战,爸妈就觉得为什么别人都可以结婚有孩子,我就不行,不知道要怎么跟他们解释。”
回忆起此前的相亲经历,赵晓有点“痛苦”:“怪不好意思的,县城就这么大,谁家有个事不出3天就全传完了,就我找对象这事,都成整个县城相亲圈一景了,他们都说我眼头高,其实真没有。”
长辈以及男性嘴中的“眼头高”,在如赵晓一样的“体制内”女性看来,“并不能代表所有人的想法。”
赵晓起先并不排斥找对象,只是自己的圈子实在过于“单薄”,同时期和她一起考编进入县城小学的12个老师里,“10个都是女的,1个男生,还有对象。”
指望从同事间找到合适伴侣的“梦想”,显然被过于残酷的现实给“击垮”了。“可能跟我从事的行业有关,想当年上师范,我们学校外语学院300个人里,也就6个男生。”
■《逃避可耻但有用》剧照
也不是没想过把目光转向其它“行业或职能部门”,不大的县城里,能和赵晓家以及赵晓自身条件仅在物质方面“门当户对”的,“几乎单身的全见完了,不是没感觉,就是对方嫌我年龄不占有优势,相亲几年,最大的感触就是,女生甭管看起来再年轻,只要身份证上的年龄过28,就会在第一轮被刷下来。”
另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在县城,体制内的男性仅就婚恋和职场升职来说,“的确拥有更多优势。”
在县城林业局已工作5年的王龙对此深有体会:“刚参加工作没多久,周围亲戚立马开始张罗给介绍对象,要不是我在大学谈了女朋友,也承诺她,考上公职就结婚,就他们轮番上阵的架势,我看我可以把一个学校的单身女孩都见完,还是各个年龄段的。”
在大城市,刚毕业没有“积累”的男性很快就会发现自己被挤压到了“底层”:“感觉出趟门,人家都好优秀啊,随随便就是985、211,月收入几万几万的程序员,就相亲市场来说,就我这月薪6000的水平,根本提不上船,但回我们县就不一样了,一本大学,体制内,就这两个标签一打,说是'钻石王老五’都不夸张。”
“县城体制内的男娃娃,就是香饽饽,咱这小地方又不像大城市,产业多企业多,高精尖技术也木有,能挣下钱的除了做生意的就是当官的,做生意不确定性又大,谁知道今天挣了明天赔不赔,所以还是政府单位好,旱涝保收还有点权利,听着都好听。”赵前进一语道尽了为什么稍微看似有点“前途”的体制内“男孩”早早就被各路人家“盯”上的现实。
从追求情投意合,遇不到那个对的人就绝不妥协,到“算了,不矫情了,找个差不多的赶紧结婚,不想听爸妈再唠叨”,赵晓的心理转变也是在30岁以后。“虽然也觉得这样怪不负责任,但在家里住,天天都会被说,门一开就是怨气,尤其最怕逢年过节,亲戚们的'好意’,我连街都不敢逛,县城这么点地方,转个十字路口都能遇到熟人,打完招呼第一句话就是'啥时候吃你喜酒’”。
赵晓有时候会想,如果自己没有考回老家,如果自己那时候毕业就留在了西安,一切会不会好一点。但现实没有给她一个如果。
但李静并不认命,当年费尽多少心思考进县城税务局,离职的时候就有多决绝。
做出重新回到学校上研究生的决定并不容易,“辞职的时候没敢告诉我爸妈,偷偷办的,考上了才给他们说,我还是喜欢上学。”
26岁的李静从税务局大门走出去的那刻,“同事们都觉得我疯了,但这个环境真的很压抑,一眼望得到头的生活只是想想就觉得可怕,尤其看到之前的大学同学一个个去到大城市要么上班,要么上学的状态,就让我觉得自己活得像个老年人。”
当然,这些对外面“更大更好”世界的向往,只是促使李静觉得“必须逃离”的一个“借口”罢了。
李静不敢告诉父母,自己对于“婚姻”压根没有想过。“我不喜欢男孩,但我也知道如果我说了,对我爸妈会造成多大冲击,与其待在县城被迫进行各种相亲自己不愿意导致'名声’不好,带给我爸妈麻烦,不如我走远一些,省得最后更惹他们烦,毕竟纸包不住火,迟早有一天,再一个大城市包容性更广啊。”
■《逃避可耻但有用》剧照
论到最初为什么考公务,李静也说并不是自己的选择,“听话惯了的小孩没有办法拒绝父母的请求啊,明明知道自己在某些方面不能达到他们的想象,那就靠这些来弥补,但真的很难受,所以想为自己再活一次了。”
在县城,一个不结婚的大龄女性没有不被接受大众审视和讨论的“豁免权”。
压力是无处不在的,那些来自父母的劝说和不理解,以及现实情况的复杂,都让这群女孩子变得开始“怀疑自己”起来。
“明明我接受的教育和人生观的塑造不是这样的啊,但在县城待久了,你就不免觉得自己的价值只剩下结婚找对象了。”
在“勿以类聚”一篇名为“体制内剩女:县城太缺好男人”的文章中提到,“体制内像一个有无限磁力的吸盘,每年试图通过国考、省考、教师编上岸的人数屡创新高。而体制的另一面——县域体制内的青年中,男性成为“香饽饽”,女性却面临“择偶难”的困境。”
在江西财经大学副教授欧阳静的研究中也能看到一个实际的数据:以调研的D县为例,该县在县乡党政机关和事业机关内。自2008年以来共新招2993人,其中女性1895人。而30岁以上未婚女性约有248人,占比超10%。
在高校接受了新教育和新思想的这群县城女孩,尽管并不觉得婚姻是未来生活的全部,但碍于这样一个“熟人”社会的存在,“每个人都不可能独善其身,要么妥协,要么离开。”
“但考进去的苦明明受了那么多,不管怎么选择都好不甘心。”
■《逃避可耻但有用》剧照
“我记得前段时间一个很火的综艺,'再见爱人’里提到,永远不要高估你对一段没有爱情的婚姻的想象。我感觉说的太对了,但我周边,同龄人谈婚论嫁谁还谈爱情啊,就是比对比对双方条件,尽快完成结婚生子的人生任务,堵住别人的嘴巴。我不要这样。”
29岁在县委工作的王乐在谈到自己为什么“不愿意”结婚时坦言说道;“物质方面我又不缺,铁饭碗也拿到了,我为什么不能期待爱情,真要拧巴的结婚那得多痛苦啊,如果不是锦上添花,还不如单着呢。”
王乐不是没有相亲过,在同事家人的介绍下,抹不开面子的她,也见了很多男孩,“介绍人一开始都说很好,或者他们自己也都觉得不合适时,还会加一句'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万一你喜欢呢’。”
就这样,出于“礼貌”的她最开始几乎“来者不拒”,“也想着多给自己几次机会,但真的很打脸,个没我高的,还没说什么就是我妈说的……,要么就是谈到一些金钱消费观不合适的。”
“我只是想找一个尊重女性,思想匹配,不觉得自己是'宇宙中心’的啊。但讲真,进到县城体制内的男生,很少有。”
■《大豆田永久子与三名前夫》剧照
直到后来,每每遇到一些说“婚姻不幸”或者女性“独立”的“新新”文章时,王乐便会把链接甩到“相亲相爱一家人”的家族群里。“自我放弃了,我也知道靠讲道理不行,一说话就会被骂,所以打算先潜移默化'文斗’一下。”
见识的相亲场面多了后,王乐渐渐看清“虽然大家都是85后90后,但体制内的人想在县城走入婚姻,90%还是靠的相亲。”
另一个“好玩的”现象是;“体制内和体制外感觉就是两个世界,基本不互通,不管是男孩女孩,一旦考上编制,家里人不管咋样都得让其找个'圈内’的,好像一旦'脱了圈’,就是'掉价’了。”
赵晓也知道父亲对于自己老公不满意的理由。“一个不是'体制内’,另一个在西安当程序员,钱虽然挣得不少,但他总觉得不稳定。”至于为什么又同意了两人结婚。“还用说,就是觉得我年龄大了,条件不用那么死,我还听见过他跟我妈聊,只要我能结婚,体制内离异的也可以考虑,对,着重强调了体制内。”
不过,虽然王乐嘴中说着,不找到真爱誓不结婚,但“我还挺喜欢小孩的,所以也会担心自己以后年龄大了,生育方面有困难。”
王乐时常会后悔自己考上了编,回到了县城,原本以为自己所在县城离西安市区并不远,人们思想也不至于太过保守,但单纯的她还是低估了这道壁垒有多么强大,“差异是根深蒂固的,尤其单位人不多,但关系却很复杂,人情世故太难处了。在这里,能力大多时候没有人情重要。”
■《坡道上的家》剧照
李静虽然已经入学开始读了研究生,但学校选在西安的她仍旧做了妥协:“我爸妈就我一个孩子,还是得离家近一点方便照顾。”
问到研究生毕业后怎么办,总是要找工作的。“回县城是不可能回的,毕业后挣钱攒钱在城里买个小房子,到时候把我爸妈都接走。”
“房子”成为了越来越多县城女性安全感的来源。
工作多年,王乐也攒到了首付钱,她打算近期就去看房子,“遮风避雨的家,我自己也能给自己。”
赵前进再也不怕出门社交了,“娃结婚后,感觉腰板又硬了起来。”
■《逃避可耻但有用》剧照
■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作者 | 汤加 | 贞观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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