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代“打工妹”：最低年龄13岁，工资高过大学生

最近，湖南台节目《再次见到你》采访了一群特别的人。

她们是当年深圳特区的第一代打工妹。

主角郑艳萍和姐妹们走在物似人非的蛇口码头，畅谈当年的打工青春：

她们小小年纪就离开父母，跑到深圳打工，最小的甚至只有12、4岁；

勤奋的她们凭着双手，月赚一千港币不在话下，同时期大学生平均月收入，还不足100块钱；

而她们又很爱美，穿的衣服也最是时髦；

一到年底人均大彩电扛回家……

她们便是最早的深圳女孩，走在了搞钱的第一线。

1982年，郑艳萍来到深圳。

那时，深圳还处于改革开放初期，依赖地缘优势，靠近香港，又凭借三来一补的模式，吸引了许多外资纷纷来此建厂。

炸山填海是日常，到处都是工地。

厂房和大楼，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头来。今天是这边在建大楼，明天是那边在建工厂。

彼时的深圳就像一张白纸，充满新的机会和可能。

这些工厂大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即手工制造业。它需要更多人力，尤其是心思缜密的女工。

于是，他们下乡招人，一纸招聘贴满了各地农村。

也让一些农村的女孩，看到了不一样的出路。

在当时的广大农村，女性的生存境遇是无比狭窄的。

大部分农村女孩的受教育水平并不高，因为家庭里的教育机会，往往都让给了男性。甚至有些女孩尚未成年，便已开始谈婚论嫁。

于是，有的人为了逃婚，逃离压抑的家庭，就去打工；有的人则单纯是因为好奇外面的世界而出去；也有的人是为了赚钱补贴家用……

郑艳萍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出去的。

其他女性也大抵如此，比如翁纯贤。

1982年，出身于汕头农村的翁纯贤，高考落榜了。这意味着她大概只能在农村上山下田，再无别的出路。

图 | 翁纯贤在宿舍里给家人写信

但翁纯贤不甘心就这么在农村耗一辈子：砍柴做农活，随便嫁个人。

所以，当她看到贴在村口的招聘广告：深圳蛇口的凯达玩具厂招收高中毕业的女工。

她心里燃起了希望，立马报名参加了笔试。几天后，她就收到了去深圳的通知。

一个18岁的女孩，带着简单行囊，拎着铁桶和一个枕头，就坐上了去深圳的大巴。

那时候，一个深圳女工每个月能拿到60-80块的固定工资，一半是人民币，一半是外汇券，而加班和全勤还有额外奖金。

她们一个月的收入，已是父母辈收入的好几倍。

这对农村来说，太有吸引力。

没有人愿意一直过抬头是烈日，低头是黄土，三餐啃番薯野菜的日子。

于是，无数个女孩怀揣着朴素的梦想，来到了遍地黄金的深圳。

人人都想赚一桶金，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如愿。

她们的打工路，从一开始就不容易。

首先，她们要从农村坐火车到广州火车站，再转大巴去深圳。

转大巴时还可能会遭遇一种被称为“卖猪仔”的骗局：

司机中途赶人下车，说是换一辆车，结果是让人们高价乘坐另一辆车，还扬言“不坐车就把你扔在这荒郊野外。”

当时大多数公路上还是沙石路，易塞车还扬尘。她们就这样吃了一路尘土，灰头土脸地到了特区。

即便她们进了厂，车间也同样有很多艰苦。

比如凯达厂，主要出口玩具，如唐老鸭、米奇和椰菜娃娃。郑艳萍她们当时被分到缝制娃娃衣服的车间。

图 | 凯达厂的流水线。郑艳萍和姐妹们提供图片

一栋栋工厂大楼，划分为一个个小小的车间，那些打工妹便坐在机器面前，日复一日地进行流水线工作。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伫立在工业区门前，督促着人们要更加勤力地工作，再工作。

郑艳萍说，当时一天都在机械地来回操作缝纫车衣服。如果自己走神，手指就会被缝纫车的针戳伤，那就是十指连心的痛。

甚至，像富士康工厂早已军事化管理，厂规严格，车间不允许人们说话聊天，就连上厕所都要按时间计算。

当时，国内劳动法不完备，工作环境也不完善，许多女工受了工伤，也不知道可以索求赔偿。

那时深圳的工厂，本就是在一片荒地上建起的，女工住宿的生活条件，也是极差。

郑艳萍谈起，来凯达厂的第一晚就睡在车间的机床上。而周围一片荒芜，全是稻田和树林。附近只有供销社可以买简单的生活用品，如果要买其他的东西就得骑单车穿过荔枝林。

工厂宿舍里挤着好几张上下床的铁架子，两个女工要同挤一床。夏天，整个房间只有一台破旧的电风扇呼呼吹着，吹出闷热的风。

那时也不存在独立卫浴，只有公共澡堂。有的工厂还需要自行烧水，女工们急匆匆下班，就要赶着烧水，挤着人头冲进澡房。

于是，太多人都扛不住工厂高压的工作环境，每天都有人躲在被窝哭着想家。

那时，一个月来了100个人，往往转眼就只剩下30人。

即便如此，这片热土仍吸引着这些偏远农村的人们。

毕竟，那也是为数不多的，改变命运的一个机会。

打工吃苦是日常，但她们很擅长把苦日子裹上一层糖。

图 | 凯达玩具厂的女工们

因为常年在外，同乡的姐妹便是打工妹和家乡的联结。

郑艳萍和姐妹们一起打工，一起吃饭，一起聊家乡。

她们打开收音机，在宿舍拿起插板当话筒唱歌。录音卡带里邓丽君、四大天王的歌曲，都是她们常听的曲目。

当工厂没有订单时，她们难得闲下来，便去看海、去公园、去游乐场玩耍，去世界之窗借着模型看看外面的世界。

她们还凑钱买了一台胶片相机，一年拍下六卷胶片，一卷卷胶卷记载了她们的青春。

如今再回看这些打工妹的当年照片，看起来人均潮流大师。

她们脱下厂服，换上一身时髦衣服：垫肩小西装、泡泡袖、西装裤、或花花绿绿的裙子……

再细看，每个人都顶着一头烫发，或是大波浪卷发，或是电发……

原来，那会的她们早已走在了潮流的前沿。

每个月一发工资，郑艳萍和姐妹们就会拿着外汇券，集体去免税店扫货。

对比物质匮乏的乡下，国贸大厦三楼里的免税店尽是稀奇商品：进口苹果、香港公仔面、益力多、午餐肉罐头、力士香皂……

而到了回家的时刻，她们就拿着外汇券，去买家电：如从香港进口的冰箱、洗衣机……

这些在当时还被叫做“咸水货”。

那时的农村，如果一户人家有女儿在深圳打工，就是全家光荣。因为她带回来的这些咸水货，足以让全村艳羡很久。

这群打工妹每次带回家的，只有两样：好消息和好东西。

至于个中辛酸，她们不会带回家，只会和姐妹们相互取暖、相互消化。

自强、顾家、安分，是这一代打工妹的标签。

她们从不同地方来到深圳打工，然后又在各自的道路上默默努力。

有的人并不满足一辈子做个女工，比如郑艳萍。

图 | 郑艳萍

她在凯达厂工作了两年，被调任到蛇口工会的女工部、法律部工作，每天帮助女工处理权益问题。

那时候一下班，她就忙着“充电”：写作读书、参加夜校。之后，她攻考了深圳大学的中文系。

再后来，她还读了中国政法大学的在职研究生。

而同样地走出工厂还有翁纯贤、王来春。

她们早早觉察到了时代的先声，走在了深圳转型的前线。她们开始有意识地学习，积攒经验，最后凭着一股劲闯出个名堂来。

图 | 中间王来春，如今成为立讯董事长

那个时候的她们不怕吃苦，更怕无望，所以会为了一个机会拼到头破血流。

但像她们那样的人始终是少数的，大多数打工妹的归宿，还是返乡结婚生子。

因为农村观念保守，女孩一到年纪，就会被频繁催婚。

到了90年代，深圳开始转型。

经过10多年开发，深圳地价也跟着上涨。原先的工厂纷纷转向其他城市，女工们的工资锐减，在深圳打工不再吃香，她们只好另寻他路。

很多人也到了而立之年，或回归家庭，或是返乡，或是经营着个体商户。

最终，她们四散开来，各有各的出路。但往后的她们一谈起这段青春，依旧热泪盈眶。

因为打工，改变了她们的人生。

图 | 2008年的翁纯贤，在自己公司的办公室

她们小小年纪就感受过双手赚钱的力量，在深圳成长奋斗，而深圳也回应了她们的努力。

翁纯贤说是这座城让她变得乐观和勤奋。如果她当初一直呆在家里，一生可能就是浑浑噩噩就过去了。

有人说，深圳是一座对外来人友好、认可努力的城市，你在这里付出就会得到回报。

她们便身体力行：坚持奋斗，一切皆有可能。

在那个如风的年代，她们就是先行者。

写在最后：

30年后，湖南台节目《再次见到你》回访了这群打工妹。一时之间，引起人们热议。

有人感慨这是父母一代的青春，也有人赞叹打工妹的奋斗精神，认为坚持，一切皆有可能。

回望40年前的这群打工妹，无论是她们的奋斗，还是艰难，依然会让我们有太多共鸣。

这群初代打工妹，她们就是那个年代的新女性，为了改变命运，敢闯敢拼。

因为比起依然选择留在农村的同龄人，她们在行动上早已领先，敢于跑出去。

她们在深圳这座城市付出过、得到过，也失去过。

这何尝不是今天每一个北上广打工人奋斗的日常呢？

如今，这群打工妹早已年过半百，但再忆起从前打工的日子，眼里便会闪过一丝青春的光辉。

是啊，她们也曾是奋斗过的年轻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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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今日中国：我是凯达妹

2、湖南卫视：《再次见到》第20211027期

3、中国新闻网：《外来妹》上热搜 这是30年前的“广东女子图鉴”？

4、网易新闻：凯达姐妹——第一代打工妹的青春记忆

5、荔枝新闻：初代打工妹郑艳萍：幸运搭乘改革开放的高速列车

6、潘毅.《失语者的呼声：中国打工妹的口述历史》

7、南方人物周刊：打工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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