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圣母院，能吃吗？
2019年4月15日，全世界人的心都被塞纳河上那座艺术瑰宝的遭遇所牵引——巴黎圣母院的火灾。巴黎圣母院据说是欧洲第一座完全哥特式的教堂，始建于1163年，历史悠久，我们中国人对它的熟悉多半来自于雨果的那部传世经典，这得感谢我们的中学课本。巴黎圣母院的火灾与其他建筑物的火灾不大一样，人们不只关心有没有人员伤亡，也关心巴黎圣母院本身——甚至对其本身的关心更甚，为何呢？倘若巴黎圣母院彻底损毁，或者这个哥特式的建筑根本就没有存在过，那对巴黎人的生活有任何影响吗？巴黎人的生活取决于巴黎圣母院的在与不在吗？显然不是的，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个建筑在巴黎人的生活中无足轻重。我们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它们不能吃不能穿，没有任何实际价值，但是失去它们我们的心痛却可能比失去吃穿更甚。
从中国来看天下名胜多劫。岳阳楼至少五次毁于火灾，两次毁于战火。黄鹤楼仅在明清两代就被毁七次之多。长沙岳麓书院有明一朝就荒废达百年之久。可是纵然残垣破壁，荒草丛生，甚至完全湮灭于无形，总有一些好事者止不住惦念，于是这些历史遗址被好事者们从惦念里扯出来，反复重修——再毁灭就再重修。历史典籍中记载的反复荒废与重建就像好事者们与无形力量的一场角力，到今天，至少在今天，这些好事者居然像是赢了，因为名楼名胜还安然伫立在时光的缝隙里，完好的居然宛如从来不曾消失过一样。是因为建筑材料坚固？是由于风雨飘摇时的幸运？当然不是的，完全肇因人们的心心念念罢了。
人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反复摇摆在生存与生活之间。我们好像从来不曾满足于仅仅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就像我们总说的漂泊在“北上广”的那些年轻的有志者，苦苦挣扎在生活里，但事实上——生存——仅依靠讨饭和捡拾垃圾就能够实现，维持生命大概不需要那么辛苦的挣扎，现代社会真正会被饿死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为什么要挣扎呢？也许就像熊猫只要合适的嫩竹就能满足，而我们却会将嫩竹笋焯滤，配以鲜猪肉、火腿和时令绿色蔬菜，慢火细炖，并美其名曰“腌笃鲜”，然后才可能得到一时的心满意足一样吧。
当人类拥有思想以后，总试图超越于世间的其他畜物——将自己与它们迥然分开，所以历史上人类始终试图赋予自己的生物本性某种神秘色彩，并将这种色彩定义为人的本质，然后不断的将其精细化、神圣化、理论化，于是宗教、哲学和艺术出现了，秩序、伦理和道德也建立了，显示出我们真的很了不起。但是天灾和兵祸也从来没断过，每当灾祸极致一切又无以为继，人类又回到原点，在典籍里留下不计其数“人相食”和“尽屠之”。有时候连神明和道德也变成暴虐与凶残的背书，想一想西班牙的“异端裁判所”和法国阿尔比教派吧。另外一些人呢，从一开始就摒弃了所谓“灵性满足”，理直气壮地追求爱因斯坦所说的“猪栏的理想”。识人不明的王安石向神宗皇帝举荐的那位邓绾，就说“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随便你们骂，反正我就是要不择手段当大官）。法国的路易十五也有句名言“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我只要现在的享受，等我死了以后爱谁谁去——于是最后接手了法兰西王国那个烂摊子的路易十六终于被砍了脑袋，以至于最后，哲学家疑惑的问道：不满足的苏格拉底与心满意足的傻瓜，到底那个更可取些？
我们人类往往自负到总认为自己高于一切，30年前的课本上，我们还称自己为“高级动物”，但是我们实在拿不出太多证据证明我们曾经摆脱过天性的诅咒。1974年，行为艺术家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在那不勒斯公开表演了的行为艺术——“韵律0”。她准备了包括剪刀、玫瑰花、鞭子、手枪在内陆72件器具，并将自己麻醉，允许观者使用任意一件器物对自己。“韵律0”持续了六个小时——把人们彬彬有礼的面纱撕的七零八落，事后这位行为艺术家的感言是“这次经历让我发现，一旦你把决定权交给人们，他们就会杀了你。”所谓人类的“高贵”脆弱的让人难以接受。
人，说到底好像只剩下动物——这一个坚实的基础了，或许正如房龙所说的“我们只是穴居人的当代化身，是叼着香烟、开着福特汽车的新石器时代的人，是坐着电梯回家的穴居人”。于是有人对人到底是否崇高不再抱幻想，坚持认为人类只有被管束才能生存，但那只是给了我们一个反抗的理由。也有人认定不存在什么“形而上”的意义，只有“形而下”的灯红酒绿，但这又让我们堕入虚无。在这些让人沮丧的探索里，幸好还有例外，还有些东西能够带给我们全体的共鸣——那就是美。对美丽的喜爱和追求，任是谁都或多或少有的。虽然美丽难以定义，但所有人都或多或少有自己的美学标准，又或多或少被自己的美学理想所感动。也唯有它——美丽——才毫无疑问的成就了人一些心心念念。
迄今为止，我们所有发明的根源几乎都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动物性欲望，只有艺术也许是我们唯一迥异于动物的东西，也只有艺术能够做到完全抽离于实用主义——虽然并不总是如此。艺术的概念本身是近现代才发展起来的，从尼安德特人的洞窟壁画到杜尚的“泉”，艺术品迥异的风格从来无法真正归类，最初所有我们现在叫做艺术的东西都有其实用主义的目的。法国拉斯科山洞里的野兽壁画，可能是冰河时期的原始人行巫术的需要，我们猜测这些原始狩猎者可能认为只要把猎物画下来，并且用长矛或者石斧痛打一顿，那么真正的野兽就更容易捕捉。埃及墓葬中的浮雕和壁画也许是上古时代殉葬品的替代物，所以那时候的“艺术家”并不在乎好看不好看，他们在乎的是完整不完整，他们通过记忆将所有内容在同一个画面上保存下来，所以才有了那种很奇怪的风格——一张侧脸上有一只正面的眼睛，并且接着一个正面的躯干。那么巴黎圣母院呢？欧洲的教堂首先是教会体现自己神圣性质的需要，其次每一座教堂都是一个庞大的价值不菲的工程，往往在其后数个世纪里，耗尽了当地的经济活动的盈余。这有两个好处，一是它就像一个示威，使得其他的势力无法入侵，二是它使得当地不再有财力在宗教和政治上幻想改弦更张。但是当我们惊叹尼安德特人那惟妙惟肖的野牛素描的时候，我们所感受到的难道会是我们可以更容易打猎吗？不管是埃及墓葬里的浮雕，还是巴黎圣母院的彩绘玻璃，不管它们曾经有什么实用价值，今天在我们看来都只剩下对人类想象力的赞叹，而这种赞叹的欲望也许是我们唯一剩下的为人的骄傲。
我们为什么要哀叹巴黎圣母院的灾祸？说到底是因为我们是喜爱美丽事物的本性——虽然其中丑恶不少，但是好在我们还都喜爱美丽。鲁迅先生对悲剧的定义“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广为人知，但是这个定义是有前提的。何为价值？为何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我们会悲伤？难道我们不会兴高采烈地毁灭那些我们喜爱的东西吗？还记得2015年土耳其海滩上那名3岁的叙利亚小难民吗，那张震惊全球的照片——不管是政要、媒体还是普通人，连欧洲对移民态度最强硬的群体和媒体也纷纷表示无法接受，多少人潸然泪下，多少人为这名海滩上的小天使画上完美的结局——尽管是幻想，但是那总是代表了人的盼望。看到这些也许能使人长吁一口气——还好，我们还没有冷血到对一个小天使的悲剧无动于衷，我们还没有冷酷到对纯洁和美丽的悲剧麻木不仁，我们还知道什么是美丽的，所以还好。
巴黎圣母院，相信可以无妨。它还在，雨果也还在，因为这世上到底还有这么多心心念念的人在。于是我们可以存有一些希望，只要还有捂着嘴巴，紧盯着电视上倒塌的木制尖塔顶的，面露惊恐与难以置信的表情的，流着眼泪的人在，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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