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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博士的英雄主义:在认清科研残酷后,依然义无反顾!

前段时间,看到一个热门话题“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博士逃离科研”。

其实,不是很多博士选择逃离科研,而是科研选择了不逃离的博士。博士阶段的科研训练就像是过柱子,不同的人留在了不同的层里,余下的是科研界的“纯净物”。

究其根本,这是一个适不适合的问题,是越来越多的博士生发现自己不适合搞科研,与其留下来被科研搞,不如把位子留给更适合的人。

那么,问题来了,如何判断自己适不适合搞科研呢?毕竟也没有谁脸上写着“科研”二字。

有人说,科研适合中产阶级出身的同学,他们不用为大米和面包操心,更不用急着去赚钱,养家糊口,也不像一些富二代,失去了钻研精神和吃苦耐劳的勤奋,因此更容易在科研界扬名立万。

有人说,科研不适合那些失去了对科研的热爱和激情的人,无论在什么领域,他们对科研的初心始终不变,把科研当做兴趣爱好,有热情才有动力,在枯燥的研究生活中能够保持这份激情着实不易。

还有人说,科研人员是那些不在乎个人得失的人,一个人越在乎世俗的快乐,越不容易在已突破新知为目的的科研活动中发现乐趣。试想,如果科学家们天天想着如何改善自己的个人生活,那么这个世界估计就没我们普通人什么事了。

适不适合搞科研,对于一个研究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判断,关乎自己下半生的职业生涯,因此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

本文试图从两种角度来说明一些判断自己是否适合迈入科研界的方法,希望给对未来迷茫的朋友提供一定的参考。如果您认定自己就是搞科研的料,请不要让本文影响您的判断。

适合科研

的人,不在乎这些痛


谷歌首席科学家、谷歌大脑技术负责人VincentVanhoucke(万努克)前不久发出的一篇“劝退文”,引发海外科研学者的热议,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个参考。

在这博客中,万努克直言以研究为业,固然令人羡慕,但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痛苦”。而且,有许多学生都曾被从事研究工作的前景所吸引,却在很短的时间内,退缩到相对舒适的工程领域。

为什么?万努克说这背后这从来都不是个人价值或天赋的问题,而是因为做研究需要一种不同的范式,这种范式与作为一名工程师相比,截然不同。

万努克列举了从事研究的九大“痛苦”。比如,整个职业生涯都会“浪费”在无用的事情上,研究成果在发表的那一刻就可能过时了等等。他把这些描述为,那些学校里没有教你的事情。

A. 研究是有多个答案、甚至没有答案的不确定问题

在大学接受的训练,只是在很大程度上教会了你如何用独特的方法去解决问题。但是,将研究看作是一个考试问题,必然会通向失败。

在研究中所做的大部分工作,并不会让你更接近答案,而是会让你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以学习作为单位衡量进步,而不是以解决问题为单位。是研究者必须要经历的重要范式转变之一。

B. 整个职业生涯都会“浪费”在无用的事情上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一旦某样东西能够起作用,就不再是研究了。最好的情况下,你的职业生涯的基本上都是由进步来定义的。

但是,这些进步并没有真正解决任何问题,因为它们只是从概念到落地的过程中的一步,甚至是一小步,这会让人深感焦虑。

C. 研究成果在发表的那一刻就可能过时了

在我的研究生涯中,我所取得的成果,没有一件是当今最先进的。经历了漫长的出版过程后,仍然保持最高水平的作品也寥寥无几。

进步是无情的。我们一般会用研究引用的次数量来衡量影响,但通常会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许多引用都是作为一个背景,来说明它已经不再具有竞争力。

这会带来严重的错失恐惧症(FOMO),在这种情况下,害怕别人抢先出版,对我的许多同事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压力。

对于他们,我经常给出的建议是:如果你担心被人抢先,你的研究可能在一开始就错了。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学界很快就会解决的问题。那么,这可能不是一个值得花时间研究的领域。

D. 拥有无限的自由,但也有无限的责任

作为研究者,一个好消息是有很多规范来控制你自己。 但也有坏消息,你需要自己去控制局面。很多研究中,都没有规范,也没有蓝图。 你可能在探索一条完全错误的道路,这也没关系。

因为你可以接受,对吧?作为一名研究管理者,我的大部分工作就是充当研究人员的治疗师,为他们思考无限的可能性。我经常给研究议程划定界限,并不是界限究竟在哪里很重要,而仅仅是因为,它们的存在有助于减轻未知带来的压力。

E. 研究是一种生活,而不是工作

有时,有人会问我如何与著名的“天才”共事,他们有什么不同,他们成功的关键在哪里。我想回答的是,这些人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非常努力。尽管这不是全部,但这是事实。

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绝对比你(当然还有我)更努力工作,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他们的注意力和奉献精神非常敏锐。

他们中很少有人会将研究称为工作: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绝对热爱自己所做的事情,愿意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其他很多事情,都源于此。

科研基因,

一种科研硬通货


什么样的人不适合做科研?以“科研贡献”来评价的话,那就是缺少“学术基因”的绝大多数人。近年分别发在Science和PNAS上关于科学家职业生涯的两篇研究表明,学术基因是决定一个人一生科研贡献的基本因素。

A. “学术基因”

Sinatra等人(2016 Nov.4th on Science)发现,科学家职业生涯中的“高峰研究”(影响力最大的一篇研究)出现的时间点基本是随机的,但出现概率受到发表生产力和一个与个体科学家相关的常数“Q”影响。

首先,在科学家生涯中,高峰研究出现的时间和次序是均匀随机分布的。对于整个科学家群体而言,高峰研究既可能是科学家学术生涯的第一篇文章,也可能是最后一篇文章,并且在高峰研究之前或之后也几乎没有任何征兆。

举个例子,弗兰克·维尔切克在其职业生涯发表的第1篇研究使其在2004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而约翰·芬恩在职业生涯的非常晚期(在他被强制退休后)发表的研究才使其获得了2002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纵轴为研究发表10年后收到的被引用量,每个点代表一篇研究。

这其实是一件“恐怖”的事情,因为在“高峰研究”出现后,学者通常能够得到更好的待遇和资源,但是,待遇和资源是持续的,而运气则是完全随机的。

其次,除了运气外,“高峰研究”的发表也受到一个科学家个体常数Q的影响。这个常数Q代表了科学家的一种稳定而系统地将研究项目转换为高影响力文章的能力。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之所以称Q为学术“基因”,是因为Q在大多数科学家的一生中都是稳定不变的。

终其职业生涯,大多数人并不能够提高自己做出突出贡献的潜力。这更加令人细思恐极——或许当你踏入学术界的那一刻起,你的“天赋”就已经是注定的。在前半生和后半生都是一致的。

B. (残酷的)对数正态分布

值得一提的是,影响力、发表的数量和Q都服从右偏的对数正态分布,也就是具有很小的均值和很大的方差换言之,很少的人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很少的文章得到了大量的影响力,很少的人具有很高的“天赋”。

从对数正态分布我们可以得到另一件残酷的事情:对大多数人而言,终其一生,也做不出太大的成就。更残酷的是,这在其生涯的一开始就注定了。

对于低Q的学者而言,其职业生涯一生中的高峰研究的影响力不太可能超过50次,而高Q学者则轻松超过100次。“世界的发展是由天才推动的”,这句话一点也不假,至少在学术界如此(或许,在大多数和学术界类似的地方可能也成立)。

C. 什么决定了Q?

一个令人关切的问题是,什么决定了Q?特别是,有哪些外部因素能够影响Q?

可惜的是,之前的研究发现,Q的变异与以下因素都没有关系:职业生涯的长度(careerlength),时代(decade),团队效应(team effects)和领域(disciplines)。换言之,无论在哪个时代、哪个领域,处在职业生涯的哪个阶段,和谁一起发文章,或许都不能改变一个人的Q。

Q可能是什么?

虽然尚无全面的调查,但或许一些研究能带来关于“什么是Q”的启发,或许Q和以下因素都有关系:

(1)跨领域学习能力:Liénard等人(2018 Nov. 27th on Nature Communication)对生物科学领域的研究发现,那些博后导师与毕业导师文章差异越大、文章和博士后导师更相似、能够从毕业和博士后导师处整合研究的学生(以文章相似度衡量)更可能获得终生教职。

(2) 产前激素刺激:Tektas等(2019Feb. 25th on PLoS One)发现女性科学家的右手食指-无名指的指长比(2D:4D,越低则产前雄激素水平越高)与其学术成就是倒U型的,即产前雄激素暴露水平中等的女科学家更有可能通过教授资格考试。

(3)人格和基因:Rimfeld等(2016on JPSP)发现,至少对英国16岁中学生而言,其(高度遗传的)人格对其学业影响成绩并不算小,特别是“尽责性”和“开放性”。

(4)固定的小圈子:Ma等(2018Dec. 11th on PNAS)的研究发现,科学奖项(Scientific prizes)更集中地被一个相对较小的且联系紧密的科学精英群体获得。例如,64.1%的获奖者获得了两个奖项,而13.7%的科学家获得了五个或更多的奖项。而且团体的联系紧密度能够预测奖项的获取。

基于以下证据,我的猜测是:或许很有可能不同的Q真的是“天生”的。换言之,主要取决于个人特质而非环境。

绝大多数人对学界的贡献并不大,真正巨大的创新几乎都是由“天才”做出的

大多数人创造重要文章的能力在整个职业生涯中几乎不会发生变化,极少有人能突然“变成天才”

仅靠努力的工作,发更多的paper并不能“锻炼”自己制造出更好的研究

与更厉害的他人合作亦不能提高自己的品味。

“积极偏差”

与“明智的决定”


并非所有人都能接受自己很可能是个普通人的事实,也并非所有人都具有“真正的英雄主义”(罗曼·罗兰,1906,《米开朗基罗传》)。但话说回来,我一向希望自己能在拥抱真相的同时具有“谨慎的乐观主义”。

就本文而言,了解了“学术天赋服从残酷的对数正态分布”之后,我仍然愿意相信自己可能有潜能并愿意选择学术界。但同时,正如认知神经科学家Tail Sharot所说的,在“企鹅自信地跳崖”之前,或许企鹅们也应该“准备好降落伞”。

换言之,做好以下问题的回答:

· 如果进入学术界后发现自己并无天赋,你的退路是什么?

· 如果发现自己对所学没有兴趣,对科研失去热情,考虑到时间和金钱成本,你最好的选择是什么?

· 如果遇到申请失利/导师变态/资金不足/家庭阻挠等情况,你是否有对应的举措?

然后,就放心而自信地踏上冒险的旅程吧。

祝你幸运,并最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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