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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家训系列之袁采《袁氏世范·卷上·睦亲之一、二、三》赏析

《袁氏世范》卷上·睦亲
睦亲之一·性格不可强求一致 【原文】人之至亲,莫过于父子兄弟。而父子兄弟有不和者,父子或因于责善,兄弟或因于争财。有不因责善、争财而不和者,世人见其不和,或就其中分别是非而莫名其由。盖人之性,或宽缓,或褊急,或刚暴,或柔懦,或严重,或轻薄,或持检,或放纵,或喜闲静,或喜纷拏,或所见者小,或所见者大,所禀自是不同。父必欲子之强合于己,子之性未必然;兄必欲弟之性合于己,弟之性未必然。其性不可得而合,则其言行亦不可得而合。此父子兄弟不和之根源也。况凡临事之际,一以为是,一以为非,一以为当先,一以为当后,一以为宜急,一以为宜缓,其不齐如此。若互欲同于己,必致于争论,争论不胜,至于再三,至于十数,则不和之情自兹而启,或至于终身失欢。若悉悟此理,为父兄者通情于子弟,而不责子弟之同于己;为子弟者,仰承于父兄,而不望父兄惟己之听,则处事之际,必相和协,无乖争之患。孔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无怨。”此圣人教人和家之要术也,宜孰思之。 【译述】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最亲的莫过于父子和兄弟。然而,父子与兄弟有相处不融洽,不和睦的。父与子之间,或者因为父亲对孩子求全责备,要求太过苛刻,兄与弟之间,或者因为相互争夺家产财物。有的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并没有求全责备、争夺财产,却很不和睦,周围的人看见他们不和,有的便从这种不和中分辩是非,最终仍找不到任何有说服力的理由。大概人的性情,有的宽容缓和,有的偏颇急躁,有的刚戾粗暴,有的柔弱儒雅,有的严肃庄重,有的轻糜浮薄,有的克制检点,有的放肆纵情 ,有的喜欢闲雅恬静,有的喜欢纷纷扰扰,有的人识见短浅,有的人识见广博,各自的禀性气质各有不同。父亲如果一定要强迫自己的子女合于自己的脾性,而子女的脾性未必是那个样子;兄长如果一定要强迫自己的弟弟合于自己的性格,而弟弟的性格也未必如此。他们的性格不可能做到相合,那么他们的言语与行动也不可能相合。这就是父与子,兄与弟不和睦的最根本的原因。况且大凡面临一件事情的时候,一方认为是正确的,一方认为是错误的;一方认为应当先做,一方认为应当后做,一方以为应该急,一方以为应该缓,观点不同竟然是这个样子。如果彼此都想要对方和自己的性格、脾气、观点相同,必然会导致争吵与论辩,争吵、论辩不分胜负,以至于三番五次,更至于十次八次,那么不和自此就会产生,有的竟到了终其一生失去和睦的地步。 如果大家都能领悟到这个道理,做父亲和兄长的对子女与弟弟通情达理,并且不苛责子女与弟弟与自己相同;做子女和弟弟的,恭敬地追随着父兄,却并不期望父兄只听取自己的意见,那么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必定相互和协,没有乖离争论的祸患。孔子说:“对待父母,屡次婉言劝谏,看到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还必须恭恭敬敬,不违背父母,仍然在做事的时候无怨无悔。”这就是圣人教给人们和家的最重要的方法,我们应该认真地思考。

【评析】性不可以强合,在现代人看来是一个极其平常的观点。任何人都不可以将自己的看法强加于他人,即使是父之于子,兄之于弟,也同样不可如此。然而,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父父,子子,君君,臣臣”都有严格的界限,父为子纲,君为臣纲,不可越雷池一步。如此开明的观点出现在宋代,足见袁采在父子兄弟观念上的超前意识。这种超前意识在魏晋南北朝思想活跃的时代里曾经有过表现。《世说新语。言语篇》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钟毓兄弟俩小时候,一次正碰上父亲白天睡觉,于是他俩一块儿偷药酒喝。他父亲当时已睡醒了,姑且假装睡着了,来看他们怎么做。钟毓行过礼才喝,钟会只顾喝,不行礼。过了一会儿,他父亲起来问钟毓为什么行礼,钟毓说:“酒是完成礼仪用的,我不敢不行礼。”又问钟会为什么不行礼,钟会说:“偷酒喝本来就不合于礼,因此我不行礼。”钟毓、钟会两兄弟从小时候起,便有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看法。行礼与不行礼,本是截然相反的观点,兄弟二人各有自己的理由。其父分别询问了各自的理由,足见他也并不是希望二人观点相同,性不可以强合,恐怕钟氏兄弟之父认识已比较清晰了。

然而可悲的是,当历史发展到清代时,《红楼梦》中的贾政依然固守着迂腐的君臣父子观念,充当了一个切切实实不折不扣的封建卫道士。他在儿子贾宝玉身上贯彻了可怕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宝玉本来“顽愚怕读文章”,最讨厌沽名钓誉的国士禄蠹之流。当薛宝钗劝谏他走仕途时,他便道:“林妹妹若是这样,我早和她生分了。”从小喜欢在脂粉堆里混,谈到功名便萎糜不振的贾宝玉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父亲的所作所为。而贾政从他自身出发,怎么也理解不了宝玉为何这般“没有出息”。性不可以强合,可惜的是贾政与贾宝玉都没理解到这一点。父子本是两代人,上一代的固有思想在下一代看来无法理解,下一代的叛逆在上一代看来简直是大逆不道。思想冲突的直接后果便是:宝玉越来越对自已的生存环境感到厌倦,贾政越来越对儿子的不求上进求全责备,最终结果是儿子纵然按照父亲的意愿,考取了功名,却并没有“接续香火”,重振家业,而是遁入空门,以求得真性的复苏,灵魂的止泊。人性是复杂的。刘再复《性格组合论》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刻的阐释,即便是同一个人,其身上的几种性格特征也会发生矛盾,而况不同的人,不同年代的父子兄弟之间呢?倘若贾政真能用客观的眼光打量一下宝玉的话,说不定对他心灵深处的纯洁会欣赏不已,倘若宝玉能对父亲的苦心做一番刨根问底儿的话,也不至于对父亲视若仇敌。至少能增添一丝怜悯,唤醒真切的父子亲情,或许结果也不至于太惨。

睦亲之二·人宜将心比心 【原文】人之父子,或不思各尽其道,而互相责备者,尤启不和之渐也。若各能反思,则无事矣。为父者曰:“吾今日为人之父,盖前日尝为人之子矣。凡吾前日事亲之道,每事尽善,则为子者得于见闻,不待教诏而知效。倘吾前日事亲之道有所未善,将以责其子,得不有愧于心1为子者曰:“吾今日为人之子,则他日亦当为人之父。今父之抚育我者如此,畀付我者如此,亦云厚矣。他日吾之待其子,不异于吾之父,则可以俯仰无愧。若或不及,非惟有负于其子,亦何颜以见其父?”然世之善为人子者,常善为人父,不能孝其亲者,常欲虐其子。此无他,贤者能自反,则无往而不善;不贤者不能自反,为人子则多怨,为人父则多暴。然则自反之说,惟贤者可以语此。 【译述】

在社会生活中,父与子之间,有的彼此不思虑自己的职责,却责备对方,这是导致父子不和的最重要的原因。如果父与子各各都能反思一下自己,那么就会相安无事。做父亲的应该这样说:“我现在做人的父亲,从前曾经是别人的子女。大凡我原来奉事父母的原则是每事求尽善尽美,那么做子女的就会有所闻见,不等做父亲的去教导他们,他们就会明白怎样去对待父母了。倘若我过去侍奉父母未能尽善尽美,却去责备孩子不能做到这些,难道不是有愧于自己的良心吗?”做儿子的应该这样说:“我今天做为别人的儿子,日后肯定会成为他人的父亲。今日我的父亲这样尽心尽力地抚养培育我,并且为我付出许多心血,可以称得上是厚爱了。日后我对待自己的子女,只有做到与我父亲待我的程度一样,才可以无愧于自己的良心。如果做不到这些,不仅仅有负于子女,更无颜面去见父亲。”世上的人善于做儿子的,常常也很善于当别人的父亲,不能够孝事其父母双亲的,也常常想虐待其子女。这其中没有别的道理,贤达的人能够自己反省自己,那么就会做事稳当少出差错。不贤达的人不能够反省自己,做儿子多怨恨,做父亲多暴戾。那么自己反省自己的道理,只有贤达的人才可以谈论。

【评析】“上有老,下有斜是中年人对于生活劳累的感慨。大凡有头脑,有德行的人总是尽自己最大的所能,让父母在有生之年生活得幸福,总是想方设法抚育培养自己的子女,希冀他们有所成就。这种人生来就懂得反思,作为人子,能切身体会到父母抚养孩子的呕心沥血,因此他待父母尽心,待子女尽力。他的这种尽心尽力的做法,上得之于父母的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对下又成为子女的楷模与榜样。

《世说新语。德行篇》:“谢公夫人教儿,问太傅:‘那得初不见君教儿?’答曰:‘我自教儿。’”这个故事是说谢公的夫人在教导儿子时,追问太傅谢安为什么从来不见他教导儿子,谢安回答说他是以自身言行来教导儿子的。

谢安的作法就是促使儿子反思从而达到教育的目的的。儿子从父亲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中揣摩出为人之子应怎样做,为人之父应怎样做。日常生活中,父子不和甚而至于分崩离析,仇敌相对。这其实是一种极为不明智的举动。父亲不明白自身当以身示范,儿子也不能够从父亲身上得到一丝一毫的启示。

睦亲之三·处家多想别人长处 【原文】慈父固多败子,子孝而父或不察。盖中人之性,遇强则避,遇弱则肆。父严而子知所畏,则不敢为非;父宽则子玩易,而恣其所行矣。子之不肖,父多优容;子之愿悫,父或责备之无已。惟贤智之人即无此患。至于兄友而弟或不恭,弟恭而兄不友;夫正而妇或不顺,妇顺而夫或不正,亦由此强即彼弱,此弱即彼强,积渐而致之。为人父者,能以他人之不肖子喻己子;为人子者,能以他人之不贤父喻己父,则父慈爱而子愈孝,子孝而父亦慈,无偏胜之患矣。至如兄弟、夫妇,亦各能以他人之不及者喻之,则何患不友、恭、正、顺者哉。
【译述】

过于慈祥的父亲容易造就败家子,儿子的孝顺有时却并不被父亲所觉察。大概依平常人之性情来说,碰到强大的事物就会回避,遇到软弱的事物就会大肆放纵。父亲严肃,儿子知道自己该畏惧什么,那么就不敢胡 作非为;父亲宽缓,儿子对一切事物都持轻视态度,因而放纵自己的行为。对于儿子的不肖,父亲多宽容;对于儿子的谨慎诚实,为父的有时责备不已。只有贤达充满智慧的人才没有此种祸患。至于那些兄长友爱弟弟,弟弟却不敬重兄长的,弟弟尊敬兄长,兄长却并不爱惜弟弟的;丈夫正派,妻子却不和顺,妻子和顺而丈夫不正派的,也是由于一方强大了,另一方就很弱小;一方弱小,另一方就会强大,这是由逐渐积累而形成的。做父亲的,如果能将他人的不肖子与自己的儿子作比较;做儿子的,如果能将他人不贤达的父亲与自己的父亲相比,那么父亲慈祥和顺,儿子就会愈加孝顺;儿子孝顺父亲就会更加慈爱,这样就避免了偏颇的隐患。至于兄弟、夫妇之间,如果也各各都能以他人的缺点与自己亲人的优点去比较,那么还怕自己的亲人对自己不友爱,不恭敬,不正派,不和顺吗?

【评析】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正妻顺,恐怕是从孔子时代便开始的关于家庭伦理的最高境界。然而有所谓父慈子不孝,兄友弟不恭,妻顺夫不正,或者相反。在袁采看来,出现这种事与愿违的不平衡现象,实是由于父与子、兄与弟、夫与妻之间没有真正理解到彼此的价值与优点所导致的。

如果双方都能从彼此的言行中发现值得赞许的一面,意识里便有了尊重人性的平等观念。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正妻顺便也顺理成章了。当然棍棒底下也会出孝子,可在严父的棍棒下,儿子“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种孝子很大程度上是表面上的“孝”,形式上的“孝”,并没有发自内心的对父亲的尊敬。贾宝玉在父亲贾政的威逼之下,不得不学习 “四书五经”,不得不去应考,内心的反叛很少敢与父亲发生面对面的冲突,但他却根本不是孝子,甚至连父子之间最纯洁的父子亲情在宝玉身上也无明显表露。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并没有多少威严令司马迁战战兢兢,但父亲没有棍棒并不等于父亲纵容他。早年,父亲支持他学习 ,支持他漫游,使他变得见多识广。临终之际,父亲留下遗言,一定要司马迁完成《史记》。司马迁对于父亲的遗愿从不敢懈怠,“李陵之祸”使他遭受了不应有的官刑,这对司马迁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比死还难以忍受。然而,他没有死,他不能辜负父亲的一片丹心,他希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活了下来,为了父亲,也为了事业。这种孝是有沉重的历史内容包含在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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