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辨证和经络辩证的异同

六经辨证和经络辩证的异同 六经辨证，始见于《伤寒论》，是东汉医学家张仲景在《素问·热论》等篇的基础上，结合伤寒病证的传变特点所创立的一种论治外感病的辨证方法。它以六经（太阳经、阳明经、少阳经、太阴经、少阴经、厥阴经）为纲，将外感病演变过程中所表现的各种证候，总结归纳为三阳病（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三阴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六类，分别从邪正盛衰，病变部位，病势进退及其相互传变等方面阐述外感病各阶段的病变特点。凡是抗病能力强、病势亢盛的，为三阳病证；抗病力衰减，病势虚弱的，为三阴病证。
六经病证，是经络，脏腑病理变化的反映。其中三阳病证以六腑的病变为基础；三阴病证以五脏的病变为基础。所以说六经病证基本上概括了脏腑和十二经的病变。运用六经辨证，不仅仅局限于外感病的诊治，对内伤杂病的论治，也同样具有指导意义。
一、六经病证的分类
六经病证是外邪侵犯人体，作用于六经，致六经所系的脏腑经络及其气化功能失常，从而产生病理变化，出现一系列证候。经络脏腑是人体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故某一经的病变，很可能影响到另一经，六经之间可以相互传变。六经病证传变的一般规律是由表入里，由经络而脏腑，由阳经入阴经。病邪的轻重、体质强弱，以及 治疗恰当与否，都是决定传变的主要因素。如病人体质衰弱，或医治不当，虽阳证亦可转入三阴；反之，如病护理较好，医治适宜，正气得复，虽阴证亦可转出三阳。因而针对临床上出现的各种证候，运用六经辨证的方法，来确定何经为病，进而明确该病证的病因病机，确立相应的治法，列出一定的方药，这正是六经病证分类的意义所在。
（－）太阳病证
太阳病证，是指邪自外入或病由内发，致使太阳经脉及其所属脏腑功能失常所出现的临床证候。太阳，是阳气旺盛之经，主一身之表，簇摄营卫，为一身之藩篱，包括足太阳膀胱经和手太阳小肠经。外邪侵袭人体，大多从太阳而入，卫气奋起抗邪，正邪相争，太阳经气不利，营卫失调而发病；病由内发者，系在一定条件下，疾病由阴转阳，或由表出里。由于病人体质和病邪传变的不同，同是太阳经证，却又有中风与伤寒的区别。
1。太阳经证
太阳经证，是指太阳经受外邪侵袭、邪在肌表，经气不利而出现的临床证候。可分为太阳中风证和太阳伤寒证。
（l）太阳中风证
太阳中风证，是指风邪袭于肌表，卫气不固，营阴不能内守而外泄出现的一种临床证候。
临床上亦称之为表虚证。
【临床表现】发热，汗出，恶风，头痛，脉浮缓，有时可见鼻鸣干呕。
【证候分析】太阳主表，统摄营卫。今风寒外袭肌表，以风邪为主，腠理疏松，故有恶风之感；卫为阳，功主卫外，卫受病则卫阳浮盛于外而发热；正由于卫阳浮盛于外，失其固外开合的作用，因而营阴不能有内守而汗自出；汗出肌腠疏松，营阴不足，故脉浮缓。鼻鸣干呕，则是风邪壅滞而影响及于肺胃使然。此证具有汗出，脉浮缓的特征，故又称为表虚证。
这是对太阳伤寒证的表实而言，并非绝对的虚证。
（2）太阳伤寒证
太阳伤寒证，是指寒邪袭表，太阳经气不利，卫阳被束，营阴郁滞所表现出的临床证候。
【临床表现】发热，恶寒，头项强痛，体痛，无汗而端，脉浮紧。
【证候分析】寒邪袭表，卫阳奋起抗争，卫阳失去其正常温分肉，肥腠理的功能，则出现恶寒；卫阳浮盛于外，势必与邪相争，卫阳被遏，故出现发热，伤寒临床所见，多为恶寒发热并见。风寒外袭，腠理闭塞，所以无汗；寒邪外袭，太阳经气不利，故出现头项强痛；正气欲向外而寒邪束于表，故见脉浮紧；呼吸喘促乃由于邪束于外，肌腠失宣，影响及肺，肺气不利所致。因其无汗，故称之为表实证。
2。太阳腑证
太阳腑证，是指太阳经邪不解，内传入腑所表现出的临床证候。
（1）太阳蓄水证
太阳蓄水证，是指外邪不解，内舍于太阳膀胱之腑，膀胱气化失司，水道不能而致蓄水所表现出的临床证候。
【临床表现】小便不利，小腹胀满，发热烦渴、渴欲饮水，水入即吐，脉浮或浮数。
【证候分析】膀胱主藏津液，化气行水，因膀胱气化不利，既不能布津上承，又不能化气行水，所以出现烦渴，小便不利。水气上逆，停聚于胃，拒而不纳，故水入即吐。本证的特点是“小便不利，烦渴欲饮，饮入则吐”。
（2）太阳蓄血证
太阳蓄血证，是指外邪入里化热，随经深入下焦，邪热与瘀血相互搏结于膀胱少腹部位所表现出的；临床证候。
【临床表现】少腹急结，硬满疼痛，如狂或发狂，小便自利或不利，或大便色黑，舌紫或有瘀斑，脉沉涩或沉结。
【证候分析】外邪侵袭太阳，入里化热，营血被热邪煎灼，热与蓄血相搏于下焦少腹，故见少腹拘急，甚则硬满疼痛。心主血脉而藏神，邪热上扰心神则如狂或发狂。若瘀血结干膀胱，气化失司，轻则小便自利，重则小便不利，溺涩而痛。瘀血停留胃肠，则大便色黑。
郁热阻滞，脉道不畅，故脉沉涩或沉结。本证妇女多见，除上述表现外，常兼有经水不调，病经或经闭等瘀热阻于胞宫的见症。
（二）阳明病证
阳明病证，是指太阳病未愈，病邪逐渐亢盛入里，内传阳明或本经自病而起邪热炽盛，伤津成实所表现出的临床证候。为外感病的极期阶段，以身热汗出，不恶寒，反恶热为基本特征。病位主要在肠胃，病性属里、热、实。根据邪热入里是否与肠中积滞互结，而分为阳明经证和阳明腑证。
1。阳明经证
阳明经证，是指阳明病邪热弥漫全身，充斥阳明之经，肠中并无燥屎内结所表现出的临床证候。又称阳明热证。
【临床表现】身大热，大汗出，大渴引饮，脉洪大；或见手足厥冷，喘促气粗，心烦谵语、舌质红、苔黄腻。
【证候分析】本证以大热、大汗、大渴脉洪大为临床特征。邪入阳明，燥热亢盛，充斥阳明经脉，故见大热；邪热熏蒸，迫津外泄故是大汗；热盛煎熬津液，津液受损，故出现大渴引饮。热甚阳亢，阳明为气血俱多之经，热迫其经，气血沸腾，故脉现洪大；热扰心神，神志不宁，故出现心烦谵语；热邪炽盛，阴阳之气不能顺接，阳气一时不能外达于四末，故出现手足厥冷，所谓“热甚厥亦甚”正是此意；舌质红、苔黄腻皆阳明热邪偏盛所致。
2。阳明腑证
阳明腑证，是指阳明经邪热不解，由经入腑，或热自内发，与肠中糟粕互结，阻塞肠道所表现出的临床证候。又称阳明腑实证。临床是症以“痞、满、燥、实”为其特点。
【临床表现】日哺潮热、手足汗出，脐腹胀满疼痛，大便秘结，或腹中转失气，甚者谵语，狂乱，不得眠，舌苔多厚黄干燥，边尖起芒刺，甚至焦黑燥裂。脉沉迟而实；或滑数。
【证候分析】本证较经证为重，往往是阳明经证进一步的发展。阳明腑实证热邪型多为日哺潮热，即午后三至五时热较盛，而四肢禀气于阳明，腑中实热，弥漫于经，故手中汗出；阳明证大热汗出；或误用发汗使津液外泄，于是肠中干燥，热与糟粕充斥肠道，结而不通，则脐腹部胀满疼痛，大便秘结；燥夭内结，结而不通，气从下夭，则腹中夭气频转。邪热炽盛上蒸而熏灼心宫，出现谵语，狂乱，不得眠等症。热内结而津液被劫，故苔黄干燥，起芒刺或焦黑燥裂。燥热内结于肠，脉道壅滞而邪热又迫急，故脉沉迟而实或滑数。
（三）少阳病证
少阳病证，是指人体受外邪侵袭，邪正分争于表半里之间，少阳枢机不利所表现出的临床证候。少阳病从其病位来看，是已离太阳之表，而又未入阳明之里，正是半表半里之间，因而在其病变的机转上属于半表半里的热证。可由太阳病不解内传，或病邪直犯少阳，或三阴病阳气来复，转入少阳而发病。
【临床表现】往来寒热，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喜呕，口苦，咽干，目眩，苔薄白、脉弦。
【证候分析】本证以往来寒热、胸胁苦满，心烦口苦呕恶为其主症。邪犯少阳，邪正交争于半表半里，故见往来寒热；少阳受病，胆火上炎，灼伤津液，故见口苦、咽干；胸胁是少阳经循行部位，邪热壅于少阳，往脉阻滞，气血不和，则胸胁苦满。肝胆疏泄不利，影响及胃，胃失和降，则见呕吐，默默不欲饮食。少阳木郁，水火上逆，则心中烦扰；肝胆受病，气机郁滞，故见脉弦。
（四）太阴病证
太阴病证，是指邪犯太阴，脾胃机能衰弱所表现出的临床证候。太阴病中之“太阴”主要是指脾（胃）而言。可由三阳病治疗失当，损伤脾阳，也可因脾气素虚，寒邪直中而起病。
【临床表现】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口不渴，时腹自痛。或舌苔白腻，脉沉缓而弱。
【证候分析】太阴病总的病机为脾胃虚寒，寒湿内聚。脾土虚寒，中阳不足，脾失健运，寒湿内生，湿滞气机则腹满；寒邪内阻，气血运行不畅，故腹痛阵发；中阳不振，寒湿下注，则腹泻便溏，甚则下利清谷，下焦气化未伤，津液尚能上承，所以太阴病口不渴；寒湿之邪，弥漫太阴，故舌苔白腻，脉沉缓而弱。
（五）少阴病证
少阴病证，是指少阴心肾阳虚，虚寒内盛所表现出的全身性虚弱的一类临床证候。少阴病证为六经病变发展过程中最危险的阶段。病至少阴，心肾机能衰减，抗病能力减弱，或从阴化寒或从阳化热，因而在临床上有寒化、热化两种不同证候。
1。少阴进化证
少阴进化证，是指心肾水火不济，病邪从水化寒，阴寒内盛而阳气衰弱所表现出的临床证候。
【临床表现】无热恶寒，脉微细，但欲寐，四肢厥冷，下利清谷，呕不能食，或食入即吐；或脉微欲绝，反不恶寒，甚至面赤。
【证候分析】阳虚失于温煦，故恶寒倦卧，四肢厥冷；阳气衰微，神气失养，故呈现“但欲寐”神情衰倦的状态；阳衰寒盛，无力鼓动血液运行，故见脉微细；肾阳虚无力温运脾阳以助运化，故下利清谷；若阴寒极盛，将残阳格拒于上，则表现为阳浮于上的面赤“戴阳”假象。
2。少阴热化征
少阴热化证，是指少阴病邪从火化热而伤阴，致阴虚阳亢所表现出的临床证候。
【临床表现】心烦不寐，口燥咽干，小便短赤、舌红，脉细数。
【证候分析】邪入少阴，从阳化热，热灼真阴，肾阴亏，心火亢，心肾不交，故出现心烦不寐；邪热伤津，津伤而不能上承，故口燥咽干；心火下移小肠，故小便短赤；阴伤热灼，内耗营阴，故舌红而脉细数。
（六）厥阴病证
厥阴病证，是指病至厥阴，机体阴阳调节功能发生紊乱，所表现出的寒热错杂，厥热胜复的临床证候。为六经病证的较后阶段。厥阴病的发生，一为直中，系平素厥阳之气不足，风寒外感，直入厥阴；二为传经，少阴病进一步发展传人厥阴；三为转属；少阳病误治，失治，阳气大伤，病转厥阴。
【临床表现】消渴、气上冲心，心中疼热，饥不欲食，食则吐蛔。
【证候分析】本证为上热下寒，胃热肠寒证。上热，多指邪热犯于上焦，此处应包括胃，患者自觉热气上冲于脘部甚至胸部，时感灼痛，此属肝气挟邪热上逆所致；热灼津液，则口渴多饮；下寒，多指肠道虚寒，此处亦应包括胃。胃肠虚寒，纳化失职，则不欲食；蛔虫喜温而恶寒，肠寒则蛔动，逆行于胃或胆道，则可见吐蛔。此证反映了厥阴病寒热错杂的特点。
二、六经病的传变
传变是疾病本身发展过程中固有的某些阶段性的表现，也是人体脏腑经络相互关系发生紊乱而依次传递的表现。一般认为：“传”是指疾病循着一定的趋向发展；“变”是指病情在某些特殊条件下发生性质的转变。六经病证是脏腑，经络病理变化的反映，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脏腑经络密切相关，故一经的病变常常会涉及到另一经，从而表现出合病，并病及传经的病证候。
1。合病 两经或三经同时发病，出现相应的证候。而无先后次第之分。如太阳经病证和阳明经证同时出现，称“太阳阳明合病”；三阳病同病的为“三阳合病”。
2。并病 凡一经之病，治不彻底，或一经之证未罢，又见他经证候的，称为并病。无先后次第之分。如少阳病未愈，进一步发展而又涉及阳明，称“少阳阳明并病”。
3。传经 病邪从外侵入，逐渐向里传播由这一经的证候转变为另一经的证候，称为“传经”。传经与否，取决于体质的强弱，感邪的轻重，治疗的当否三个方面。如邪盛正衰，则发生传变，正盛邪退，则病转痊愈。身体强壮者，病变多传三阳；体质虚弱者，病变多传三阴。此外，误汗、误下，也能传入阳明，更可以不经少阳，阳明而经传三阴。但三阴病也不一定从阳经传来，有时外邪可以直中三阴。传经的一般规律有：
（l）循经传：就是按六经次序相传。如太阳病不愈，传人阳明，阳明不愈，传入少阳；三阳不愈，传入三阴，首传太阴，次传少阻，终传厥阴。一说有按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厥阴--少阴相传者。
（2）越经传：是不按上述循经次序，隔一经或隔两经相传。如太阳病不愈，不传少阳，而传阳明，或不传少阳、阳明而直传太阴。越经传的原因，多由病邪旺盛，正气不足所致。
（3）表里传：即是相为表里的经相传。例如太阳传入少阴，少阳传入厥阴，阳明传入太阴，是邪盛正虚由实转虚，病情加剧的证候，与越经传含义不同。
4。直中 凡病邪初起不从阳经传入，而径中阴经，表现出三阴征候的为直中。
以上所述，都属由外传内，由阳转阴。此外，还有一种里邪出表，由阴转阳的阴病转阳证。所谓阴病转阳，就是本为三阴病而转变为三阳证，为正气渐复，病有向愈的征象。
经络辨证，是以经络学说为理论依据，对病人的若干症状体征进行分析综合，以判断病属何经、何脏、何腑，从而进一步确定发病原因，病变性质、病理机转的一种辨证方法，是中医诊断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络是人体经气运行的通道，又是疾病发生和传变的途径。其分布周身、运行全身气血，联络脏腑肢节，沟通上下内外，使人体各部相互协调，共同完成各种生理活动。故当外邪侵入人体，经气失常，病邪会通过经络逐渐传入脏腑；反之，如果内脏发生病变，同样也循着经络反映于体表，在体表经脉循行的部位，特别是经气聚集的腧穴之处，出现各种异常反应，如麻木、酸胀、疼痛，对冷热等刺激的敏感度异常，或皮肤色泽改变，或见脱屑、结节等。
例如《素问·脏气法时论》“肝病者，两胁下痛，引少腹；……肺病者，喘咳逆气肩背痛”。
胁下，少腹、肩背，便是该脏经络循行之处。正由于经络系统能够有规律地反映出若干证候，因此临床根据这些证候，用经络辨证的方法，以进一步确定病变性质及其发展趋势。
经络辨证与脏腑辨证互为补充，二者不可截然分开。脏腑病证侧重于阐述脏腑功能失调所出现的各种症状，而经络病证则主要是论述经脉循行部位出现的异常反应，对其所属脏腑病证论述较为简略，是脏腑辩证的补充，对临床各科，特别是针灸、按摩、气功等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一、十二经脉病证
十二经脉，包括手足三阴经和三阳经。它们的病理表现有三个特点：一是经脉受邪，经气不利出现的病证与其循行部位有关。如膀胱经受邪，可是腰背、腋窝、足跟等处疼痛；二是与经脉特性和该经所属脏腑的功能失调有关。如肺经为十二经之首，易受外邪侵袭而致气机壅塞，故见胸满，咳喘气逆等肺失宣降的症状；三是一经受邪常影响其它经脉，如脾经患病可是胃脘疼痛，食后作呕等胃经病证。可见十二经病证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掌握其规律和特点，便可以帮助我们推求出病因病机与病名，更好地指导临床。
（－）手太阴肺经病证
手太阴肺经病证是指手太阳肺经经脉循行部位及肺脏功能失调所表现的；临床证候。肺主气，司呼吸、连喉系，属于太阴经，多气多血，每日寅时周身气血仅注于肺。
【临床表现】肺胀、咳喘、胸部满闷；缺盒中痛；肩背痛，或肩背寒，少气，洒淅寒热，自汗出，濡或臂内前廉痛，常中热，小便频数或色变等。
【证候分析】肺者生气之源，其脉循胃口上膈属肺。肺合皮毛，肌表受邪，内传于肺，失其宣降，致胸闷胀满，咳喘气逆；缺盆为十二经通络，与肺接近，肺气不畅，故见疼痛；肺经行于时臂间，其经气不利，则肩背及濡、臂内侧前缘疼痛，掌中热；邪客于肌表，卫气郁闭，故是恶寒发热；腠理不固，则汗出；外邪入里化热，或肺经有热，则可见烦渴、咽干；肺为肾母，邪伤其气，故小便频数或色变。
（二）手阳明大肠经病证
手阳是大肠经病是指手阳明大肠经经脉循行部位及大肠功能失调所表现的临床证候。大肠禀燥化之气，主津液所生的疾病，属手阳明经，每日卯时周身气血惧注人大肠。
【临床表现】齿痛、颈肿；咽喉肿痛，鼻衄，目黄口干；肩臂前侧疼痛；拇、食指疼痛、活动障碍。
【证候分析】手阳明大肠经的支脉，从缺盆上顿贯颊人齿，故病则齿痛、颈肿、咽喉肿痛，大肠经之别络达目，邪热炽盛，则目黄口干；热盛迫血妄行，故鼻衄；病邪阻滞经脉，气血不畅，则肩臂前例疼痛；拇、食指疼痛及活动障碍，均为本经经脉所及的病变。
（三）足阳明胃经病证
足阳明胃经病证是指足阳明胃经经脉循行部位及胃腑功能失调所表现的临床证候。脾与胃相连，以脏腑而言，均属土；以表里而言，脾阴而胃阳；以运化而言，脾主运而胃主化。
足阳明胃经多气血，每日辰时周身气血俱注于胃。
【临床表现】壮热、汗出、头痛、颈肿、咽喉肿痛、齿痛，或口角歪斜，鼻流浊涕；或鼻衄；惊惕狂躁；或消谷善饥，脘腹胀满；或膝腹肿痛，胸乳部、腹股部、下肢外侧、足背、足中趾等多处疼痛，足中肢活动受限。
【证候分析】胃经多气多血，受邪后易从阳化热，刚见里实热证。里热内盛则壮热；邪热迫津外出致汗出；冒火循经上炎，则见头痛、颈肿、咽喉肿痛、齿痛，口唇疮疹；若风邪侵袭，可见口角歪斜，鼻流浊涕；热盛迫血妄行，则鼻衄；热扰神明，则惊惕发狂而躁动，胃火炽盛，致消谷善饥；胃病及脾，中焦气阻，则脘腹胀满；胃经受邪，气机不利，则所循行部位如胸乳部、腹股部、下肢外侧，足背、足中趾等多处疼痛，且活动受限。
（四）足太阴脾经病证
足太阴脾经病证是指足太阴脾经经脉循行部位及脾脏功能失调所表现的临床证候。脾为胃行其津液，为十二经脉的根本，属足太阴经，主血少气旺，每日已时周身气血注于脾。
【临床表现】舌本强、食则呕、胃脘痛、腹胀善噫，得后与气则快然如衰，身体皆重。
舌本痛，体不能动摇，食不下，烦心，心下急痛、溏泻、症瘕、泄、水团、黄疸，不能卧，股膝内肿厥，足大趾不用。
【证候分析】脾经血少气旺，如果经气发生变动，因其脉连舌本，所以发生舌根强硬现象。脾病失运，所以食则呕，胃脘痛，腹胀。若阴盛而上走阳明，故气滞而为嗳气；得后与气则快然如衰者，为脾气得以输转而气通，所以矢气或大便后腹胀和嗳气就得以衰减或暂时消除。脾主肌肉，湿邪内困，故身体皆重。碑不健运，筋脉失养，则舌本痛，肢体关节不能动摇。足太阴的脉，上膈注心中，故为烦心，心下急痛。脾经有寒，则为溏泄；脾经有郁滞则为症瘕。脾病不能制水则为泄，为水闭，为黄疸，不能卧。足太阳脾经起于大趾。上膝股内前廉，故为肿为厥，为大趾不用等病。
（五）手少阴心经病证
手少阴心经病证，是指手少阴心经经脉循行部位及心脏功能失调所表现的临床证候。手少阴心经少血多，十二经之气皆感而应心，十二经之精皆贡而养心，故为生之本，神之居，血之主，脉之宗。每日午时，周身气血仅注于心。
【临床表现】心胸烦闷疼痛、咽干、渴而欲饮、目黄、胁痛、挠臂内侧后缘痛厥，掌中热。
【征候分析】心属火脏，故心经病变多见热证。心火内盛，则心胸烦闷疼痛；本经的支脉从心系上挟于咽部，放心火上炎，心阴耗损，则咽干，渴而欲饮；手少阴这脉系于目系，又出于胁下，故目黄胁痛。心脉又循挠臂内侧入掌中，故而可见挠臂内侧后缘痛和掌中发热之征。
（六）手太阳小肠经病证
手太阳小肠经病证，是指手太阳小肠经经脉循行部位及小肠功能失调表现出的临床证候。
小肠为受盛之官，化物所出，与心为表里，居太阳经，少气多血。每日未时周身气血惧注于小肠。
【临床表现】耳聋、目黄、咽痛；肩似拔、挠似折。颈项肩挠肘臂外后廉痛。
【证候分析】小肠经属阳，其病多热。小肠经支脉从缺盆循颈上颊，至目锐眦，即入耳中，故出现聋、目黄、咽痛；肩似拔，挠似折，乃由于手太阳之脉循挠外后廉出肩解绕肩胛，交肩上的缘故。热邪侵袭小肠经脉，则肩、肘、臂外侧后缘等处疼痛。
（七）足太阳膀胱经病证
足太阳膀胱经病证，是指足太阳膀胱经经脉循行部位及膀胱功能失调所表现的临床证候。
膀胱为州都之官，藏津液，居太阳经，少气而多血。每日申时周身气血俱注于膀胱。
【临床表现】发热，恶风寒，鼻寒流涕，头痛，项背强痛；目似脱项如拔，腰似折，（月国）如结，踹如裂；癫痫、狂证、疟疾、痔疮；腰脊、（月国）窝，腓肠肌、足跟和小趾等处疼痛，活动障碍。
【证候分析】膀胱经行于背部，易受外邪侵袭。邪客体表，卫阳郁滞，故是发热，恶风寒，鼻寒流涕。本经脉上额交巅入络脑，故是头痛，项背痛；又因足太阳经起目内眦，还出别下项、抵腰中、过髀枢、下合（月国）中、贯踹内，故本经有病，疼痛得眼珠好象要脱出一样，颈项好象被人拉拔一样，腰好象要折断一样，膝弯部位好象结扎一样不能弯曲，踹部（即小腿肚）象撕裂一样疼痛，股关节属各曲不利，其所过部位均疼痛，足小趾不能随意运动；热邪极盛则发生癫痫、狂证、疟疾；热聚肛门，气血壅滞，则酿生痔疮。
（八）足少阴肾经病证
足少阴肾经病狂，是指足少阴肾经经脉循行部位及肾脏功能失调所表现的临床证候。肾脏藏精主水，属阳气初转，阳气乍生的少阴。足少阴肾经，多气而少血。每日酉时周身气血俱注于肾。
【临床表现】面黑如漆柴，头晕目眩；气短喘促，咳嗽咯血；饥不欲食，心胸痛，腰脊下肢无力或痿厥，足下热痛；心烦、易惊、善恐、口热舌干，咽肿。
【证候分析】肾虽属阴，内藏元阳，水中有火；肾又为五脏之本，则易影响其脏腑而出现寒热错杂、虚实相兼的证候。肾主水，水色黑、肾精亏损，不能上荣于面，故见面黑如漆柴，头晕目眩；金水相生，肾虚子病及母，故咳唾有血或气促而喘。肾阴不足，虚火上犯于胃，致饥不欲食；心肾不交，故心烦，易惊、善恐和民主胸疼痛；病邪沮滞肾经，则腰脊下支无力或痿厥，足下热痛。
（九）手厥阴心包经病证
手厥阴心包经病证，是指手厥阴心包经经脉循行部位及心包络功能失常所表现的临床证候。心包络为心之宫城，位居相火，代君行事属于厥阴经，少气而多血。每日戍时周身气血俱注于心包络经。
【临床表现】手心热，臂肘挛急，腋肿，甚则胸胁支满，心烦、心悸、心痛、喜笑不休面赤目黄等。
【证候分析】心包为心之外围，内寄相火，其病多见热证并往往影响到心。手厥阴之脉起于胸中，循胸出胁，入于掌中，故其所循行的部位发生病变，引起手心热，上部上肘部挛急腋肿，胸胁支满；气血运行不畅，则心悸，心痛；神魂不宁，则心烦甚或喜笑不休；心火上炎，故目赤目黄。
（十）手少阳三焦经病证
手少阳三焦经病证，是指手少阳三焦经经脉循行部位及三焦功能失调所表现的临床证候。
三焦为人体水谷精微生化和水液代谢的通路，总司人体的气化，属手少阳经，少血多气。每日亥时周身气血俱注于三焦。
【临床表现】耳聋、心胁痛，目锐眦痛，颊部耳后疼痛，咽喉肿痛，汗出，肩肘、前臂痛，小指、食指活动障碍。
【证候分析】碱焦之脉上项系耳后，故本经受邪，热邪上扰，则见耳聋，三焦出气以温肌肉、充皮肤，故为汗出。三焦是主气所生病者，气机抑郁，则心胁不舒而痛，肩肘，前臂疼痛，小指、食指活动障碍，都是由于经脉循行之所处，经气不利所引起。
（十一）足少阳胆经病证
足少阳胆经病证，是指足少阳胆经经脉循行部位及胆腑功能失常所表现临床证候。胆为中精之府，十一经皆取决于胆，属足少阳经，多气少血。每日子时周身气血俱注于胆。
【临床表现】口苦、善太息，心胁痛不能转侧，甚则面微有尘，体无膏泽，足外反热。头痛颔痛，缺盆中肿痛，腋下肿，马刀侠瘿，汗出振寒为疟，胸、胁、肋髀、膝外至胫，绝骨外踝前及诸节皆痛，足小趾、次趾不用。
【证候分析】胆经为人体气机出入之枢纽，邪客于此，气机失常，则见胆液外溢而口苦，胆郁不舒，故善太息。足少阳之别，贯心循胁里，故心胁痛不能转侧；足少阳之别散于面，胆木为病，故面微有尘，体无膏泽。少阳属半表半里，阳胜则汗出，风胜则振寒而为疟。其它各证，皆为其经脉所及经气不利而成。
（十二）足厥阴肝经病证
足厥阴肝经病证，是指足厥阴肝经经脉循行部位及肝脏功能失调所表现的临床证候。肝主藏血，主疏泄，属足厥阴经，少气而多血。每日丑时周身气血俱注于肝。
【临床表现】腰痛不可俯仰，面色晦暗，咽干，胸满、腹泻、呕吐、遗尿或癃闭，疝气或妇女少腹痛。
【证候分析】足厥阴的支脉与别络，和太阳少阳之脉，同结于腰踝下中部下部之间，故病则为腰痛不可俯仰。肝血不足，不能上养头面，致面色晦暗；肝脉循喉咙之后，上入颃颡，上出额，其支者从目系下颊里，故病则咽干，肝经上行夹胃贯膈，下行过阴器抵少腹，故病则胸满，呕吐、腹泻，遗尿或癃闭，疝气或妇女少腹痛等。
二、奇经八脉病证
奇经八脉为十二正经以外的八条经脉，除其本经循行与体内器官相连属外，并通过十二经脉与五脏六腑发生间接联系，尤其是冲、任、督、带四脉与人体的生理、病理，都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奇经八脉具有联系十二经脉，调节人体阴阳气血的作用。分言之，督脉总督一身之阳；任脉总任一身之阴；冲脉为诸脉要冲，源起气冲；带脉状如腰带，总束诸脉；阳跷为足太阳之别脉司一身左右之阳；阴跷为足少阴之别动脉司一身左右之阴；阳维脉起于诸阳会，阴维脉起于诸阳交，为全身纲维。撰人体脏腑经络有病通过奇经八脉表现出来。
（一）督脉病证
督脉病证，是指督脉循行部位及与其相关的脏腑功能失调所表现的临床证候。督脉起于会阴，循背而行于身之后，为阳脉的总督，故又称为“阳脉之海”，其别脉和厥阴脉会于巅，主身后之阳。
【临床表现】腰骶脊背痛，项背强直，头重眩晕。大人癫疾，小儿风痫。
【证候分析】脉起于会阴，并于脊里，上风府、人脑、上巅、循额，故病邪阻滞督脉，经气不利，故腰骶脊背痛，项痛强直；督脉失养，脑海不足，故见头晕头重；若阴阳气错乱，则可出现大小癫疾和小儿风痫。
（二）任脉病证
任脉病证，是指任脉循行部位及与其相关脏腑功能失调所表现的临床证候。任脉起于中极之下，循腹而行身之前，与冲脉主身前之阴又称“阴脉之海”。任脉又主胞胎。
【临床表现】脐下、少腹阴中疼痛，男子内结七疝，女子带下症瘕。
【证候分析】任脉主阴，易感寒邪，寒凝于脉，血行不畅，则脐下，少腹阴中疼痛；任脉固主血前之阴，阴凝寒滞，气血瘀阻，则见男子疝气，女子带下症瘕积聚。
（三）总脉病证
冲脉病证，是指冲脉循行部位及其相关脏腑功能失调所表现的临床证候。冲脉起于气街，与少阴之脉挟脐上行，有总领诸经气血的功能，能调节十二经气血，故又称为“血海”、“经脉之海”，与任脉同主身前之阴。
【临床表现】气逆里急，或气从少腹上冲胸咽、呕吐、咳嗽；男子阳萎，女子经闭不孕或胎漏。
【证候分析】冲为经脉之海，由于冲脉之气失调，与足阳明之气相并而上逆，气不得降，故出现气从少腹上冲胸、咽、呕吐、咳嗽等症；冲为血海，与任脉共同参与生殖机能，冲任失调或气血不充，致男子阳萎，女子经闭不孕等。
（四）带脉病证
带脉病证，是指带脉循行部位及其相关脏腑功能失调所表现的临床证候。带脉起于季胁，绕腰一周，状如束带，总约十二经脉及其他七条奇经。
【临床表现】腰酸腿痛，腹部胀满，赤白带下，或带下清稀，阴挺、漏胎。
【证候分析】带脉环腰，总束诸脉，人身冲任二脉，与阳明合于宗筋，会于气街，皆属于带脉，而络于督脉，则太冲所以能够上养心肺，须赖带脉以主持之，而人身之气所以能上下流行，亦赖带脉为关锁。带脉经气不利，故出现腰酸腿痛；中气不运，水湿困阻于带脉，则腹部胀满，带下清稀量多；带脉气虚，不能维系胞胎，则见阴挺、漏胎。
（五）阳跷、阴跷脉病证
阳跷、阴跷脉病证，是指阳跷、阴跷脉循行部位及其相关脏腑功能失调所表现的临床证候。阴跷主一身左右之阴，阳跷主一身左右之阳，均起于眼中。跷脉左右成对，均达于目内眦，有濡养眼目，司开合的作用。
【临床表现】阳跷为病，阴缓而阳急；阴跷为病，阳缓而阴急。阳急则狂走，目不昧；阳跷急则阴厥。
【证候分析】阳跷、阴跷二脉均起于足跟，阳跷循行于下肢外侧，阴跷循行于下肢内侧，二者协调关节，有保持肢体动作矫捷的作用。如某侧发生病变，则经脉拘急，另一侧则相对弛缓。两脉均达于目内眦，故阳跷患病，阳气偏亢则目内眦赤痛，或 失眠而狂走；阴跷患病；阴寒偏盛，寒盛则下肢厥冷。
（六）阳维、阴维病证
阳维、阴维病证，是指阳维、阴维二脉循行部位及其相关脏腑功能失调所表现的临床证候。阳维起于诸阳之会，阴维起于诸阴之交，分别维系三阳经和三阴经。
【临床表现】阳维为病苦寒热，阴维为病苦心痛。若阴阳不能自相维系，则见精神恍惚，不能自主，倦怠乏力。
【证候分析】人身阳脉统于督，阴脉统于任，而诸阳清阴之散现而会者，又必有经脉以维系而主持之，二维脉有维系阴阳之功能。阳维脉起于诸阳会，以维系诸阳经，由外踝而上行于卫分，故阳维脉受邪，可见发热、恶寒；阴维脉起于诸阴交，以维系诸阴经，由内踝而上行于营分，故阴维脉受邪，则见心痛。若二脉不能相互维系，阴阳失调，阳气耗伤则倦息无力，阳精亏虚则精神恍惚，不由自主。
辨方证论治体系初探

自从“辨证论治”的概念产生以来，特别是经权威性的《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等教材进一步确认以后，现行辨证论治方法就被推崇为“中医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受教材导向作用的影响，不仅辨证论治本身在中医临床辨治学中占据了一统天下特殊地位，而且中医学界也因此而很少探讨辨证论治的局限性以及除此之外的其它辨治方法与体系。

然而，在张仲景《伤寒论》、《金匮要略》及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吴鞠通《温病条辨》等典籍中，蕴藏着另外一种与现行辨证论治方法截然不同的高层次的特殊的辨治体系，即“辨方证论治体系”，由于该辨治方法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与极其重要的临床意义，因此，笔者想就这一体系的特点、提出的依据及其在中医临床中的意义等问题作初步的探讨。

1 辨方证论治与辨证论治

辨方证论治的基本方法为：在认真研究《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等经典中的有效方及其适应证的基础上，将方与证之间的本质性联系、方证的特征性表现以及方与证的效应关系把握清楚，临床上，从病人错综复杂的临床表现中见微知著地抓住与某一方证特征性表现相一致的症状，即确定为某方证，并处以该方进行论治的一种方法。

擅长于运用伤寒方、温病方的不少名医在临床中多使用辨方证论治的方法。在此试列举笔者跟随著名伤寒学家刘渡舟教授与著名温病学家赵绍琴教授临床学习时见到的实例作一说明。刘老擅用苓桂术甘汤治疗各种疑难杂病，他根据《伤寒论》、《金匮要略》原文所论述的脉证，将苓桂术甘汤的适应证概括为：水舌舌胖大、质淡嫩、苔水滑欲滴；水脉：沉弦或沉紧；水色：面黧黑或见水斑；水气上冲症：心悸或动悸、胸满、眩晕等。临床上不论什么病，只要见到上述特征性表现，就径投苓桂术甘汤，每可取得不可思议的疗效。赵老对升降散有深刻的研究，以之治疗火郁证。他把升降散的适应证概括为：舌红起刺，脉弦滑细数，心烦急躁，自觉心中愦愦然，莫名所苦等。临床上只要见有上述升降散证，不论是什么疑难杂病，就率先投以升降散，亦可每起沉疴。

分析他们此处共同而基本的临床思路，可以看出一下3个特点：首先，把某一有效方的适应证特别是特征性表现把握清楚，如苓桂术甘汤的舌胖大质淡嫩、苔水滑欲滴等；升降散之心烦急躁，舌红起刺等。其次，把某方与其适应证的特征性表现紧密连接在一起而形成一个个独立的“方证”，如苓桂术甘汤证、升降散证；其三，在临床上不管患者的病症多么错综复杂，只要能发现某一方证的特征性表现，就紧紧抓住这一特征性表现，确定为某“方证”，径投该方予以治疗。这一临床思路就是本文所谓的“辨方证论治”的方法。

辨方证论治方法与现行辨证论治方法有着质的不同，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辨证论治方法着重强调的是“证”。何为“证”？五版《中医基础理论》教材的概念为：“证，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的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由于它包括了病变的部位、原因、性质，以及邪正关系，反映出疾病的发展过程某一阶段的病理变化本质，因而它比症状更全面、更深刻、更正确的揭示了疾病的本质”。该教材同时指出：“所谓辨证，就是将四诊所收集的资料、症状和体征，通过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以及邪正的关系，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可见，“证”是由“辨”得到的，而“辨”是医生主观的思维活动，因此，证的可靠性则完全是由医生的辨证的水平所决定的。正因为如此，对同一个患者如果同时由两个医生进行辨证时，所得出的“证”的结论往往不同，甚至会截然相反。这就说明，证不是客观的，证不一定能够反映疾病的本质。

辨方证论治体系着重强调的是“方证”。著名伤寒学家刘渡舟教授在“方证相对论”一文中指出：“方与证，乃是《伤寒论》的核心”。证，“简而言之，凡人之疾病，反映体之内外上下，以及各种痛痒，各种异常现象，一些蛛丝马迹，都可以称之为证。证，就是'证明’，客观存在，而领事物之先”（《刘渡舟全集》64页）。由此可见，人们所说的《伤寒论》的方证，其“证”字所包含的本质性含义就是疾病的症状，即症状的“症”。《伤寒论》六经提纲辨六经“病脉证并治”的“证”，实质上也指的是“症”。

由于作为患者临床表现的“症”是客观存在的临床事实，因此，“症”能够反映疾病的本质。例如，《伤寒论》桂枝汤证为：“汗自出，啬啬恶寒，淅淅恶风，翕翕发热，鼻鸣干呕”等，如桂枝汤证兼见“项背强几几”者，即变为桂枝加葛根汤证，桂枝加葛根汤于桂枝汤加葛根四两，性味辛凉之葛根占居了主导地位，该方的性质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桂枝汤证出现“腹满时痛者”，即变化为桂枝加芍药汤证，桂枝加芍药汤系桂枝汤芍药量增加一倍，芍药的量变使桂枝汤的作用发生了质变，芍药配甘草酸甘缓急止痛变成了主要作用，而桂枝只起温通经络的辅助作用；如桂枝汤证见汗出“遂漏不止，其人恶风，小便难，四肢微急”者，就成了桂枝加附子汤证，桂枝加附子汤于桂枝汤中加炮附子一枚，其方则由调和营卫的解表剂一变而成为温经补阳、固表止汗的附子剂类方。可见，症状变化，甚至一“症”之变，疾病的本质就可能发生变化；与症相应，一药之变，桂枝汤的作用也随之而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这就说明，能够反映疾病本质的是“症”而不是“证”。“项背强几几”、“腹满时痛”、“汗出遂漏不止、恶风”等症是无论哪个医生也能诊察得到的临床事实，也是疾病本质的客观表现。虽然辨方证也存在医生的主观判断能力，但是，医者可以将诸如桂枝加葛根汤证、桂枝加芍药汤证、桂枝加附子汤证等既有方证的特征性症状作为对照症，比较对照而辨之，即可以参照前人的已有方证的经验进行辨证。相对而言，辨方证有利于避免主观臆测，有利于提高临床诊断的客观性，有利于提高疗效的重复性。

其二、辨方证论治的特点之一是可以“但见一症便是，不必悉具”的确定方证的诊断。即可以根据患者非主诉的、个别的但却能够反映疾病本质的症状，或者疾病本质初露苗头的细微表现，见微知著的作出某一“方证”的诊断，并投该方予以治疗。这是辨方证论治的一个显著的特点。笔者曾治一女性三叉神经痛患者，阵发性右侧头剧烈疼痛，痛时如电击、锥刺，痛剧时不由自主用头撞墙，或倒在地上打滚，嚎啕大哭，烦躁扰动。服西药卡吗西平可以临时止痛，但该药的副作用使患者出现了严重的肝、肾功能损害及泛发性皮疹。因此而不得不停服该药，试请中医会诊。诊脉见两尺沉微而弱，问二便得知小便频数而急，夜尿尤多。当时由小便特征结合脉象，突然联想到《金匮要略》“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一饮一斗，小便一斗，肾气丸主之”这一方证，随即处肾气丸原方加全蝎5克，方中炮附子量至10克，嘱试服1剂。结果1剂痛止，继服五剂再未头痛而出院。后随访竟然痊愈如常。这一病案诊断过程没有从辨别头痛的部位、头痛的性质等常规辨证入手，而是抓住了小便数多这一特殊症状来确定方证的。小便数多并不是患者的主诉，而仅仅是主诉剧烈性头痛的一个不起眼的伴随症状，但却反映了头痛的本质。这就说明，辨方证论治的要点在于把握能够反映疾病本质的症，哪怕是个别的症。这一点与辨证论治方法的思路完全不同。

其三，辨方证论治强调以经典原著的原始方证为基础。要求医者必须熟读《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等经典著作的原文，明确其中方与证相关的规律，方证效应的规律以及辨识方证的理论。例如五苓散方证：首先，《伤寒论杂病论》分述了五苓散的适应证：如《伤寒论》第71条论述了五苓散蓄水证：“若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者，五苓散主之”；第74条论述了五苓散水逆证：“中风发热，六七日不解而烦，有表里症，渴欲饮水，水入则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第386条论述了霍乱病五苓散证：“霍乱，头痛，发热，身疼痛，热多欲饮水者，五苓散主之。寒多不用水者，理中丸主之”；《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第31条论述了五苓散癫眩证：“假令瘦人脐下有悸，吐涎沫而癫眩，此水也，五苓散主之”。其次，《伤寒论》辨析了五苓散证与有关方证的鉴别，如第73条论述了与茯苓甘草汤证的鉴别：“伤寒，汗出而渴者，五苓散主之；不渴者，茯苓甘草汤主之”；第156条论述了与泻心汤证的鉴别：“本以下之，故心下痞，与泻心汤，痞不解，其人渴而口燥，烦，小便不利者，五苓散主之”；第386条论述了与理中丸证的鉴别。其三，《伤寒论》还记载了五苓散方与证的效应关系，如五苓散方后载“多饮暖水，汗出愈”，即点出了五苓散是汗剂，其效应是“汗出愈”这一关键。医者只有真正掌握了仲景原著五苓散方证相关的这些内容，才能在临床上更恰当更灵活地应用五苓散方证。辨证论治则不同，它不一定强调熟读《伤寒论》相关的原文，不一定要求按照《伤寒论》方证使用五苓散原方。同样是用五苓散，前者着眼于“小便不利、口渴、烦、脉浮”等五苓散证，既可将之用于水肿，更可以将之用于腹泻、呕吐、眩晕、心下痞、郁证等等病症，而且，在方证效应方面，着眼于“汗出愈”；后者则将之作为利水剂，主要用于水肿，多从辨水肿的水湿内停证为着眼点使用该方。由此可见，两种体系辨证用方的要求和思路是不一样的。

关于辨方证论治与辨证论治各自的特点，刘渡舟教授曾提出：“《伤寒论》既有辨证论治的学问，也有辨证知机的奥妙。两个层次，则有高下之分，精粗之别”（《刘渡舟全集》64页）。刘老所说的“辨证知机”，其基本精神实际上就是辨方证的学问。著名经方临床家胡希恕先生曾认为：《伤寒论》有以方名证的范例，如桂枝证、柴胡证等；“方证是六经八纲辨证的继续，亦即辨证的尖端”（《胡希恕》182页) 。也就是说，《伤寒论》虽然有辨六经八纲的方法，但辨别一个一个的方证，才是其中最根本的最具体的辨证方法。可见，前辈们虽然没有提出辨方证论治体系的概念，但已经认识到辨方证的重要性。笔者体会，现行辨证论治方法是一种最基本的临床辨治方法；辨方证论治则是一种高层次的特殊的辨治方法。

2 辨方证论治体系提出的依据

2.1 《伤寒杂病论》经方方证是辨方证论治体系的理论基石

伤寒学界普遍认为《伤寒论》的辨证方法是六经辨证。但是，清代柯琴却能独辟径蹊，方不拘经的以方证为主线研究《伤寒论》的辨治体系，柯氏认为：《伤寒论》一书，自叔和编次后，仲景原篇不可复见；后经方中行、喻嘉言各位更定，更大背仲景之意。因此，他有志重编《伤寒论》，但却找不到仲景原书的有关根据，在苦于无从着手重编的情况下，他细心的发现了《伤寒论》中“仲景有桂枝症、柴胡症等辞”，由此便设想仲景必然是按方证为主来辨治伤寒与杂病的，因此，“乃宗此义，以症名篇（指以方症名篇），而以论次第之”。并认为这样重编，虽然不是仲景原本的编次，但“或不失仲景心法耳”，即能够从根本上抓住仲景《伤寒论》最核心的方与证这一关键，有效的把握方证辨治的实质（柯琴《伤寒来苏集·伤寒论注·凡例》）。

在《伤寒论注·凡例》中，柯氏进一步指出：“是编以症为主，故汇集六经诸论，各以类从，其症是某经所重者，分别列某经，如桂枝、麻黄等症列太阳，栀子、承气等症列阳明之类。其有变证化方，如从桂枝症更变加减者，即附桂枝症后；从麻黄症更变加减者，附麻黄症后。”这段论述道出了柯氏重编《伤寒论》的基本思路。按照这一思路，他于《伤寒论注》中分述了桂枝汤证、麻黄汤证、小柴胡汤证、真武汤证、四逆汤证等大证类，以及大证类下的各个具体的方证。从而阐扬了仲景的方证理论体系，开辟了辨方证论治的先河。

学术界认为《金匮要略》中包含的辨证方法是脏腑经络辨证。但是，根据仲景自序“《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来看，仲景当时是把伤寒与杂病合编在一起论述的。另外，柯琴在《伤寒论注》中也曾指出：“原夫仲景六经为百病立法，不专为伤寒一科，伤寒杂病治无二理，咸归六经节制。”除此，从《金匮要略》的具体条文来看，其方证对应、相关的体例与《伤寒论》完全一致。如果我们仿柯琴《伤寒论注》淡化六经，注重方证的编写体例，对《金匮要略》也以方证为主线进行重新编次的话，《金匮要略》辨方证论治的思路就会跃然纸上。因此，笔者认为，《金匮要略》既有辨不同病的脏腑经络病机的思路，更有辨方证论治的方法，与《伤寒论》一起，奠定了辨方证论治体系的理论基石。

在经方方证理论的推广普及方面，陈修园功不可灭。陈氏在《长沙方歌括·小引》中指出：“大抵入手功夫，即以伊圣之方为据。有此病必用此方，有此方必用此药，……论中桂枝证、麻黄证、柴胡证、承气证等，以方明证，明明提出大眼目，读者弗悟矣”(《修园·长沙方》437页）。可见，陈修园深刻地认识到了经方及其方证的重要意义，认为掌握《伤寒杂病论》的方证是学习应用经方乃至中医临床的“入手功夫”。因此，为了使学医者能尽快掌握经方方证，他苦心撰著《长沙方歌括》与《伤寒真方歌括》，用歌括形式，深入浅出地总结了仲景方的方证，对经方方证理论的发扬光大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2.2 叶天士、吴鞠通温病方方证是辨方证论治体系的理论支柱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的吴鞠通感叹温病学界尚没有象《伤寒伦》那样方证对应、一条一辨的医书，因此，他“仿仲景《伤寒论》作法”（《温病条辨·凡例》），著《温病条辨》一书，以期“羽翼伤寒”。关于证、治、法、方之间的关系，他在凡例中指出：“古人有方即有法，故取携自如，无投不利，后世之失，一失于测证无方，识证不真，再失于有方无法。”因此，他在《温病条辨》中不仅逐条论述温病的证与方，而且注明了各方所属的法，如银翘散为辛凉法、清营汤为咸苦甘法等，也就是说，他把方与证、方与法相互对应地进行了论述。这种仿照《伤寒论》体例，一方一证，方与证相关的辨治思路，为辨方证论治体系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由于《温病条辨》的大部分方剂是吴鞠通根据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的处方，经过其匠心巧运，一一拟定的。而叶天士是善于变通运用经方的大师，因此，《温病条辨》中的诸多方证实质上是对叶天士变通运用经方经验的总结，如小陷胸加枳实汤、加减复脉汤、连梅汤等等。由此可以认为，《温病条辨》中蕴藏的方证理论不仅可以羽翼以《伤寒》，补充了《伤寒论》、《金匮要略》的方证内容，而且总结发展了叶天士的温病方证理论，是辨方证论治体系的重要内容。

2.3 有效时方的方证是辨方证论治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仲景经方与温病方外，历代医家在其不同的临床实践中总结了很多疗效非凡的方剂，这些方剂经后世的不断验证、总结，有着与经方相类同的重要的临床价值。

清代陈修园在毕生研究《伤寒论》、《金匮要略》的同时，也倾注精力研究时方，曾撰写了《时方妙用》、《时方歌括》两部临床实用且至今不朽的著作。关于编辑时方的目的，他在《时方妙用·小引》中作了说明：“时方固不逮于经方，而以古法行之，即与经方相表里，亦在乎用之之妙而已，因颜曰《时方妙用》”（《修园·时方妙用》870页）。至于如何精选时方，他在《时方歌括·小引》中也作了论述：“向著《真方歌括》，非《内经》即仲景，恐人重视而畏敬之。每值公余，检阅时方，不下三千首。除杂沓肤浅之外，择其切当精纯，人皆共知者，不可多得，仅一百八首而韵之，分为十二剂，便查阅。有采集罗东逸、柯韵伯诸论及余二十年读书、临证独得之妙，一一详于歌后，颜曰《时方妙用》”（《修园·时方歌括》827页）。正因为时方有“与经方相表里”的重要意义，所以他才苦心筛选，编撰了此两书。陈氏的这两本书中包含有较为丰富的方证相关内容。

清代吴谦等人编著《医宗金鉴》，在该书《杂病心法要决》等内容中，每于病名之下，首列某病总括，或再列某病辨证，而后论述某病之法，可贵的是在论述治法时采用了以方类症的方法。如脚气门，仅用四句歌括作为总括论述了脚气的病机辨证，然后，即方证对应、以方类证的分述了当归拈痛汤、加味苍柏散、大防风汤、独活寄生汤等方证。这部书中的方证内容有着十分重要的临床价值。

另如李东垣的著作中就有类似《伤寒论》方证对应的体例和内容，如《内外伤辨惑论·卷中》的以下两条：“肩背痛，汗出，小便数而少，风热乘肺，肺气郁甚也，当泻风热则愈，通气防风汤主之”；“脊痛项强，腰似折，项似拔，此足太阳经不通行，以羌活胜湿汤主之”（《东垣·辨惑论》23页）。

上述时方方证相关的内容，为辨方证论治体系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3 阐扬辨方证论治体系的意义

3.1 有利于把握中医诊治学的精髓而提高临床疗效

虽然六经辨证论治方法在把握伤寒病的发展变化规律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伤寒论》一书更为重要的内容并不是六经辨证，而是仲景“博采众方”、“平脉辨证”所总结的治疗伤寒病的方证，也就是说，方与证才是《伤寒论》的精髓与核心。抽取了《伤寒论》中具体的方证及辨方证论治的内容，六经辨证就变成了现行《中医诊断学》中介绍的六经辨证的内容，其临床价值就会大打折扣。众所周知，虽然目前已经见不到仲景当时所遇到的使其家族在10年之内死亡“三分有二”的伤寒病，但是伤寒学理论却仍然有效的指导着现今临床的诊断与治疗，其原因正在于《伤寒论》中的方与证以及辨方证论治的内容可以跨越时间空间而移植于其他疾病的诊治。

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确定了以脏腑经络病机理论为重心的脏腑经络辨证论治方法，用以把握杂病病机发展变化的规律。但是，与《伤寒论》一样，《金匮要略》的精髓与核心仍然是具体的方与证以及辨方证论治的理论。除去了《金匮要略》的方与证这一核心内容，单纯的谈脏腑辨证，《金匮要略》的辨治学理论就会黯然失色。可以说，《金匮要略》之所以能够逾越千年而不衰的指导当今临床的诊治，其原因也正在于该书中包含有丰富的方与证以及方证相关的理论。

叶天士、吴鞠通根据温病的发病特点，确立了以卫气营血、三焦理论为中心的卫气营血辨证与三焦辨证方法，用以揭示温病发生发展与病机变化的规律。但是，如果没有叶、吴等医家创立的能够有效控制温病的方以及与之相关的方证理论，卫气营血与三焦辨证就会被架空而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以吴又可为代表的温疫学派，这一学派不主张卫气营血辨证，力主辨杂气的特殊性。其杂气理论在当时不可否认是伟大的天才性的创举。然而，从现今医学发展的水平来看，又可的杂气学说多数内容已经成为历史，他所叹息的崇祯辛巳流行的“千载以来，何生民不幸如此”的瘟疫也早已不复存在了。但是，他所制定的达原饮、三消饮、三甲散等方证却能仍然有效的用治于现今的疑难杂病。

综上述所见，尽管各辨证方法在把握某一种或某一类疾病发展变化规律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这些辨证方法赖以存在的具体的方证及其方证相关的理论才是这些辨证理论的精髓和核心。因此，阐扬辨方证论治体系有利于真正掌握各种辨证论治方法的精髓与核心而提高临床疗效。

3.2 有利于伤寒与温病方论治杂病的研究

伤寒学以及与之一脉相承的温病学的研究能否取得长足的发展，其关键是能否很好地转轨，在伤寒方、温病方治疗杂病、现代难治病的研究领域取得进展。这是因为，任何一种辨证方法的确立均是以深入研究某种疾病流行与病机变化的规律为前提的，当某种疾病绝灭，或者其流行发展规律有了新的变化，该辨证方法就有可能不再适应新的疾病而失去其临床意义。因此，六经辨证、卫气营血、三焦辨证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疾病的辨证论治的需要，对这些辨证方法的研究也已经不可能取得什么重大的进展。然而，方证的确立则不同，它是以具体的方以及患者的一个个具体的临床症状为基础而形成的，如小柴胡汤证有口苦、咽干、目眩、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喜呕、胸胁苦满等；清营汤证有舌绛、斑疹隐隐、心烦躁扰等。因此，现今的疾病，其病变过程有可能出现与伤寒、温病时代的疾病相同的症状，如发热、呕吐、口苦、舌绛、斑疹等，却是理所当然的临床事实。由此看来，疗效可靠的方及与之相关证的理论是可以不受某种疾病发展规律变化与否的限制的。因此，以伤寒、温病方证理论指导杂病、现代难治病的临床研究有着广阔的前景。

辨方证论治体系的提出，着重强调了方证理论对现今临床的指导意义。鉴于把治疗一种疾病的方移植于另一种疾病的治疗的基础是方与证的相互关系问题，因此，辨方证论治体系深入研究势必会对伤寒经方、温病方用于治疗现代疑难杂病的研究提供良好的思路。

3.3 可为中医的现代研究提供全新的思路

冷静地分析近几十年来中医现代研究的历程，值得我们总结的经验与教训的确不少：单纯的方药的研究可以揭示其治疗机理，但却无助于中医理论本身的提高与发展。如青蒿的研究、丹参的研究等等；单纯的中医“证”的研究也曾遇到了难以继续深入的困境。

然而，如果从辨方证论治的思路出发，从方证效应、方与证相互作用的角度进行研究，则中医现代的研究有可能走出困境而使之柳暗花明又一村。回顾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现代研究的历史，笔者认为可载入史册成为辉煌一页的当数清开灵的研究。清开灵的原始处方是吴鞠通《温病条辨》的安宫牛黄丸。精简原方、更新工艺、改变剂型，使之成为新制剂且能保持原方的疗效，本身就是创新。清开灵最初用于感染性疾病的高热，这是原始处方本来的治疗方面；继后用以治疗肝病；进而将其临床使用范围扩展到治疗中风，而且收到了很好的效益。该药还被用于免疫性疾病等更加广泛的病症。这项研究不仅为临床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复方新药，而且发展创新了温病学凉血解毒、醒脑开窍的理论；基于清开灵治疗中风的研究，王永炎院士提出了中风病机“毒损脑络”的新学说，即创新了中医对中风病临床研究的理论。清开灵研究之所以取得了众所瞩目的成果，其原因正是在于对“方”的药学研究及对“证”的临床研究均没有违背方与证相关联的规律。也就是说，该研究始终是把安宫牛黄丸、清开灵方与其相关的证联系在一起进行的。

由此可见，辨方证论治体系强调方证相关的理论是中医现代研究的基点，在方证理论指导下，从药学角度研究“方”，从临床角度研究“证”以及方与证的“效应”问题，不失为现阶段中医现代研究的可靠途径。因此，阐扬辨方证论治体系，有利于促进中医现代化研究的进程。

以上笔者初步讨论了辨方证论治体系的有关问题，由于这一题目涉及到许多理论问题，如辨方证论治与现行辨证论治的关系问题等等，均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本文曾发表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4，27（2）：1～5]

再论温病方治疗杂病——兼论温病方证与辨温病方证论

关于温病方治疗杂病的问题，笔者曾在《论温病学理法辨治杂病》一文中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1]。但是，由于当时的认识水平所限，对于温病方治疗杂病研究进展缓慢的原因问题、温病方证与辨温病方证在杂病临床中的意义等问题，未能深入讨论。因此，今续撰此文，以期对这两个问题作进一步探讨。

1 温病方治疗杂病研究进展缓慢的原因

温病学与伤寒学一脉相承，是在伤寒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然而，伤寒经方治疗杂病的研究代有发展而已成共识；相比之下，温病方论治杂病的临床研究却进展缓慢，甚至至今也未得到学术界的充分重视。这一现状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笔者通过较长一段时间的实践与研究，发现其主要有以下两点。

1.1 缺乏对温病方证及辨方证论治这一核心问题的研究

学术界普遍认为，叶天士的《温热论》是温病学的登峰造极之作。但是，与《伤寒论》比较而言，该书最大的缺憾是有论无方。因此，人们只能从中学习叶天士辨卫气营血的思路，却难以领略他论治温病的方证。叶天士的另一部著作《临证指南医案》则是后学根据叶氏的门诊记录整理而成。虽然其中包含着叶氏丰富多彩的临床经验和许多独特的理论，但它毕竟是一部医案而不是一部论著。加之叶氏对病人脉证的描述过于简练，而用方又前所未有的灵活，因此，人们很难把握书中方与证相关的规律。

也就是说，温病学创始人的经典性著作就缺少方证相关的研究内容。

《伤寒论》则不同，它是仲景继承伊尹《汤液经法》等经方的应用经验，并“博采众方”，结合自己治疗伤寒病与杂病的实践体会，撰成的一部病、证、治、方统一的旷世之著。书中既有辨六经的方法，更有辨方证论治的理论,一方一证，或一方数证，方证对应、相关的系统论述了伤寒病的诊治规律。

吴鞠通在温病临床研究中，深切地感觉到温病学尚缺少象《伤寒论》那样的方证对应的著作，因此，他痛下决心，仿《伤寒论》的写作体例，采集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的有关方证，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一条一辨，一方一证，方证对应的著成了《温病条辨》一书。正如他在《温病条辨·凡例》中所说：“是书仿仲景《伤寒论》作为”；“虽为温病而设，实可羽翼伤寒”；“与《伤寒论》为对待文字，有一纵一横之妙”。在吴鞠通的努力下，温病学始有了辨方证论治的方法与体系。

遗憾的是，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温病学教材，均没有认识到温病原著方证的重要性，所有统编教材无一不是跟在西医《传染病学》后面拾零，以温病的诊断、辨证、治法为总论、以春温、风温、伏暑、秋燥等近10种温病的辨证论治为各论的同一模式编写教材。虽然其中绝大部分内容是从《温病条辨》中采集而来，但是，却将吴氏原文经过阐释，编译成现代文并纳入现行辨证分型论治的系列，从而使堪与伤寒经方方证媲美的辨温病方证的科学方法重新戴上了辨证分型的“紧箍”；使吴鞠通苦苦从叶案中整理出来的“方证”丧失了灵魂与特点。受这一原因的影响，温病学至今的研究仍以四时温病辨证分型论治为中心，以卫气营血与三焦理论为重点，始终未能重视方证相关的研究以及辨方证论治这一核心问题；同样是这一原因，学生们学完温病学后，由于不能掌握叶天士、吴鞠通等医家原著的温病方证以及辨方证论治的方法，因此，临床上几乎不会用温病方治疗现代病与杂病。

《伤寒论》教学则不然，各种版本的《伤寒论讲义》均以讲仲景原文为宗旨。比较完整地讲授经方方证相关的条文，学生掌握了《伤寒论》方证及辨方证这一核心理论，临床上就可以借助辨方证的方法，应用经方治疗现今的杂病。

为什么忽视温病方证会影响到温病方治疗杂病的研究进程？

其一，由于卫气营血、三焦辨证是清代医家在研究他们当时所亲身经历的温病的发病流行规律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现代难治病或杂病与清代温病的发病流行规律不尽相同，因此，用卫气营血与三焦辨证指导现代难治病或杂病的辨证论治就有较大的局限性。然而，温病方证的确立则有所不同，它是以一个一个具体的方以及方的适应证，即患者的具体的证状为基础而形成的。因此，辨方证论治可以不受疾病种类的限制而据证用方。即不管什么病，只要在病变过程出现了与某一方证特征性表现相一致的证状，就可以诊断为某方证，投与该方予以治疗。如翘荷汤证，《温病条辨》上焦篇秋燥第57条载：“燥气化火，清窍不利，翘荷汤（薄荷、连翘、生草、黑栀皮、桔梗、绿豆皮）主之。”吴鞠通根据叶氏《临证指南医案》原案自注云：“清窍不利，如耳鸣目赤，龈胀咽痛之类”。掌握了这一方证，临床上根本用不着考虑是否是秋燥，只要见到郁火上升的翘荷汤证，如咽痛、龈肿、目赤、耳鸣等，用之辄效。而且，翘荷汤是叶氏变通仲景栀子豉汤的经验方（以辛凉之薄荷代替辛温之豆豉，合甘桔汤加连翘、绿豆皮）。结合栀子豉汤理解该方的方证，就会发现它有更加广阔的应用范围。再如清营汤证，《温病条辨》上焦篇第30条讲的是暑温清营汤证：“脉虚夜寐不安，烦渴舌赤，时有谵语，目常开不闭，或喜闭不开，暑入手厥阴也。手厥阴暑温，清营汤主之。”中焦篇第20条论述了阳明温病清营汤证：“阳明温病，舌黄燥，肉色绛，不渴者，邪在血分，清营汤主之”。临床实践证明，清营汤可广泛用于杂病，不论什么病，只要出现了上述舌绛、烦渴等清营汤证，就可以用清营汤治之，无需考虑是否是手厥阴暑温或风温阳明病。期刊杂志报道用清营汤治疗杂病的文献很多，仅笔者见到的就有：中风、病毒性心肌炎、慢性肾功能衰竭、原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过敏性紫癜、系统性红斑狼疮、蚕豆病、皮肤粘膜淋巴结综合、眼口生殖器综合征、单疱病毒性角膜炎、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急性药物性粒细胞缺乏证、淋巴肉瘤、放射性膀胱损伤尿血、银屑病、药物性皮炎、剥脱性皮炎、接触性皮炎、烧伤等等病证。这些资料进一步说明，只要把握了温病方证这一核心，临床上就可以“有是证用是方”的将温病方应用于现今的疑难杂病。

其二，就温病的辨证方法而言，卫气营血辨证重在辨别疾病发展变化的浅深层次，如邪在卫分、气分？还是营分、血分？三焦辨证的重点是辨识疾病所在之三焦脏腑部位，如病在上焦肺、中焦胃、或下焦肝肾等。这两种方法是温病辨证的最基本的方法，能够揭示温病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而辨温病的方证，才是一种终端性的特殊的具体的辨证方法。例如，通过卫气营血与三焦辨证，确定出某患者病变属于上焦、卫分，这仍然无法具体的指导施治用方。只有进一步辨识方证，看病人的临床表现是银翘散证？还是桑菊饮证？是桑杏汤证？还是三仁汤证等等。只有这样，才能具体的遣方用药。因此，辨温病的方证是任何一种辨证方法也难以替代的特殊的辨证方法，是实施温病辨证的最具体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方法。由于辨温病方证论治方法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可以不考虑疾病的种类而“有是证用是方”，例如冬温过程出现了甘露消毒丹证，就要用甘露消毒丹治疗。因此，杂病过程，只要出现了某一温病方证的特征性表现，理所当然，就可以用这一温病方来治疗。这就说明，借助外感病的辨证方法辨治杂病时，辨方证的方法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由于温病学自身忽视了辨方证论治这一重要的理论问题，因此就必然会影响到温病方论治杂病研究的进程。

1.2 未能重视温病学经典中杂病论治理论的研究 从《伤寒论》原序：“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可知，仲景当时是把伤寒病与杂病合在一起论述的，后世将其分编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就是在专论伤寒病的《伤寒论》中，仍有不少论治杂病的内容。如金寿山曾指出：“桂枝汤在《伤寒论》就既用于伤寒外感病，又用于杂病，'病人脏无它病，时发热，自汗出，而不愈者，此营卫不和也，先其时发汗则愈，宜桂枝汤’。我看这里指的就是杂病，所谓甘温除热之方，首推桂枝汤”[2]。陈亦人《伤寒论求是》甚至认为：太阴病从“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及“自利不渴”等证来看，就是杂病[3]。

临床事实表明，外感病与杂病很难截然分开，一是外感病可以转变为杂病；二是杂病过程可以复感外邪；三是不少杂病早期多以外感病的形式出现；四是部分疾病究竟是外感病还是杂病的确难于断然判别清楚。注重临床的张仲景没回避这一临床事实，在《伤寒论》中借“误治”、“坏病”等措辞兼述了杂病的论治。

正因为如此，吴鞠通在《温病条辨·凡例》中指出：“是书原为温病而设，如疟、痢、疸、痹，多因暑湿、湿温而成，不得不附见数条，以粗立规模”。在下焦篇湿温第62条减味乌梅圆法后自注说：“本论原为温暑而设，附录数条（指关于疟痢论治的条文）于湿温门中者，以见疟痢之原起于暑湿，俾学者识得源头，使杂证有所统属，粗具规模而已”。也就是说，他认识到了外感病与杂病之间的这种复杂关系。因此，他在《温病条辨》上、中、下三焦中均论述了疟、痢、疸、痹等杂病的方证。另外，《温病条辨》详细而精彩地阐述了寒湿的因、机、辨、治，所述寒湿方证多数是杂病。至于为什么要把寒湿列在《温病条辨》之中，吴鞠通在该书上焦篇寒湿桂枝姜附汤条自注说：“载寒湿，所以互证湿热也，按寒湿伤表阳中经络之证，《金匮》论之甚祥，此不备录。独采叶案一条，以见湿寒、湿温不可混也”。从而暗示人们要把《温病条辨》与专论杂病的《金匮要略》以及《临证指南医案》联系起来进行研究。他在《温病条辨》下焦篇寒湿第42条自注中进一步说：“瑭所以三致意者，乃在湿温一证。盖土为杂气，寄望四时，藏垢纳污，无所不受，其间错综变化，不可枚举。其在上焦也，如伤寒；其在下焦也，如内伤；其在中焦也，或如外感，或如内伤。至人之受病也，亦有外感，亦有内伤，是学者心摇目眩，无从捉摸。其变证也，则有湿痹、水气、咳嗽、痰饮、黄汗、黄疸、肿胀、疟疾、痢疾、淋证、带证、便血、疝气、痔疮、痈脓等证，较之风火燥寒四门之中，倍而又倍，苟非条分缕析，体贴入微，未有不张冠李戴者。”在《温病条辨》上焦篇，吴氏将湿温、寒湿并列在一起论述，而中焦、下焦篇不仅将寒湿单独列出，而且先论寒湿，次论湿温，足见对寒湿的重视程度。其论治寒湿的方证多是从叶案中采集而得，议论精辟，验之有效，是一章十分珍贵而学术价值很高的著述。

然而，十分遗憾的是，一些评注《温病条辨》的学者却极力抨击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兼论杂病，现行温病学教科书一概不选《温病条辨》关于杂病论治的内容。背离临床实际，把温病中关于杂病辨治的内容弃之不加研究，这是造成温病方论治杂病研究难于发展的另一重要原因。

2 促进温病方论治杂病研究的基本思路

由于把温病方拓展用于杂病的研究能否取得长足的发展，是关系到温病学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因此，在温病方辨治温病研究的基础上，必须进一步加强温病方论治杂病的研究。对此，笔者提出四点基本思路如下。

2.1 加强温病方证的研究

明清时代的温病学家曾确定了一系列温病病名，如吴鞠通《温病条辨》列有风温、温热、春温、暑温、伏暑、湿温、寒湿、秋燥、冬温、温毒、温疟等温病。这些病名概念的建立，在当时的确起到了促进温病学发展的重要作用。但从现在的临床实际来看，以四时季节主气与疾病流行发病特点命名的上述温病，由于其概念过于笼统，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现今临床实际的需要。除此，吴又可、余师愚、杨栗山等温疫学派的医家，曾根据自己临床所遇到的各自不同的温疫病的特点，创造性的提出了一系列温疫病的概念。他们所倡导的以杂气为中心的疫病理论，在明清时代堪称是天才性的发现。但是，站在现今临床医学发展水平的高度来看，这些关于杂气的许多理论不仅过时而成为历史，而且，他们所描述的温疫病在当前的临床上也已经很难找到了。临床医学发展的事实无情而客观的说明：如果继续将明清时代发现的温病作为研究重点的话，不仅研究本身难于深入，而且也会因温病学渐渐脱离临床实际而面临淘汰的危机。

然而，明清温病学家在临床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验之有效的“方”及其与方相关的“证”却仍然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如银翘散方证、益胃汤方证、清燥救肺汤方证、甘露消毒丹方证、达原饮方证等等，至今仍有效地被用于诸多疑难杂病的临床之中。如果能够转变思路，将研究的重点转为温病方证的研究以及用温病方辨治杂病的研究，其前景将十分广阔。例如，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赵绍琴老师曾用杨栗山治疗温疫病的主方升降散论治杂病火郁证，得心应手而疗效显著[4]。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王洪图老师用吴鞠通治疗疟疾的草果知母汤治疗癫痫获得良效[5]。这些经验已经为温病方证的研究以及温病方论治杂病的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资料。

2.2 深化辨温病方证论治体系的研究

卫气营血与三焦理论被作为温病学研究的中心理论，一直是学术界最多关注的重点课题。20世纪80年代初，以四川为代表曾掀起了卫气营血理论研究的热潮。然而，这项研究最终未能持续下去。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研究本身难以进一步深入。客观事实证明，卫气营血的证候研究、卫气营血的本质研究等等均没有获得预期的成果。

卫气营血与三焦辨证作为外感病的基本的辨证方法，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对该辨证方法的过于崇拜使人们忘记了另外一种高层次的更为重要的辨治体系，即“辨温病方证论治”的体系。这一体系的基本方法是：根据方证对应、方证相关的理论，首先要把《温病条辨》等温病学原著中的一个一个方证把握清楚，如清汤营汤证、沙参麦门冬汤证、三甲复脉汤证、三仁汤证等；在临床上，不管是什么病，不论患者的临床表现多么错综复杂，只要能见微知著地在患者的临床证状中发现某一温病方证的特征性表现，就抓住该证，径投该方给予治疗。关于辨温病方证论治体系的特点、意义等问题，笔者在《辨方证论治体系初探》一文中从总体上已经作了讨论[6]，辨经方方证论治体系如此，辨温病方证论治体系亦如此，故不再赘述。

在既往卫气营血理论的研究中，笔者认为有一项研究值得总结和推崇，这就是生脉散方证的研究。生脉散原出于李东垣《内外伤辨惑论》暑伤胃气论。治疗暑伤元气，身重短气，骨乏无力，其形如梦寐间，朦朦如烟雾中，不知身所有也等。吴鞠通《温病条辨》以此方治疗手太阴暑温，“汗多脉散大，喘喝欲脱者”。该课题的药学研究成功地研制出了新的制剂生脉散注射液；临床研究以暑伤元气，“气津两伤”为出发点，将之拓展应用于冠心病、低血压证、窦性心动过缓、窦性心动过速、肺心病、心功能不全等等疾病之气津两虚生脉散证，均有理想的疗效。此项研究实质上从温病生脉散方证直接切入的，与卫气营血的研究关系不大。对“方”的药学研究及对“证”的临床研究始终没有脱离方与证相关这一原则，临床拓展研究又遵循了辨方证论治体系的基本思路，这是该项目取得重大效益的关键所在。

由此看来，温病方证及辨方证论治体系的研究，比卫气营血的研究更为重要，更容易出成果。它不仅是温病现代化研究的有效途径，而且也是促进温病方治疗杂病研究进程的重要方法。

2.3 注重温病学中杂病辨治内容的研究

由于叶天士、吴鞠通等医家是在研究温病的同时从事杂病的临床研究，他们往往站在温病的角度，从诊治外感病的思路出发审视杂病的因机辨治。从而形成了一套独具风格的温病杂病学理论。因此，对这部分内容的深入研究，不仅可以拓宽温病研究的视野，促进温病理法治疗杂病的研究，而且也是内科学、妇科学等学科有待开发的处女地。例如《温病条辨》下焦篇第14条用三甲复脉汤治疗“脉细促，心中憺憺大动，甚则心中痛”之类胸痹证。吴鞠通自注说：“甚则痛者，'阴维为病主心痛’，此证热久伤阴，八脉丽于肝肾，肝肾虚而累及阴维故心痛，非如寒气客于心胸之心痛，可用温通。故用镇肾气补任脉通阴维之龟板止心痛，合入肝搜邪之二甲，相济成功也。”这是吴鞠通根据叶氏用血肉有情之品，通补奇经的理论辨治胸痹心痛的经验之一。另外，《温病条辨·卷五·解产难》推举三甲复脉汤类方七首治疗妇人产后“三大证”（动风、头眩目瞀、大便难）与产后虚热以及产后心虚诸证。吴鞠通自称此法“用之无不应手而效，故敢以告来者”；并强调：这七首三甲复脉汤类方为“补阴七法，所以补丹溪之未备。”吴氏的这些经验，其构思独树一帜，可以大大弥补内科学、妇科学相关疾病治法之不足。

2.4 温病学教学应以讲授原著为重点

温病学教学应与《伤寒论》教学同步而以学习原著为重点，以《温病条辨》原文为基础，以其他温病学家论方证的原文为拓展。教学要求学生熟记一定数量的原文，特别是有方有证、方证相关的条文。如能从教学作起，温病方论治杂病的研究进程将会大大加快。

综上所述，温病方治疗杂病研究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一是忽视了温病方证与辨温病方证的研究；二是未能重视温病学中有关杂病论治内容的研究。今后的温病学应充分注重温病方证的研究、注重辨温病方证论治体系的研究、注重温病学中杂病辨治内容的研究；温病学教学应尽快转向以学习温病原著方证理论为中心的新模式。 [本文曾发表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4，27（6）：7～10]

论温病学理法辨治杂病

　　温病学理论核心是卫气营血三焦辨证。卫气营血三焦辨证的实质是分析疾病由浅入深或由深浅出的病机变化以及三焦所属脏腑气血阴阳的病机变化规律。由于任何疾病均存在浅深变化和脏腑气血阴阳变化的基本病机，因此，卫气营血三焦理论不仅可以辨治温病，而且可以辨治杂病。实践证明，用卫气营血三焦理论及其温病学独特的治法方剂辨治杂病，不仅可以获得卓越的临床疗效，而且可以开拓杂病、难治病辨证论治的思路。然而，学术界对于温病学理法辨治杂病这一重要问题，尚乏足够的重视，因此，笔者略述有关认识如下。

1　卫气营血理论是杂病辨证的重要方法

　　卫气营血理论是叶天士在《温热论》中提出来的。他将温病的病机由浅入深地分为四个层次，即卫分、气分、营分、血分。临床上，如果仅仅将叶天士的卫气营血理论理解到“四分”程度，那是远远不够的。实质上，叶天士在辨析疾病病机浅深方面，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种思路，即“辨在气在血、在经在络、在络在奇”理论。这一理论在指导杂病辨治方面具有其它辨证方法所难以比拟的重要意义，现分述如下。

1.1　重在辨气分、血分

　　叶天士《温热论》指出：“肺主气属卫，心主血属营”。说明他把卫分气分作为一个层次，把营分血分作为一个层次。卫气分和营血分之间才有本质性的差别，如他在《三时伏气外感篇》指出：“秋燥一证，气分先受，治肺为急。若延绵数十日之久，病必入血分，又非轻浮肺药可医。”论风温病机更是如此：“肺位最高，邪必先伤。此手太阴气分先病，失治则入手厥阴心胞络，血分亦伤。”

吴鞠通深刻地理解了叶天士的辨证思路，于《温病条辨》中在辨析温病卫、气、营、血的病机变化时，也注重辨疾病病机之在气在血。如《温病条辨》载：“秋感燥气，右脉数大，伤手太阴气分者，桑杏汤主之”。“阳明温病，舌黄燥，肉色绛，不渴者，邪在血分，清营汤主之”。桑杏汤为卫分治方，清营汤为营分治方，辨证却将桑杏汤证归属气分，将清营汤证归属血分，足以证明辨卫气营血的关键是辨析疾病病机之在气或者在血。

杂病尤要辨气分血分，气分多属机能性病变，病机较为轻浅；血分多为脏腑器质性病变，病机较为深重。气分、血分的分界以舌为指针，凡舌绛、舌紫或有绛紫色瘀斑瘀点者为病入血分，否则则在气分。气分病可深入血分，血分病可转出气分，病机可互相转化。

1.2　由气分血分进而辨析在经在络

　　受《难经·二十二难》：“气留而不行者为气先病也，血壅而不濡者为血后病也”的影响，叶天士在明确气、血的层次关系后，进而与经络联系，推究经病、络病，使辨证的思路进深一步。如《临证指南医案》指出：“初病在气，久必入血，以经络主气，络脉主血也，此脏腑经络气血，须分析辨明”[1]。更明了的讲，他认为“初为气结在经，久则血伤入络”。在经为什么属气，在络为什么属血？因经直接与脏腑相连接，脏腑在内，经外出循行于体表，部位相对表浅；且经病病机以经气郁滞为主，即病机病情也相对轻浅，因而经病属气。

　　络虽有表浅者，浮于皮肤肌肉，但更有深在脏腑深层者。从叶天士反复提到的“肺络”、“脾络”、“胃络”、“肾络”分析，他所说的络，应指脏腑深层的络脉[1] ，络为聚血之所，络病即是病邪深入脏腑血络的病变，理所当然也就属于血分病变。气分经病为轻浅，血分络病为重深。“初为气结在经，久则血伤入络”；“久病频发之恙，必伤及络，络乃聚血之所，久病病必瘀闭”。这些论述是叶天士独具创新的见解，对于指导杂病的辨治有重要的意义。

　　吴鞠通对叶天士的经病络病理论心领神会，于《温病条辨》中也重述了气分经病和血分络病辨治的理论。

　 关于气分经病：吴鞠通在分析二加减正气散方证时指出:“身痛舌白，脉象模糊，则经络证矣，故加防己急走经络中湿郁”，认为该方“以急宣经隧为主”。在分析中焦宣痹汤证病机时指出：湿聚热蒸，蕴于经络，因寒战热炽，知其在经络，故以防己急走经络之湿；痛甚加片子姜黄、海桐皮者，所以宣络而止痛也。如不知循经入络，则罔效矣。

　　关于血分络病：吴鞠通《温病条辨》在分析下焦篇青蒿鳖甲汤方证时指出：邪气深伏阴分，混处气血之中，故以鳖甲蠕动之物，入肝经至阴分，既能养阴，又能入络搜邪；以青蒿芳香透络，从少阳领邪外出，细生地清阴络之热，丹皮泻血中伏火，知母佐鳖甲而成搜剔之功焉。他将抵当汤列为“飞走攻络苦咸法”，桃仁承气证是抵当汤证之轻证，故也归属于血分络病。将治妇女热入血室之加减桃仁承气汤列为“苦辛走络法”，认为其以逐血分瘀热为急务。将治疗伏暑、湿温胁痛的香附旋复花汤列为“苦辛淡合芳香开络法”，认为：“香附、旋复，善通肝络而逐胁下之饮”。将鳖甲煎丸列为“辛苦通降，咸走络法”，认为鳖甲专入肝经血分，领带四虫，深入脏络，飞者升，走者降，飞者兼走络中气分，走者纯走络中血分……。

　　以上是叶、吴辨温病在经在络的基本思路。杂病尤当辨析在经在络。经病是脏腑经脉气机郁滞的病变；络病是脏腑络脉瘀滞的病变。治经治络自不相同，临床如能参照叶、吴手法论治杂病之经病、络病，则可大大开拓杂病辨证论治的思路。

1.3　由络病联系奇经辨治

　　辨奇经病是叶天士的一大发明，更可贵的是他将络病与奇经病联系在一起来认识[1] 。奇经病是络病的进一步发展，是由实转虚的病机过程。如《临证指南医案》指出：“由脏腑络伤，已及奇经”；“通络兼入奇经”；“夫曰结曰聚，皆奇经中不司宣畅流通之义，医不知络病治法，所谓愈究愈穷矣”。从叶案分析可以看出，络病实证多称为“病入络脉”，络病虚证则认为是“病及奇经”。

　　奇经与脏腑的关系，叶天士认为：“医当分经别络，肝肾下病，必留连及奇经八脉； “下元之损，必累八脉”；“肝肾必自内伤为病，久则奇经诸脉交伤”；“肝肾内损，渐及奇经”[1] 。

　　吴鞠通宗叶氏之意，认为络病可以伤及奇经。如《温病条辨》下焦篇71条，对于“痢久阴阳两伤，少腹肛坠，腰胯脊髀痠痛”者，认为系由脏腑伤及奇经，用参茸汤主之。并明确指出：少腹坠，冲脉虚也。腰、胯、脊、髀俱痠痛者，由阴络而伤及奇经也。参补阳明，鹿补督脉，归茴补冲脉，……俾八脉有权，肝肾有养，而痛可止，坠可升提也。同时，吴鞠通也重述了叶氏络病实证属络病，络病虚证属奇经的看法。如燥气延久下焦，搏于血分而成癥者，以络病治法用化癥回生丹；而燥气久伏下焦，不与血搏，老年八脉空虚者，则按奇经治法，用复亨丹。认为老年八脉空虚，当用复亨丹补阳护阴，通冲任与肝肾之邪。并将复亨丹与《解产难》中的通补奇经丸方作了比较：此（复亨丹）则温养温燥合法，彼（通补奇经丸）则专以通补八脉为主；并认为复亨丹与化癥回生丹为对待之方。

　　以上是温病在络在奇的辨证思路。杂病更应辨在络在奇：络病为实证，奇经病为虚证。络病要据不同脏腑之络的病机作具体辨证，奇经病分为八脉，也当分任、督、冲、带、阴阳跷、阴阳维脉而辨论之。

2 温病舌诊对杂病辨治有特殊的指导意义

叶天士《温热论》最重要贡献之一是提出了一系列诊舌辨治的理论。他论舌诊绝不仅仅局限在诊断，而是论舌辨证立法用药。其辨舌理论在指导杂病论治方面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试举两种舌象作一说明。

2.1　辨绛舌论治

　　绛舌是病入营血，血热络瘀、耗血动血的特异性舌象，见此舌则必须首先凉血散血，药用犀角、玄参、羚羊角或生地、丹皮、阿胶、赤芍等物。除此，绛舌尚有以下辨治内容：

　　舌初绛而兼黄白苔，为气分之邪未尽，需泄卫透营，两和治之。纯绛鲜泽，为包络受病，宜用犀角、鲜生地、连翘、郁金、石菖蒲等。舌绛而中心干，为心胃火燔，劫烁津液，于犀角、生地等物中加入黄连、石膏。舌绛而紫暗，扪之湿，为素有瘀伤宿血在胸膈中，挟热而搏，当加入散血之品，如琥珀、丹参、桃仁、丹皮等。舌色绛而有粘腻似苔非苔，中挟秽浊之气，加芳香化湿药以逐之。舌绛而欲伸出口，但抵齿难伸者，痰阻舌根，为内风之象，当加入芳香透络化痰开窍、咸润滋阴息风之品以治之。舌绛而有大红点者，为热毒乘心，加入黄连、金汁。有虽绛而不鲜，干枯而痿者，肾阴涸竭，急以阿胶、鸡子黄、地黄、天冬等救之。

　　笔者在临床上发现：糖尿病、肾功能不全、冠心病、脑血管病、系统性红斑狼疮等诸多疾病病变过程，均可出现典型的绛舌，只要一见到绛舌，就可拟凉血散血之法，并遵照叶天士的上述经验论舌辨证立法处方，往往可以收到理想的疗效。

2.2　辨腻苔论治

　　苔腻为湿郁三焦的重要标志，当用化湿法以治之。但湿、热孰多孰少不同，湿郁上、中、下三焦有异,则有具体论舌辨治的心得。

　　胃脘按之痛，或自痛，或痞胀，可用苦泄之法，方用小陷胸汤或泻心汤随证治之，但必验之于舌，只有苔腻而或黄或浊为有地之黄时方可用之。同样是脘中痞胀，如果未见黄腻、黄浊之苔，而为或白腻不燥，或黄白相兼，或灰白不渴之苔时，则改用开泄之法，宣通气滞，以达归于肺，用杏、蔻、橘、桔等轻苦微辛, 具流动之品，而绝不能用苦泄之法。苔白腻而舌质绛者，为湿遏热伏，当先泄湿透热。苔白腻如积粉而滑，四边色紫绛者，温疫病初入膜原，未归胃腑，急急透解。白苔粘腻，吐出浊厚涎沫，口必甜味，为脾瘅病，乃湿热气聚与谷气相搏，土有余也，盈满则上泛，当用省头草芳香辛散以逐之。

　　笔者在临床上发现：许多杂病如萎缩性胃炎、冠心病、非特异性溃疡性结肠炎、脑血管病、强直性脊柱炎等病的病变过程均可出现腻苔；且不论什么病，只要见到厚腻浊苔，必须当先化湿辟秽，否则，厚腻浊苔不去，脾胃不醒，用其它任何方药也难以奏效。然而，要想化湿，就必须遵照叶天士的上述经验，首辨舌苔，并据苔论治。

3　温病治法方剂用于杂病有良好的疗效

在温病学理论体系建立的同时，温病学家就创制了一系列温病的治法和方药，这些治法和方药移植于杂病的治疗有其独特的疗效，试举几法为例论述如下。

3.1　祛湿法与化湿类方

分消走泄法：用杏、朴、苓为代表药“分消上下之势”以治疗湿热邪留三焦证。叶天士将该法所主之证与《伤寒论》小柴胡汤证相比较，认为“邪留三焦”尤如伤寒之少阳证，“彼则和解表里之半，此则分消上下之势”。小柴胡汤和解少阳可广泛应用于杂病，此法分消三焦，亦为和法，用于杂病的广泛性，实不亚于小柴胡汤。笔者体会到：临床上不论何种杂病，只要见到苔白腻，脘痞，不思饮食，就可用该法，往往可以取得不可思议的疗效。由该法发展而成的三仁汤，可广泛用于病态窦房结综合征、心肌炎、风湿性心脏病、肝炎等病的湿热证。

苦泄法：叶天士《温热论》对于湿热阻滞中焦而形成的湿热痞证，主张用苦泄之法，选半夏泻心汤或小陷胸汤治疗。该法可广泛用于呕吐、腹泄、便秘、酒湿、胃痛、关格、结胸、胆胃不调、胆脾不调等病证的治疗。《临证指南医案》叶天士从苦泄法着眼，用泻心法达60多例，用小陷胸法达20多例。吴鞠通《温病条辨》有半夏泻心去参姜枣草加枳实杏仁方，半夏泻心汤去参姜草枣加枳实生姜汤，人参泻心汤，小陷胸加枳实汤等，这些方剂用于杂病均有良好的疗效。

开达膜原法：该法由吴又可创立，叶天士、薛生白、雷少逸在用治湿热方面均有发挥。笔者体会，许多疑难杂病均可出现以白厚腻如积粉为特征的舌苔，当见到这种特殊舌苔时，无论什么病，即用达原饮化裁，以草果、厚朴、槟榔辛香苦温燥湿，湿去积粉之苔消退，疗效自在其中。

薛生白《湿热病篇》专论湿热病的辨治，创立了一系列论治湿热的手法，如黄连三四分、苏叶二三分煎汤呷下法治疗湿热呕吐，该法用治神经性呕吐有卓效。以羚羊角、蔓荆子、钩藤、元参、生地、女贞子治疗湿热头痛不止、厥阴风火上升，该法用治血管神经性头痛有良好疗效。以仿吴又可三甲散法用醉地鳖虫、醋炒鳖甲、土炒穿山甲、生僵蚕、柴胡、桃仁泥治疗默默不语、神志昏迷，进辛香凉泄，芳香逐秽，俱不效之邪入厥阴，主客浑受证，该法对于脑血管病后遗证肢体僵直不用或思维语言迟钝症有很好的疗效。

温病治疗湿热的名方有三仁汤，甘露消毒丹，黄芩滑石汤，三石汤，上焦宣痹汤，中焦宣痹汤，一、二、三、四、五加减正气散，草果知母汤，厚朴草果汤，宣清导浊汤，枳实导滞汤等，这些方剂有治热偏重者，有治湿偏重者，有治湿热并重者，有治寒湿者，有的偏治上焦之湿，有的偏治中焦之湿，有的偏治下焦之湿，可用治内伤杂病湿邪郁阻的种种病证。临床用三仁汤治疗大动脉炎无脉症；用五加减正气散治疗慢性非特异性结肠炎和肠激惹综合征；用上焦宣痹汤治疗顽固性呃逆；用中焦宣痹汤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用甘露消毒丹、黄芩滑石汤治疗免疫性疾病低热，均收到理想的疗效。

3.2　疏风法与疏风类方

《温热论》指出：“……挟风则加入薄荷、牛蒡之属，挟湿加芦根、滑石之流。或透风于热外，或渗湿于热下，不与热相搏，势必孤矣”。这段经文大有奥义，不仅可以指导外感温病邪郁表证的治疗，而且在指导病毒性心肌炎、急性肾炎、风湿热、系统性红斑狼疮、荨麻疹等内外科杂病的辨治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些病在发病过程，可见热毒挟风、挟湿，郁结于表里之间，壅阻于上下，形成错综复杂的病机变化。对此，如能仿叶氏思路，既透风于热外，又渗湿于热下，使风、湿、热三者不相搏结，孤立而分解之，则往往可上焦得通，下焦得畅，风毒得汗而外达，浊湿得溺而下渗，表里调和而收显效。

　　吴鞠通根据叶天士的经验所制定的银翘散被列为辛凉解表的代表方，该方的特点是用荆芥穗、薄荷、牛蒡子、豆豉疏风透散，用银花、连翘甘寒清解，用竹叶、芦根导热下行。仍不失透风于热外，渗湿于热下之意。吴鞠通《温病条辨》另有银翘散去豆豉加生地丹皮大青叶倍元参方，银翘散去牛子元参加杏仁滑石方，银翘散加生地丹皮赤芍麦冬方等，这组方可用于多种皮肤病、过敏性鼻炎、多种眼科疾患。另外，同类方翘荷汤可治疗高血压头痛、血管神经性头痛及多种五官科疾患；杨栗山升降散是一张疏风泄热的效方，该方可广泛用风湿热痹、肢体疼痛等疾病。

3.3　清营凉血散血法和清营凉血类方

该法包括清营透热转气法和凉血散血法，是叶天士根据邪入营血分的病机而拟定的治法。

清营透热转气法具有清营凉血化瘀、解毒、透邪等重要作用，其代表方清营汤是治疗糖尿病及其多种并发症的重要治方。叶天士就有用清营汤治消渴的案例：王，久有烦劳，肌肉瘦减，善饮渴饮，脉偏于左搏，此症用苦寒莫制其烈，用甘补无济其虚，为营络虚热，治宜清营络而养阴，始以犀角、鲜生地、元参心、鲜白沙参、麦冬、柿霜为方，继以人参固本丸(人参、天冬、麦冬、生地、熟地)加沙参善后(《临证指南医案·三消》)。

清营凉血熄风法可治疗高血压病眩晕动风证，试举叶案两则如下：王，辛甘寒，眩晕已缓，此络脉中热，阳气变现，内风上冒，是根本虚在下，热化内风在上，上实下虚，先清标恙。羚羊角、玄参、鲜生地、连翘心、郁金、石菖蒲(《临证指南医案·眩晕》)。某，初起左边麻木，舌强，筋吊脑后痛，痰阻咽喉，此系肝风上引，必由情怀郁勃所致。羚羊角、连翘心、鲜生地、玄参、石菖蒲、郁金汁（《临证指南医案·郁》)。　

另外，清营法及清营汤对尿毒症、久用激素而不效的部分免疫性疾病也有不可忽视的疗效。

凉血散血法具有凉血解毒、化瘀养阴等作用，既可用于温病，更可用于杂病。众所周知，王清任《医林改错》血府逐瘀汤、膈下逐瘀汤诸方作为活血化瘀法的代表方，是治疗内、儿、妇、外多科杂病特别是疑难怪病的经世名方。叶天士凉血散血法以凉血解毒与散血通络并举为思路，是活血化瘀法中别具一格的特殊的治法，尤当予以重视。因为糖尿病、肾功能不全、尿毒症、冠心病、脑血管病等诸多杂病均可出现血热络瘀、热瘀互结的病机，凉血散血之法足可与理气活血等法媲美而有着不可低估的疗效。

3.4　滋阴法和滋阴类方

叶天士《温热论》创造性地提出了甘寒和咸寒两类滋阴法，对后世滋阴法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其甘寒益胃和甘寒之中加入咸寒等法，可广泛用于蒌缩性胃炎、糖尿病、心脑血管病等杂病。

吴鞠通根据叶天士经验制定的沙参麦冬汤、益胃汤、增液汤、玉竹麦门冬汤等方用治杂病肺胃阴亏证有很好的疗效。另外，薛生白《湿热病篇》载有一法，对于干呕不止，脉细数，舌光如镜，胃液受劫，胆火上冲证，用西瓜汁、金汁、鲜生地汁、甘蔗汁，磨服郁金、木香、香附、乌药等味治之，其组方思路比甘寒滋阴法更高一筹，将之用于治疗慢性胃病阴亏气滞证有很好的疗效。

以加减复脉辈为基础方的咸寒滋阴法，在杂病肝肾阴液亏竭证的治疗上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不赘述。

需要说明的是：叶天士常将咸寒滋阴法和酸甘法化阴法、熄风法等法并用，以治消渴、胸痹等难治病，试举两例医案如下：

苏，向来反胃，原可撑持，秋季骤加惊扰，厥阳陡升莫制，遂废食不便，消渴不已，心热，呕吐涎味，五味中善酸甘。肝阴胃汁，枯槁殆尽，难任燥药通关。胃属阳土，宜凉宜润，肝为刚脏，宜柔宜和，酸甘两济其阴。乌梅肉、人参、鲜生地、阿胶、麦冬汁、生白芍(《临证指南医案·噎膈反胃》)。

安，脉小数色苍，心痛引背，胁助皆胀，早上牙宣龈血，夜寐常有遗泄。此形质本属木火，加以性情动燥，风火内燃，营阴受劫。议用柔剂，熄其风，缓其急。细生地、阿胶、牡蛎、玄参、丹参、白芍、小麦、南枣(《种福堂公选续医案》)。

4　经方变通方是杂病论治的重要制方

目前，学术界公认《伤寒论》经方不仅可应用于外感热病，也可应用于内伤杂病。

温病学不少方剂是叶天士等温病学家根据伤寒方的组方原则结合温病临床而创造的，探讨这些方剂的临床应用不仅可以拓宽伤寒学的研究思路，而且可以开拓杂病辨治的思路。现举几方作一论述。

4.1　加减复脉汤

该方由仲景炙甘草汤化载而得，炙甘草汤虽气、血、阴、阳俱补，但生地量重至一斤，又配以阿胶二两，麦冬半斤，麻仁半斤，显然以滋阴养血为主。叶天士抓住本方的这一特点，每去姜、桂或再去人参，加白芍、鸡子黄、牡蛎等，变通阳复脉法为咸寒滋阴法，广泛用于温病真阴亏竭，以及杂病虚劳，失血，中风，痉厥，妇人胎前产后诸病症。

吴鞠通根据叶天士的经验于《温病条辨》指出：在仲景当日，治伤于寒之脉结代，自有取于参、桂、姜、枣，复脉中之阳；今治伤于温者之阳亢阴竭，不得再补其阳也。用古法而不拘用古方，医者之化载也。他用加减复脉汤治疗温病误用升散之“脉结代，甚则脉两至者”；用加减复脉汤去麻仁，加生龙骨、生牡蛎为救逆汤，主治津液被劫，心中震震，汗自出，中无所主之证；用加减复脉汤加生牡蛎、生鳖甲、龟板名三甲复脉汤，主治“脉细促，心中憺憺大动，甚则痛者”。

这些均是吴鞠通以复脉辈论治心病的经验，他在《温病条辨》精辟地指出：甚则心中痛者，阴维为病主心痛，此证热久伤阴，八脉丽于肝肾，肝肾虚而累及阴维故心痛，非寒气客于心胸之心痛，可用温通。故以镇肾气补任脉通阴维之龟板止心痛，合入肝搜邪之二甲，相济成功也。实为历验有得之见，其从肝肾奇经八脉入手辨治真心痛的理论，不仅发展创新了炙甘草汤，并且为冠心病的临床治疗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思路。

笔者以三甲复脉汤治疗多例冠心病心绞痛患者和心房纤颤患者，辨证依据有二：一为心中自觉动悸不宁；二为舌绛光红无苔或少苔。只要见到这两个指征，则经投三甲复脉，确能收到良好疗效。

当然，加减复脉汤，一甲、二甲、三甲复脉和大、小定风珠方并非仅仅治疗心病，这组方剂用治中风病肝肾阴亏、风阳上亢证和神经精神系统疾病类痉厥证，也有很好的临床疗效。

4.2　青蒿鳖甲汤

《温病条辨》吴鞠通根据叶天士的经验拟有两个青蒿鳖甲汤。中焦青蒿鳖甲汤主治“脉左弦，暮热早凉，汗解渴饮，少阳疟偏于热重者”。该方的来源吴鞠通注云：小柴胡汤清者清，补者补，升者升，降者降，平者平，故曰和也；青蒿鳖甲汤用小柴胡法而小变之，却不用小柴胡之药者，小柴胡原为伤寒立方，疟缘于暑湿，其受邪之源本自不同，故必变通其药味，以同在少阳一经，故不能离其法。青蒿鳖甲汤以青蒿领邪，青蒿较柴胡力软，且芳香逐秽，开络之功则较柴胡独胜。寒邪伤阳，柴胡汤中之人参、甘草、生姜皆护阳者也；暑热伤阴，故改用鳖甲护阴，鳖甲乃蠕动之物，且能入阴络搜邪。柴胡以胁痛，干呕为饮邪所致，故以姜、半通阳降阴而清饮邪；青蒿鳖甲汤以邪热伤阴，则用知母、花粉以清热邪而止渴。丹皮清少阳血分，桑叶清少阳络中气分，宗古法而变古方者，以邪之偏寒偏热不同也。该方一般方剂学书中很少介绍，但临床用于治疗免疫性疾病低热甚至癌症低热有良好的疗效。小柴胡汤治疗胆经胆腑郁热而胃阳胃气不足之证，本方治疗胆经胆腑郁热而胃肝阴液不足之证，且入血分，与小柴胡汤具有同样的广泛性。

下焦青蒿鳖甲汤主治“夜热早凉、热退无汗，热自阴来者”，与复脉汤、黄连阿胶汤共为下焦三法。该青蒿鳖甲汤有学者认为是从《伤寒论》麻黄附子细辛汤变通而得。彼用麻黄解太阳之表，用附子温少阴之真阳，另用细辛外助麻黄散寒发汗，内助附子温通肾阳；此用青蒿清透少阳之表，用鳖甲、生地滋少阴之真阴，另用丹皮、知母外助青蒿清透热邪，内助鳖甲、生地滋阴凉血。麻黄附子细辛汤可以广泛应用于杂病，且能救大疴沉寒之疾；下焦青蒿鳖甲汤有鳖甲补任脉、滋肝肾，合青蒿、丹、知则搜络透邪，在杂病治疗中与麻黄附子细辛汤具有同样的实用性。

4.3　加减木防已汤

木防已汤( 防已、石膏、桂枝、人参) 在《金匮要略》原治“膈间支饮，其人喘满，心下痞坚，面色黧黑，其脉沉紧，得之数十日，医吐下之不愈”。叶天士以此方为基础，化裁用治湿热痹证。吴鞠通遵叶天士之法拟加减木防已汤(防已、桂枝、石膏、杏仁、滑石、白通草、薏仁)治疗暑湿痹。赞赏此为“治痹之祖方”。

笔者在临床上发现，类风湿性关节炎多见于青年患者，早期病变以湿热为主，病机以湿热痹阻气分经筋为关键，投加减木防己汤，痛甚加片姜黄、海桐皮，关节不利加地龙、乌梢蛇等，可收到良好的疗效。

当然，由《伤寒论》经方变通而制定的温病方很多，其中不少不失为杂病的有效良方，此不一一枚举。

遵上所述，我们从四个方面论述了温病学理法辨治杂病的理论根据及其可行性。在中医学面临重大疾病和现代难治病防治挑战的今天，结合当今临床实际，深入探讨温病理法辨治杂病这一前景广阔的课题，将会大大开拓我们的视野，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 本文曾发表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7，20（6）：1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