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奎良 ||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革命哲学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革命哲学

张奎良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完成了划时代的哲学革命，作为其结果，又创立了崭新的革命哲学；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这一不朽勋业的辉煌结晶。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哲学新创，实践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深刻的哲学底蕴，只有实践唯物主义导致历史唯物主义并与之相结合，才构成马克思完整的哲学革命观，真正反映马克思哲学革命变革的实际历程。所以我们看到，在1844年以前，马克思虽然在许多论著中都阐发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唯物史观的重要思想，但由于缺少实践唯物主义作为其内在的哲学根基，因此，这些思想始终是零散的，一直停留在经济与政治关系的第二层次中，没能触及到社会物质生产领域。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提出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以后，马克思以实践为中心，找到了生命需要一物质生产一经济关系一政治关系一意识形态这一现实人构成的基本链条，并在《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不断充实完善，从而才形成了唯物史观这一“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37页）。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在提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以后还要经过几年的时间和几本书的锤炼才最终确立唯物史观的原因。

这个事实说明，实践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不仅具有世界观的意义，它更重要的思想成果是产生了唯物史观。马克思哲学革命及其革命哲学就是由实践唯物主义导致历史唯物主义完成的。所以不能抛开唯物史观孤立地阐发实践唯物主义，那是有始无终，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反之，也不能抛开实践唯物主义孤立地阐发唯物史观，那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二者的一致和结合，是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关键。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根源于他的革命使命。马克思是具有思想家和革命家两种禀赋的旷代天才，但是他“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575页）。马克思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做同一件事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18页），哲学批判和哲学革命是马克思参加和指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种方式。所以马克思刚一迈进哲学舞台，就确立了为“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善”（同上书第40卷7页）即“为建立一个新世界而积极工作”（同上书第1卷414页）的目标。但是为要建立新世界，首先就要“揭露旧世界”(同上），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同上书416页），“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同上）。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具有批判的革命的功能，特别是在宗教的实质被揭穿以后，批判社会现实，“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页）。因此，对马克思来说，哲学的批判使命和他自身肩负的革命使命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把革命的希望寄托于无产阶级，而“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同上书15页）。

但是以往的哲学根本胜任不了时代所赋予它的革命使命和革命功能。旧哲学的最大弊病在于它脱离现实，脱离实践，单纯追求理性上的逻辑严整，现实不论其如何都被纳入到体系的框架中。因此，旧哲学就其出发点来说，都是颠倒的，是体系对现实的强制。抽象性和思辨性使它不可能把哲学的原则和理想变为生活的现实。当时的德国哲学就是一个典型，其本身就包含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它蕴含着与现实的对立和对未来的理想；另一方面，“这一切都是在纯粹思想的领域中发生的”(同上书20页），德国人只是“在思想中、哲学中经历自己的未来的历史的”(同上书7页）。只有批判和变革社会现实，真正实现哲学理想，才体现了对旧哲学的抽象性和思辨性的否定；反之，只有否定其抽象性和思辨性，才可能把哲学变为现实。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不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就不能消灭哲学”，“不消灭哲学本身”，就不能“使哲学变成现实”（同上书7一8页）。

马克思对德国哲学的批判及其“实现哲学”和“消灭哲学”的思想，揭露了旧哲学的要害：轻视实践，缺乏实践功能，只注意“解释世界”，而不知怎样去“改变世界”。哲学要发挥其批判的革命的本性，必须摒弃抽象性和思辨性，面向生活，诉诸实践。这是对千百年来旧哲学传统的彻底否定，是哲学发展的方向性的转折，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就是从赋予哲学以实践功能开始的。

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内容是给哲学注入实践性，但是这场革命却是在唯物主义阵地上发生的。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面临的哲学使命不是一般地批判唯心主义，这已经由费尔巴哈完成了，虽然他对唯心主义的批判还不彻底，在“上半截”即社会历史观上还保留有唯心主义，但他毕竟在唯物和唯心这个根本问题上，区分了哲学营垒，结束了“黑格尔主义”的长期的“独占统治”，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同理，马克思当年面临的任务也不是一般地批判形而上学，阐发唯物辩证法，因为这已经由黑格尔在唯心主义形态下卓越地实现了。虽然他的辩证法是片面的、不彻底的，但他毕竟不自觉地猜到了事物的辩证运动，并以百科全书式的博学把它叙述出来。至于将辩证法和唯物论相结合，创立辩证的唯物论和唯物的辩证论，这虽然也是重要的哲学工程，但在前驱者们已经留下唯物论和辩证法现成遗产的情况下，二者的结合在内容上并不全是创新的问题，因而也是不难做到的。德国工人狄慈根通过自学，独立地发现了唯物辩证法这个“最好的劳动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39页）的事实，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马克思理论活动的事实表明，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结合，既不是纯粹逻辑上的理性发现，也不单纯是旧唯物主义在自然观上向辩证法靠拢。对马克思来说，这首先是一个实践问题，人应该在社会生活和历史实践中证明这种结合的正确性和真理性。马克思从人的实践活动和实践本性出发，发现了唯物史观，而唯物史观同时也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在马克思心目中，首先是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充分体现唯物论和辩证法的一致性，唯物史观就是历史的唯物主义和历史的辩证法有机结合的典范。只有对人类历史所持的唯物的、同时又是辩证的理解，才是对形成整体的唯物辩证观的最有力的推动。事实也表明，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唯物史观是中心点，马克思从未以追求唯物论和辩证法相结合为目的而付出超越唯物史观的特殊努力。唯物史观的诞生也就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结合的完成。所以，马克思当时的思想兴奋点不在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结合上，他更关注并能有所作为的是如何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唯物论，弘扬它的革命内涵，使唯物主义真正成为一种具有实践功能的革命学说。这就要改造传统的旧唯物主义，在充分体现和融汇辩证法与唯物论相结合的前提下，把唯物主义推向实践形态。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之所以在唯物主义的基地上发生，是因为唯物主义学说蕴含着丰富的革命内涵，具备转变为革命理论的内在基础。马克思说：“并不需要多大的聪明就可以看出，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智力平等，关于经验、习惯、教育的万能，关于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等等的唯物主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66页）许多有影响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都是从唯物主义学说中衍生出来的。“傅立叶是直接从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学说出发的。……比较有科学根据的法国共产主义者德萨米、盖伊等人，像欧文一样，也把唯物主义学说当做现实的人道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加以发展”（同上书167-168页）。

问题在于，旧唯物主义把自己蕴藏的革命思想和革命活力完全窒息了。它的超实践的存在方式，使其饱含的革命内容只“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0页），它们“只是希望达到对现存事实的正确理解”（同上书47页），从来也没有想到要把自己的革命原则付诸实践，“推翻这种现存的东西”(同上）。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将唯物主义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实践活动的层次，这是唯物主义哲学内蕴的革命思想的大解放。从此，通过实践的中介，唯物主义与革命和共产主义联系起来，并相应产生了划时代的革命哲学。马克思说实践的唯物主义者也就是共产主义者，并认为其全部使命就是使现存的世界革命化，其道理正在于此。

就世界观的分属来说，马克思是唯物主义者，他曾多次表白自己的唯物主义立场，声言：“当我们真正观察和思考的时候，我们永远也不能脱离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213页），列宁也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就是唯物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442页）。但是马克思所坚持的唯物主义不是传统的旧唯物主义，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一种“新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8页），或称“实践的唯物主义”（同上书48页）和“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同上书50页）。这种崭新形态的唯物主义决不是马克思随口说出来的新哲学的另一种称谓，而是近代以来唯物主义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在马克思看来，唯物主义在近代历史发展中经历了三种形态：

首先是纯粹的唯物主义，这是经过中世纪长期冬眠以后近代早期的唯物主义。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说：“唯物主义在它的第一个创始人培根那里，还在朴素的形式下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但是，“唯物主义在以后的发展中变得片面了。……感性失去了它的鲜明的色彩而变成了几何学家的抽象的感性。物理运动成为机械运动或数学运动的牺牲品，几何学被宣布为主要的科学。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63一164页）这就是马克思自我说明的纯粹唯物主义的含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与之对比，提出了纯粹唯物主义概念，他说：“诚然，费尔巴哈比'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有巨大的优越性：他也承认人是'感性的对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0页）看来，马克思以人为尺度，称把人淹没在物中的早期唯物主义为纯粹的唯物主义。

其次是直观的唯物主义，即马克思称之为“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同上书18页），费尔巴哈就是直观唯物主义的代表。这种唯物主义高扬人的地位，认为哲学必须以人为本，比起“敌视人”的纯粹唯物主义来，是长足的进步，也是哲学发展的合乎规律的进程。但是这种唯物主义对人的理解是表面的、肤浅的，它只看到人的感性存在，不了解人的感性活动，因此，它也就不能从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形成的社会关系中来认识人。如马克恩所说：“费尔巴哈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同上书50页）。与费尔巴哈的主观愿望相反，抛开实践及社会关系来观察人，不但不能提高人，反而会贬斥人的主体地位，把人看成如同物一样的纯粹的“感性对象”。不但如此，由于直观唯物主义轻视实践，否认实践活动的巨大意义，它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历史演进的实质和规律。“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同上），“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同上）。直观唯物主义的这些缺陷表明，尽管它与先前的唯物主义相比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整个说来，由于它忽视实践，所以仍属旧唯物主义范畴。

要向前推进唯物主义就必须在直观唯物主义已经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跨越它的历史局限性，把实践引入唯物主义中来。唯物主义的第三个形态，即实践的唯物主义，就是扬弃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而产生出来的。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直接发端于对费尔巴哈人本学的批判。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是马克思主义以前旧唯物主义的最高成就，同时它也集中地体现了旧唯物主义的缺点。费尔巴哈“紧紧抓住自然界和人”，既坚持了旧唯物主义自然本体论的历史传统，同时又从自然界上升到人，努力实现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统一，在马克思主义以前，为哲学的人学化做了最后的冲击。但是十分可惜，由于费尔巴哈不了解人与自然的统一的基础是实践，没有把感性“看作实践的、人类感性的活动”（同上书17页），所以，“在他那里，自然界和人都只是空话。无论关于现实的自然界或关于现实的人，他都不能对我们说出任何确定的东西”（同上书第4卷236页）。列宁批评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是“狭隘的”，指出：“无论是人本主义原理，无论是自然主义，都只是关于唯物主义的不确切的肤浅的表述。”（《列宁全集》第38卷78页）费尔巴哈人本学要求哲学必须把人看作自然界的一部分，这当然是对的，但是，他从自然中推出人以后就停在唯物史观的门口，不再继续前进了。马克思说：“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的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费尔巴哈谈到的是'人自身’，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48页）承认人又不理解人，“承认现存的东西同时又不了解现存的东西”——马克思认为这正是“费尔巴哈和我们的敌人的共同之点”（同上书47页）。恩格斯说：“但是费尔巴哈所没有走的一步，终究是有人要走的。……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同上书第4卷237页）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就已经揭露了布·鲍威尔一伙败坏黑格尔“现象学”的实质，首次提出了“现实人”的概念，指出，他们的唯心主义思辨伎俩就是“把现实的人变成了抽象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246页）。但是，马克思对费尔巴哈人本学及直观唯物主义的批判和对新哲学世界观的阐发，还是集中体现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两篇论著标志着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完成。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虽很简短，但意义重大，恩格斯称之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是非常宝贵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08-209页）。如果说这个提纲仅仅是“一份供进一步研究用的匆匆写成的笔记”（同上），那么半年以后马克思恩格斯为了“共同钻研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见解之间的对立”(同上书207页）而写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就应该说是表明他们新世界观的成熟文件了。马克思说这本书“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同上），这也意味着他们的哲学建构历程已经终结，新的哲学“见解”即新世界观已经形成，因此才有可能取得新的立足点和提供新的思想武器来对从前的哲学信仰进行清算。贯穿在这两个文件中的新思想或新世界观就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所说的“新唯物主义”或《德意志意识形态》所说的“实践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

新唯物主义是相对于旧唯物主义而言的，只有在和旧唯物主义的比较中才能看出新唯物主义的内容和实质。马克思与恩格斯论述的角度不同，他认为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不是恩格斯后来在《费尔巴哈论》中所说的机械性、形而上学性和非历史性，而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同上书第1卷16页）。于是如何看待实践在哲学世界观中的意义和地位就成了新旧唯物主义的分界线。旧唯物主义抛开实践，对事物只从客体的或直观方面去理解，而新唯物主义则突出实践，对事物则从人的实践活动和实践主体方面去理解。对旧唯物主义特别是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轻视实践的批判和对新唯物主义强调实践的肯定贯穿整个提纲，涵盖了认识、教育、宗教、人的本质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为了突出费尔巴哈所不理解的“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直接把这种新唯物主义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同上书48页）从此马克思不仅有了成熟的实践唯物主义思想，而且找到了总括这种思想的科学概念。实践唯物主义概念的提出，表明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改造的完成和新的哲学世界观的诞生。

实践唯物主义之所以具有世界观意义，是因为它确立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全新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以人的主体地位为前提，以人的实践活动为中心，把事物、现实和感性当作人的实践对象、实践过程和实践结果来理解。实践唯物主义作为唯物主义哲学的最高形态，遵循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承认“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同上书50页），但是马克思紧接着又指出：“这种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在其中生活的那个自然界，也不是那个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说来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同上）现实世界都是经过人的实践的敲打锤击，早已失去原来自在的面貌，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和结果。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说:“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同上书48页）由此马克思得出结论：“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同上书49页），现实世界就是与人的实践活动相关联而存在的。

十分明显，对外部事物和自然界所持的这种特殊的观察视角，是以往任何哲学，包括唯物主义哲学所没有的，这是实践唯物主义所独具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对事物、现实、客体和主体本身所作的特殊思考。旧唯物主义强调世界是物质的存在和产物当然是对的，但它把人及其实践活动完全淹没在客观制约性的海洋中，只劝喻人们服从自然，忽视主体的能动性。唯心主义强调世界是精神的存在和产物，人的思维和意识具有万能性。“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活动本身的”（同上书16页）。与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不同，实践唯物主义不以抽象的无限世界为对象，而是把世界现实化，界定在人的活动所及的范围内。在这个前提下，既坚持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又以人的存在和需求为基点，通过实践，使主观见之于客观，把人和自然、主体和客体统一起来。实践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以其革命的能动性超越于传统的旧唯物主义之上，又以其客观求实的精神使唯心主义相形见绌，是对以往哲学成果的积极扬弃和对人的主体精神的正确弘扬。马克思基于实践而对世界的特殊理解表明，实践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崭新的世界观，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集中体现。任何革命都是否定和肯定、批判和创造、破和立的统一，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也是如此。它以批判旧唯物主义特别是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为起点，以确立实践唯物主义为中心，以导致唯物史观的最后确立为终结。这是一个一而三、三而一的同一过程，在逻辑把握中我们可以分出因果和先后，而在历史的时空中，不过是同一过程从不同侧面加以理解而已。

唯物史观是怎样产生的？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际过程表明，唯物史观的真正源头是实践唯物主义，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一再反复说明的。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对唯物史观作了经典式的表述。开头第一句话就是：“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82页）可是人们为什么要发生这种关系呢?恩格斯后来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中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同上书第3卷574页）。在生产实践中，人们必然结成一定的关系。对唯物史观的这种阐发方式，即以生活和生产为叙述起点，这正是发端于《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本书在说明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时曾说：“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上书第1卷32页）这样，生产即人类最根本的实践活动一下子便被提了出来，成为唯物史观的基石。因为要生活就必须生产，所以实践是人的生存所必需，自然是实践改造的人化自然，历史是人的实践史，认识是实践的结晶，归根到底，“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是人的自我确定，体现了人的最根本的特性。

唯物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如何看待人是唯物史观与费尔巴哈唯心史观的主要分野。费尔巴哈不理解实践，“他把人只看做是'感性的对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动’”（同上书50页），因此，他也就不了解人在实践中所形成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他所理解的人不是进行实践活动的现实人，而仅仅是在感情范围内“单独的、肉体的人”（同上），“除了爱与友情，……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同上）所以，他“至多只能做到对'市民社会’的单个人的直观”(同上书18页），“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同上）这种离开人的实践前提而对人的抽象直观，导致费尔巴哈无视人的现实关系和历史发展，以至居然要把感情和性爱提到宗教的高度，这正如恩格斯所说：“一接触到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和伦理学，他的真正的唯心主义就显露出来了。”（同上书第4卷229页）

马克思的思维进程则与费尔巴哈完全相反。在他看来，既然实践是人的类的特性，那么在实践中结成的一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人，就是现实的人、具体的人、历史的人。因此，“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同上书第1卷18页）。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马克思才确认人在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生产力对实践活动所形成的生产关系的制约作用，以及经济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制约关系，由此才导出唯物史观的一系列基本原理。所以无论从逻辑和历史来说，唯物史观都是实践唯物主义产生的结果。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特别是唯物史观的诞生造就了划时代的革命哲学。所谓革命哲学首先是指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本身就是一种革命的学说。它把传统唯物主义蕴含的革命内容从“理论上”解放出来，付诸社会实践，因而实践唯物主义者也就是共产主义者，对他们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世界革命化。所以马克思说，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同上书19页）。费尔巴哈就不了解这一点，他“只是希望达到对现存事实的正确理解”，并且“他在力图理解这一事实的时候，达到了理论家一般可能达到的地步”，然而，“任务却在于推翻这种现存的东西”（同上书47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说：“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同上书第2卷218页）

其次，所谓革命哲学是指唯物史观的产生提供了具体理解人类历史演变实质的革命学说，为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准备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唯物史观作为实践唯物主义的产物，其本身就履行实践唯物主义的使命，是为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而服务的。不过它与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不同，它不提供社会主义实践的具体方略，而是从革命和社会主义必然性的角度提供历史和逻辑的证明，这是哲学作为一般的世界观理论所能为革命和社会主义提供的最强有力的论证。费尔巴哈就不理解，只有实践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才是通向革命和共产主义的桥梁，他主观上曾借助“社会的人”这一对他来说是抽象的规定，“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同上书第1卷47页）。但是，如马克思所指出：“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共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活动”(同上书50页），从来“没有批判现在的生活关系”（同上），不了解革命的意义。所以“当他看到的是大批患瘰疬病的、积劳成疾的和患肺痨的贫民而不是健康人的时候，便不得不诉诸'最高的直观’和理想的'类的平等化’，这就是说，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制度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他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同上）。

费尔巴哈的教训表明了一个真理，哲学要实现革命化，真正成为革命哲学，必须立足于实践的基础上，将唯物主义贯彻到底。只有基于实践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是无产阶级“改变世界”的锐利的思想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