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经》开讲：星空是大地自我认知的一面镜子
2010-04-26 23:30:00
来自: 子不语风花雪月 (“不慎将自己点燃”)
山海经 穆天子传
【未定稿】
一
我曾在《失落的天书》试图证明，《山海经》中的《海经》部分源自对一幅古老的天文图画的叙述和解释，因此，《海经》其书，与其说是地理书，还不如说是天文书，而《山海经》中的另一部分，即《山经》，则是一本地地道道的以记载山川地理博物为主的地理志。我的那本书主要以揭露《海经》的天文学底蕴为主，于《山经》则只是点到为止，未多费笔墨。
说《山经》是地理书，并不意味着它就与天文学没有关系，其实，在古代知识版图中，天文与地理从来就不分家，也无法分家，离开了天文学，地理学就寸步难行，这是因为，广袤大地只有在明亮苍穹的背景下才得以呈现，暴露其广袤浩瀚的面相和错综深邃的肌理，要度量和认识大地山川，要描摹山脉和河川的原委与脉络，离不开天空提供的方向和尺度，《易•系辞上》云：“仰以观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此之谓也。那么，《山经》这部最古老的山川地理志中，是否也隐藏着星空的密码呢？在它的背后，是否也隐含着一部秘而不宣的“天书”呢？
实际上，你翻开《山经》第一页，读到《山经》的第一座山，就会与星空不期而遇。
《山经》的第一篇是《南次一经》，《南次一经》的第一座山为招摇之山：
南山经之首曰鹊山。其首曰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之上。
按：“招摇”是中国古代天文学中一颗非常著名的天官名。
《礼记•曲礼上》：“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急缮其怒。”郑注：“招摇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
《史记•天官书》：“杓端有两星：一内为矛，招摇。”《集解》：孟康曰：近北斗者招摇，招摇为天矛。晋灼曰：更河三星，天矛﹑锋﹑招摇，一星耳。《索隐》案：诗记历枢云：更河中招摇为胡兵。宋均云：招摇星在更河内。
《汉书•扬雄传》：“汉十世之阳朔兮，招摇纪于周正。”应劭曰：招摇，斗杓星也，主天时。周正，十一月也。
古代天文学中，名“招摇”者有两星，或为斗杓末端之星，或为斗杓前一星，两星相距不远，名之为招摇，要皆因其随北斗斗杓（勺子柄）而运转。古人以北斗所指方位记时节，而方位则由周天二十八宿确定，因为北斗距离二十八宿较远，其位置关系不易明确，因此古人又在北斗和二十八宿之间找到几颗引人注目、易于识别的星，将北斗与二十八宿系联起来，招摇以及明亮的大角就在斗杓延长线上近，而连接斗杓和招摇、大角的曲线继续延伸正指向东方苍龙七宿的角宿（这条线今人名之为“春季大曲线”，依然是天文爱好者仰观形象的一个重要参照坐标。）角宿在古代天文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角宿是东方苍龙的第一宿，古时候，角星出地，龙见于野，标志着春天的开始，招摇之星正因其关联了北斗和角宿而获得了重要的地位，成为夜空中一颗众所瞩目的星斗，而招摇之名，或正意味其为随斗而摇且众所观瞻之义。
既然招摇引人注目，是人们判断时间和方位的重要标志物，又因为对于古人来说，天文地理不分家，俯察地理离不开仰观天文，地理目标的方位的确定有赖于以亘古不变且垂象昭明的星空作为参照，因此，招摇被《山经》作者用来作为罗列群山的参照物，以招摇星照耀下之山为《山经》之首山，并以招摇之名命名此山，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南次一经》与天文学的关联还不仅此而已。众所周知，相对于大地上的群山而言，天上的群星是周流不息的，其位置变动不居，山和星的位置没有固定的对应关系，因此，用星宿的位置标示一座山的位置，只能是一年中某个特殊时节中的星宿的位置，那么，《南山经》首山招摇之山上面的这颗招摇之星是什么季节的形象呢？
《南次一经》最后的一座山“箕尾之山”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线索。
……箕尾之山，其尾踆于东海，多沙石。
箕和尾也是星宿名，分别指东方苍龙星宿的最后两个星宿，这座箕尾之山之得名，显然是因为它上空的箕、尾两星。
也就是说，在《南次一经》的叙述者想象的视野中，当招摇-大角-角宿在《南次一经》最西面一山的上空时，箕宿和尾宿正在《南次一经》最东边的一座山的上空。《南次一经》由西向东绵延，逶迤于南方，则此时从招摇-大角-角宿（苍龙之首）到箕、尾二宿（苍龙之尾）必定也按照相同的走向而横亘于南方的夜空，在战国秦汉时期（《山经》成书的大致年代），这只能是夏季的星象。
大地之上，从招摇之山到箕尾之山，绵延的群山逶迤起伏于南方，天穹之上，从角宿到箕尾，明亮的苍龙七宿蜿蜒腾跃于南方的夜空，——《南次一经》为我们展现就是这样一幅天文与地理、群山与星象上下呼应、声气相通的壮阔图景，而无论地上的山脉，还是天上的苍龙，在古人心目中，都是灵性潜运的龙脉。
二
现代人都知道，大地上的山脉是地质板块相互碰撞挤压的结果，山脉是大地上隆起的皱褶，巍峨的高山，超拔于广袤大地之上，不仅为鸟兽龙蛇、草木金石之渊薮，同时也是环山所居的人民所共同瞻仰的最醒目的地理标志，成为汇聚、引领一个地区地理景观的一个视觉中心和空间中心，所以，高山常被视为一个地方的“地望”，所谓地望，本义即远近所瞩望之物。
如果说，独立的高山为大地标明了中心，那么，连绵的群山则为大地勾画了轮廓。
山脉是自然的边界，连绵群山是天然的屏障，隔开了山岗两边的气候和风土，一山分两界，山脉两边的自然环境往往迥异其趣，从而将大地分割为大相径庭的自然区域；山又是文化的边界，山峦叠嶂，鸟可渡而人难越，一山分两国，居住于山两边的居民老死不相往来，因此成为语言不通、风俗各异、种姓不同的两个民族或国家。
水为地之脉，山为地之骨，水主沟通，而山主隔离，所以，自古以来，山、川就是地理学关注和描述的主要对象，中国人往往直接就将“地理”简缩为“山川”。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部自然地理著作固然是记录河川源流的《水经注》，但第一部自然地理著作却是那部隐藏着众多莫可究诘的怪物的《山经》。（第一部王朝政治地理著作《禹貢》则先述九州分布和交通地理，继以导山和导水两部分，可见，在《禹贡》地理观中，河流和山脉的重要性，正是山脉与河川，勾画和奠定了天下地理的基本形势和构架。九州一章，呈现的是一幅由诸河流所沟通的九州一统图，九州貢赋从四面八方不同的河流进入黄河，最后汇聚于作为王者所都、天下之中的河洛之地。由此可见，在《禹贡》的天下观中，正是纵横交汇的河流，才将九州大地贯通为一个天下一统的华夏世界。）——正因为它是《山经》，记载的是隔绝人员交通以及知识交流的群山，因此这部书才成了一部魑魅魍魉横行的怪物志，因为所谓妖怪，只能栖身于崇山峻岭这样的天然屏障之中，怪物无非是无知的产物，所谓怪物，就是隐约知道有其物却无法明确知道其为何物之物。
《山经》体现了中国古代的地理学家或博物学家第一次对大地的皱褶——群山——进行全面组织的努力，这本书以南、西、北、东、中四方为序，按不同的走向，总共叙述了二十六列山系数百座山峰的水土物产状况，每列山系中山峰的数目，从数座山到数十座山不等，其空间跨度也从数百里到数千里不等，其走向则东、西、南、北四方和四维皆有，体现了这些最早的地理学家试图按照地理自然脉络组织和列举群山的尝试。
《山经》将这些走向不同、幅度不宜、数量不等的山系称为“次”，但是，我们千万不可以将《山经》中的“山次”误认为就是现代地理学意义上的山脉，因为那个时候还根本没有认识山脉这种巨大的地质构造和地貌特征的可能性，第一，人这种动物相对于高山峻岭、连绵群山而言，何其渺小，他的有限的视野无法像上帝那样背负青天鸟瞰整个大地河山，因此也就无从了解连绵群山的来龙去脉；第二，即使他有上帝的全知视野，他也没有现代的测绘工具和制图工具将大地山川的位置和走向准确地或大略地予以测定并呈现出来。因此，对地质构造意义上的山脉的认识只有在现代测绘技术和现代地质学、地理学诞生之后方有可能，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见我国现代地学开创者翁文灏的《中国山脉考》。
那么，在没有现代测绘技术之前，在现代地学诞生之前，古人又是依靠什么、以什么为参照系，去对国土规模的大地山川进行量度、分划和组织呢？其唯一的依据就是星空，夜空浩瀚，笼罗大地，囊括万物，是造物者设置的天然的尺度，而夜空中森然罗布的群星，则是这个尺度上明亮的和恒定的刻度。天空是大地和万物亘古不变的背景和尺度，日居月诸，斗转星移，不仅为大地万物的生老病死、盛衰兴亡规定了时序流转的节律和时间尺度，也为大地万物的措置列布规定了方向坐标和广袤尺度。于是，天空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古代地理学家们度量、组织和划分大地山川的最终依据，按照星空确定九州列国、天下郡县的方位和分布，是为中国王朝行政地理学的“分野学说”；按照星空确定大地山川的来龙去脉，就有了中国传统的“山脉”学说。张衡《灵宪经》云：“众星列布，体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错峙，各有所属。”反映的就是这种以大地上的山和苍穹上的星相对应的宇宙观。
这种学说的雏形见于这本最古老的地理书《山经》，《南次一经》作为这部山川地理志的第一篇，依循夏季苍龙七宿的走向布列山川，或者正是为了替整步《山经》开宗明义，树立一个明法可依的基点坐标。唐代占星家李淳风的《乙巳占》中提到一本散失了的《二十八山经》，把九州名山分别与天上的二十八宿对应起来，应当也是这一传统的产物，而这一传统的最后定型则是唐代高僧和伟大的占星家一行的“两戒山河说”（见《新唐书•天文志》），这种学说按照天上银河的走向和南河、北河（皆为天文术语）之分，将中国域内的山从昆仑山开始分为南北两条自西向东走向的山脉，北戒将中国与北方胡人隔离开来，南戒将中国与南方蛮人隔绝开来，在这南北两条天然屏障之间，黄河长江灌注其中，灌溉丰沃的九州大地，华夏子民休养生息，各安性命。两戒山河图，这一高度抽象的版图，尽管在地理上有其依稀影响的依据，其主要线索则是来自于高渺浩茫的星空，然而正是这个自天而降、渺茫难稽的图式，却成为中古之后中国地理学家和王朝统治者经纬河山、疆理天下的重要模式，在唐代之后的许多古地图上，都清清楚楚地、煞有介事地表明了一行发明的这两条从遥远的西域逶迤东来、贯穿整个中华版图的“山脉”。
《易传》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大地本无形，藉星空以成形，山川本无理，藉星空而有理，大地山川借助天空才看清自己的面相、肌理、骨格和面相，星空是大地赖以自我观照和认知的一面镜子。
山海经 穆天子传
一
我曾在《失落的天书》试图证明，《山海经》中的《海经》部分源自对一幅古老的天文图画的叙述和解释，因此，《海经》其书，与其说是地理书，还不如说是天文书，而《山海经》中的另一部分，即《山经》，则是一本地地道道的以记载山川地理博物为主的地理志。我的那本书主要以揭露《海经》的天文学底蕴为主，于《山经》则只是点到为止，未多费笔墨。
说《山经》是地理书，并不意味着它就与天文学没有关系，其实，在古代知识版图中，天文与地理从来就不分家，也无法分家，离开了天文学，地理学就寸步难行，这是因为，广袤大地只有在明亮苍穹的背景下才得以呈现，暴露其广袤浩瀚的面相和错综深邃的肌理，要度量和认识大地山川，要描摹山脉和河川的原委与脉络，离不开天空提供的方向和尺度，《易•系辞上》云：“仰以观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此之谓也。那么，《山经》这部最古老的山川地理志中，是否也隐藏着星空的密码呢？在它的背后，是否也隐含着一部秘而不宣的“天书”呢？
实际上，你翻开《山经》第一页，读到《山经》的第一座山，就会与星空不期而遇。
《山经》的第一篇是《南次一经》，《南次一经》的第一座山为招摇之山：
南山经之首曰鹊山。其首曰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之上。
按：“招摇”是中国古代天文学中一颗非常著名的天官名。
《礼记•曲礼上》：“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急缮其怒。”郑注：“招摇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
《史记•天官书》：“杓端有两星：一内为矛，招摇。”《集解》：孟康曰：近北斗者招摇，招摇为天矛。晋灼曰：更河三星，天矛﹑锋﹑招摇，一星耳。《索隐》案：诗记历枢云：更河中招摇为胡兵。宋均云：招摇星在更河内。
《汉书•扬雄传》：“汉十世之阳朔兮，招摇纪于周正。”应劭曰：招摇，斗杓星也，主天时。周正，十一月也。
古代天文学中，名“招摇”者有两星，或为斗杓末端之星，或为斗杓前一星，两星相距不远，名之为招摇，要皆因其随北斗斗杓（勺子柄）而运转。古人以北斗所指方位记时节，而方位则由周天二十八宿确定，因为北斗距离二十八宿较远，其位置关系不易明确，因此古人又在北斗和二十八宿之间找到几颗引人注目、易于识别的星，将北斗与二十八宿系联起来，招摇以及明亮的大角就在斗杓延长线上近，而连接斗杓和招摇、大角的曲线继续延伸正指向东方苍龙七宿的角宿（这条线今人名之为“春季大曲线”，依然是天文爱好者仰观形象的一个重要参照坐标。）角宿在古代天文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角宿是东方苍龙的第一宿，古时候，角星出地，龙见于野，标志着春天的开始，招摇之星正因其关联了北斗和角宿而获得了重要的地位，成为夜空中一颗众所瞩目的星斗，而招摇之名，或正意味其为随斗而摇且众所观瞻之义。
既然招摇引人注目，是人们判断时间和方位的重要标志物，又因为对于古人来说，天文地理不分家，俯察地理离不开仰观天文，地理目标的方位的确定有赖于以亘古不变且垂象昭明的星空作为参照，因此，招摇被《山经》作者用来作为罗列群山的参照物，以招摇星照耀下之山为《山经》之首山，并以招摇之名命名此山，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南次一经》与天文学的关联还不仅此而已。众所周知，相对于大地上的群山而言，天上的群星是周流不息的，其位置变动不居，山和星的位置没有固定的对应关系，因此，用星宿的位置标示一座山的位置，只能是一年中某个特殊时节中的星宿的位置，那么，《南山经》首山招摇之山上面的这颗招摇之星是什么季节的形象呢？
《南次一经》最后的一座山“箕尾之山”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线索。
……箕尾之山，其尾踆于东海，多沙石。
箕和尾也是星宿名，分别指东方苍龙星宿的最后两个星宿，这座箕尾之山之得名，显然是因为它上空的箕、尾两星。
也就是说，在《南次一经》的叙述者想象的视野中，当招摇-大角-角宿在《南次一经》最西面一山的上空时，箕宿和尾宿正在《南次一经》最东边的一座山的上空。《南次一经》由西向东绵延，逶迤于南方，则此时从招摇-大角-角宿（苍龙之首）到箕、尾二宿（苍龙之尾）必定也按照相同的走向而横亘于南方的夜空，在战国秦汉时期（《山经》成书的大致年代），这只能是夏季的星象。
大地之上，从招摇之山到箕尾之山，绵延的群山逶迤起伏于南方，天穹之上，从角宿到箕尾，明亮的苍龙七宿蜿蜒腾跃于南方的夜空，——《南次一经》为我们展现就是这样一幅天文与地理、群山与星象上下呼应、声气相通的壮阔图景，而无论地上的山脉，还是天上的苍龙，在古人心目中，都是灵性潜运的龙脉。
二
现代人都知道，大地上的山脉是地质板块相互碰撞挤压的结果，山脉是大地上隆起的皱褶，巍峨的高山，超拔于广袤大地之上，不仅为鸟兽龙蛇、草木金石之渊薮，同时也是环山所居的人民所共同瞻仰的最醒目的地理标志，成为汇聚、引领一个地区地理景观的一个视觉中心和空间中心，所以，高山常被视为一个地方的“地望”，所谓地望，本义即远近所瞩望之物。
如果说，独立的高山为大地标明了中心，那么，连绵的群山则为大地勾画了轮廓。
山脉是自然的边界，连绵群山是天然的屏障，隔开了山岗两边的气候和风土，一山分两界，山脉两边的自然环境往往迥异其趣，从而将大地分割为大相径庭的自然区域；山又是文化的边界，山峦叠嶂，鸟可渡而人难越，一山分两国，居住于山两边的居民老死不相往来，因此成为语言不通、风俗各异、种姓不同的两个民族或国家。
水为地之脉，山为地之骨，水主沟通，而山主隔离，所以，自古以来，山、川就是地理学关注和描述的主要对象，中国人往往直接就将“地理”简缩为“山川”。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部自然地理著作固然是记录河川源流的《水经注》，但第一部自然地理著作却是那部隐藏着众多莫可究诘的怪物的《山经》。（第一部王朝政治地理著作《禹貢》则先述九州分布和交通地理，继以导山和导水两部分，可见，在《禹贡》地理观中，河流和山脉的重要性，正是山脉与河川，勾画和奠定了天下地理的基本形势和构架。九州一章，呈现的是一幅由诸河流所沟通的九州一统图，九州貢赋从四面八方不同的河流进入黄河，最后汇聚于作为王者所都、天下之中的河洛之地。由此可见，在《禹贡》的天下观中，正是纵横交汇的河流，才将九州大地贯通为一个天下一统的华夏世界。）——正因为它是《山经》，记载的是隔绝人员交通以及知识交流的群山，因此这部书才成了一部魑魅魍魉横行的怪物志，因为所谓妖怪，只能栖身于崇山峻岭这样的天然屏障之中，怪物无非是无知的产物，所谓怪物，就是隐约知道有其物却无法明确知道其为何物之物。
《山经》体现了中国古代的地理学家或博物学家第一次对大地的皱褶——群山——进行全面组织的努力，这本书以南、西、北、东、中四方为序，按不同的走向，总共叙述了二十六列山系数百座山峰的水土物产状况，每列山系中山峰的数目，从数座山到数十座山不等，其空间跨度也从数百里到数千里不等，其走向则东、西、南、北四方和四维皆有，体现了这些最早的地理学家试图按照地理自然脉络组织和列举群山的尝试。
《山经》将这些走向不同、幅度不宜、数量不等的山系称为“次”，但是，我们千万不可以将《山经》中的“山次”误认为就是现代地理学意义上的山脉，因为那个时候还根本没有认识山脉这种巨大的地质构造和地貌特征的可能性，第一，人这种动物相对于高山峻岭、连绵群山而言，何其渺小，他的有限的视野无法像上帝那样背负青天鸟瞰整个大地河山，因此也就无从了解连绵群山的来龙去脉；第二，即使他有上帝的全知视野，他也没有现代的测绘工具和制图工具将大地山川的位置和走向准确地或大略地予以测定并呈现出来。因此，对地质构造意义上的山脉的认识只有在现代测绘技术和现代地质学、地理学诞生之后方有可能，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见我国现代地学开创者翁文灏的《中国山脉考》。
那么，在没有现代测绘技术之前，在现代地学诞生之前，古人又是依靠什么、以什么为参照系，去对国土规模的大地山川进行量度、分划和组织呢？其唯一的依据就是星空，夜空浩瀚，笼罗大地，囊括万物，是造物者设置的天然的尺度，而夜空中森然罗布的群星，则是这个尺度上明亮的和恒定的刻度。天空是大地和万物亘古不变的背景和尺度，日居月诸，斗转星移，不仅为大地万物的生老病死、盛衰兴亡规定了时序流转的节律和时间尺度，也为大地万物的措置列布规定了方向坐标和广袤尺度。于是，天空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古代地理学家们度量、组织和划分大地山川的最终依据，按照星空确定九州列国、天下郡县的方位和分布，是为中国王朝行政地理学的“分野学说”；按照星空确定大地山川的来龙去脉，就有了中国传统的“山脉”学说。张衡《灵宪经》云：“众星列布，体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错峙，各有所属。”反映的就是这种以大地上的山和苍穹上的星相对应的宇宙观。
这种学说的雏形见于这本最古老的地理书《山经》，《南次一经》作为这部山川地理志的第一篇，依循夏季苍龙七宿的走向布列山川，或者正是为了替整步《山经》开宗明义，树立一个明法可依的基点坐标。唐代占星家李淳风的《乙巳占》中提到一本散失了的《二十八山经》，把九州名山分别与天上的二十八宿对应起来，应当也是这一传统的产物，而这一传统的最后定型则是唐代高僧和伟大的占星家一行的“两戒山河说”（见《新唐书•天文志》），这种学说按照天上银河的走向和南河、北河（皆为天文术语）之分，将中国域内的山从昆仑山开始分为南北两条自西向东走向的山脉，北戒将中国与北方胡人隔离开来，南戒将中国与南方蛮人隔绝开来，在这南北两条天然屏障之间，黄河长江灌注其中，灌溉丰沃的九州大地，华夏子民休养生息，各安性命。两戒山河图，这一高度抽象的版图，尽管在地理上有其依稀影响的依据，其主要线索则是来自于高渺浩茫的星空，然而正是这个自天而降、渺茫难稽的图式，却成为中古之后中国地理学家和王朝统治者经纬河山、疆理天下的重要模式，在唐代之后的许多古地图上，都清清楚楚地、煞有介事地表明了一行发明的这两条从遥远的西域逶迤东来、贯穿整个中华版图的“山脉”。
《易传》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大地本无形，藉星空以成形，山川本无理，藉星空而有理，大地山川借助天空才看清自己的面相、肌理、骨格和面相，星空是大地赖以自我观照和认知的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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