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派武侠小说的三大宗师——金庸、古龙、梁羽生,他们的作品常以明朝作为时代背景。金庸的《碧血剑》以晚明为背景,《倚天屠龙记》则涉及到明朝的一班开国元勋,《笑傲江湖》虽然没有具体的朝代背景,文学**者一般认为是明朝。古龙的绝大部分小说没有指明朝代,读者倾向认定这些作品的背景是明朝,如陆小凤、楚留香、李寻欢等人很明显是明朝人。古龙小说被翻拍成影视作品后,其时代设定即常在明朝。梁羽生的作品如《白发魔女传》《萍踪侠影录》等八部写的都是明朝的事,这些也均受电视剧导演青睐。至于经典的武侠电影,如徐克导演的《新龙门客栈》、《龙门飞甲》,徐皓峰导演的《倭寇的踪迹》,以及《锦衣卫》、《绣春刀》、《新流星蝴蝶剑》、《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少林小子》、《南拳北腿》、《杀人者唐斩》等电影均以明朝为时代背景,对此,读者不禁要问,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为什么武侠故事总爱发生在明朝?作家、编剧和导演们为什么对明朝的侠客情有独钟呢?
电影《东方不败风云再起》
为什么总是明朝?
为什么大多数武侠故事都发生在明朝?回顾历史可以发现,明代社会尚侠崇武之风鼎盛,真正是一个大侠辈出的时代。
“侠”之一字,渊源甚远,先秦诸子已有评说。司马迁著《史记》,即为游侠、刺客树碑立传。后世侠客辈出,两汉豪侠、唐宋奇侠载于官修正史与野史小说者不知凡几。到了明代,侠客较之前代并不逊色,不仅传承了上古侠客重然诺、轻生死、视金钱如粪土的优秀作风,而且呈现集团化、主流化的时代特点。有学者说:“明朝的优势在于其大事件和大人物比较多,符合武侠小说的英雄情结。”明代的侠客故事成为文艺创作的重要来源。
明代尚侠崇武,从皇帝到妓女都追慕侠气
作为侠客并不一定要武艺高强,但韩非子所说的“以武犯禁”却是他们的重要标志。换言之,一个人称之为“侠”,首先要看有没有“侠气”。明代社会,从皇上到妓女都崇尚侠气,以好气任侠、唐突秩序、藐视规则为追求。明武宗正德皇帝颇有武艺,其行为放诞,举止恣肆,可惜生在帝王之家,如果浪迹江湖,倒是一名合格的侠士。明代文学家冯梦龙的《三言》亦常讲侠,脍炙人口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其实也是一个侠的故事。出身青楼的杜十娘因李甲始乱终弃,最终抛撒宝匣、痛斥渣男、纵身投江,其言行颇有侠气,正所谓“自古侠女出风尘”。
明代侠客酷爱打抱不平,这一点和前代并无不同。山人侠沈明臣曾入胡宗宪幕,得到胡的赏识,在胡宗宪入狱死后,他不怕受到牵连,而是“走哭墓下,持所为诔遍告士大夫,颂其冤状”,四处为胡鸣不平。《水浒传》是明朝人写宋朝事,实际反映的是明朝社会人情。鲁达听闻金翠莲父女遭遇后,舍弃公务员身份不要,三拳打死镇关西,最终亡命江湖,其“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的作风,确实是明代侠客的典型代表。
金庸经典武侠《碧血剑》
侠客大多无稳定经济收入,流离辗转,贫病而死者不在少数。朋友死后,其生前挚交慷慨应诺,勤恤急难,承担其身后之事。吴梦暘游长安时与宋西宁交,西宁死后,吴梦暘驾车奔走三千里,为朋友料理丧事。王叔承与范伯桢、陈贞父、胡原荆定交于公车,友人们先后物故,王叔承为他们经济丧事,卵翼其子姓。
士为知己者死也是明代侠客侠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侠客康从理曾跟随刘子高将军抗倭,一次战斗中,他四次冒死救刘将军于锋镝间,对他始终不肯离弃;何璧曾受知于张涛,随他开府于辽,涛死,何璧入楚哭之,与之俱死。《水浒传》中插翅虎雷横犯罪,美髯公朱仝私放雷横,甘愿为其承担牢狱之灾,最终被削职发配。
明代侠客还具有金庸笔下大侠郭靖一般“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风范。明代较有名声的游侠基本上都有入幕军中报效国家的经历。如王寅、徐渭、沈明臣曾入胡宗宪幕;陈第、李杜入戚继光、俞大猷幕;何璧曾入张涛幕等。他们有的从事文职工作,出谋划策,有的直接带兵打仗。明代北部边防与南方抗倭的战场,都有侠客的身影。
明人酷爱壮游,徐霞客即是一杰出代表,侠客更是如此。社会治安与自然环境之险恶决定了明代驴友尚武的习性。壮游者必须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如山人吴扩“日行百里如壮夫”。除了身体要好,壮游者还需要一副豪侠面孔,遇到啸聚山林、开堂立柜的强人时候,“以貌取人”者便有几分忌惮。比如,沈璜“长身赪面,状貌类河朔间人”,俞安期“巨目高鼻、魁颜长身,状貌如河北伧父”。毕竟长相只能吓唬人,真正要保障人身安全,还是要靠高强的武艺,如宋登春“能挽强驰骑”,王寅是少林派俗家弟子,随僧学艺,十得五六。明代壮游者潇洒行踪颇如李太白仗剑醉酒而行,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放浪形骸,潇洒至极。
明代武术繁荣,教派林立
明代武林第一大宗派是少林,少林武学自盛唐以下声名不辍。明武宗本人即仰慕少林武学,其宫城所设豹房之中就供养有少林武僧。明朝军民在抵御倭寇时,亦有少林僧众参加战斗。郑若曾说:“今之武艺,天下莫让少林焉”;茅元仪说天下武术以棍法为宗,天下棍法则以少林为宗。被后世武侠作品誉为江湖第二大门派的武当,其武学在明代武林中多是基于传说,因内家拳收徒严格,传播不广,武当功夫在明代实际上并不出名;倒是峨眉派在明代江湖之中颇有几分地位,峨嵋枪与少林棍、日本刀并称绝技。
除了正统的武林门派,明代秘密教门十分兴盛,如白莲教、罗教、弘阳教、黄天教、大乘教、八卦教、天理教、收圆教等在底层社会流行,客观上为武术的繁荣和流派的形成提供了环境。秘密教门和结社常以教拳习术、切磋武艺为联络手段,教众练武防身,或游走江湖,四处授徒,暗中勾连,武学因此兴盛。广为人知的“十八般武艺”是在明代有了确定的内容,而且,明代秘密宗教、结社还推动了气功的传播和发展,促进了武术与气功的广泛结合。
科举考试出路艰难与文人生存状态恶化
明代中期以来,科举制度上升管道日益狭窄,士人无法通过此渠道证实自己的人生价值,因此他们开始构建新的人生理想,拓展出新的生存空间,活出新的人生价值,文人产生了不合传统的价值观,开始向侠客气质转变。
电影《白发魔女传之明月天国》
明代科举制度日益重要,选官途径单一化,朝廷任用官吏看重学历出身,甚至到了非进士出生者,不得担任重要职位的地步。明成祖时,“内阁七人,非翰林者居其半。”自从英宗天顺二年,“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成为定例,连两京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等重要官职,也都非翰林不任。社会日益注重学历出身,然而科举这条入仕之路并不好走,明中叶后,各省直的科考规模在四五千人至数万人之间,平均录取率估计在百分之十上下。乡试录取率,由明初百分之十左右下降至嘉靖末年的百分之三,而实际录取率又低于此。士子上升管道愈见狭窄,大批无法完成阶层流动的文人长期沦落在主流之外,出路无着。于是,明代开始有了“百无一用是书生”的说法。
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追求独立、突破传统限制的风气开始在社会弥漫,士子渴求功名的愿望落空,他们抛弃儒巾,行为逐步突破秩序,要求社会承认并尊重他们的存在。于是,大批士子开始追慕侠客作风,行为放荡,一言不合就拂袖而去,如康彦登,“为人慷慨负气,一言不合,辄拂袖去”;张诗去顺天府试士,“令自负卓凳以进,拂衣而去”;王寅,“纵缙绅先生折节与为知己者,稍不合则飘然拂衣而去,不复顾。”他们脱离生产、脱离现实,过起了一种游荡的生活:他们多出入妓院,醉酒狂歌,或骑马负剑,四处野游,终日不问家事,以放荡言行展现自己的不平之气。
电影《锦衣卫》
明代两大特殊群体的崛起:山人与锦衣卫
山人是明代兴起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这些任侠的山人仗剑出游,纵迹江湖,如谢榛、卢柟、沈明臣、王稚登、王寅等,活跃于各自所处的时代,展现了不同以往的书生形象与生命历程。山人与游侠身份的交织融合在当时社会造成很大影响,以至于引起皇帝的警觉,万历皇帝颁布有“尽逐在京山人”法令,这与山人游侠的日渐扩张的影响是不无关系的。
侠是山人文化的核心。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里提到的一百余位山人,其中四十余位都与侠有关。山人如同侠者,是脱离传统秩序的游民,他们文武兼通而又不守法纪,轻别乡里,浪迹天涯,同时轻生死、重声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谱写武侠故事与抒发侠气是山人进行文艺创作的动机与主要内容,同时,他们自身的经历也给明代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创造素材。山人的形象成为一种文学形象而进入公众的视野,在当时即已出现在传记、小说、戏曲中,及其后世,更为影视创作提供了的新题材。
除了山人群体,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也是明代的特色,那就是引起后世创作者无尽遐想的锦衣卫。明代政治因东厂、西厂和锦衣卫对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施加了严厉的限制,士子们的生活处处是必须遵守的规则,他们因此渴望脱离现实压迫,脱离压抑的政治生态而追求一种游荡不羁的生活;这些担当牢笼角色的厂卫,也成为后世演绎明代侠客故事的重要素材。
电影《绣春刀》
明成祖设立东厂,专门“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东厂由皇帝的亲信太监掌管,它和侍卫亲军锦衣卫一样,只对皇帝负责,无需经过司法机关批准即可随意捕捉官民人等。宪宗时设立西厂,是为皇帝私人的侦缉机构,由太监汪直提督厂事,西厂特务横行天下,肆意缉拿官民,“虽王府不免”。正德年间,厂卫合势,太监刘瑾又设立内行厂,其凶狠程度远超东、西厂之上,以至于各地百姓见到有鲜衣怒马、操北京口音的人,立即四散奔走,远远逃避。明代特务政治的猖獗为后世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无尽的灵感来源,形象冷酷而杀人如麻的锦衣卫、性格扭曲而又武功高强的太监,清一色成为武侠电影中的典型反面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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