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悲歌：南明速亡之谜

南明弘光政权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就倒台了，自然有其失败的必然原因。我们先来了解下明清双方的国家战略。

先说明朝。个人认为，弘光朝廷的国家战略并不明晰，一直比较混乱。如果简单划分的话，其实可以归为恢复期和偏安期，以弘光元年二月各衙门取消“南京”二字为标志，这表明弘光朝廷已经在政治上彻底放弃了恢复北方失地的想法，用清代史家徐鼒的话说叫“君臣之无意中原也”。在此之前，无论是“借虏平寇”也好，还是三面作战也好，不管是否真心实意，至少恢复、进取的政治态度是做出来了。但战略收缩后，面对清军和左良玉叛军的相继进攻，弘光朝廷的国家战略却出现了严重混乱，决策层完全无法弄清谁才是他们真正的敌人，陷入决策争议之中。

清朝则不然。虽然清军刚入关时，清朝还没有一统中国的政治决心，但它的决策逻辑并不混乱，那就是在不同时期根据不同的形势和政治需要做出最符合己方政治利益的决定。具体而言，清朝对南明的国家战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试探期，可以用“和”来概括。在顺治元年（1644年）六月十五日的谕江南诏中，清朝明确宣布，自己出兵“救灾恤患”，乃是“救中国之计”，因此自己一定会“厉兵秣马，必歼丑类，以靖万邦”。至于由“不忘明室，辅立贤藩，勠力同心，共保江左者”所建立的弘光政权，多尔衮认为是“理亦宜然，予不汝禁”，而且双方还可以“通和讲好，不负本朝，用怀继绝之恩，以惇睦邻之谊”。虽然做的只是表面文章，但也表明多尔衮等人暂时没考虑对付弘光政权。

当然，清朝还留了一手伏笔，那就是“若国无成主，人怀二心，或假立愚弱，实肆跋扈之邪谋，或阳附本朝，阴行草窃之奸宄”，它就会毫不客气地“移师南讨”。此诏软硬兼施，虽然承认了南方的自主权，但也留下了继续南下的伏笔和借口，是对弘光政权的一个试探。第二阶段是威慑期，威慑期又可以细分为政治讹诈、局部冲突、进攻试探三个时段，其核心是“逼”。具体而言，就是以七月多尔衮致史可法信、十月清朝发布征讨明朝的檄文、次年颁布平定江南谕为界。这里先简单说下多尔衮致史可法信。多尔衮致史可法信是由复社诗人李雯起草的，虽然他是新降汉人，不过下笔时却毫不客气，直接使用政治讹诈手段来威逼弘光政权“削号归藩”。虽然此时双方尚未有冲突，但这封信实际上标志着清朝统治者已经开始在改变对弘光政权的政治态度，这是一个很大的战略转变。

十月伐明檄文则有个很重要的政治背景，那就是九月和十月的时候顺治帝迁都北京。为了表明自己的正统性，清朝就必须向世人宣示一统天下的政治决心。虽然说早在清军入关后的五月初三，多尔衮就在谕令中提到“定鼎燕京”，明确提出要在北京定都；不过这只是多尔衮的个人看法。直到六月十一日，清朝才正式决定定都北京。定都北京的关键，是为了“慰天下仰望之心”，提高政治号召力。眼下既然已经迁都，那就必须发布征讨明朝的檄文作为政治宣示，以彰显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和天命所归。因此在十月的这份檄文中，清朝历数了弘光政权的三大罪状：不发一兵一卒为崇祯帝报仇；在无遗诏的情况下擅立福王；各位将领不思讨贼拥众害民。通过公开宣布问罪征讨，以显得自己师出有名。不久，清朝更是任命和硕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南下江南。有意思的是，清朝对南下和西征的亲王封号很讲究，南下江南的多铎名号为“定国大将军”，而西征李自成的和硕英亲王阿济格名号却是“靖远大将军”。一个“定国”，一个“靖远”，毫无疑问，征讨南明，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大事，所以用“定国”；而李自成，即使称了帝，在清朝眼中依然只是流贼，所以只用“靖远”，即平定远方的起义军。果然，在崇祯十七年十一月，明清双方就爆发了局部军事冲突。如前所说，清朝山东沂州总兵官夏成德攻陷海州、宿迁、丰县，并兵围邳州，与明军相持了半个月之久。

为了否定南明政权的政治合法性，清朝甚至在告示中称南明为“逆”，督师史可法就曾对此表达了强烈的愤恨。可见，这时清朝对南明的态度已经发生剧变。

次年二月的平定江南谕则是清朝下发给多铎的谕令。该谕令要求多铎立刻和阿济格交接，继续执行平定南京的任务。第三阶段是征服期，可以用“战”来概括。虽然说多尔衮进京不久就因为下令剃发而受到大臣劝阻，但针对大臣称剃发令“非一统之策也”的论调，多尔衮毫不客气地说：“何言一统，但得寸则寸，得尺则尺耳。”这话充分表明，清朝在中原能走多远，多尔衮心中并没有底，只是抱着能占一点儿便宜是一点的想法。到了消灭弘光政权后的闰六月十二日，多尔衮下谕：“方今江南平定，人心归附，若不乘此开基一统，岂不坐失机会？”这时候的多尔衮才真正有了一统之心。此后，统一中国就成了清朝的基本国策，一直未再更动。明清形势也彻底逆转，双方进入全面战争阶段。

可以说，在战略上，清朝远比明朝高明。说完了战略，我们再来看双方的组织工作。与清朝派多铎以定国大将军的身份全盘独立负责征明事宜不同，明朝没有一个全盘独立负责抗清事务的总负责人。虽然史可法是前线总指挥，但江北四镇的黄得功、刘良佐、高杰和刘泽清并不完全归他管理，而广昌、靖南等镇军务是由应天、安庆巡抚朱大典负责，卫胤文任总督兴平镇将兵马，总兵李本身提督高杰兵马。针对这一现象，史可法曾上疏说：“如今江北有四藩，有督师，有抚按，有屯抚，有总督，官员不可谓不多。但是敌人和贼寇一来，他们却没有多大用处。”这段话充分说明了明朝指挥体系的混乱。光是协调这些官员进行公文传送，就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效率十分低下。这种“大小相制”的复杂指挥体系造成了调度上的极大混乱。史可法的幕僚就曾说过：“大人身为督师，调度与诸藩不同，怎么还与他互相分军队驻地？这样阁部还怎么掌握藩镇？”可见，督师的调度和四镇的调度是不一样的，双方的关系比较复杂。当然，江北四镇也确实比较跋扈，不是史可法能完全节制的，所以导致了指挥系统的失灵。

更糟糕的是，南明中央还对前线军队指手画脚。如清军南下时，黄得功和刘良佐被下令“合击淮上”，结果等清军势大，朝廷感受到威胁后，就连忙插手军务，急调黄得功入卫。等到局势不可收拾，史可法被围扬州后，朝廷更是直接下令让王永吉、卢九德、刘泽清、刘良佐等人前去救援扬州，这些都是越过督师史可法直接下令的。而这四个人，一个总督防河，一个是皇帝信任的司礼监秉笔太监、提督京营，还有两个是跋扈的勋贵镇将。总督和太监手上自然是没多少可战之兵的，他们最重要的任务自然是督促、监军，而皇帝和朝廷也知道这两镇兵马不可靠，于是紧接着又下令王铎和常应俊督师出镇。需要指出的是，王铎和皇帝早在河南时就已有旧情，而常应俊更是在皇帝落难的时候对他有救命之恩。因此，这两个人可以称得上是皇帝的嫡系亲信。皇帝让这两个人亲自督师，表明了他对此事的重视。史可法遇难后，到底是谁在前线具体负责指挥抗清行动，并不是很清楚。此时的王铎和常应俊，应该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政治使命。至于新任命的巡抚霍达、杨文骢等人地位并不高，而且没有殉国的决心。因此，在清军过江后，霍达竟然换了衣服混杂在人群当中，赶紧找了只小船逃跑，一直跑到苏州。至于杨文骢，干脆带着剩下的200多名黔兵直接跑回南京。可笑又可气的是，皇帝逃跑后，主降派大臣迅速组成了以赵之龙为核心的投降谈判小组，与指挥作战时的那种混乱和低效完全不同。后方失和也是弘光政权失败的重要原因。大敌当前，弘光政权却还在激烈内斗。监军侍讲卫胤文甚至指责史可法这个督师是个累赘，逼得史可法不得不表态希望朝廷能让他卸下重任召他还朝，以便“统一事权”。虽然朝廷并没有同意，而是让卫胤文总督高杰部，但这只是让史可法这个督师更加无法施展布局。对于史可法希望用高杰部将——其外甥李本身为提督代统兴平镇兵的建议，朝廷也给予驳回，认为兴平镇让高杰之子高元爵统辖、卫胤文料理就够了，没必要设立提督，直到此后情况所迫，才让李本身提督高杰部。

高杰死后，黄得功甚至还引兵前往扬州准备袭击高杰军中的家眷，逼得朝廷不得不派太监卢九德前去制止，最后还下了谕旨：“大臣应当先国事而后私恨。若得功前往扬州致高营兵将弃营东顾，那敌人乘机渡河，谁来担罪？着诸藩恪守臣节，不得胡来。”至于“太子案”更是引发了朝廷的激烈争议，还导致左良玉趁机举起“清君侧”的大旗，再加上“童妃案”对皇帝和朝廷造成的巨大政治冲击，使明朝后方忙于内斗，根本无法团结一致、对付外敌。

明军的作战决心也远不及清军，因此才会出现一系列投降事件，以《清实录》中记载的奏议为例：“我军至南京，忻城伯赵之龙率魏国公徐州爵（徐允爵）……内阁大学士王铎……都督十六员、巡捕提督一员、副将五十五员并城内官民迎降。其沿途来归者，兴平伯高杰子高元照、广昌伯刘良佐、提督李本身、总兵胡茂祯……二十三员，监军道张健、柯起凤二员，副将四十七员，参将、游击共八十六员，马步兵共二十三万八千三百。”

“伪总兵田雄、马得功缚福王及其妃来献，并率十总兵部众降。”

“招降监司一员、总兵一员、副将二十三员、参将二十五员、游击四十员、都司守备七十三员。”

“故明宁南侯左良玉子梦庚、总督袁继咸、守道李犹龙、巡按黄澍率总兵十二员、马步兵十万并家口泊舟九江之东流县界扬子江中，俱投降，共带大小船艘四万。”

“潞王大恐，遂率众开门纳款；浙西湖州、嘉兴、浙东绍兴、宁波、严州等府亦皆归顺。绍兴淮王渡江来见；复遣人至湖州絷周王眷属，移杭安置；收总兵王之仁所部兵将二万五千人。”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明军怯战、畏敌，没有坚定的作战决心，士气也不高，自然就很难打得赢清军了。武器装备对作战双方同样有着很大的影响，不过关于这方面的着墨并不多，史料中只有零星记载。比如固山额真准塔在汇报中提到，在针对刘泽清部的战役中，缴获船500余艘、马900余匹、骆驼25只、红夷炮120尊、银47000两。当然，这只是战后的缴获，并不是说刘泽清部本身就只有这么点装备。阿济格追击左梦庚时，缴获了4万艘大小船，其他收缴物品则记载不详。从这些散碎的记载来看，明军的水师装备还是比较强大的。至于红夷大炮的数量，或许有所夸大，也可能是刘泽清的红夷大炮为国内仿制；但从准塔和刘泽清的交手资料看，很明显，明朝的装备是占了上风的。可以说，在总体上，明军的装备是优于清军的。

可为什么明军拥有这么多的红夷大炮依然不是清军的对手？首先，军队的拨款对士气影响很大。按制，四镇中每镇给饷60万两，结果弘光政权建立仅仅4个月的时间，江北就已经给饷360万两，这相当于发了一年半的银饷！但等到高杰北征的时候，却出现了史可法的督标和高杰的镇标被拖欠军饷的情况！变化之大，实在让人诧异。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迥异的记载皆出自圣谕和奏疏。虽然争饷是为了扩大利益、满足私心，但4个月发了一年半的军饷却依然不够，那就只能说他们把这笔钱用在了其他地方，没用在正途。像刘泽清，就把宝贵的资金用在了大兴土木上，可以说是日费千金，就这他还不停地向朝廷要钱，朝廷自然给驳了回来。

有意思的是，这事发生在九月。而八月的时候，史可法出巡淮安，检阅刘泽清的兵马，并替他向朝廷请饷，结果被马士英拒绝。这是不是意味着，由于朝廷之前一次性把军饷都拨给了军方，因此八月后就不再准时拨付军饷，所以才发生了高杰北征没钱，弘光元年二月的时候总兵牟文绶因为没钱只好在江上大肆骚扰的事件？军方闹事，朝廷自然不能坐视不理，于是被迫发谕称：“户部所欠之饷，何不速发？坐视流毒！着即将盐课抵补，催兵速行。”

至于郑彩这种军头，更是干脆直接截留朝廷银两，逼得督饷侍郎申绍芳不得不上疏“乞敕禁止”这种行为。弘光元年三月的时候，史可法不得不下令监军吴易奉檄在江南征饷。从这些变化可以看出，弘光政权的军费供应随着时间流逝越来越糟糕，这直接影响了南明军队的作战能力。其次，南明的战争潜力也非常糟糕。南京的岁入本折不过八九百万两白银，但南渡后东南各部兵马的兵饷就占了780万两，显然，这点儿收入是远远不够开支的。因此，户部无饷可给，文武官员多发折钞，困难的时候干脆不发工资。对于皇帝的责怪，官员们也是束手无策。在这种状况下，指望官员和军队团结起来，一致对付外敌，是不可能办到的。更不可思议的是，清军占领南京后清点出的收缴物并不多：只获得780两黄金、两白银、25片片金、7枚琥珀、9颗宝石和2000多件缎、纱等衣料以及少量珠宝。虽然清方相关人员在经办时会贪污一部分、虚报一部分，但金银和衣料等物数量应该不会差太多，毕竟不方便携带，再者衣料太好与自己身份不符，顺走太扎眼也不好出手，但方便携带又价值较高的珠宝就很容易被人私藏暗中交易，所以大部分上缴登记的珠宝种类都只有一两样。因此可以推断，南京国库已经没多少钱了。

而在江南战役期间，清军一共只缴获了金90340两、银两、琥珀及素珠27枚、酒盅78个、上等衣料1800件。可见，在整个江南库府，清军也没能缴获到太多财物。仅凭这点儿金银，明朝是很难挖掘出战争潜力的，因为政府已经没有富余的钱财去组织、训练一支合格的军队，装备精锐的武器，更无法提高官兵的士气。而清朝则不然，除了有正确的国家战略、有效得力的组织协调、稳定的战略后方和坚定的作战决心外，它的行动还具有以下特点：首先，灵活运用战术，或集中优势兵力，或多路发起进攻。清军一开始分遣主力准备一举解决顺、明两大势力，但由于局势变化，清朝果断集中优势兵力，先攻大顺，再打南明，避免了两线作战的风险。多铎大军在进入河南后，又迅速兵分三路：多铎亲统大军出虎牢关口，拜尹图等出龙门关口，韩岱、伊尔德、尼堪等则率领外藩蒙古兵由南阳路过，会攻“豫东门户”归德。合兵归德后，多铎又和准塔分别率军进击亳州、徐州，阿济格则从湖广由西而东进入江西。

其次，政治诱降配合军事打击。在进攻中，清军采取政治诱降先行的策略。多铎就曾写信给高杰进行劝降：“如果能弃暗投明、择主而事，将军便过河面会，这样你的功名就会非常大了。”高杰不为所动。之后，许定国也派人招降过凌御史，结果同样被拒绝。不但如此，他还把多铎派去催促他投降的使者杀了。清军逼近扬州后，也曾招降过史可法和他的手下，但史可法拒绝招降。六月二十八日，清方在南京颁诏称：文武勋贵归顺的酌才推用，遭到贬谪诬害的昭雪录用，进士、举人赴京等待录用，福王随从来归的一体录用，降清的马步兵归建或回乡，南方抗清将领来归者量才擢用，文武士绅过去冒犯过清朝的一概宽赦，但如果有人敢谣惑人心，就会从重治罪。招降纳叛、软硬兼施，清朝很快实现了地方上的稳固统治。

南京投降后，赵之龙、朱国弼等向南直隶发布檄文，要求其投降清朝。此文可以说极富文采，但也非常厚颜无耻，把清朝夸上了天，开篇就以三个连续反问的形式，把清军入关说成是正义之举，接着又指责明朝的不是，要求明朝官僚认清形势，勿要顽固不化，以致生灵涂炭。不管文字有多虚伪，但这个檄文确实起到了招降纳叛的分化效果。可以说，清军通过政治诱降和军事打击，加速了弘光政权的失败。

最后，重用投降军官及其军队，这些人为清朝的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许定国、李本身、李成栋、刘良佐等“带路党”，在清朝尚不了解南方底细的情况下，凭借对明朝内部情况的了解，成功地摧毁了弘光政权，为清朝占领江南做出了巨大“贡献”。以下是参与江南战役和在此战中投清的降将：在这些将领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刘良佐。身为明朝勋贵，他不但率军投降了清朝，而且还主动请命去抓待自己不薄的前主子，可以说是无耻的典范。当然，这可能也和刘良佐的弟弟刘良臣早在大凌河战役中就投降了有关，也可能和他卷入了“太子案”“童妃案”有关。不管怎么说，这次清军下江南，确实带上了不少在大凌河战役中战败投清的将领。正是有了这些投降军官的带领，才让人数极少的清军能够在战争中迅速获胜，并减少满蒙贵族的损失。

由以上信息可知，在这场江南战役中，明朝虽然占有主场优势，但因自身缺点，反而尽为清军所败，教训不可谓不深刻。然而令人惋惜的是，之后的南明政权并没有从弘光朝廷的历史中吸取教训，反而出现了一些更让人失望的情况，引得后人叹息。对于弘光这段历史，延平王郑经作诗感叹道：

钟山巍巍兮，长江洋洋。圣安监国兮，旋正位于南京。内有史阁部之忠恳兮，外有黄靖国之守危疆。苟用人尽当其职兮，岂徒继东晋南宋之遗芳。胡乃置贤奸于不辨兮，罢硕辅而宵小用张。付军机于马阮兮，致宁南之猖狂。任四镇之争夺相杀兮，不闻不问而刑赏无章。妙选之徒四出兮，既酗酒而复作色荒。慨半壁之江南兮，已日虑于危亡。元首何昏昏兮，股肱弗良。庶事之丛脞兮，安得黎庶之安康。阵马使北而无成兮，竟延胡寇以撤防。谋国有如是之乖剌兮，俾腥膻泛澜于四方。致黄唐之胄裔兮，尽行而彷徨。贤人之不甘污辱兮，蹈东海而远扬。痛恨乎奸谄遗害无穷兮，迨今滋而强胡虏焰方长。

诗中的“圣安”是指福王，“黄靖国”是指黄得功，“宁南”则是指左良玉。全诗从钟山、长江风景写起，接着写福王即位后，内有史可法忠恳为国，外有黄得功守备危疆。用人若能尽当其职，怎会不能跟东晋、南宋一样划长江为界，治理江南呢？只可惜，朝廷奸佞不分，导致马、阮这样人越来越嚣张，他们让宁南侯变得猖狂、放任四镇之间互相残杀、奖罚无当、酗酒、沉迷女色……正是由于他们谋国失当，才让外敌入侵，以致黄帝、唐尧的子孙行路彷徨，德才兼备之人不甘受辱远蹈东海。最后郑经感叹道：奸邪谄媚之辈遗害无穷，令人痛恨，助长了胡虏的气焰。全诗充分表达了对马、阮等人的愤怒。

需要指出的是，该诗不是历史记载，所以提到的某些内容并不准确，如“内有史阁部之忠恳兮，外有黄靖国之守危疆”，就只是作者个人主观情感的表达。但不管怎么说，郑经的看法，代表着当时抗清人士的主流看法，而且这个看法，直到现在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可见传统观念的影响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