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称国学界凤凰，他自己说可以“平视孔子”，他凭什么这么狂？

文/青峰

刘师培(1884一1919)

民国时代是一个理不清剪还乱的时代，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其特殊的风味。

在那样一个时代大翻覆的社会背景之下，东西方文化首次出现大的碰撞，各个领域都涌现出了一批大师级的人物，让后世颇感神奇。

狂人、疯人、奇人，在中国近五百年来为一时之冠。刘师培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出现的一位文化奇人、狂人。

在其不到三十岁时，他向文化界放言，其可以平视孔子。这在孔子以后的几千年里，华夏大地上还从没有过的事。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连当时稳坐国学第一把交椅的章太炎先生，似乎对此也并无多言。甚至还为其站台，对学界道：“师培，他是国学界的凤凰。”

国学大师、民主革命家章太炎先生(1869一1936)

刘师培何许人也？他当得起章太炎先生这么高的评价么？

他自己说可以“平视”孔子，是吹牛，还是真有过人的惊世学问？

今天，笔者青峰就与头条的朋友们一起走近国学之风盛行的民国时代，去感受一下这位“时代狂人”刘师培。

一、刘师培的童年与少年：八岁时能读《周易》，十几岁便在经学上饮誉学术界；

刘师培，字申叔，1884年出生于江苏省仪征县一个显赫的书香世家。

其家中三世皆为经学饱学之士。从其曾祖父刘文淇始，便以治《左传》享誉于世。其祖父刘毓崧、父亲刘贵曾、伯父刘寿曾都以专治《左传》饮誉学林。

刘师培少负异才，尤其是记忆力之奇，令人十分惊异。其8岁时，在其母李汝谖的辅导下，便开始学习《周易》，12岁时便已经读完了《四书》、《五经》。令人惊讶的是，小小年纪的刘师培不仅能全部通背这些古代经典，并且还能举一反三，阐述自己对古籍经典的见解。

他这种“照像机式”的记忆力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让时人与后世不可思议。

1902年，18岁的刘师培考中了晚清的秀才。次年，他19岁时又在乡试中考中了晚清的举人。

如果沿着这个势头与惯性，再接连考中进士，那么他很可能要在大清260多年的科举历史上创造奇迹，成为有大清一朝来科举制度上学子们的“天花板”。

还好，20岁时，他赴京师会试失败了。

这成为了他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这一年，会试失败的刘师培返回家乡，途经上海时，与章太炎相识了。

章太炎，字枚叔，浙江余杭人。生于1869年，比刘师培大15岁，可以说无论从年龄还是学术声望上都是刘师培的长辈。但是，作为民国时代国学界“行走的学术重镇”，同样也是“狂人”、“疯子”的章太炎却十分敬重刘氏一门四代治经的学问，以平辈视刘师培，并引为国学上的“伯牙子期”，对刘师培十分欣赏与器重。

此时的大清已经是风雨飘摇，行将就木，大清这间破屋子倒塌只是朝夕之间的事了。这在有识之士中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此时刘师培返程途经上途时，拜会了国学大师章太炎，两人一见如故，意气相投，畅谈经学与中国时局，大有相见恨晚之感。章太炎于是降身纡贵，遂与小自己15岁的刘师培结为莫逆之交。

章太炎与刘师培，国学史上著名的“二叔”——章枚叔与刘申叔

章太炎作为国学大师、革命家，分析大清及国际时局，建议刘师培放弃科举之路，投身于民主革命。刘师培听完章太炎一番宏论后，思想上幡然醒悟，欣然接受了章太炎的革命主张，从此投身于革命，以推翻清廷为己任，决心光复中华。

二、以笔为枪，办报办刊，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与夫人何震夫唱妇随，书写了自己一生中最为耀眼的一段岁月；

1904年3月，刘师培在上海《苏报》上发表《攘书》一文，正式提出“攘除清廷，光复汉族”的革命主张，算是正式向清廷宣战，告别自己的过去。

随后刘师培又在《苏报》上发表《留别扬州人士书》、《中国民约之精义》等文章，呼吁整个社会积极创办新式学堂，抛弃陈腐的科举八股之文，学习西方文化，开启民智。同时，他还鼓励各省有学之士出国留学，以西方实用科学改造这个百孔千疮的社会。

同年，刘师培与蔡元培结识，在蔡元培的邀请下出任由其创办的《警钟日报》的主编。同时还担任《中国白话报》的重要撰稿人，积极倡导白话文，摒弃已经毫无生命力的文言文。

在此期间，刘师培又参加了蔡元培等人组但的军国民教会等一批革命秘密组织，成为光复会的创办会员与骨干成员。

为了示人以决心，刘师培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刘光汉”。

由于刘师培的种种革命活动影响到了大清政局的稳定，被慈禧点名通缉捉拿。于是，刘师培不得不带着妻子何震在上海、浙江、安徽等地东躲西藏，以躲避清廷的缉捕。

1907年，在国内无处藏身的刘师培，应已在日本的章太炎之邀前往日本。

远在东瀛的章太炎得知刘师培已经成行，正动身前往日本，一时高兴得手舞足蹈，哈哈大笑，连声道：

“申叔(注：刘师培字)来了，吾道不孤矣！”

此时在一旁的汪兆铭(注：即汪精卫)一脸困惑地问：

“申叔是何人，能使你如此欣喜？”

章太炎笑而答曰：

“你不知道，此人是真正的绝世之才，国学界的凤凰，革命派中的狂人。更难得的是，他只有二十二岁。”

此行刘师培不仅带上了妻子与母亲，同时还带上了表弟汪公权。后来，正是这个汪公权导致了章太炎与刘师培关系的彻底破裂。

到达日本后，刘师培经章太炎的介绍，认识了孙中山，并加入了同盟会。

在日本，刘师培与妻子何震一起办报办刊，宣传革命思想，一时风头无两，成为在日留学生中人所称颂的“一对革命的鸳鸯”。

然而，好景不长，很快刘师培便因何震生活不检与章太炎祸起萧墙。

三、与章太炎交恶，回到国内后被端方收买，背叛同盟会，成为其一生无法洗去的污点；

革命对于刘师培这样敏感多疑的旧式文人，就像一场发热感冒式的急热病，来时容易去时快。以至后来，他甚至产生出革命不如维新、维新不如守的的念头来。

像他这种旧式的文人，在革命的阵营中，与昔日的同志分道扬镳自然是迟早的事，往往只需有人在背后轻轻一推。

这背后轻推他的人，便是他的妻子何震与汪公权二人。

何震，原名何班，江苏扬州人。其父何承霖与刘师培的父亲有旧，何刘联姻，本算门当户对，亲上加亲。1904年嫁于刘师培后，在新革命丝潮影响下，日益激进，加之性格开放刁蛮，婚后刘师培十分惧内，事事惟何马头是瞻，终至后来走上革命的歧途。

刘师培妻子何震，原名何班

到日本后，何震一方面宣传革命女权思想与无政府主义，提倡妇女解放，一面热衷于各种社交，风头一时为盛，成为在日本革命党人中的“风云女权人物”。

由于刘师培体弱多病，加之醉心于经学的研究，对何震的行动极少过问。很快何震便与汪公权暧昧不清，出双入对，滚在了一起。

由于章太炎在日本时囊中羞涩，像当时许多东渡日本的革命党人一样，往往多人合租住在一个屋檐下。何震与汪公权的事被章太炎发现了，出于对朋友刘师培的关心，章太炎考虑多日后，不希望刘师培被蒙在鼓中，于是好心地把这事给刘师培讲了。

刘师培听后却半信半疑，把此事告诉了其母亲，既而又告之了其妻子何震。

何震为此找到章太炎大吵大骂，让章太炎很是尴尬。刘师培自此与章太炎关系恶化，心生嫌隙，不复往日亲密无间。

此时的章太炎，因革命主张与同盟会中一众元老多有不同，颇遭同盟会骨干们的排挤，心中很是失望。于是想去印度落发为僧人，精研佛学。

但是，章太炎连去印度的路费也没有，更惶谈去印度后的生活费了。

为了筹措去印度的费用，他想到了一个人——时任大清两江总督的端方。

章太炎作为民主革命家，为何想到了一位身为晚清的封疆督抚端方身上去了呢？

其实端方其人，除了是晚清满族重臣之外，他还有一个身份，即晚清著名的金石学家。他与一般的晚清官员颇为不同，早年积极参加过康梁“戊戌变法”，主张君主立宪制。在其所历湖北、湖南巡抚任职期间，曾大力鼓励学子出洋留学，对有实学的学士多有资助。所以，在晚清端方被誉为开明人士。

端方(1861一1911)，晚清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也是一位有名的金石学家。

由于刘师培在日本革命同盟会中亦不得志，于是先期返回到国内。章太炎委托刘师培找端方谈一谈，能否资助其去印度一年的费用。

谁知，回到国内后的刘师培，在其妻子何震与何震表弟汪公权的怂恿游说下，迅速脱离了革命党同盟会。

其妻何震一向好慕虚荣，生活奢侈，挥霍无度，一回到国内便与表弟汪公权为了金钱，被端方以重金收买。刘师培一向惧内畏妻，在何震的蛊惑与裹挟之下，加之回上海后办报也缺少经费，于是也投向了端方，并成为了端方的座上宾。

在脱离革命阵营后，何震与表弟汪公权协迫刘师培开始大势出卖同盟会情报给端方。并且污蔑章太炎是革命的叛徒，把章太炎向端方借钱寻求资助的事向吴稚晖透露。

为了进一步使章太炎污名化，在同盟会中弄臭章太炎，何震给正在上海主办《新世纪》报的吴稚晖写信，在她一通骚操作之下，把章太炎描绘成了收受清政府钱财资助，安插在革命阵营里的奸细与卧底。

章太炎在日本时与吴稚晖有矛盾，二人一向互相看不上。吴稚晖于是把何震所写信中的内容刊登了出来。

这一下子让章太炎百口莫辩，在国内与日本同盟会中引起轩然大波。就连其至交蔡元培也半信半疑，给吴稚晖写信，要其不要把事做绝。其在信中感叹道：

枚叔(注：章太炎字)末路如此，可叹可怜！然申叔(注：刘师培字)亦太不留余地。

至此，国学界的两位经学大师彻底决裂了。

不久，刘师培何震夫妇与汪公权出买革命党情报的事被败露，情形大白于天下。这时章太炎才洗清了污名。

为了惩罚刘师培夫妇，革命党人派出杀手王金发击杀了汪公权。刘师培为了活命，竟然毫无气节地下跪求饶，指天发誓，表示自己一定以性命保全被捕的革命党人张恭，请求王金发放其一马。王金发念其是其妻协迫所从，加之不忍心杀害这么一位百年不遇的经学大师，便放过了刘师培。

刘师培受此惊吓与教训，干脆彻底与革命党人脱离了，跑到南京成为端方的幕僚与金石学顾问，从此一心潜心于学问，表示不再过问政界之事。

端方调任直隶总督后，刘师培又随端方至津出任直隶督辕文案、学部谘议官等职。

也许是戡乱与刺杀都太过残酷血腥，此后的刘师培确实也安静了几年。他一头扎进中国古代经史子集，以声韵、小学、考证筑起一座围城，把自己围在城中，不闻外界喧嚣，著书立说，写作出了日后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经学考证与注疏、古代音韵、小学等方面有重要影响的学术专著。

1909年6月，端方由两江总督任上迁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上海的报纸披露了端方的随员名单中，刘师培的大名赫然在列。

至此，海内外革命党人才算看清了，刘师培已经不是当年的刘师培，他己经改换门庭了。

因刘师培的“糊涂”而至使与其交恶的章太炎闻知朋友“失足落水”的消息后，痛心不已，不顾前隙与积怨，仍然亲笔书信给他。其信曰：

“吾与君学术素同，盖乃长载一遇。中以小衅，剪为仇雠，岂君本怀？”

直到这个时候，多次受刘师培妻子污蔑辱骂的章太炎，感叹于其人学问之精深渊博，不忍心其失足落水，沦为腐朽晚清的殉葬品。章太炎还在诚心希望这位昔日的好友能远离官场，专心学术，不要再在大清这间破屋子里铤而走险。

但是，刘师培收到章太炎的亲笔信后，不知是出于愧疚还是存心一条道走到黑，对章太炎只字未复。

1911年，端方调任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刘师培又随其入川办师范学堂。不久，端方因镇压川汉铁路运动，在路过资川时起义兵所杀，刘师培也被拘捕入狱。

后经学术界多方活动，蔡元培、章太炎等人联名保释，刘师培方恢复自由。

经此劫难，刘师培似乎低调了不少。四川是呆不下去了，刘师培在其好友南桂馨的邀请下，选择了北上，暂时在太原南桂馨府上做其家庭教师。

不过，不甘于寂寞的他，很快又开始在政坛搅动风雨。

四、不安于书斋寂寞，北上入局袁世凯北洋政府，助袁称帝，再次声名狼籍；

1913年，南桂馨将时任自己家庭教师的刘师培推荐经山西督督阎锡山。

阎锡山对这位仅比自己小一岁的经学大师非常欣赏，对其学问近乎崇拜。在得知这位满腹经伦的年青才俊、经学大师要来自己的麾下做事，阎锡山喜不自胜，亲自前往迎接，并立即任命刘师培为总督府的高等顾问。

如果刘师培能在此环境下安心研究学问，他此后的岁月也许是另一番光景，在国学史上地位也许更高。

但是，在那个动荡的时局下，他一半是自己不甘于寂寞，一半也是时代的裹挟下身不由己卷进了他并不善长的政界，终至身败名裂。

不久，阎锡山为表忠心诚意，向时任大总统的袁世凯推荐了刘师培。袁世凯也很看重这位年轻的经学大师，于是一纸大总统令，任免刘师培为教育部编审、参政院参政、上大夫。

一个共和政体的民国政府，竟然冒出了个不伦不类的“上大夫”头衔官位，可见民国初期政坛的混乱与不堪。

接到袁世凯的任免后，刘师培无比兴奋，感觉自己的政治理想实现在望，似乎自己与“帝师”之位近在眼前。

于是，又一次忙不迭地北上，前往京师“履职尽责”。

此后，刘师培一直支持袁世凯，为其摇旗呐喊。直至1915年，袁世凯开历史的倒车，要恢复帝制做中华民国的“皇帝”，刘师培仍然不能觉醒，为袁世凯称帝大势鼓吹，成为臭名昭著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

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刘师培作为筹安会所谓的“六君子”之一，一时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刘师培只好避难于天津，由于全国各地革命党人声言要缉捕捉拿刘师培，杀之以谢天下。刘师培惶惶不可终日，只好藏身于天津一座破庙之中。

一代经学大师，落得个流离失所，流落于荒野破庙，着实令人可叹。

历史令人欣慰的是，在那样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混乱不堪的岁月，终究也有其理性的光亮，还是有人没有忘记这样一位中国经学史上的奇才，还有人知晓他在中国大地上的学术价值。

五、刘师培最后的岁月，终于找对了自己的位置，在北大为自己一生在学术历史的坐标上划下了一个让后世惊叹的句号；

1917年，袁世凯称帝失败后的次年，北京北洋政府时局有过短暂的气象一新。

此时的北大迎来了它历史上最著名的校长——蔡元培先生。这位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流光溢彩的大教育家，为了建设一个新的北大，以罕有的胸襟与气魄延揽天下奇才前来北大执教。

教育家蔡元培先生(1868—1940)

此时，正任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正在寻找刘师培的下落，听闻他落难在天津一所破庙之中，于是连忙向蔡元培先生举荐，请求让刘师培来北大教授文学、国学、经史。

蔡元培本亦有此意，也在多方打听刘师培的下落，听闻刘落难至此，心中颇为悲伤与叹息。于是决心延请刘师培来北大讲学开设讲座。

然而，整个社会知识份子一听说声名狼籍不堪的刘师培要来中国最高学术殿堂北大国学院当教授，一时舆论汹汹，哗声一片，均表示反对。

蔡元培不愧为大教育家、思想家，以罕有的气魄说道：要为天下读书人留种子，要为国学存元气。

蔡元培先生力排众议，非要请刘师培来北大不可。

这时，学术界仰之若泰山北斗的章太炎先生再一次站了出来大声疾呼：

申叔(注：刘师培字)固其有错，然念其心尚纯正，为中华国学计，为往圣继绝学计，断不可心怀仇恨赶尽杀绝，为其留一线生路，亦为吾国经学留一传人。

由于章太炎与蔡元培两位先生崇高的人格与声望，这一波声讨刘师培罪行的声音总算平息了下来。

自此，刘师培在北大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也富有学术建树的最后三年时光。

蔡元培与北大国文门教授们合影，后排左四为刘师培；

刘师培的学问不愧为大师中的大师。其在北大讲授“六朝文学”、中国中古文学史，其讲义教材全由其亲手编著。其上课旁征博引，对于经史子集、诸子百家、《周易》等，往往张口即来，大段引用背诵从无一字一句之误。其讲课极少在黑板上榜书，有时一节课下来，讲台前的黑板上只有寥寥几个字，而台下学生无不听得如痴如醉，下课铃声响起，学子们仍沉浸在其带入的文学历史感之中，回味无穷。

作为其学生弟子、日后成为一代哲学巨匠的冯友兰先生晚年时曾回忆其师刘师培讲课的情景道：

“当时觉得他的水平确实高，像个老教授的样子，虽然当时还是中年(笔者注：在北大教学时，刘师培才33岁，实乃青年)。他上课既不带书，也不带卡片，随便谈起来，就头头是道。援引资料，都是随口背诵。当时学生没有不佩服的。”

其所著讲义《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发前人所未发，成为一个时代的学术经典。

鲁迅先生一向眼光严苛，他对历史上所有的文学史著作都看不上，唯独对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赞誉有加，认为“申叔所治中古文学史颇佳，可以一阅”。

刘师培在北大教学期间，身体日渐虚弱，自感来日无多，不时发出感叹。

黄侃(图左)与刘师培(图右)

当时章太炎的大弟子、国学大师黄侃也在北大任教。一日，黄侃与刘师培闲聊，刘师培对黄侃叹息道：

“吾一门四世治经学，到我这里恐怕要断绝了。”

黄侃颇感奇怪，问道：

“先生执教于北大，还不能找到优秀弟子传授先生家传绝学吗？”

刘师培感叹道：

“他们中没有资质优秀之人可堪当传人啊！”

黄侃闻言，随即朗声问道：

“那我来做你的关门弟子如何？”

刘师培以为黄侃只是在开玩笑，便说：

“你自有名师，岂能相屈？”

黄侃正色道：

“只要你不认为我有辱门墙，我就执弟子礼。”

第二天，黄侃果然用红纸封了五十块大洋，前往刘府磕头拜师。刘师培心情大好，当仁不让，欣然受礼，说道：

“我今天就不再谦让了。”

对于此事，在学界引起了不小的波浪。有人认为黄侃学问不在刘师培之下，且只比刘小二岁，又贵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大弟子，自我折节拜在刘师培门下，实乃有辱斯文，自轻身份。

黄侃答道：“《三礼》素为刘氏家学，非如绝不能继承绝学，此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其师章太炎获悉此事后，并无介蒂，对此深表赞同。

作为一代国学大师，黄侃拜在自己门下成为关门弟子，继承了刘氏家学绝学，这成为刘师培生命中最后的一丝亮点，在其生命的终点，让其颇感欣慰。

1919年11月20日，这位充满人生争议的一代经学大师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生命永远定格在了36岁这一年。

六、文章结语；

作为一个旧时代的人物，刘师培的一生充满了历史的争议，可谓一言难尽。

他天赋异禀，在学术上近乎天才，治学治史，出手即成后世名著；他醉心政治革命，却不谙其法，以书生之见游走于革命的历史洪潮之中，以至碰得头破血流，几至身败名裂；以“平视孔子”之才，行武斗之事，至于临终前的几年才幡然醒悟，找对自己立身立根的人生支点，明白自己一生的事业到底还是学术。

虽然其醒悟晚了些，且上天也没给其太多的岁月，在其36岁的生命中，他用学术照亮了自己的一生。虽有过迷乱与糊涂，纵观其其一生的学术成就，他仍是那个时代下学术界最好的产品之一。

其一生一言难尽，但自有其光芒与声响，仍然值得我们后世的回望与思索。(全文完)

——笔者青峰2023年5月30日于手机屏上写于长江之滨

文章写后记：

刘师培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颇具争议的人物，要写好其人，实则不易。

其人格人品的缺陷造成了后世对其评论褒贬不一。

然其学术上的巨大成就与其生命的长度，造成了极大的反差。

他一生只活了36岁，然而，在这短暂的36年中，如果再除去他的童年与少年岁月，他一生中从事学术的时间只有短暂的20年左右。

如果我们看他学术上最后留下的成就，则令人无比的惊讶。

下面笔者不妨粗略列举一下他的学术成就：

在《左传》研究方面，有《春秋左氏传古例诠征》、《春秋左氏传例略》、《春秋左氏传答问》、《春秋左氏传时月日古例考》、《读左札记》等著作；在研究《周易》方面，有《周礼古注集疏》、《礼经旧说考略》、《逸礼考》、《古书疑义举例补》、《记文札记》等；在语言音韵学方面，有《左盦集》、《左盦外集》；在古文学史上，有《中国中古代文学史》。其去世后，其著作由其弟子刘文典、陈钟凡搜辑，好友钱玄同整理后，辑成的《刘申叔先生遗书》，又包括有经学、小学22种；学术文辞13种；群书校释24种；诗文集4种；读书札记5种；教科书6种。

如果再细一点，这个名单还会更长。他的这些学术成就，绝大多数都是且有原创性，是开始性的工作，其中的不少著作成为后世治经治史的经典参考书目。

笔者写作此文时，除了有一种对其一生的感叹外，更多的是对其学术上一种深深的敬意。

他在国学上的这种学术成就，放在今天，即使给一个有一定学术天赋的人一百年的岁月，也不一定能达到其高度。

这真是令人惊叹啊！

除了感叹其天才之外，笔者更多的是在思索：一个人创造力的极限与边界到底在哪里？

附文章写作部分参阅书目：

1、《经今古文之争与近代学术嬗变》，作者张凯，四川人氏出版社，2021年版；

2、《刘师培评传》，作者方光华，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

3、《知堂回想录》，作者周作人，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4、《章太炎的新文化运动》，作者林少阳，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5、《刘师培年谱》，作者万仕国，广陵书社出版，2008年版；

6、《章太炎自述》，作者张九思，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